国企挤占私企贷款这件事，光靠金融业自身无力解决
◆ 中国的银行可能在做一些明显不“理性”的投资，这些不理性的投资为什么会发生？进行“非理性”投资的大多是国有企业，因此这里包含了另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挤占了私营企业的贷款。
◆ 最终国企的“非理性”投资实际上转化为银行的“非理性”投资。未来如果要要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这些“非理性”问题，恐怕要实现银行的彻底的市场化和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但做到银行市场化和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是不是银行就自然会向私营企业倾斜？未必。
◆ 由底层的制度问题衍生出来的经济现象纷繁复杂，常常混在一起难看出根本。比如联系到近期经济回落大家广泛讨论的国进民退一事，这个是现象，但是本质不一定是银行不支持民营企业，本质可能是国有企业在经济回落的时候它无法同比例退出。
——CF40青年论坛会员、太平洋寿险资产管理中心研究与配置部综合策略分析高级经理秦勇
从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快速上升
看中国经济结构矛盾
文 | 秦勇
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引发不少讨论，它的现实背景就是2015年股票市场牛市的时候，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8.4%，这个比重已经高过一些发达国家，但与此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金融是波动的，有上涨的时候，就有下跌的时候，所以有人提出对金融业GDP应该进行风险调整。
但我想有两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一个就是从统计学的角度看金融业的核算，金融业的核算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是核算问题，造成我国金融业占比代表的含意不同，那这种比较意义就不大。会计角度，根据计算我国与美国的核算的确有一定差异，调整后，中国金融业占比会小幅下降。
另一个就是金融业占GDP的比较大，是不是好事？应该怎么样？这个问题我想讨论比例本身和统计是讨论不出来的，这个时候需要拓展到更大的背景下，比如什么样的金融环境，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什么样的市场结构，直接融资为主，还是间接融资为主？
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德国和我国有一点相似，德国也有不少国有银行，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做到了竞争中性，即使如此也受到来自欧盟的压力。从这个方面衍生出来的问题，因为国有银行为主，利差不是来自市场化的定价，是不是我们的利差太大导致了金融业较高的占比？这又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我们利差比一些发达国家高，但是并不是最高的，事实上美国大企业都通过直接融资，小企业通过银行，根据市场机制，利差要高于中国；第二很多人提到了中国的银行可能在做一些明显不“理性”的投资，这些不理性的投资为什么会发生？进行“非理性”投资的大多是国有企业，因此这里包含了另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挤占了私营企业的贷款。
国有企业进行“非理性”投资，我理解有几个原因：
第一，国有的属性，只不过是国有实体，还是国有金融的差别，左口袋和右口袋的问题，这种风险和收益共担的现象就是权责模糊的后果。
第二，经济结构决定了目前国有经济占据的行业和领域本身是经济的主体，风险较低，从另一方面来讲是银行的“理性”选择。
第三，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非经济目标，虽然国有企业有很大的垄断优势，但可能仍然无法弥补它的低效，因此作为另一种补偿，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这是不是有一定合理性？
第四，国有企业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家政策的落实者，比如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到目前为止我们积极财政主要是基建投入，减税才刚刚提上日程），但是市场的角度大型的公共投资是无法很快落实的，这样积极的财政效果就会打折扣，因此实际操作中，银行也作为这种积极财政的实施者，自然会大力倾向于国有企业，这样一方面贷款能力抑制了银行向民营企业的贷款规模，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为争取有限的贷款资源，一定意义上有抬高利差的内生动力。
所有这些“非理性”行为的根源，并不是金融业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当然更不能成为金融业的功劳了，当下有不少声音为国有企业辩护，就是认为他们承担了社会责任，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庞氏效应长远来看最终是价值毁灭的。
总结一下，最终国企的“非理性”投资实际上转化为银行的“非理性”投资了，过去我们银行的“非理性”投资是通过一次性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统一去处理，就是所谓的坏帐处置，未来如果要要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这些“非理性”问题，恐怕要实现银行的彻底的市场化和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
做到银行市场化和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是不是银行就自然会向私营企业倾斜？
我们认为未必。
现在大家讲私营企业贡献的税收和就业比重大，因此要大力发展私营企业，我觉得这都没有错，但是在竞争中性的前提下，私营企业并不必然的比国有企业符合银行的风险偏好，不可否认数量众多，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的风险补偿肯定是要大的，从银行的角度付出的金融服务的回报成本比是低的，利差可能还是较高。
由底层的制度问题衍生出来的经济现象纷繁复杂，常常混在一起难看出根本。比如联系到近期经济回落大家广泛讨论的国进民退一事，这个是现象，但是本质不一定是银行不支持民营企业，本质可能是国有企业在经济回落的时候它无法同比例退出，如果在市场化体制下，我们可能就不用去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个竞争的问题，淘汰的机制。
最后，金融业的波动必然导致它GDP占比的波动，但是波动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如果对所有波动进行风险调整的话，那么经济就会变成“死亡心律”。
具体的说，首先，我认为金融行业是实体经济的映射，有什么样的实体经济就有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当然这也和金融体系的设计有很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直接融资的发达程度，可能决定了银行和权益市场的规模，但是这不改变本质，我们的实体经济显著的房地产化和金融化，决定了金融行业的波动和一些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这种波动在2015年的时候表现的十分突出，究其原因，如果一国的金融行业所代表的实体经济越单一，以房地产和影子银行为主，那么随着房地产和影子银行的繁荣与膨胀金融业对GDP贡献就一定上升很快，对称的当房地产波动向下和影子银行收缩，金融业的贡献也会急遽萎缩，放大了经济本身的波动。
其次，金融业对GDP的贡献要不要风险调整，我认为GDP是不需要风险调整的，本来经济就是波动的，GDP就是这种波动的真实写照，如果人为的熨平这种波动，人们对风险将会茫然不知。从银行锦上添花的本性来看，任何经济体中的银行业都是放大经济波动的，金融业较GDP的比重本身也代表了很丰富的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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