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走向高收入国家是必然，我们为什么还要焦虑？
在昨天的文章中，我们分享了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传送门：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个问题，昨天蔡昉、林毅夫的回答截然不同）。今天CF40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5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0期的精彩内容。
本次讲座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由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主讲人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主题交流及互动交流嘉宾为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和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讲座聚焦“四十不惑：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探究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动因，及当前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的一些难题。
► 蔡昉：当人口红利消失，如何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过去我总说警惕人口红利消失，也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说得再彻底一点，现在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尽管还能挖掘潜力，但大前提是人口红利在加快消失。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还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当然可以，但必须转向改革红利。
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看到，2010年之前经济增长曾经接近10%，增长的源泉来自资本积累、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源重新配置等。人口红利消失以后，经济增长会下一个台阶，这是合理的，因为发达经济体从来不会有8%—10%的增长速度，他们的经济增长更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几乎全得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这才是可持续的。
测算一下，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在现在的基础上，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会提高，说明改革是会带来真金白银、立竿见影的红利。这些改革领域可以从供给侧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潜在增长率会提高，但不可能重回以前的水平，但至少可以让经济增长率下降得更缓慢一些，维持中高速的时间更长一些。
当前，我们常说的58%、59%的城镇化率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把农民工也算成了城市居民，但他们并没有与城市户口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劳动力供给在非农产业中是不稳定的，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返乡，到了40岁以后他们可能就永久性返乡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幅度提高，让农民工成为市民，他们劳动供给稳定了，也愿意接受更多培训，这样人力资本也就会提高，同时改善劳动力从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制度环境，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同时从需求侧也有利于把2.8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大幅度调动起来。
我的同事最近做了一个估算，如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把农民工变成市民，在假设其教育水平、工资水平等都不变的情况下，仅仅是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和城市公共服务，就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想强调一点，我们有两个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个阶段是主要依靠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资源重新配置，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没有太多创造性的破坏，也是比较改进式的。但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逐渐弱化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消失了，没那么多产业结构调整的余地，非农产业内各行业之间以及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也可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越是到了发达经济发展阶段，越是通过这种方式带来经济增长的，比如美国。
好多年前，应林毅夫邀请，我去巴黎开会，当时一个教授提到，他就是研究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源泉，他发现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能够自由进入自由退出，这种生产率提高占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1/3到1/2。如何才能促进行业间生产要素从新配置？这就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环境，需要推进改革。
上图中的四种情景，都是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趋势是下降的，因为越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越会降得相对低一点，这是回归到均值。一些学者，比如劳伦斯·亨利·萨默斯，他认为中国将很快回归均值，我认为不会。或许最终要到2050年我们才会很接近均值，我们增速下降应该是缓慢的。
通过上述四种情景可以看到，从左边到最右边每一种情景是加了一个改革的力度，也就是说改革出台越充分，改革的效果越好，实现的潜在增长率就可以更高一些，也就是它的下降速度更慢一些。在最后一种情形下，甚至会出现一个长期的L型的一个变化。如果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保持中高速时间更长一些，在2050年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届时我们会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这是在最好的情形下，我们才会达到非常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 林毅夫：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首先要解决周期性的问题。
到底我们的增长潜力还有多高？蔡昉说我们增长潜力有6%多，如果增长速度跟增长潜力差不多，经济就会有高通货膨胀。但是我们现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现在的增长潜力大于增长速度。为什么会大于增长速度？我在很多场合讲，2008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是美国21%，相当于日本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相当于新加坡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来者优势，收入水平的差距代表技术跟产业水平的差距，他们维持了20年8%—9%的增长。因此他们能实现，我们也有可能。我认为从2008年以后，中国还有20年8%增长的潜力，我讲的是潜力。
其实，跟日本、亚洲四小龙比，我们有优势就是新产业的出现。这种新产业的特点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高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像信息、通信、互联网、移动通信这种短周期的技术、产品，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的独角兽。我们是一个大国，人口多，高人力资本的人多，天才多又有很大国内市场，这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没有的，而现在有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还很好。比如，刚刚创立的一些独角兽公司，市场估价已经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有120家，中国130家，在排名前50家中，中国27家，美国才16家。所以，从技术潜力来看，从2008年到现在，才过了十年，未来十年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
第二，我们的增加速度比增长潜力低，这种情况下，既然有周期性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做一些反周期的措施，反周期的措施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在一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什么出现产能过剩，需求减少？是因为周期性的原因。库存多，同样是因为需求减少，这也是周期性原因。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应该从补短板开始，补了短板以后，一方面利用前面讲的技术潜力，可以发展快一点，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并且创造投资需求，产能过剩那一部分就会少一点，去产能也会容易一点。经济投资多一点，创造就业多一点，增长快一点，大家对未来预期越来越好，需求就会多一点，库存就会减少一点，要去库存也容易一点。高杠杆部门产能过剩部门，如果你能够多创造出一点，他们收入高一点，去杠杆也就会比较容易。所以，我觉得要把补短板的措施跟反周期措施结合在一起。
对于人口红利的问题，红利减少代表劳动力减少，但劳动力不仅决定于人数还在于退休年龄。现在就业年龄的人减少导致劳动力减少，我们可以延长一点退休年龄，那就增加劳动力供给。更重要的不在于人口数量而在于教育的水平，人力资本的水平，我们要增加教育和人力资本，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好地应对人口数量的减少。同时，还要维持劳动投入，充分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当然，我也非常同意蔡昉教授讲的深化改革。
我们的渐进双轨改革中，原来有大一批温室产业，不给补贴他就活不了，它跟国计民生又相关。我们过去比非洲国家还穷，现在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给企业补贴也从原来的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如果继续保护补贴，你就要创造出清，就会有寻租腐败，就会有社会风险。既然是从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就需要取消。那些很少跟国防安全相关的，可以直接由财政补贴，但不要用扭曲的方式，其他产业应该就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全面深化改革来进行，把原来一些扭曲政策全部取掉，能这样的话，我个人对走过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有信心的。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代表，你的劳动力生产率水平提高速度不能高于发达国家，所以你收入增长速度不能高于发达国家，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还有很大的后发优势，更何况作为人口大国，我们还有很多弯道超车的优势。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新加坡、我国台湾和香港、韩国、日本都可以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变成高收入经济体，那我们完全有可能。
► 张斌：中国会成为一个焦虑的高收入国家？
“不幸的成长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成功的成长只有一条路”，对大型经济体来说，他们的成长具有非常强的共性。这种共性是一个由穷到富的过程，刚开始是从农业起步，乡村手工业崛起，以纺织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然后工业革命，细看工业革命的过程，往往能源、动力、基础设施等先走在前面。当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走完了之后，你会发现钢铁、机械设备、复杂金融体系又会起来。观察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的经验，都能捕捉到不同时间段不同的细分产业的这些规律。
为什么会这样？如果看一个人的成长发育，这个小孩生出来之后先长脑袋，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只要是健康成长的孩子，先长心肺长肠胃才长四肢。放到经济上也是一样的。当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来了之后，就有了更多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出来，接下来面临问题是卖给谁？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销路，那么你进一步扩大规模，进一步专业化就走不下去。怎么解决卖的问题？就我刚才讲的能源，你可以理解为煤炭，动力可以理解为火车轮船，基础设施你以理解为铁道和航路，通过这些把产品运到世界各国，劳动不仅带来分工专业化，有了基础设施之后，你要生产这些东西，就要有生产机械设备，和更复杂的体系，这是我们从其它国家看到的经验。
走到这一步，这些国家基本上成为成熟的工业化国家，成功的工业化国家，接下来就会往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转型，大概是在人均GDP从9千到1万，工业部门增加值在GDP占比达到14%后，这些国家往往就会开始转型。为什么会这样？刚才蔡院长已经讲过，跟农业是一样，当农业特别发达时，只需要很少的投入就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如果只需要很少的人力资本投入就足够，剩下的干什么？人力资本更多满足美好生活。当然这里面人力资本分为两种，一种是制造业传统分工分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服务环节，满足更多美好生活的服务业的，这是在高经济成长经济体里看到的现象。
转过来看中国，其实大家走的是一条路。1978年是量产承包制，1982年粮食分租，温饱问题缓解后，80年代就开始走明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乡镇企业，90年代，我们开始向广东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90年代末，开始修高速公路，到了2000年以后，煤炭钢铁开始红火起来。你可以看到中国一步一步走下来，我们先从80年代的乡村手工业到9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90年代末全国基础设施，紧接着能源产业包括动力机车、机器设备这些产业都起来了。拐点是在2010—2012年，当时的购买力评价大概在9千到1万美元左右，中国工业部门增加值在今年份额40%，如果看到其它国家的经验，中国开始从制造向服务转型。
果然中国没有例外，非常标准的动作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中国跟所谓高收入国家过去走过的路是非常标准的。从这点上看，中国怎么可能不进入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门槛很低，只有1.2万，我们快到了。刚才说的都是好的方面。但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后，从1万到8万路还远着呢，进入高收入国家，在座的各位未必觉得生活更好。无论从支出收入角度看，我们跟发达国家相近，但还有差距，我们公共服务业的占比目前还严重偏低，城市化率是严重偏低的。我们对于很多服务类的支出是严重偏低，人力资本密集型严重发展滞后。日本韩国到了我们这个阶段，都有70%以上城市化率。
背后的原因就是，第一，我们政府该做的一些公共服务很多没有做，很多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是政府来做的。第二，政府对服务业有过多的管制。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两个根本性的原因，一个是理念的问题。
直到今天，一旦讲到中国经济差距，老是觉得我们产业不行、工业不行，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这是一个现实，但是中国目前的短板不在制造业。确实，我们还有很多高精尖技术没有掌握，相对7、8万收入的国家有差距。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是一个初中生已经会做高中生的题了，你不能对初中生说，你不会做博士生的题，你很差，不是这样的，他在这个阶段已经做得非常好。我们的差距在于服务业。政府的观念往往是，要发展经济才是政府的认为，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所以说，对政府来说面临一个问题是，政府理念没有转换，政府认为发展经济才是他们应该做的，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这个问题到今天没有解决，
还有一个原因是过度管制。比如，医疗教育等很多领域，都有一些不该政府伸出的手也伸过去了。本来民营企业在里面有很多发展机会，但是这个机会你们把握不住，为什么会这样？大家不要一巴掌打到政府，说政府不对。服务业面临供求双方信息不匹配，你在商场里花5千块钱，你能知道产品预期可靠。但在医疗领域，医患双方不信任，就会有很强的管制需要。高管制需求加高管制供给结合在一起，就会有很强的管制能力，从而使服务业的发展面临很大的瓶颈。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我认为，中国会走向高收入国家，但是过了高收入门槛，我们能走多远，要打一个问号。人力资本密集型是我们的短板，而我们没有做好准备，生活中的焦虑是解决不掉的，如果公共服务和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没有解决，即便收入提高，但是生活的短板也很难解决，所以会成为一个焦虑的高收入国家，这正是我正在写的一本书，希望大家能捧场。（以上内容整理自现场速记，未经演讲人审核）
“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
2018年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立十周年。“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是论坛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发起的金融公益项目。讲座旨在回顾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并探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路径。讲座第一、二、三、四期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