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费尔德斯坦逝世，生前开启现代经济学新领域
美国时间2019年6月11日，哈佛大学著名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S. Feldstein）因病逝世，享年79岁。费尔德斯坦是知名经济学家，曾出任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局长等，2003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费尔德斯坦与中国也颇有渊源，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并发表过一系列文章。
2018年3月24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了主题为“中美贸易冲突与合作前景”的国际交流晚餐会。在这场晚餐会上，费尔德斯坦通过主题演讲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激进言行。
他提出，“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喜欢关税，更不赞成高关税，包括各种贸易冲突。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反映了美国国内的现状，即我们想要消费的比生产的多。经济学上的恒等式是：储蓄-投资=出口-进口，我们理解这一点，但华盛顿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并不理解，这是根本问题。”
费尔德斯坦指出，减少双边贸易不平衡并不会减少世界贸易不平衡，比如减少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双边贸易不平衡，就意味着其他地区的贸易不平衡会增加。
费尔德斯坦的研究兴趣相当广泛，在卫生经济学、社会保险计划、公共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甚至是开创性的贡献，其中某些论著引发了经久不息的热烈争论。
本文对费尔德斯坦的诸多学术贡献进行了评介，原文《2004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马丁·费尔德斯坦及其对经济学的贡献》刊于《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期，现推送读者，以作纪念。
图片来源：网络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由于对经济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被推选为2004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费尔德斯坦1939年出生于纽约，1967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局长。1977年曾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82-1984年曾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费尔德斯坦的研究兴趣相当广泛，在卫生经济学、社会保险计划、公共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甚至是开创性的贡献，其中某些论著引发了经久不息的热烈争论。
费尔德斯坦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者，已经发表了300篇以上的各类论文和10多本学术著作。本文仅对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做一简单评介。
对卫生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
20世纪60年代，费尔德斯坦在牛津大学做研究员期间，开创了对医院和其他医疗保健提供者生产函数的实证分析。费尔德斯坦（1967）的工作表明，经济学家能够对卫生保健体系做出有用的计量经济研究。通过这些研究，他开启了现代的卫生经济学（health economics）领域。
费尔德斯坦研究了医疗资源可得性对资源利用形式的影响。例如，英国的不同地区所拥有的医院和医生是不同的，他研究了这种禀赋上的差异在一个非市场的体系中如何影响投入到不同种类疾病上的医疗量。他还研究了规模经济和最优医院规模的问题，估计了医院的成本函数和带有多种投入要素的生产函数，并据此估计出医生护士的边际产量。
随着提高公共投资效率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要求经济学家证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公共部门的适用性，从而为公共决策提供正确的评估。费尔德斯坦（1963）阐述了成本－收益分析技术和运筹学研究如何应用于国民医疗服务。费尔德斯坦(1965)关于改善医院床位利用的论文则是运用运筹学方法研究医疗服务的一个范例。
费尔德斯坦（1971）还为美国的医疗系统建立了一个计量模型，该模型引入了人口统计和经济特征变量、各州医疗政策变量和地方医疗系统特征变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美国州政府为老年人购买补充保险对减少无补充保险的人口数量几乎没有影响，而扩张医疗设施的净效应是增加了患者的平均成本，同时，非白人人口获得的医疗服务显著少于白人。他还发现，由于医疗系统把老年人隔离于价格机制之外，造成了在医疗设施相对稀缺的州，有更高比例的医疗服务流向老年人。费尔德斯坦的这些工作，对设计更有效率的医疗系统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社会保险计划经济效应的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从牛津大学转到哈佛大学后不久，费尔德斯坦的研究就从卫生经济学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保险计划（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尤其是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失业保险（unemploy ment insurance）领域，这个领域是他几十年职业生涯的研究重点之一。
费尔德斯坦发展了用来分析社会保险计划如何影响家庭和企业所面临的激励的理论模型，之后又整理了实证证据以证明这些计划所引致的扭曲的显著重要性。他的工作引发了对这些计划经济效应的激烈的公共政策争论，这一争论到今天还在继续。
1. 建立社会保障财富的概念。
在经典的宏观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分析都忽略了社会保障这个重要的变量。实际上，至少对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社会保障所提供的预期未来退休津贴是家庭资产的最重要形式。费尔德斯坦（1974a）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一个扩展了的生命周期模型中引入了社会保障变量，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个人的退休和储蓄决策的重要影响。
首先，费尔德斯坦分析了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双重效应。根据传统的生命周期储蓄模型，社会保障被认为是对储蓄的替代，人们会因此减少退休前的储蓄。与此不同，费尔德斯坦假定退休的程度是内生的，这样，由于社会保障同时也会产生较早退休的激励，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对在无社会保障情况下会在65岁退休的人来说，社会保障津贴确实有减少储蓄的效应；但是对原本会工作到65岁以后的人来说，由于社会保障通常会导致较早地退休，从而对储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接着，费尔德斯坦采用了最自然而简洁的形式——“社会保障财富”的概念来测量和代表社会保障变量。他定义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财富：总社会保障财富和净社会保障财富。其中，前者指所有未来可得的退休津贴的现值，这一现值同时反映了生存寿命的概率分布和对未来收入的折现；而后者等于总社会保障财富减去当前仍在工作的人所要支付的社会保障税收的现值。由于可支配收入已经扣除了社会保障税，所以一般适用前者。不过假如人们同时考虑到所有未来的税收，则使用净社会保障财富的概念更为适当。费尔德斯坦把社会保障财富作为新增的项目加入到Ando-Modigliani形式的总消费函数之中，另外再加入对消费有短期影响的公司未分配利润，就构成了估计社会保障经济效应的基本模型。
然后，费尔德斯坦使用美国1929-1971年（不包括1941-194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并对战后的1947-1971年做了单独分析。估计结果（使用两种不同社会保障财富概念的结果是类似的）支持社会保障计划实质性地抑制了个人储蓄、从而减少总的资本积累和国民收入这一结论（储蓄被减少了38％），并且显示出社会保障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要略微大于普通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
除了对社会保障与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关系，费尔德斯坦还对社会保障与财富分配、社会保障与家庭财富积累、社会保障津贴的最优水平、社会保障规则与边际税率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
2. 关于失业保险对短期失业的影响。
费尔德斯坦（1978）指出，理解临时性解雇（temporary layoff）对于正确地分析失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美国制造业中，大约75％被临时解雇的人回到他们原来的雇主那里工作，而且更一般地，在所有失业者中，临时性解雇占到了约50％。失业保险对于这种临时性解雇有着重要的经济效应。在没有失业保险的情况下，由于害怕工人转向其他公司或者产生不良的抵触情绪，企业在需求发生随机波动时更不愿意临时解雇工人；而失业保险则消除了这些问题，从而使短期的解雇更加容易。
费尔德斯坦用微观经济证据证明，美国当时的失业保险体系对临时性解雇失业的增加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对于加入了工会的雇员来说，失业保险的这种效应更可能被放大。其基本原因在于工会契约往往保证会员工人在被临时解雇后又被优先召回，这使得雇主更愿意临时解雇工人，同时工人也更愿意接受临时解雇。
费尔德斯坦为估计失业保险的经济效应所建立的回归模型研究了个人的临时性解雇失业状态与其潜在失业保险津贴的替代率、人口统计学的特征以及职业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他使用的样本来自于当期人口调查对将近25000人所收集的观察数据。模型最关键的变量就是失业保险津贴的替代率，它衡量了失业保险津贴所替代的损失税后收入的比例。
计量证据表明，平均水平的失业保险津贴所提供的激励造成了大约一半的临时性解雇失业，失业保险津贴的替代率从0.4增加到0.6将使预期的临时性解雇失业率增加大约0.5个百分点；在工会成员中，临时解雇性失业超过了其他工人的两倍，失业保险津贴替代率同样程度的增加将使工会成员的临时解雇失业率增加一个百分点。
3. 关于失业补偿的经济效应。
失业补偿或失业救济也是广义上整个社会保险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费尔德斯坦（1974b）指出了两个过去广为流行的误解：（1）失业补偿只替代了工人因失业所损失收入的一小部分；（2）领取失业补偿的人都是穷人。他给出的数量证据表明，失业补偿的相对规模被大大低估了。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失业补偿替代了2/3以上的损失净收入，对于失业的妇女，替代率接近80％，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个人通过领取失业补偿所得到的收入比回去工作所能得到的收入还要多。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对中、低收入阶层工资收入所征收的边际税率较高，而失业补偿津贴在当时则不作为应税收入征税。这样，失业补偿就会对工作努力产生重大的逆向激励，严重地扭曲资源配置。
惟一可以为这种无效配置辩护的是失业补偿计划可能实现重要的分配性目标。然而，费尔德斯坦证明当时的失业补偿计划存在着显著的分配异常：中、高收入家庭得到了大部分的失业补偿津贴，如在1970年，只有17％的津贴流向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家庭，一半的津贴流向收入高于10000美元的家庭，收入超过20000美元的家庭甚至也得到了津贴的15％。造成这种异常的可能原因包括穷人往往在未被失业补偿覆盖的部门工作，而且穷人更可能由于失业的时间过长而耗尽救济。
费尔德斯坦分析指出，把失业补偿纳入应税收入的范围可以减少这种逆向激励，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还可以减少税收的损失，并使得救济津贴的分配从累退变为累进，让津贴的较大份额流向较低收入的家庭。今天，美国的税制已经如费尔德斯坦所建议的那样进行了改革，失业补偿津贴已成为应税收入的一部分。
4.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和改革。
费尔德斯坦1995年对美国经济学会所做的Ely讲座是推动经济学家分析社会保障改革提议的号角。他指出，社会保障体系逐渐恶化的财政状况将迫使人们对它进行重大改革。到1995年，美国人的社会保障财富总量已经达到了11万亿美元，比GDP的1.5倍还要多。然而，社会保障财富并不是真实的财富，而是在当期和未来对纳税人的要求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国家的“社会保障债务”。
费尔德斯坦分析了现有的“即支即付型”流动式社会保障系统的主要弊端：
（1）社会保障税收所征集的收入不投资于股票和债券，而是完全用于支付当期支出，其回报率远低于私人养老金和基金式社会保障系统，为了应付支出的增长，社会保障税率被不断提高，从而对劳动供给造成严重扭曲，带来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1995年达到680亿美元，也就是将近1/5的社会保障税收。
（2）社会保障减少了国民的储蓄，如果不改革社会保障系统，它就会像别的国债一样挤出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由于因收益率的差异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可能达到GDP的10％，在进行了风险调整之后，这一损失仍可能达到GDP的6％。
费尔德斯坦认为，将现有社会保障系统私有化、转向一种基金式的体系是可行的选择。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这一改革将使GDP永久性地增加大约2％；通过减少税收造成的无谓损失，私有化还可以使GDP大约增加一个百分点。
对公共财政的研究
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领域是费尔德斯坦另一个长期的研究重点。他是最早使用得自调查和行政记录的家庭水平数据来分析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计划如何影响家庭行为的人之一。他的研究贡献和在培养众多研究生的教学中所起的作用，加速了在应用经济学领域中新的实证研究路径的传播。
1. 关于税收对家庭行为的影响。
在1975年的两篇论文中，费尔德斯坦研究了所得税对家庭慈善捐赠的影响。首先，费尔德斯坦（1975a）指出，由于慈善捐赠在确定应税收入时会被扣除，所以这种捐赠的“价格”低于其他类型消费的价格。他使用美国1948-1968年不同收入阶层慈善捐赠的横截面数据估计了价格和收入弹性，以评估这种价格效应的显著性。价格弹性的各种不同估计通常都大于1，并聚集在1.1左右，这意味着慈善捐赠的数量对税收条款所引起的价格变动相当敏感，捐赠确实因为税收扣减而显著增加。如果取消税收扣减，估计将会使列入扣减的慈善捐赠减少28-56％，慈善团体的收入损失将超过财政部所得到的新增税收。
在另一篇论文中，费尔德斯坦（1975b）进一步研究了慈善捐赠对不同类型受赠者的价格弹性。实证证据表明，对教育机构和医院的捐赠对捐赠成本非常敏感，而对宗教机构的捐赠就不那么敏感。取消慈善扣减会使对前者的捐赠大约减少一半，而对后者的捐赠只会减少14％左右。另外，如果用30％的税收扣减取代现行的扣减规则，总的慈善捐赠将增加15％，但对教育机构和医院的捐赠仍将减少20％。费尔德斯坦的这些研究对确定慈善捐赠领域的税收政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费尔德斯坦还研究了税收对家庭投资行为的影响。费尔德斯坦（1976b）利用1799个家庭资产构成的样本对税收与资产组合选择理论所做的计量研究表明，在对净价值、性别、年龄和人力资本对非人力资本的比率进行了调整以后，个人所得税对个人的资产组合需求有很强的影响，现行税制鼓励较高收入的个人以较多份额的普通股形式来持有其资产组合，资产组合税前名义收益率的方差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但实际收益率的方差基本上不受影响。
在关于应税收入如何对边际税率改变做出反应的一系列论文中，费尔德斯坦发展了一个评估所得税效率成本的新框架，并对国会税收分析师应如何计算税收改革收入效应的争论做出了贡献。美国1986年的税收改革大幅降低了高收入个人的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从50％下降到28％，这是研究纳税人对边际税率变动如何反应的自然实验。费尔德斯坦（1995）率先使用了美国财政部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来研究1986年税收改革对应税收入的影响，数据的时间为1985年和1988年，包含了超过4000个纳税人。
他通过比较同一个纳税人在改革前后的纳税申报情况，估计了应税收入对税率变化的弹性，结果表明这一弹性至少是1，并可能显著地高于1。这意味着应税收入对税率的变化很敏感，也意味着所得税率的变动对税收收入的影响较小。同时，高边际税率会通过使纳税人改变行为（如改变劳动供给、薪酬形式、资产投资，以及更多地花费在有税收扣减的活动上）而造成重大的无谓损失。
2. 对税收归宿问题的研究。
从李嘉图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对纯租金收入征收的一般税是不可转嫁的税收的经典例证，未经改良土地的年净租金收入的减少量将恰好等于年税金的数额，土地价格的减少量将恰好等于税金的资本化价值。费尔德斯坦（1977）指出这些结论是错误的。
首先，传统结论必须假定不存在可以使税收发生转嫁的收入效应，即税收不会改变劳动力或资本的供给，而这种假定通常是不成立的，例如，存在地主本身也是农民的情形，或者劳动力因为得到税收的转移支付而减少供给。
其次，即使没有收入效应，传统理论也忽视了生命周期决策和资产组合平衡要求的效应：（1）土地也是资产的一种，如果对地租征税降低了土地的价值，那么人们就会更多地以生产性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于是均衡的资本－土地比更大，这将提高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并使利率降低。这样，对纯租金的征税将以较低收益率和较高工资率的形式部分地转嫁到资本身上。（2）土地与生产性资本并非完全替代，如果个人因为对风险的看法或风险规避程度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资产组合，那么资产组合平衡的要求可能抬高土地价格而使得税收被部分转嫁。费尔德斯坦对租金税收的分析还可以扩展到自然资源税、公司税和一般的所得税，它加深了经济学家对税收效应及其对效率动态影响的理解。
此外，费尔德斯坦（1974c）还为分析公司所得税的归宿问题建立了理论模型。与通常的静态模型和资本存量固定的假设不同，费尔德斯坦的模型建立在更加合理的增长的经济和可变的储蓄率基础上。该模型表明，在给定合理参数值的一个很大范围内，一般的利润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相当一部分是由劳动负担的，特别是在平衡预算的税收变动下，这种税收的转嫁程度尤其大。这改变了过去认为美国公司所得税几乎完全由资本所承担的看法。
3. 关于李嘉图等价定理。
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公共财政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该命题认为赤字融资与税收融资的经济效应是等同的，或者说财政政策是无效的，赤字财政不能使消费增加。
费尔德斯坦（1988）研究了在收入不确定的条件下财政政策的效应，用一个以收入不确定为基础的生命周期模型反驳了李嘉图等价。模型指出，由于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个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在原则上不可能通过年金市场或其他保险市场来规避。而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又意味着，即使遗产动机完全出于代际的利他主义，遗产也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对一个年轻人而言，最优选择是比确定性条件下进行更多的储蓄。同时，一个人在年轻时得到1美元新增收入与让自己的子女以后获得现值1美元的收入之间就不再是无差异的了。于是，在现有可支配收入增加1美元与子女增加现值1美元的未来收入之间，前者将更多地增加个人的现期消费。
这意味着，由于国债是由后代来承担的，所以削减税收、增加国债融资的赤字财政政策将提高现期消费。造成由后代向前代转移支付的流动式社会保障计划也有类似的效应。
对国际经济学的研究
费尔德斯坦对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这方面他最成功的论文之一是1980年与Charles Horioka合作的关于国民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跨国关系的论文。
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在经济学家中曾经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即全球资本市场完全一体化了，以至于资本在每个地方都赚取同样的真实报酬率。费尔德斯坦等（Feldstein & Horioka, 1980）指出，资本是否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不仅对于理解国际资本市场很重要，而且对于分析国家的最优储蓄率和税收变动的归宿等很多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
首先，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最优储蓄政策的决定取决于税前的国内资本边际产品；相反，如果资本能在国际间完全流动，那么决定储蓄将被投资到哪里的因素就是税后的资本边际产品，国内投资量与国内储蓄量之间是无关的。
然后，资本流动性的大小影响着税收归宿：例如，在一个资本存量固定的封闭经济中，对资本所得征税就会由资本的所有者全部负担；而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往他国，那么资本所得税的很大一部分就可能转嫁到国内劳动力和外国资本所有者身上。
费尔德斯坦认为，虽然短期流动性金融资本能自由流动的国际无套利假设是合理的，但是，一些障碍的存在使得长期资本的国际间套利受到限制：
（1）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不同投资者会选择期望报酬不同的投资组合；
（2）资本外流往往要受到官方的限制；
（3）对于一些金融机构的投资范围存在着法律上的硬性要求，导致大量储蓄被投资于国内；
（4）存在一些间接证据显示资本流动并不是为了使每个投资者的税后收益最大化，许多直接投资都是与实施营销策略、利用生产知识或者克服贸易限制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无差别地追求利润机会。
在进行了理论分析之后，费尔德斯坦运用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数据对国内储蓄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统计估计表明，各个OECD国家在1960-1974年间的投资率与储蓄率之间有很强的线性关系，新增的储蓄几乎全部都被留在国内。这与完善资本国际市场的完全套利假设是不一致的，同时也意味着大量的现存国际资本流动并不是对储蓄率的国际差异所做出的反应。
费尔德斯坦的研究揭示了世界资本市场和现存长期资本运动的性质，确认了在研究一般的收入分配和具体的税收归宿时忽略国际资本流动是一个恰当的近似。
除了上述几个领域，费尔德斯坦还在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财政赤字、资本形成、公司财务和计量经济理论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费尔德斯坦研究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上，在许多情况下，他的研究比政策争论要早好几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Poterba，2003），费尔德斯坦谈到他在选择研究课题时遵循的原则是挑选实际问题、大问题和新问题。这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后来者们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原文参见谢光启：《2004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马丁·费尔德斯坦及其对经济学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期。
责编: 宥朗 | 视觉:李盼 |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