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四天内再度发文谈应对“超级冲击”：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全面再定位
上周，我们发布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为CF40提供的交流文章《世界疫情大爆发、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与中国经济政策再调整》，引发较大反响（复习传送门：刘元春：应对4-6月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超级冲击，中国必须提前布局）
上述文章观点鲜明，认为随着疫情形势迅速恶化，各国将纷纷选择全面管控模式，以牺牲短期经济来快速遏制疫情。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将步入前所未有的境地——主要经济体经济基本停摆、世界产业链和供应链基本断裂。而这时，全球经济不仅仅是金融大波动，不仅仅是步入萧条或短期衰退，而是休克式停摆，其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后期的后遗症可能会超越以往金融动荡引发的经济危机。
基于以上判断，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中国必须提前布局，应对4-6月全球疫情变化和经济金融变化对我们在恢复期产生的超级冲击。
具体来说，中国需要做些什么？如果前期的应对预案不足以抵御可能到来的超级冲击，政策组合应如何调整？可以考虑哪些具体措施？这就是刘元春在今天这篇文章中尝试解答的问题，他提出三个主要建议：
1、新冠肺炎已经开始展现其超级冲击的面目，我们必须在成功应对第一波冲击的基础上，理性评估前期设定的政策目标，将“速度管理”转向分阶段分层级的底线管理——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内涵：一是当前的“底线管理”必须保证疫情不再出现反复；二是复工复产阶段的底线管理必须强化经济循环在控制疫情的基础上畅通，防止出现经济循环的再停摆；三是在经济循环基本畅通的基础上，必须把“保就业”和“保民生”放在底线管理的核心地位；四是在就业稳定的同时，要防止局部债务问题和资金链问题不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
2、必须及时启动短期刺激政策，形成“大推动”，产生“破冰效应”加速经济循环的常态化——更大幅度地发放消费券，更大幅度地进行企业补贴，特别是针对广大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部门的救助……
3、必须提前规划中期扩张计划来对冲全球疫情扩散导致的全球经济休克停摆所产生的第三波冲击，对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进行全面再定位——设计以“新基建”为先锋，新老结合为主体，经济投资与民生建设相结合、硬项目和软建设相结合的政策组合；财政赤字率可以考虑突破3.5%，货币政策必须明确向适度宽松政策进行转变，考虑将接近10%的准备金率所冻结的十几万亿资金转化为国债或特别债券……
”
底线管理、短期刺激与中期扩张
是应对疫情产生的三波超级冲击的好方法
文 | 刘元春
忍无可忍，意大利两市长接连在线怼市民
一、疫情开始展露其超级冲击的面目，我们需要理性评估前期设定的目标
虽然未来世界疫情及其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冲击依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从新冠肺炎对中国经济1-2月的冲击以及世界蔓延的情况来看，疫情已经展露出其超级冲击的面目，我们可以阶段性地评估它对经济社会带来的超级黑天鹅效应。
根据1-2月份的经济数据进行较乐观地测算发现，一季度GDP增长速度大约为-5%~-10%。从需求角度来看，1-2月份社零、投资、出口均出现两位数下降，即使3月份末复工复产达到100%，经济循环实现常态化，一季度GDP增长速度也仅为-10%左右。从供给角度来看，1-2月份工业增加值下降13.5%、服务生产指数均下降13%，建筑业降幅更大，据此推算一季度GDP增长速度约为-8%。目前，所有研究团队都在大幅度修正对一季度增速的判断以及全年增速的判断，其中国外各团队从需求侧的预测大部分认为一季度GDP增速在-10%左右。虽然从收入法来看，一季度我国GDP增长速度下降幅度可能没有支出法和增加值法那么大，但可以肯定是，一季度我国GDP必然负增长。
若一季度我国GDP确定负增长，以往大家将2020年增长目标设定为5.5%-6%。如果要实现全年GDP增长达到6%，就意味着接下来三个季度的平均增长速度要达到9%以上，个别季度要超过10%；如果要实现全年GDP增长达到5.5%，就意味着未来三个季度的平均增长速度要达到7.5%。从这种目标描绘出的未来经济增长路径将会是一个强劲的“不对称V型反弹”。这种路径是否能够实现，实现了是否会产生强劲的后遗症？这需要我们进行科学评价。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超级疫情持续冲击和未来还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我们应当从过去“保增长”的数字目标转向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的“底线管理”。
一是当前的“底线管理”必须保证疫情不再出现反复；二是复工复产阶段的底线管理必须强化经济循环在控制疫情的基础上畅通，防止出现经济循环的再停摆；三是在经济循环基本畅通的基础上，必须把“保就业”和“保民生”放在底线管理的核心地位，因为就业问题就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也是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最大的基础。如果按照目前出台的方法，剔除今年研究生和中职扩招接近40万，再加上一系列政策支持，要保证城镇调查失业率不超过5.5%，客观要求经济增长速度要保持多少；四是在就业稳定的同时，要防止局部债务问题和资金链问题不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这些底线管理在未来必须要分阶段、分主次、分层级，不断累进实施。
二、本次超级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分阶段、多批次的，必须更加重视第二波和第三波冲击
从疫情进行的五阶段划分法来看，新冠肺炎对于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可能分三波。
第一波冲击是疫情所带来的“休克停摆效应”。2月份的我国大量宏观经济参数的腰斩已经证明了经济社会停摆带来的直接损失是巨大。这种超常规的外生冲击实际已经超越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冲击、反应、调整、恢复的分析框架，因为它不是小扰动，也不是周期波动，而是整个经济系统的瘫痪。这个阶段里，疫情全面防控导致社会停摆和经济停摆，因此它所产生的短期效应已超越以往任何一种内生性的，扰动性的冲击。
第二波冲击是经济停摆重启的成本冲击。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疫情对经济产生的间接冲击才会陆续显示，其中最深远的冲击就是经济停摆之后重启经济运行必须实施“大推动”，必定带来严重的重启成本。如果我国的复工复产不能同步实施，仅仅是停留在以县域单位层面，不同步的复工复产必然会产生产业链的瓶颈、供应链的瓶颈、订单瓶颈和资金链的瓶颈。因此在市场自发状态下要实现复工复产和经济循环的常态化不仅时间漫长，更为可怕的是可能陷入低水平的“恶性均衡”之中。因此，要克服这种市场失灵，必须依靠强大的行政干预和刺激启动。就像一个停下的马车在冰天雪地停下来之后要重新启动，必须给予它比在正常行驶中所需要的动力更大的外生动力。
因此，政府统筹安排复工复产、解除各类复工复产面临的瓶颈约束还不足以使经济循环常态化，还必须给予一个强大的外生初始刺激，特别是超级需求刺激以产生“破冰效应”，使得“停下的马车”客服巨大的初始摩擦力，在迅速启动中形成自我循环的内生动力。3-5月份，我国经济都会在这样的状态下运行，出台短期大需求刺激，全面重启中国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显得尤其重要。
第三波冲击就是疫情全球蔓延和“全球大流行”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休克停摆冲击。这个冲击将是史无前例、百年未有的。疫情的全面蔓延必定带来高传染和高死亡，必定导致各国社会的恐慌，导致各国政府从前期的佛系管理模式全面转向“全面管控模式”，人员隔离、封城封市封国必定导致各国经济社会处于停摆状态，并最终导致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产业链和资金链出现断裂，全球经济出现短暂整体性停摆。目前各个研究团队都前瞻性给出疫情蔓延的规律，各个国家已经开始全面向中国管控模式转变。世界经济出现整体性休克式停摆很可能在4-6月形成，并将形成中国经济将要遭遇的第三波冲击。
这个冲击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讲都比第一波冲击和第二波冲击所带来的持续性和损失要严峻得多。如果全球经济的休克停摆出现在4-6月，也就是中国经济全面复工复产的阶段，那么“两头在外”的产业和企业在遭受前两轮冲击之后面临更严峻的冲击。因此，我们对于产业和企业的救助，对于这些区域和行业的复工复产的安排必须全面考虑未来第三波冲击。
三、在底线管理的基础上出台短期刺激与中期扩展的政策组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危机救助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在对冲上述三轮冲击之后，我国经济才能从危机应对逐步过渡到到常态化循环阶段，我们也才能在经济循环常态化的基础上逐步将底线管理上升到全面“保增长”、“保目标”的扩张阶段，体系化的扩张计划才能有坚实的实施路径，才会在底线管理的基础上有效拿捏扩展的幅度、扩展的方式和实施的有效路径。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第一波冲击已接近尾声，第二波冲击刚刚开始，第三波冲击正在全面酝酿。根据目前复工复产的进程和全球疫情扩散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将在4-6月份可能面临第二波冲击与第三波冲击叠加的困境，我国经济增长在二季度、三季度承受的压力可能会超越我们的预期。因此，基于前期对于疫情冲击的片面认识所设计的政策就需要进行再定位和再调整。
第一，要在底线思维基础上有最坏的打算，使我们的政策应对方案在基准判断的基础上具有可调整、有弹性、可扩张、多元组合的特性，而不是简单地拘泥于我们的“新基建”。
第二，必须短期刺激、中期调整与中期扩张相结合。短期刺激主要是要产生“大推动”，在政府行政干预的基础上，快速同步复工复产，使经济循环在外生推动下产生自我循环的内生动力。目前很多人拒绝刺激，谈刺激就色变，但要想足够经济循环停摆产生的巨大摩擦力，必须通过“大推动”来产生“破冰效应”。因此，目前我们需要更大幅度地发放消费券，更大幅度地进行企业补贴，特别是针对广大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部门的救助。近期，美国、欧洲所出台的很多补贴计划是力度很大的。因为他们看到疫情对这些市场主体的冲击是超乎寻常的。要想短期冲击不转换为趋势性冲击和中长期冲击，必须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必须要以中低阶层的消费补贴和中小微企业、受冲击最大的产业部门补贴和扶持为核心来展开当下短期刺激。从中期来看，则可以设计以“新基建”为先锋，新老结合为主体，经济投资与民生建设相结合、硬项目和软建设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大家关注的改革调整在短期刺激中可以适度体现，但整体性的新改革规划应当在经济循环常态化之后进行及时公布。
第三，财政赤字率不仅要突破3%，同时可以考虑突破3.5%。如果预算赤字率从去年的2.8%提高到3.5%，今年的财政预算支出可以增长1万亿，但增长1万亿也就约等于增长1400多亿美金的支出，这不足以应对百年未遇的超大级疫情冲击，以及全球停摆效应的冲击。因此，财政赤字上一定要有一些超常的措施。
第四、货币政策必须明确向适度宽松政策进行转变，包括准备金率的大幅度下调、利率下调，特别我们应当考虑将接近10%的准备金率所冻结的十几万亿资金转化为国债或特别债券，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宽松腾挪出空间。在全球都进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的保守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国过度地承受全球疫情和“休克停摆效应”所带来的成本。
第五，我们政策出台的时点一定要把握得清楚，要分阶段，分时点，有节奏的组合应用。如果政策的时点把握不好，我们的政策就会失去它的窗口期，产生过多的后遗症。需要强调的是，改革的推进必须更要注重时点、顺序和窗口期的把握。疫情期间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当前是化“疫”为“机”的窗口期。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所设计的路径和内容没有一种恰当的组合，可能就很难抓住当前创造制度红利的窗口期。
由于重启经济停摆必然需要“大推动”，但这种“大推动”绝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应当主要通过危机救助的形式刺激短期消费，既可以兼顾危机救助，又可以保证经济增长。
从中期来看，刺激经济要坚持民生导向，坚持经济循环常态化的导向，坚持底线管理的导向。一是它的内涵要根据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适时的重大调整；二是实施的主体要在不同阶段发生重大的变化；三是推行政策的核心工具和组合模式也要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十分充分的前瞻性研究和政策储备，那么我们就不会重蹈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覆辙，也会克服目前“谈刺激就色变”的心理困境。唯及如此，我们才能够渡过后面的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