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对县域基层金融服务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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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点
县域金融服务提供者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县域的法人银行，现在主要是信用社、农商行或者农合行、村镇银行；第二类机构是其他大银行在县上的支行。
相当一部分大行县支行存贷比为30%或40%，也有不少存贷比10%、5%，甚至0%。面对这种只吸收存放而不发贷款的情况，人为命令不可取，原教旨市场主义也是不可取。
县域金融服务的评估体系主要针对县域非法人机构。应高度注意：当地金融生态太差的话，钱是留不住的，不光贷款不来，存款也可能走掉。因此，评级时应注意尺度的把握：第一，评级要有弹性；第二，要避免极端；第三，这些从县域流出而流向地市、省会、外省的资金，应该放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分析；第四，对地方政府而言，考核一个金融机构对地方的支持，不能只看其投放了多少贷款，还要看其投放贷款的力度、提供的金融服务，更要改善县域自己的生态环境。
近两年很多地方政府非常积极地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一些方案计划成立一个省级农商行，全省就这一个法人。搞成省级农商行之后，对县域支农支小，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力度肯定要减小。我国现在不缺大银行，所以这次信用社改革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农村信用社，县级农商行法人地位的稳定。
西部地区也要重视中小银行的风险化解，需强调五点：一是集中有限的资源攻坚重点风险点；二是化解风险过程中，老股东必须承担责任，股权清零，老股东出局；三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拿出真金白银，不能一味向中央要；四是一定要完善公司治理；五是处置风险过程中地方政府要负起属地责任。
——孙天琦 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
本文系作者在9月12日召开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专题讨论一“金融开放与西部发展机遇”上发表的主题演讲，经作者审核。
”对县域基层金融服务的几点思考
文 | 孙天琦
从县域金融说起
我们有一个团队对西部地区县域金融服务持续关注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县域金融服务提供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县域的法人银行，现在主要是信用社，农商行或者农合行，村镇银行。第二类机构是其他大银行在县上的支行。
目前县域这些农合机构，属于县域法人机构，存贷比大部分都在60%、70%、80%，有的能超过100%，而对这些大行的县支行，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县支行，存贷比有的很高，有的超过100%，有的60%、80%，也有相当一部分30%、40%，也有不少存贷比10%，5%，甚至0%。0%是什么概念？就是没有贷款，只吸收存款，除过邮储，邮储还撇开不说。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领导对这些大行在县上的支行信贷比低于20%，10%，5%，很有意见，说你光在这我这吸收存放不发贷款，就找金融监管部门要求想办法。
讨论的时候，有两种思路，一种认为我们应该尊重市场的选择，市场决定资金的流向，要尊重市场运行结果，市场自由选择我们听市场的。反对的人把第一种看法总结为市场的原教旨主义，提出不能听任市场，地方政府是有道理的，如果只在我这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贷款发放的力度太小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支持采取比较强的政府干预，甚至有人提出来你吸收100的存款，存贷比必须达到40%50%，想搞一种政府强制的比例。
当时我们团队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走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人为命令不可取，原教旨市场主义也是不可取。怎么办？
县域金融服务的评估体系：
主要针对县域非法人机构
我们团队2010年设计了县域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估体系。评估三个方面：一是信贷投放（如存贷款市场份额、存贷比、不良率等），二是提供的金融服务（如自然人和企业客户覆盖率、银行网点数量、可统计的结算交易金融增长率、税收贡献、同业评价、监管部门评价、政府评价、客户满意度等等），三是当地的金融生态（如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企业亏损面、工业用电增长率、金融债务案件结案率和执行率、居民收入、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政府支持金融发展情况和政府支持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情况以及政府、金融机构对该县经济发展的预期等等），设计了45个指标。
这些指标里面有定量的指标，也有定性的指标。定量的指标比方说贷款增速，存款增速，余额存贷比，不良率等等。定性的指标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机构之间相互打分，给同行进行打分，给当地的金融生态打分。
评估的结果分四档，一档优秀，二档达标，三档需要提高，四档不合格。
这个评级体系到现在已经做了10年。评估总共追踪县域金融机构大概400家。分到D档，就是不合格类，每年一般不到10家。D档共性的一点是存贷比一般为5%，1%，0%。
存贷比低的原因：
（1）有的所在县属于国定贫困县，无工业企业，贷款需求小。企业规模小，企业评级低，也达不到总行的信贷准入要求；
（2）有的上级行没有给县支行公司类贷款授权；
（3）有的上级行严禁对县上的酒吧、茶楼和娱乐场所放贷；
（4）力量不够，有个县支行员工12人，其中3人属于合同派遣制；
（5）有个县支行公司贷款全部为不良，农户贷款不良高，上级行停了县支行贷款业务，只收不贷；
（6）县上没有担保体系等等。
当然，存贷比低，比如为5%并不必然是不合格。有些县，县域金融生态太差，这类机构的评估也会分到前三档。地方的同志要高度关注这点，当地的金融生态太差的话，钱是留不住，不光贷款不来，存款也可能走掉。这个不光是十年前发生，现在也在发生，县一级在发生，市一级也在发生，个别阶段在个别省也在发生。
尺度的把握：
一是评级的时候有弹性。把多少能够放到D档即不合格类不是没有弹性。如果强调市场自由、强调发挥市场作用，就可以把越来越少的放在D档去。如果强调政府干预，就可以把更多放到D档，更多放到C档。弹性取决于大环境。
二是也要避免极端。我们观察一个县，一个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存贷比50%，存款6个亿，贷款3个亿，存贷比50%。后来发生了很大的自然灾害，全国开始支援，救援资金，中央和省上资金大量朝这个县流动，这个县上几个月之内存款大量增加，虽然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贷款投放的力度比往年大，但是存贷比却还是从50%降到12%，因为援助资金流入形成大量存款。对这些指标要客观看待，不能太绝对。
第三，对这些资金从县域流出，流向地市、省会、外省，应该放在我们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待、来分析。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间，所有要素，不光是资金，可能包括劳动力，包括人口都要朝一些区域集中。需要研究的一点是，有些时候是不是由于资金从基层从县域跑出的太快，自然而然生长的城市化还并不需要那么大面积的那么快的集中，但是资金朝大城市房地产，朝大城市大项目快速集中，催快了城市化，资金太快从基层县域流出会不会人为拉动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而且这种城市化不符合城市客观成长规律、由于催熟而问题多多？这个我没有答案，只是一个观察。
第四，对地方政府而言，考核一个金融机构对地方的支持，不能只看给你投放了多少贷款。要看他投放贷款的力度，也要看他提供的金融服务，更要改善县域自己的生态环境。只有你这个生态环境好了，在你这个区域大家都讲诚信了，口碑好了，钱可能才能“流”进来，钱可能才能“留”下来。
上面这两点主要讲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对基层政府和基层管理部门面临的一个问题。县支行是非法人机构，下边就过渡到地方的法人机构。
县域法人金融机构
县域法人金融机构主要是农合机构，信用社、农商行、村镇银行等。
这两年我们很多地方政府非常积极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设计中有的想把全省的信用社拉直，省上搞一个省级全牌照农商行，县上这些农商行信用社保持法人地位，但是省级农商行进行对其参股或者控股。有的省的方案，成立一个省级农商行，全省就这一个法人，各县上的联社、各县农商行变成省级农商行的县支行，即超级省级农商行模式。
搞成省级农商行之后，对县域支农支小，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力度肯定要减小。我们有案例，有几个地方全市行政辖区搞了统一法人的农商行，各县信用社变成其支行。根据这么多年的数据看，这些个农商行县支行的存贷比甚至低于当地国有银行县支行的存贷比。当然，统一法人之后，响应地方党委的能力大大增强，主要投向大城市大项目，实实在在影响到了县域支农支小的力度。
我国现在不缺大银行，所以这次信用社改革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农村信用社，县级农商行法人地位的稳定。
西部地区中小银行风险化解的问题
根据央行上半年的评级，西部地区高风险中小银行的家数占西部地区中小银行家数比重要高于全国高风险中小银行占全国中小银行的比重，西部地区高风险中小银行的总资产占西部地区中小银行总资产的比重高于全国的比重，这两个都高于全国的比重4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也要重视中小银行的风险化解。强调五点：
一是集中有限的资源攻坚重点风险点。不能撒胡椒面。不能避重就轻，越捂盖子未来的危险越增大。
二是化解风险过程中，老股东必须承担责任，股权清零，老股东出局。
三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拿出真金白银，不能一味向中央要。
四是一定要完善公司治理。出险的商业银行风险处置过程中，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坏股东，坏股东掏空银行。这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外两百年之前发生，当时商业银行成为股东商业帝国的提款机。我们两百年之后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错误重新犯了之后，摔疼之后才纠正这个错误，还是我们吸取别人的教训，更好地避免这些错误。完善公司治理一定要把好准入关，把股东选好。
五是处置风险过程中地方政府要负起属地责任。有的地方政府认为他们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关联交易不知道、没法查，异地贷款什么情况也不掌握，什么数据都不掌握，地方政府有一些怨言，不是没有道理。处置金融风险，地方要负属地责任，各监管部门的监管的有效性也要不断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