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发展战略调整和未来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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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未变。

参与国际分工必须平衡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所谓安全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二是经济安全。三是国家安全。产业体系安全包括三个维度：完整性、对外依存度和适应性。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必须处理好这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双循环”的提出，要求我们更好地平衡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关系。

展望未来，既存在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存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大概率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但很难确定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会下降到什么水平。

就当前的情况而言，中国经济增速是否会从疫情前的水平上进一步下跌，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政策选择。中国不仅不应该急于退出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且可以进一步增加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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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络

中国的发展战略调整和未来增长前景

文 | 余永定

2020年，中国政府提出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双循环”概念的提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因为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误解，所以我想首先借此机会和日本朋友分享一下我对“双循环”的看法。在发言的后半部分，我将简单谈一下自己对经济增长前景的粗浅看法。

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

背景、发展和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拨乱反正”开始了“四个现代化”征程。在这个时期，除体制改革外，中国做了两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第一，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特别是通过引进大型成套设备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日本对此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第二，扩大对外贸易，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改善资源配置。

购买先进设备和发展对外贸易，在起步阶段都需要外汇，而当时中国的外汇极度短缺。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足2亿美元，1979年， 中国GDP为1782亿美元，占全球1.8%；中国出口为137亿美元，占GDP比重为7.7%。整个80年代，除两年外，中国都是贸易逆差。

当在尝试改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旧发展战略的时候，中国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例如，代工贴牌生产（OEM）在亚洲国家方兴未艾。加工贸易这种贸易形式为中国在外汇短缺情况下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机会。在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中国还大力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意味着贸易顺差，从而创造外汇。FDI也带来外汇。由于维持了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克服了外汇短缺的困境。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

中国的所谓“国际大循环”战略，用“国际大循环”概念提出者王建先生的话来表述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一种出口导向战略，一种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这一战略的形成和成功执行为中国走上高速发展道路做出重要贡献。

1979年中国GDP在全球排名第11位，占全球经济比重仅为1.79%，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占比更是微不足道。但20年后的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1995年中国进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仅为3%，2018年上升到12.4%。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外汇储备截至2020年8月达到3.16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

尽管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取得了成功，但伴随这个战略的成功，一系列问题出现了。我认为这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国际市场容纳能力有限；二、产业体系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下降；三、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四、资源跨境跨时错配。

国际市场的容纳能力

中国经过40多年的努力，重要产品出口在世界总出口中占比越来越高。事实上，十多年前野村的关志雄先生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例如，2018年中国在办公和电信设备、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以及电信设备类产品在世界上的份额分别达到31.61%、36.25%和42.29%。中国强大的竞争能力挤垮了不少同行业的外国公司。光电行业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出口扩张刺激了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也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

其实中国早在2005年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2006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5.21%，达到最高峰。此后，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出口政策，出口占GDP的比重开始持续大幅下降，并于2019年降到了17.4%。中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也是在2006年达到峰值64%，以后逐渐下降，其他指标也是如此。

产业体系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下降

参与国际分工必须平衡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所谓安全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国际贸易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所讨论的“幼稚产业保护”和“防止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实质上就是一种安全问题。二是经济安全。例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例如，过去不少学者认为粮食安全不是问题。估计现在已无人坚持这种观点了。三是国家安全。毋庸讳言，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就不足以保障国家安全。总而言之，中国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不能不把经济安全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中国是通过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第一种方式与日本和韩国相似，即所谓的雁行模式。在开始时大力推进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后是钢铁和重化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最后是通讯、半导体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一些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到国外，另一些产业，如部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留在国内。对留在国内的产业则逐步实现进口替代。例如，汽车产业就试图通过不断提高国产化率，最终实现进口替代。

第二种方式则是加入某种产品的全球产业链或国际生产网络，并努力地在全球产业链中向高技术和高增值生产环节升级。参加全球价值链，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国民福祉，但也增加了产业的风险。生产链条的延长能够更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精细化分工的好处，但在全球供应链的成百上千个生产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发生问题，整个生产链条就会瘫痪。由于这个环节可能在地球的另一端，你是毫无办法的。全球产业链基本上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中国公司能不能、在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和何种代价加入某产品全球产业链，在多数情况下并非中国自己所能决定。这样中国企业就很可能会被锁定在某个特定生产环节。

通过碎片化的方式参加国际分工可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快速学到某种特定技术，但产品生产的对外依赖性大大增加，对中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能够生产先进的中间产品（中间产品有很高技术含量）同能够生产最终产品，在产业安全性上有质的不同。

产业体系安全包括三个维度：完整性、对外依存度和适应性。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这样的体系必然是低效的。所谓完整性是相对的。为了弥补完整性的不足，我们的产业体系必须有很强的适应性。一旦需要，我们应该能够把原来并不生产，但现在需要生产的东西很快生产出来。总之，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必须处理好上述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从而平衡好效率和安全性的关系。

最近几年，美国的封锁和禁运给中国高技术产业带来了很大困难。美国的政策，长期来看，可能对中国利大于弊。随着美国禁运和制裁，中国主导的企业将更多地向其他中国企业开放，更努力地扶植本国下游企业，给予其更多的参与竞争的机会，即便他们产品质量比美国的差一些，但是，只要满足基本条件就让他们进入中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中。假以时日，中国必然在高科技领域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

当然，这不是中国主观追求的政策，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和禁运，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中国希望能够与日本、欧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经济合作，降低美国把中国踢出全球产业链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双循环”的提出，要求我们更好地平衡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关系。

加强自主研发

“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需要重新检讨。中国将更多地强调自主研发。研发投资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过去10年中，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研发投资是3120亿美元，是全球其他国家在半导体产业投资的两倍。2018年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研发投资是390亿美元。美国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传统上，美国半导体公司研发投资要占到其收入的17%到20%，其他国家则只有7%到14%。高科技产业在创新上存在跟随和独立发现的不同技术路线。沿已有路径，做精（如芯片从22纳米做到14纳米再做到3纳米)？还是另辟蹊径？但无论如何，特别是要做到后者，必须从基础教育、基础研究、探索精神的培养做起。中国教育和科研体系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以满足自主创新的需求。

改善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

由于在执行出口导向政策时，过度强调出口换汇、过度强调吸引外资。同时，中国海外金融资产配置能力又较差。这样，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就出现许多不理想之处。集中表现是：尽管中国海外净资产达2万亿美元，但是投资收入是负值，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是净债权国，但投资收入为逆差，这种情况在其他发达国家是不曾出现的。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化，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难以维持。一旦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和投资收入并存的局面，一国国际收支平衡就只能靠资本流入维持，而这种格局对一般国家（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可以）来说是无法维持的。一旦资本流入中断，该国就会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日本早已不再是贸易顺差国，但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高，日本的投资收入十分可观，不仅抵消了贸易逆差，而且实现了经常项目顺差。在这方面中国应该认真学习日本的经验。

影响中国的增长前景的几个重要因素

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目前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其他产业，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比较低，第三产业在经济中比重的提高将对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下行压力。同时，老龄化将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不利影响。绿色经济建设无疑会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但对GDP增速将会产生某些制约。

另一方面，城市化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截至2020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还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一般而言，城市化率的提高应该是平稳的。直到目前为止，中国依然保留户口制度，城市化进程始终受到抑制。可以想象，一旦放松对居民迁徙的管理，在找到新平衡点之前，城市化过程可能会明显加速，即会出现阶跃性变化。此外，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还有很大的深化空间。经济改革的深化，也一定会对经济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黄奇帆先生认为：中国新一轮内需的启动有五块：一是超级大城市（2000万人口级的城市）以及关联的城市群经济圈；二是城乡居民的土地资源流动；三是户籍制度改革；四是妇女与男人一样六十岁退休；五是物流运输机制改革。

简言之，在未来一二十年，对经济增长而言，既存在不利因素，也存在有利因素。尽管我们相信，同过去四十年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但很难判断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到怎样的水平。

基于当前情况，我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更为扩张性的、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左右的水平。中国应该关注通货膨胀和杠杆率上升等问题，但不应该放弃保持尽可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努力。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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