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口变局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举办了第三期中美青年圆桌，主题为“中国及其他国家面临的人口挑战”。
与会专家指出，我国人口将在2025年出现峰值并迈入中等老龄化阶段，低生育率是人口老龄化加速的重要原因。相较于其他国家，疫情更是进一步冲击了我国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将从供需两侧对经济造成影响。供给端，劳动人口减少将对资本回报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速形成持续下行压力。需求端，总人口减少将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和储蓄率。但也有专家指出，不应高估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与会专家建议，下一步政策重心应放在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和人均GDP等方面。具体来说，应加快改革劳动市场制度、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均等化等，突破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约束。同时，应加强人口政策和技术创新、需求侧管理等重要政策的协调，更好地适应人口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影响。
本文系CF40成果简报，内容来源于近期举行的CF40-PIIE中美青年圆桌第3期“中国及其他国家面临的人口挑战”。
中美青年圆桌项目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联合举办，旨在为中美青年经济学家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就双方感兴趣的中美和全球经济金融领域重要问题进行双月定期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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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即将迈入中等老龄化阶段
应更加重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我国面临总人口达峰和快速老龄化压力，低生育率是主要驱动因素
第一，我国面临总人口达峰和老龄化加速的结构性压力。一是总人口达峰压力。与会专家表示，我国将迎来第二个人口转折点——继我国劳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我国总人口将在2025年出现峰值，并转入下行区间。二是老龄化加速压力。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13.5%，很快将达到14%的中等老龄化国家水平，但我国人均GDP远低于现有的中等老龄化国家，“未富先老”特征显著。另有专家指出，未来的几十年，我国将成为前十大经济体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第二，生育率低是造成我国人口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从人口预测的三大指标来看，我国当前面临的人口压力主要源于低生育率。相对而言，死亡率和移民率比较稳定，对我国人口走势的影响不大。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触及极低生育率水平，并低于当前人均GDP水平对应的平均生育率水平。与会专家表示，我国家庭普遍面临教育和幼儿保育等方面的高成本，女性也面临产后职业发展等方面的社会歧视，以上因素构成了抑制我国生育率增长的深层原因。
第三，新冠疫情对亚洲国家和亚裔群体的总和生育率冲击高于预期。与会外国专家指出，虽然亚洲国家普遍抗疫表现突出，但疫情对生育率的冲击相对更大。许多亚洲国家在疫情期间的生育率下降幅度超过10%，中国在2020年的生育率更是下滑近25%，也是降幅最大的亚洲国家之一。相对而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降幅均在10%以内。在美国，各族群因疫住院和死亡的情况并无显著差别，但亚裔在疫情期间的生育率降幅高达12%，高出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人口结构变化从供需两侧对宏观经济造成全方位影响
首先，供给侧方面，劳动人口减少直接冲击劳动力市场，而老龄化加速趋势则对全要素生产率造成显著影响，拖累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具体来看：
从劳动人口转降的影响来看，企业为应对劳动供给冲击，利用有形资本代替劳动力，提高了资本劳动比；但鉴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成熟尚需时日，短期来看，资本回报率面临边际递减趋势，劳动密集型行业仍将面临严峻的劳动力供给压力。
从老龄化加速的影响来看，有专家基于实证研究指出，老龄化加速趋势将对全要素生产率造成显著冲击，进而拖累潜在经济增长率；对资本产出比的影响不甚明显。据预测，我国潜在增长率在2020-2025年期间，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在2025到2030年期间下降0.85个百分点。
与会专家进一步指出，人口对供给侧冲击也会带来微观层面的行为变化。政府出于保就业率和GDP总量等目标的考虑，会营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也赋予了低效企业一定的斡旋空间，使其更积极地寻求政策和信贷支持得以存续，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资本回报率，拖累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造成我国潜在GDP增速的持续疲软。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不应高估人口递减趋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从1978-2005年的历史数据来看，中国平均GDP增长率为9.5%，其中仅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得益于人口因素，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分别为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深化，前者占产能增长的40%。有外国专家建议，在人口递减和老龄化的结构性趋势下，GDP增速放缓难以避免，中国的政策重心应该从GDP总量目标，转向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GDP的提升。此外，相较人口规模，中国政府应重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第二，需求侧方面，总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加速的前景将对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造成负面冲击。与会专家表示，第二个人口拐点的到来，将对消费群体的规模和边际消费倾向施加下行压力，进而对总需求造成冲击。一方面，随着生育率增速的不断放缓，青少年作为我国消费水平最高的群体，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逐步降低，消费主引擎难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不断提升。在我国现收现付养老体系下，特别是在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下，养老金缺口将更趋严峻，催生了工龄人口的储蓄防老需求，抑制该群体的消费倾向。
专家提醒，若公共政策没有改善，需求冲击会遏制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增长率甚至将低于持续下降的潜在增长率。
此外，人口老龄化也将对储蓄率造成下行压力。与会专家表示，虽然我国老龄群体的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但由于存在医疗保健的刚需，支出水平维持在一定高位，但该群体的平均收入趋近于零。这也导致我国老龄人口呈现出“负储蓄率”的特征。伴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将对全社会的总储蓄率持续造成下行压力。
必须加强人口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应更关注人口因素对宏观经济的需求侧冲击
鉴于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趋势很难扭转，需要相关部门采取全面的政策应对方案，加强人口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更好地适应人口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全面影响。
第一，加快制定针对性的人口政策，消除我国生育率增速放缓和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在提高生育率方面，通过加强对儿童保育的公共补贴、降低家庭面临的教育支出负担等措施，降低制约生育率增长的社会成本。在劳动市场制度改革方面，一是采取灵活的劳动制度。随着劳动人口的减少，灵活劳动制度会促进就业率提高，对于应对快速老龄化的冲击至关重要。二是完善退休制度细节。除了延长退休年龄，中国还需要灵活的养老金制度，鼓励老年人参与劳动力市场。三是遏制劳动参与率的下降，特别是女性参与率的下降，积极消除歧视女性的社会制约，如打破女性产后职业发展的隐性壁垒等。
第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手段。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供给侧改革的政策重心应从GDP总量增长转向人均GDP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鉴于人口老龄化会遏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下一步需对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发展经济两大驱动因素采取更多的改革。人力资本方面，加快推进教育资源的均等化，特别是加快提升农村教育质量，保障全社会层面更优质的劳动力供给，突破人力资本瓶颈。创新发展方面，加快发展劳动集约型技术，这也是应对劳动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必然路径。此外，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积极为年轻企业家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政策支持，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第三，加快研究并制定需求侧管理的相关针对性措施。与会专家指出，过去几年，我国在供给侧层面实施了诸多有效的宏观政策和改革项目。在总人口减少的前景下，政府需要更关注人口因素对宏观经济的需求侧冲击，并加紧研究和制定解决方案。其中，改善收入分配是刺激国内需求的一个重要政策途径。此外，通过加强福利国家建设，逐步覆盖公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工龄人群和退休人群在养老、消费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从根本上消除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制约。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