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两大央行前掌门人与中美顶尖货币学者同台共论：美元会否被取代？国际货币体系将如何演变？
美国国内政策每次发生改变，都对全球市场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无疑是因为美元是当前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今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50周年，站在当前时点上，有必要对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行反思，并思考未来的变革之路。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近期主办的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暨第五届浦山年会上，外滩金融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原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四位顶级货币专家就“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回顾与展望”展开讨论，这场讨论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主持。
在这场讨论中，特里谢深入阐释了他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前景的看法。他认为，美元未来会扮演更为温和的角色，并最终被替代，而人民币和SDR将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对此，白川方明和艾肯格林都持不同意见。二人认为，未来几十年内，美元的份额可能会被其他币种所稀释，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很难被另一种货币所取代。
谈及人民币国际化，余永定在讨论中表示，从务实的角度，中国应该尽量减少持有的美元资产，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满足多个先决条件。
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惊人演讲，宣布停止按照35盎司/美元的官方价格兑换黄金，这也意味着运行了26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走上瓦解之路。随即，美元迅速贬值，直到1973年3月，各国汇率开始自由浮动，美国官方外汇市场正式关闭，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终结。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产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艾肯格林将此概括为五点：
一是出现了所谓的“穆萨难题”，即随着名义汇率波动变大，实际汇率的波动也在加大。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实际汇率波动性显著增大（图1）。但有趣的是，更大的实际汇率波动并没有抑制国际贸易的增长，这与许多经济学家当时的预期相反。引用欧洲问题专家保罗·德·格劳威的观点，这可能是由于套期保值工具的发展，也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
二是外汇储备需求并没有下降。图2显示，1971年后，全球外汇储备持有量不断上升。也许是出于审慎和重商主义的考量，一些国家转而压低汇率，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
数据显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的1970年，全球外汇储备仅为450亿美元；2020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额高达12.7万亿美元，占2020年全球GDP的14%。而在外汇储备中，美元外汇储备的占比在1999年高达71%；2020年是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最低值，但依然高达59%。
余永定提到，外汇储备规模如此之高，对发展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但如果没有这层防火墙，可能就无法预防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曾发生过的国际投机者的攻击。
图2 1971年后外汇储备持有量继续上升
三是各国并没有实现更大的汇率灵活性。如今，占全球GDP约一半的经济体继续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或爬行挂钩，甚至是固定汇率。曾经有观点预测认为，“各国要么采用强硬的固定汇率，要么采用自由浮动汇率”，但这种观点并没有成为现实。目前，各国仍在执行各种各样的汇率制度。不过，当前各国的资本管制已基本全面取消，国际资本流动性显著上升。
四是弹性汇率的“绝缘性”不及预期。“我们错误地认为，汇率的灵活性会让本国经济完全不受外国条件的影响，这是对1960年代早期蒙代尔开放经济模型中金融部门重要性的不完全理解。”艾肯格林指出，最近的研究已经证实，固定汇率带来的国际传播效应要高于弹性汇率，而汇率灵活性所带来的隔离作用则不及预期。
五是“特里芬困境”并没有随弹性汇率机制的发展而消失。艾肯格林认为，我们正面临着“21世纪的新型特里芬困境”，美国无法无限制地提供兼具安全性与流动性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美元不可能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始终充当国际货币和储备货币。
他强调，未来的世界经济将愈发呈现多极化特征，这种趋势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非系统”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而这就是21世纪“特里芬困境”的根源。
亟需寻找新的货币政策框架
美国之所以正在成为一个“不太可靠的联盟伙伴”，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内部货币体系的任何一次变动，往往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正如50年前尼克松时代的美国财长康纳利的那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难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根据“三元悖论”，放弃固定汇率后，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就会实现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和自由的资本流动。50年过去了，国际资本流动性已经显著上升，然而，各国期待的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实现了吗？在弹性汇率制度成为常态后，又如何评估宏观经济表现？
上世纪70年代，许多发达经济体在遭遇高通胀或滞胀的打击后，开始认识到价格稳定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央行独立性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基础。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全球主要央行采用了基本相同的价格稳定定义，将通胀率保持在2%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世界经济随后表现良好，进入“大缓和”时期。但这段良性时期很快就被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低增长所取代。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出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利率降至零附近，其他发达经济体也相继跟进，全球进入“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时代。
白川方明认为，即使执行灵活的汇率制度，美国对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立场仍具有决定性影响，且这种情况由于“零利率下限”而变得更加严重。“随着货币宽松政策的延长，零利率将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面临货币政策空间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况近乎‘以邻为壑’。”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一个事实：我们尚未找到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进行货币管理的适当方法。”白川方明说。
他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本质上是一个框架，其运行效果还不错是因为满足了四个前提条件：第一，破坏稳定的过度行为具体表现为通货膨胀；第二，消费者价格指数可以合理衡量通货膨胀；第三，通货膨胀率由国内产出缺口决定；第四，国内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国内货币条件来确定国内通货膨胀率。
但是，上述假设正在逐渐失效，这是因为：第一，破坏稳定的过度行为已经被金融失衡替代；第二，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衡量通货膨胀率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第三，全球产出缺口（而非国内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正在增加；第四，国内货币条件开始由全球货币条件决定，而全球货币条件又越来越多地受到主要国家，特别是关键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
因此，白川方明认为，要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形势，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框架。
未来多元化的货币体系会是怎样面貌？
未来美元会被取代吗？央行数字货币未来是否会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货币形式？在这场讨论中，四位嘉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观点各有不同。
特里谢认为，未来世界货币将形成一个三极体系，美元将扮演一个更为温和的角色，人民币和特别提款权（以下简称SDR）未来会发挥重要作用。
在他看来，美元最终会被其他货币取代，而且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数据显示，美元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的71%下降到2020年底的59%，总共下降了12%，是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此外，SWIFT统计也显示，美元的国际使用份额距离当初59%的高点也在不断下降，当前美元和欧元份额分别占43%和37%。
“中短期人民币有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一旦实现后，将会极大地改变当前的世界货币体系。”他说。
与特里谢的观点不同，白川方明认为，虽然美元的使用份额正在下降，但是鉴于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美元在金融交易中的位置仍然是无法撼动的。“但是，如果美国过度依靠这种优势，那么市场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介入，美元的地位就自然会受到挑战。”他说。
白川方明还指出，美国激进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或金融体系动荡，从而威胁美元的稳定性，并逐渐影响当前的世界货币体系现状。
艾肯格林也认为，美元的地位不会被欧元或人民币替代，但会被蜂拥而至的小体量币种稀释，而数字技术将加速这一进程。
他补充表示，在过去20年里，美元在国际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从70%下降到了60%左右，但填补这一空缺的是其他体量较小的附属储备货币，包括澳元、加元等。国际金融市场的数字化进程削弱了网络效应带来的“赢家通吃”效应，并使得其他附属国际货币的使用更加容易。
对于人民币未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将要扮演的角色，余永定表示，谈论这个问题需要把地缘政治因素考虑进去。他认为，我们正面临安全问题，从务实的角度，中国应该尽量减少持有的美元资产，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如果人民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满足多个先决条件：首先就是实行弹性汇率甚至浮动汇率制度，这个先决条件非常重要；其次，要实现资本自由流动。
讨论中，特里谢特别强调了SDR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未来，SDR将不仅是一种记账单位，而且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货币参考单位，如果有必要，SDR还可以是一种支付单位，成为一种真正的货币。
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69年创设的一种补充性的国际储备资产，用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开始重新思考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曾公开建议，在国际储备中扩大SDR的用途，从而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但遗憾的是，这项重大、复杂的改革成果有限，最终成为一种愿景。
关于SDR未来是否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货币，艾肯格林则持怀疑态度，原因有二：
第一，协同效应的形成需要两方面因素的互补。一方面，个人行为主体使用一种货币进行国际交易；另一方面，一种货币在国际交易中被官方广泛使用，各国央行倾向于持有的那些货币，通常也是其所在国的银行和企业用来进行跨境交易的货币。只有这样，各国央行才能充当最后国际贷款人。“SDR不适用于私人国际交易，没有任何个人行为主体可以使用它。所以我认为，以SDR为基础发行的货币无法被任何个人所使用。”他说。
第二，对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来说，具有充当最后贷款人、确保市场的持续流动性并确保自身货币体系安全的能力很重要。“除非人类迎来一个全球政府，否则我们不会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市场和特别提款权受到挑战时，在短短几天内推出大量的SDR。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特别提款权的应用范围仍会十分有限。”他说。
近年来，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各国都在相继研究或推出由国家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会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多大的影响，未来是否会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货币形式？对于这一问题，几位发言嘉宾都秉持一致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虽然当前许多大规模支付的货币已经在形式上实现了数字化，但数字货币本身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态，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小额支付体系。
艾肯格林认为，如果要让央行数字货币能够跨境用于国际交易，就需要保证各币种的互换性。这意味着，各币种需要运行在同一个区块链上，或者也可以另设一套基础设施，让运行在不同区块链上的央行数字货币利用这套基础设施进行互换。
问题是，如何让上百个国家的央行就基础设施架构和管理方式等问题达成一致。艾肯格林表示，“现在看来，这个前景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