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欧洲所陈新：欧洲还没有被“逼”到墙角
俄乌冲突形势仍未明朗，欧洲能源困局一再加剧。
当地时间9月26日、27日，“北溪-1”“北溪-2”两条天然气管道接连发生3次泄漏事故。作为欧洲能源“大动脉”的北溪遭到破坏，或意味着至少在今年冬天，这条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将无法恢复运营。即使各方对于北溪长期停止输气已有一定预期，泄漏事件仍加剧了欧洲对天然气紧缺和电力危机的担忧。
受此事件影响，9月28日，欧元对美元汇率续刷20年新低，欧股普跌，欧洲天然气期货暴涨13%，再度站上230欧元/兆瓦时以上高位。为应对能源困局和电力危机，欧盟委员会正在商讨紧急措施，但具体细节仍在磋商，各成员国仍存分歧。
在没有“北溪-1”的情况下，欧洲当前的储气进度能否支撑其平稳度过这个冬天？如何展望接下来欧元区的能源供给、经济和通胀走势？欧盟是否真的能与俄气完全脱钩？欧元体系会否就此衰落？对中国而言，在欧洲这一轮能源危机以及潜在的经济衰退中，有哪些必须关注的外溢影响？
近期，CF40研究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陈新，围绕上述问题分享观点。
陈新认为，从欧洲各国的能源结构、储备情况以及潜力挖掘等角度来看，理论上是可以应对此次危机的。但目前各成员国各行其是、缺乏协同，导致整体应对并不协调。欧盟如何度过这个冬天，对未来欧盟与俄气关系的走向至关重要。欧元走弱可能还会持续，但未见欧元区短期内有解体的迹象。相反，历史经验表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都是在危机中前行的，不排除欧盟下一步在共同财政、共同债务方面继续小步推进的可能。
对于欧洲能源危机以及经济衰退的外溢影响，陈新提出中国应重视三个方面：第一，欧盟经济衰退可能表现为需求下降，对我国外贸出口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第二，随着我国经济形势好转，对能源的需求将回升，在国际能源紧平衡状态下需要重视如何保证我能源安全。第三，欧洲出现经济减速甚至明年经济出现负增长，势必会对我国对其投资信心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以下为访谈实录：
Q：“北溪-1”完全停止向欧洲输气的同时，欧盟的数据也显示其整体天然气储气量已达84%，属于超预期的储气进度。您怎么看欧洲在这个冬天的能源供给形势？现有措施是否可以帮助欧盟在没有“北溪-1”的情况下撑到供暖季结束？
陈新：关于储气进度的数据，我认为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心理战的因素。欧盟方面的数据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实际情况，我们还需保留一个问号。理论上讲，如果现在欧盟储气进度已经超过80%、达到85%，部分国家甚至达到95%，平均水平应该是满足了最低要求，但是究竟情况如何还是未知。
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欧洲的这个冬天如何度过。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欧洲还没有被“逼”到墙角，如果真的被“逼”到那一步，欧洲人是有办法解决的。欧洲本土有气、有潜能，只是还没充分挖掘。
目前来看，欧盟所做的都是针对供暖季的应急措施，这一过程也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欧洲状况”或者说“欧洲应对模式”。这在近十多年来欧洲遇到的几次危机中，比如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疫情危机以及这次能源危机，都有所体现：一开始手忙脚乱，成员国各自为政，首先想到的都是本国利益而不是欧洲方式。当然现在各国达成共识的速度比原来要快一些，欧盟层面应对能源危机的信号也比较明确，即坚决要与俄罗斯能源脱钩。但是对于成员国来说，毕竟能源供应需要各国自己落实，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考虑难免各有不同，导致整体应对不是非常协调。
从欧洲各国的能源结构、储备情况以及潜力挖掘等角度来看，理论上它是可以应对这次危机的。比如说天然气，荷兰有格罗宁根气田，这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田之一。前两年荷兰决定关闭天然气田，称天然气过度开采影响地质结构，有引发地震的风险。格罗宁根气田计划在今年完全关闭，但此时能源危机爆发，按照正常逻辑，这时候不宜再关闭气田，但是荷兰仍然维持原关闭计划。再比如说核能，德国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之后决定全面关停核电，也是计划到今年完全关闭。在缺电的情况下，本可以做出延期的决定，但德国政府也坚持到期关闭核电站。这其中当然也许有技术原因，但总的来说，也表现出各国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基本还是各行其事，没有达到整体协调。最近欧委会密集召集各国能源部长等开会，试图找出一种共同应对方式，但是这一过程需要时间。
Q：当前能源供给局势和通胀形势将如何影响欧洲经济格局？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一批欧洲工业企业的外迁，您怎么看这个趋势？
陈新：应该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对产业的影响比对消费的影响更加深刻。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不太一样，居民可以最近一段时间减少消费、过了一段时间再释放消费，但是一旦能源价格过高导致工厂无法维持运转进而关闭，形势很难迅速扭转。因为企业一旦关闭，重新启动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而且可能有些企业就是彻底关闭了。
一些耗电量比较大的重工业企业，例如铝厂、钢铁厂、化工厂，目前就在面临这些问题。特别是对一些经济体量比较小的国家而言，个别企业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
例如，斯洛伐克的大型铝冶炼厂Slovalco已经准备关闭。铝厂对于斯洛伐克比较重要，为斯洛伐克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包括德国、韩国、日本等都在斯洛伐克投资生产汽车，而铝是生产汽车的重要部分。如果铝厂关闭，会否引发一系列后续效应，这些都是问号。此外，化工业对天然气需求也是比较大的，例如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受到天然气危机的影响，出现减产甚至出现产能外移，以后产能是否还能移回德国？这都会带来一系列很深刻的问题。当然，后续如何发展还需要再观察。因为近几个月企业界的做法也属于应急反应。
这又回到一开始的话题，即欧盟各国各行其是、缺少协调。欧盟声称要加强战略自主、减少对外依赖，但一旦能源危机持续，导致产能流失，欧盟对外界的依赖反而会进一步加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欧洲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失去了战略方向，欧盟所谓的“战略自主”在俄乌冲突之后已经迷失了“自主”。
Q：从中期来看，您如何展望供暖季结束后，比如到明年底欧洲的能源供给形势？
陈新：不同阶段需要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如果目前形势发展到明年还是没有根本性变化，比如今后欧洲是否将继续维持与俄罗斯能源脱钩的战略，如果这被当作不会改变的战略继续贯彻执行，而与俄乌冲突走势不再相关，进而在中长期产生影响，欧洲可能至少需要从目前的应急状态转变为从中期寻找出路，第一是找到比较稳定的天然气供应来源，第二是欧盟整体能源结构的调整，第三是能源转型的方向，以及技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支撑。这些都还存在不确定性。
以天然气为例，欧洲能源危机爆发之后，德国等国家都在寻找天然气供应，与卡塔尔、阿塞拜疆等主要产地进行谈判。谈判取得了一些初步结果，但部分供气国还是比较犹豫，原因有二。
第一，天然气全球供应本就处于一种相对紧平衡的状态。从现有产能来看，欧洲突然出现的天然气需求对于天然气供应方来说一般很难完全满足。天然气供应国可能需要扩充产能，这就涉及投资，投资和设计规划一般都需要十年、十五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稳定的产能需求支持。欧洲对天然气的需求是突然增加的，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这个疑问使得天然气供应方难以下定决心进行投资。
第二，欧洲对天然气进口需求较大的原因除了供暖供电之外，还有氢能开发。在已有“北溪-1”供应大规模气量的前提下，之所以还会有“北溪-2”，就是因为它的天然气并不完全用作发电或者供暖，还涉及新能源转化问题。通过天然气转化而成然后投放市场的氢能，被称之为“蓝氢”，它并不是完全零排放、无污染的。通过风能或者光伏发电提取出的氢能，被称之为“绿氢”，这是没有排放的，而且不涉及其他资源的损耗。蓝氢被写进了欧洲整体的能源转型路线图中，但作为一种过渡性路径而不是最终路径，蓝氢也许过段时间就会被淘汰，这也意味着，欧洲对于天然气的需求或是过渡性需求。过渡期能有多长，对于天然气供应方来说也难以确定。
此外，欧洲目前是应急状态，应急状态下是不惜成本的。比如虽然储气率已经超过80%，但是这些天然气是以多高的价格购买？理论上，其购买天然气的价格要远远高于正常年份。如果从应急状态转为中长期状态，价格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主要的考量因素，因为天然气价格不仅决定了最终的电价，也影响着通胀形势。
在能源和食品价格已经出现互相循环上涨的情况下，如果通胀持续下去，带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而在通货膨胀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形成螺旋上涨，将对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不利影响，这不是好的信号。
还需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全球能源需求格局的变化。今年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形下，中国对于国际能源的需求有所放缓。明年中国经济逐渐回到正常状态，能源需求随之而来，那么全球能源市场格局可能会呈现另一番局面。如此，欧洲国家当前不惜成本的做法到明年可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全球天然气价格继续高企，就需要重新思考市场导向。
目前欧盟也在随着整体形势发展而进行各种讨论磋商，一些民调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因素都会带来一定影响，所以目前判断到明年底欧洲能源会是什么形势可能还为时尚早。
Q：近期欧委会发布的干预方案中并未包含此前提出的对俄气限价这一措施。您怎么看待该结果？您如何分析，欧盟未来重新推动并实现对俄气甚至所有进口天然气的限价的可能性及其影响？
陈新：关于天然气限价，欧洲内部意见并不统一，特别是有一些很明确的反对意见，因此这一问题在欧盟层面未能达成一致。对于欧盟最终是否能够落实限价，我是抱有疑问的，除非他们绕开欧盟“集体一致”的原则，转而采用政府间的国际条约的方式，就像欧债危机时的《财政契约》那样。
但是即使相关限价措施最终通过，也不是每一个成员国都必须执行，因为这不是强制性的义务而是建议性的措施。整体来看，欧洲的事情比较复杂，有一些权能是各成员国独家所有，有一些权能是欧委会独家所有，有一些是混合所有，还有一些是不太清晰、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明确的，而能源恰恰属于最后这一类。例如贸易权能属于欧委会，因为贸易政策是由布鲁塞尔（欧盟主要行政机构所在地，此处代指“欧盟”）决定的，成员国说了不算；但能源政策是由成员国协商决定。目前来说，各国分歧实在太大。
此前，因匈牙利反对，欧盟第六轮对俄制裁方案未能如期通过。一方面，匈牙利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存度相对较大；另一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匈牙利天然气储备刚刚达到60%，可能是欧洲储备最低的国家之一。对于匈牙利这类储备不足的国家来说，强制限价可能导致天然气供应中断，谁来弥补它们的天然气短缺？
除此之外，通过限价补来贴消费者，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带来额外的刺激，西班牙的尝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Q：根据汇丰银行的估算，未来两到三年，来自挪威、阿尔及利亚和阿塞拜疆等国的天然气供应量仅可能增加150亿立方米，而俄气供应较2020年已减少1250亿立方米。这样来看，缺口还是比较大的。欧盟真的能够完全脱离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吗？
陈新：我个人认为，欧洲现在还是处于一种“情绪化”的状态，当“情绪化”状态慢慢恢复到一种“理性状态”，市场机制或许能够反映出真实信号，这时候可能对能源政策、能源需求会有一些相对更为中期的考虑，而不是一种应急的考虑。
至于能否回到这种“理性状态”、重新考虑缓和与俄气的关系，关键仍然要看欧洲这个冬天究竟以何种方式度过。可以关注三种可能的情况：第一是俄乌冲突的走向，如果其走向明朗化，诸多不确定性逐渐消除，那么欧洲人部分“情绪化”举动可能也会随之消除。第二是民众情绪的变化，欧洲国家是选举制度，如果民众抗议浪潮不断加大，政府也会考虑相关诉求。第三是企业界的反应，如果企业界呼声过高，政府也要正视问题。
我认为上述三个因素是最主要的，除此之外，资金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太大。一方面，虽然部分成员国负债率较高，但在紧急情况下，再度增加支出也不是不可能；另一方面，欧盟层面可能也会相应出现一些变通的筹资方式，为成员国的负担来买部分的单。
Q：随着天然气价格暴涨，欧洲电价大幅攀升，二者联动主要是因为欧洲电力定价机制采取了边际定价系统。既然如此，为什么欧洲不改革电力定价机制，而是代之以一系列的行政干预？比如此次发布的《应对能源高价的紧急干预方案》，对非天然气发电公司的电价设定上限，并提出了类似暴利税等措施。
陈新：其实早在此次能源危机之前，欧洲南部国家就曾表示现行电价仅与化石燃料价格挂钩的定价机制不够合理，并要求改革。当时的呼声不是太强，这一次能源危机爆发之后，相关呼声显得更为突出——天然气价格涨得太猛，导致整体电价上涨很快，但那些不是通过天然气发电的企业，像核能、煤电、水电等其他发电企业，其生产成本是没有变化的，大幅上涨的电价给它们带去了超高利润。当前欧洲出现的一个呼声就是，要针对这些非天然气发电企业的利润征收额外的暴利税，以显公平。
理论上，欧洲电价高企是因为天然气价格高，其他成本没有变化，如果非常迅速的推出新的电力定价机制，电价会马上下降。但是欧洲并没有急于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准备放到明年3月之后来做。我个人认为，这样安排的考虑是，如果现在通过定价机制的调整使电费下降，很有可能激发出新一轮的能源和用电需求，特别是原有的、被压缩的一些居民消费需求会大幅释放，这会反过来进一步推高天然气需求。现有天然气储备仅能维持欧洲最低限度的过冬需求，一旦天然气需求额外增加，欧洲这个冬天还能否过得去就成了问题。
当然，对非天然气发电企业的收入设定上限，征收暴利税后，将这些收入补贴脆弱群众，也会激发民众用电需求，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一做法也是有争议的。
Q：您对后续欧元区经济和通胀形势有何展望？加息能解决欧洲通胀问题吗？
陈新：对于欧央行来说，目前欧元区的通胀水平是一年前没有预料到的，而当前的通胀也不是欧央行自己控制得了的，而是取决于天然气价格，而天然气价格又受到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按照传统规范分析的话，抗击通胀最好的方式就是加息，但是传统依靠加息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欧元区不一定行得通。欧央行目前的两次加息并没有遏制住通胀势头，问题的关键在于，欧元区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由十几个不同财政体系的国家构成的一个货币体系。换言之，欧元区只不过是使用了同一种货币，但是财政政策各是各的。这样一种状态下，加息所产生的传导效应在各个成员国之间是不一样的。其加息幅度越大，后续成员国之间的国债利差就越大，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会进一步加大，这些都会带来负面影响，欧元区货币体系的稳定也将受到冲击。
尤其现在欧盟面临一个“非典型”状况，俄乌冲突如何结束还不明朗，应急措施是否会变成一个中期的前端，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探讨。面对诸多不确定性，欧央行的加息决定确实比较艰难。按照原有计划，欧央行不仅要加息，还需要缩表，但是现在看来缩表也不容易。
欧央行推出的反金融碎片化工具TPI（Transmission Protection Instrument），意在避免成员国因加息导致息差大幅走阔、对负债最重的国家造成严重打击。一旦成员国之间国债利差过大、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欧央行可以利用这一工具出手购买国债，缩小成员国之间的国债利差。但需注意，这一做法超出了货币政策范围。国债发行多少是成员国自己的事情，这一做法干扰了成员国在财政政策上的约束，尤其在加息之后，这一做法会带来一系列传导效应。
今年以来，欧央行已经两次下调对于明年欧盟经济增长的预期，其最新判断是，今年GDP同比增长可以达到3%，明年可能只有不足1%。事实上，负增长也是有可能的，尤其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德国央行已经表示，其经济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可能出现萎缩。
Q：考虑到美欧货币政策的差距，以及欧元区目前的经济和社会表现，大家比较关注欧元是否面临长期弱化的趋势，甚至欧元体系是否面临瓦解的风险，您对相关问题有何看法？
陈新：短期内还没有观察到欧元区解体的风险。实际上欧盟可挖掘的工具还有不少。比如欧债危机期间，当时金融界认为欧元体系可能挺不住甚至瓦解，因为当时欧元没有最后的担保人。最终马里奥·德拉吉做出表态，实际上让欧央行承担了最后担保人的作用，局面瞬间扭转，“超级马里奥”成功挽救欧元。我认为，欧元走弱可能还会持续，但未见欧元区短期内有解体的迹象。
考虑到自欧债危机以来，欧央行已经大规模扩表，叠加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严峻的通胀形势，欧央行在实施新工具方面可能确实不会像欧债危机期间那样得心应手。
但是，另一方面，从财政情况来看，欧盟作为债务人整体负债率还是很低的，不排除欧盟下一步在共同财政、共同债务方面继续小步推进的可能。我认为，在不干扰成员国财权的前提下，由欧委会或其他欧盟机构来担保发债，也就是在继续推进共同债务方面还是有探索空间的。如果以欧盟这一全球重要经济体的整体信誉来发债，那么收益应该也是有一定保障的。
新冠疫情之后，欧盟出台“经济复苏计划”等一系列方案，实际就是往欧盟共同财政和共同债务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因为这一计划所用资金，是以欧盟作为担保进行发债的八千亿欧元。在当前能源危机导致消费价格上涨，尤其是影响了居民生活的背景下，欧盟可能会在共同财政方面再次迈出一步，比如再推出一个类似“经济复苏计划”的举措，同样以欧盟名义去担保发债。
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都是在危机中前行的。没有危机就没有压力，也就没有动力再往前走一步，这已在其一体化的几十年历史中被验证了。
除此之外，欧盟现在也在考虑一些中长期的安排，进一步推动欧洲各个领域尤其是绿色转型领域的进展，这一点从《欧盟重新赋能计划（REPowerEU）》里面也看得出来。
比如清洁能源方面，欧洲目前公布的方案把重点放在氢能源。一方面，欧洲在锂电池领域已经落后。传统汽油柴油汽车的动力来源是化石燃料，对于机械技术有着很高要求（如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三大件），而这是欧洲的长项。但是，电池动力汽车不是机械驱动，电池、电机、软件成为新三大件，欧洲在电车方面的优势不再明显。另一方面，氢能源是更加接近零排放的新能源，而锂电池无论是开采、加工、使用还是废电池的处理，都会带来排放压力。所以，欧洲人现在期待通过氢能源这种技术路径，在未来新能源汽车领域重新占有优势，同时减少排放。
此前荷兰、德国、丹麦三国共同在北海投资建设了一个12GW海上风电“能源岛”，就是为了解决氢能源的制作问题。同时，欧洲已经开始准备布局加氢站、氢能卡车等一系列的氢能储存输送设施，形成新的产业链，这成为欧洲未来的一个重点突破方向。
Q：对中国而言，在欧洲这一轮能源危机以及潜在的经济衰退中，有哪些必须关注的外溢影响？
陈新：第一，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量非常大，这三者之间任何一方出现经济波动，都会对其他两方带来相关影响。欧盟的经济衰退可能表现为需求下降，对我国外贸出口环境带来不利影响。中国是出口大国，中国出口欧洲的很多产品是中间品，这些产品也是嵌入到欧洲产业链之中的。
第二，前期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目前正在进入关键转折期，预计明年整体经济工作或将迎来新一轮的增长趋势，那么我国的能源需求又将上升，进而给当前的国际能源紧平衡状态带来新的变数。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如何保证、能源需求如何保障？这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第三，投资方面。这两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中欧之间的相互投资还在上升，互相对各自市场还是抱有一定信心。但是如果欧洲出现经济减速甚至明年经济出现负增长，势必会对我国对其投资信心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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