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黄达教授 | “土法上马”的中国货币理论开拓者，守定讲台的中国金融学科奠基人
黄达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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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1925年2月22日出生于天津，于1946年就读于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财经系，194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黄达先后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从1983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88年任首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1991年11月至1994年6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黄达是新中国金融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一生致力于银行货币、金融学研究，对新中国金融学科的创建作出了卓越贡献。而在面对“中国货币理论研究及开拓者”“中国金融学奠基人”这些称号时，他认为自己只是“土法上马”、自学成才。
据《中国经济时报》此前刊文介绍，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之际，黄达被分配从事经济理论教学。此后，他的大部分精力，基本上都放在了教学研究上，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行政职务以后，也没有中断过教学工作。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始终把不脱离教学第一线作为自己必须遵守的准则。
黄达始终认为，翻译的教材是外国的教授以外国的背景写的，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学生。他重视自身的积累，并以自己的领会和理解为主，在尽力借鉴吸收西方知名货币银行学教材的同时，力求讲明白中国金融领域的实际。“在中国的讲坛上，结合中国实际，面对中国学生，讲授先进的货币银行学”，是他最大的愿望。
与很多“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黄达自称“只留下四本教材”——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80年代中期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90年代的《货币银行学》、21世纪初的《金融学》。
2014年，黄达捧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奖杯。他说，“我就像一名导游，全身心地参与到了解、欣赏、介绍中国货币银行学景观的旅程中。”
2019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经济学动态》邀请，黄达教授接受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张杰教授和宋科副教授访谈，将一生的求学、治学经历娓娓道来。今天，我们转载这份访谈实录，以此致敬和怀念黄达教授。
黄达教授访谈录
文 | 张杰 宋科
张杰、宋科：您从事金融教学与研究工作已经近70年了，是什么机缘让您选择了终身从事的金融学教育？最初的情形是什么？
黄达：我是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走上金融教学工作岗位的。如果说自己的学术生涯，这是一个自然的起点。不过，这纯属偶然，是组织安排的结果。教书，我从小就没有这个志愿；学经济，在我开始懂得选择人生道路时更是全然不感兴趣。至于终身徜徉于学术领域，应该说从来没有想过。但从那时以来，我一辈子没有离开这个领域。
建校之初，中国人民大学设有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借贷系、贸易系、合作社系、工厂管理系、法律系和外交系等八个系。初期，我被分配到财政信用借贷系，职务是教务秘书。系里的人员，除少数确定作为行政工作人员外，大多明确将来都要讲课。而后，随着财政教研室、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和会计教研室等三个教研室的设立，我被分配到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也明确了授课方向。
根据现实情况，学校确定的教学模式是，苏联专家给挑选出来的中国教师讲，中国教师再给学生转述。当时，学校设有一年制专修科，其中有财政银行班，学生近百人。这个班需要讲授“货币流通与信用”，而且是两个学期的课，学生在校一年，自始至终要学这门课程。于是，教研室立即组建了包括系主任崔希默、肖清、郭丁、林与权和我，还有从同学里选拔出来的车孤萍、栾重威等在内的教师小组。
对我来说，要立即走上大学经济学科的讲堂，实在有点“挟泰山以超北海”的狂想味道。苏联专家给我们讲，我们再给同学转述，说着容易，但实际上困难重重。
第一，苏联专家匆匆赶到中国，对于中国的教师和学生都不了解。
第二，中国教师极少有学过经济学的，我们这个小组全都没有学过经济学。学生是战争环境下滚打出来的青年干部，就文化素养看，部分相当高中以上，部分仅仅够初中水平。照苏联大专学校的提纲传授，差距太大。
第三，刚开始的大半个学期，没有课程提纲，也没有教材。有些零星俄文资料，笔译速度远远赶不上中国教师备课的需要。苏联专家一周给我们讲一次，讲下周课程的内容。每次只一个半天，通过翻译，根本不可能传授全部应该讲授的内容。也就是说，一堂课的内容，中国教师要根据苏联专家讲的大框框，自己准备。
第四，语言不通，口译水平太低，学术内容常常传达不过来。中国教师都没有听懂，又如何能向中国学生“转述”。其实，就算我们能原封原样的转述，学生也很难听懂。然而，学校的规矩，铃声一响，不论什么困难，教师也必须按课表准时上课。
无论如何，最终还是熬过了最为困难的第一学年，自己也摆脱了教学行政职务，成为全职教师。而且，经过这一学年，自己深深地被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吸引住了，感到学货币银行学、教货币银行学，原来也有无尽的享受。在缺乏专业基础的条件下，硬要走上经济学的讲坛，真像俗语所说的，是“赶鸭子上架”。然而终于“上了架”并在这一领域铺下了一些便于后学的石子。对此，旁人誉之为“自学成才”，以示鼓励。我自己则喜欢用“土法上马”这几个字，以示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路子，更能形象地说明自己成长的时代特点。
没有丝毫基础，却要当经济学教师，那就必须老老实实补基础的经济学知识。从知道真的要上讲堂的那天起，我就开始了自我补课的过程。一方面从苏联专家以及他们带来的苏联教材那里学习金融学，讲授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另一方面拼力从《资本论》等经典中补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在最初几年形成的一些基本观念，虽然不时受到挑战，但也越发证明其真理性。时至今日，一些糊涂观念也往往涉及这些基本论断。
经过了三五年，我们觉得，在所学的所有课程内容中，核心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这门课程包含着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同时讲述了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制度、金融机构等等的发展演变和现状，讲述了国际金融关系，可以概略了解世界金融全局。
非常幸运的是，这门课在苏联有一本很好的教材，由老一辈经济学者布列格里教授编写。其一，它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银行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几十年后，当我们较为系统地了解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发展历程的时候，发现他的这本教材实际是延续了西方货币银行学在20世纪初的体系框架。当然，增加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的货币、信用、银行与资本主义有本质不同的论述。其二，它对马克思的货币银行理论做了系统而又深入浅出的阐述，现在回过头来看，较之同时代西方的货币银行学具有更为深邃的理论内涵。
这本教材是1950年出版的。我们教研室可能是从1951年开始全力组织翻译。译出一章，即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铅印一章，供本校和兄弟院校使用。全书译完约在1953年，1955年由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不过，对于翻译过来的教材，当时中国的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吃力，而西方世界金融领域不断出现的新进展也需要补充。因而教研室决定以这本教材为蓝本，编写一本中国学生易于接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当时，我作为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1957年，这本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同年5月，合为一册出版。封面以蓝色调为主，国内同行习称为“蓝皮书”，一直使用到改革开放初期。
这是我第一次主持编写并公开发行的教材，也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自己编写的第一本教材。那时没有复印技术，初稿必须抄录后才能统编；统编稿改动多了，还需重抄、再重抄。当收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教材时，不禁在扉页上写下：“……两年半的经营近日方始出版，方知编书之不易也！”
从全然外行，硬要拼成内行，这最初几年，如用爬坡形容，是爬一个极陡极陡又毫无喘息机会的坡。这本教材的出版，可以说是这第一阶段的总结。感觉上，好像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后面，其实依然像爬山那样，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坡，却立即发现前面依然是要继续攀爬的陡坡。
张杰、宋科：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改革开放前后，是新中国金融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初创期。在这个时期，人民币是不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的符号？非现金转账结算是不是货币流通？存款、贷款，到底哪个在先？什么是“信贷差额”？诸如此类货币金融问题在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您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以及您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
对于人民币，最初的理论认识是来源于1948年12月7日的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社论提出了这样的论断：“解放区的货币，从它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即与金银完全脱离联系。”最初读到这段文字时，只是觉得写得畅快淋漓，没有任何疑问。
开始讲授货币银行课程，特别是钻进《资本论》之后，问题来了：马克思论证，任何货币符号，都是货币商品——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比如黄金）——的代表。
当时，即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的流通里倒是早已不存在金银等货币商品实体了，但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代表1盎司黄金，或1美元含0.888671克黄金），其他货币，如英镑、法郎等等与美元挂钩，明确自己的货币是黄金代表。苏联宣称，自己的卢布是黄金的代表……
只有人民币，特立独行，说与金银绝了缘，那代表什么呢？说它是小米，是布匹，是商品，世界所有品种的综合代表，在马克思理论那里通不过：一般等价物是排他的，是以一把尺子度量并表现千万种商品的价值。要是人民币代表千万种商品，那就是用千万把尺子度量并表现千万种商品的价值，讲不通。
在当时，倒是有“百物本位”说，有“管理本位”说，等等。但这些说法的论述大多非常浅薄，无法解释这样的直接冲突。
最初的一两年，矛盾只是在学校的范围内。不久，中央部委都学《资本论》，中国人民银行的研究人员自然首先碰到了这个问题。1954年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关于人民币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认为：根据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根据人民币发行的历史，可以说明人民币是一定量贵金属的代表。
那时，主张人民币是金符号的，都是说到“论断”为止。至于人民币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成为金符号的，以及在当前经济生活里黄金怎样发挥作用等等，则不见论述。
我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4期上发表了《人民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的符号》一文，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如果真正尊重马克思价值论的原意，只能论证出人民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的符号；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调节货币流通时可以完全不考虑贵金属而只需考虑市场供求平衡的要求。
文章发表后，由于前一重意思，人们给我戴上了“黄金派”的帽子。对于后一重意思，好像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然而，坚持说人民币代表黄金，却没有能够同时揭示人民币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成为金符号的，这一时成了我的心病。
记不起是怎样的机遇找到苏联一位辈分很高的学者弗·伊·米哈列夫斯基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由于期望从中解决人民币与黄金关系的理论困惑，于是决定翻译全书。留苏归来的刘鸿儒夫妇积极推动我组织翻译这本书并译出数章；另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同志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翻译。1965年，由我统校和定稿的译本，由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实际上，翻译到中间，就发现它对于解决我们在人民币与黄金问题上的困惑并没有什么帮助。可是，这本书以黄金为主题所展现的西方金融世界的丰富内容以及作者睿智、深刻的见解，强有力地吸引我们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我自己更是从中学到了许多有关黄金实务和理论的知识。
第二，非现金转账结算是不是货币流通？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金属铸币还在流通，以银行存款为依据的非现金转账结算都视为对流通中货币的节约，而不认为是货币流通。到了一战后，金属铸币退出流通。费雪交易方程式里的货币已经是现钞加上“存款货币”，即已经明确非现金转账同样属于货币流通的组成部分。
苏联延续的是一战前的货币理论，其主流观点认为，服务于大额交易的非现金转账不是货币流通。当我们刚刚接触苏联的货币理论时，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论断。主要论据是：国有经济内部的产品只具有商品的“外壳”，而非现金转账主要服务于国有经济内部的转账，因而不是货币流通。对待“外壳”论，我的认识是：外壳绝不是一个空壳，而是具有商品货币关系真实内容的壳。相应的，这里的货币也应该是真货币；进一步，非现金结算也应视为货币流通。
当时，在论证非现金转账过程中的货币并非真实货币时，还有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企业不论有多少存款，没有计划，也不能随便花用”。其实，这是就大的原则来说的。实际上，企业花钱的地方许许多多，大多是计划外的，也有计划内的，都要用存款支付。我们曾了解企业人员的看法，他们的存款是不是“真的”钱。企业管钱的人员反映，企业存款就是他们的钱、他们的现款，没有钱、没有现款寸步难行，怎么不是真的！
1962年第9期《经济研究》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银行信贷原则和货币流通》。这篇文章的主题本来是讨论“要控制货币流通，关键在于控制银行信贷规模”。但人们更注意的是我把非现金流转也看作是货币流通的观点：“现金形态的货币流通和银行转账形态的货币流通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紧紧联结在一起并共同构成统一的货币流通。现金量和银行存款量之和，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货币量。”
不久，引出了好些篇文章，有的赞同，有的反对。1981年，中国金融学会在广州召开了首次全国货币理论讨论会，会议对这一问题基本取得了共识：银行转账应视为货币的流通。
第三，存款、贷款，哪个在先？
学习商业银行，懂得了存款是银行的负债业务，贷款是银行的资产业务，负债业务是资产业务的基础。同时，也学到了“派生存款”的概念，懂得资产业务的扩大也可反转过来引起负债业务扩大的道理。这是从微观分析角度讲解有关金融业运作的知识，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苏联教材学的就是这样的知识。
那时，常常听到银行的同志说，中央领导对于银行信贷计划执行状况的报告很不满意：人家财政的报告，有收入，有支出，有差额，一听就懂，你们银行的报告，收支永远平衡，听不懂。
信贷计划，资产方是信贷资金运用，在计划经济中主要是放款一种形式，而且基本是短期放款；负债方是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有两项，一是存款，二是现金发行。我第一次讲信贷计划讲砸了的原因就是自己不懂得为什么“放款”必然等于“存款与发行的和”。
静下心来，凭着对银行的任何一项业务活动必然表现为“资产”与“负债”一一对应的道理，理清楚“放款”与“存款与发行的和”必然恒等的规律，也不是怎么困难的事。难的是对没有领悟“资产”与“负债”这对观念的人们，往往讲许久，他们仍觉得难以理解这个论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总是强调，讲金融学科的教师，必须扎实打好会计的底子。
随之而来的问题，存款与贷款，负债业务与资产业务，哪个方面是主导的。由于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这样的微观论断在思想里扎根极深，总觉得基础是负债业务。而且，在《资本论》的第三卷第五篇还找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论断“存款是基础”。
但是，经济要发展，发展经济要求信贷规模相应地扩大。如果单纯强调负债业务，那就是说，现有的负债业务规模就是信贷规模的上限。假如是这样，经济的发展如何能够得到相应扩大的信贷支持呢？看来要换一个角度思考，即把资产业务视为主导方面。从资产业务开始，就可以扩大信贷规模，支持经济发展。而扩大的资产业务同时会有相应的资金来源——派生存款和现金的发行。
问题是，这样的推论能不能成立？走进实际，发现中国人民银行信贷管理的操作，实际早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的。那时我们每年都被邀请参加分行行长会议，与分行行长一起听大报告，一起参加分行行长的小组会。但有一个会是不被邀请参加的，那就是总行把全年计划增长的信贷总额向各个分行分配的小会。
开头的一两次我们没有关心这个不邀请我们参加的会。后来，与分行行长们渐渐熟了，才了解到分配给对各个分行的是一个贷款总额度，分行行长如果能够争取到较为宽松的额度，放款工作就会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我们问，对于各分行有没有分配存款的任务，放款如何与存款挂钩。回答十分明确，存款不定任务；对分行来说，贷款规模与存款规模从不挂钩。熟悉业务的分行行长给我们解释，存不存款，银行是被动的；本地发放贷款所形成的存款，可能由于支付货款等等原因很快转到外地，银行无权干涉。而分行行长只要拿到额度分配的一纸文件，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发放贷款：资产业务的主导性明确无疑。
这套管理制度好像是从来如此，只是当我们还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之前，有好长的期间视而不见，没有去问，去了解罢了。
放款业务是主导方面，放款同时带来等额的存款与现金发行，这就是说，存款与现金发行这两者数额的增减由贷款的扩大和收缩所制约。而且当明确了不仅是现金量，而是现金量与存款量之和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货币量，那么，直接调节着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就是银行贷款的扩大与收缩。这就是《银行信贷原则与货币流通》的基本观点。这实际意味着，自己对金融问题的探索已经进入了宏观分析领域。
第四，什么是“信贷差额”？
经过一个一个问题的攻城拔寨，就20世纪60年代初的几年来说，进入宏观金融分析领域，还有一个重大的课题有待突破，那就是怎么解决中央领导对银行信贷计划执行状况的报告很不满意的问题。记不起是银行还是哪个部门提出了“信贷差额”的说法。然而，“差额”指的是什么，说法不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的周升业、侯梦蟾合写了一篇文章《信贷收支差额问题》，破解了这个难题。其主要论述是：
在商品货币经济还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产品的流通、分配是通过货币的中介来实现的，而这些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包括现金和可用于转账的银行存款，是由银行按信用方式提供出来的。
所以，银行放款起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为企业解决流动资金占用的需要；另一方面为经济周转提供货币。这些由银行投放出去的货币，在银行表现为各种存款和现金发行，与放款的量相对应，作为放款的资金来源，与贷款总量相等。这里从信用与货币不可分割的规律，论证了信贷资金的运用与信贷资金的来源之间的关系。简明而全面。
文章论证，在银行放款量和作为它的资金来源的数量始终相等的条件下，信贷收支差额必须从流通中存在的货币量是不是符合经济周转需要的角度来考察。
由银行投放出去的货币，一部分为储存起来的货币，如居民储蓄余额和各项专用基金中当年不动用部分。另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是处于流通过程的货币，这包括企业与机关的存款、预算先收后支必然存在的存款余额，以及流通中的现金等等。这个“处于流通过程的货币”可能与流通中所必要的货币量相符合，也可能大于或小于流通中所必要的货币量。
当处于流通过程的货币与流通中所必要的货币量相符合时，信贷收支平衡，不存在差额问题；当处于流通过程的货币与流通中所必要的货币量不相符合时，在计划经济里，通常是前者大于后者，其超过的数额就是信贷收支差额，这意味着以超过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来充当放款来源。
文章论证，为了不使信贷收支存在差额从而造成信贷收支的不平衡，在安排计划时就必须把通过放款投放出去的货币之中相当于差额的部分转化为不参加流通的货币。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有的货币是必须不断地从流通中换取商品、物资用于补偿已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用于生活消费，是不能把它们冻结起来转化为不参加周转的货币的。而可以弥补信贷收支差额的主要应该是国家预算支配的货币。具体的是要求财政有计划地把由它支配的一部分存款转为银行自有资金，或者是以结余形式保存在银行。
信贷差额必须由财政弥补的剖析，实际进入了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领域。
1963年8月26日，《光明日报》经济版刊登了《信贷收支差额问题》一文。由于看到了这篇文章，国务院第五办公室（财贸办公室，简称“五办”）的李成瑞和左春台两位同志造访人民大学的财政金融系，说看到《信贷收支差额问题》一文以及我的那篇《银行信贷原则与货币流通》，很感兴趣，希望进行交流。“五办”的副主任段云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也极为关心。这篇文章，应该视为财政金融系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拓宏观分析天地所结出的最为耀眼的结晶！
张杰、宋科：您曾长期从事通货膨胀和价格的理论与政策研究，认为“物价水平平稳地、小百分比地上升是可行的、有益的，也是难免的”，“社会主义与通货膨胀不能相容的论断不能成立”，还因此被冠以“徐徐上涨”的绰号。您明确提出长期宏观决策必须重视价格改革问题并给出了具体建议，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国家政策部门的相关决策。可否请您讲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您的主要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
当时的背景是：要引入商品经济的原则，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成为摆在第一位的课题。首先就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其实，就是不改革，过低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也迫切需要提高。要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就要相应提高城市工薪收入者的工资水平，从而就会推动工业品价格提高，如此势必推动总的价格水平上涨。怎么办？
多年的观念是，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是最高的原则。不少人反复告诫，松一个小口，物价就会累进上涨，形成无法控制的恶性通货膨胀。如果严格按照这样的主张，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就无法更动，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我的这篇文章，开宗明义：“物价水平平稳地、小百分比地上升是可行的、有益的，也是难免的。”具体来说，价格改革必须推进，否则任何经济改革均无法推进；价格改革必然会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物价水平的上升不一定是绝对的坏事，而单纯拘守长期把物价基本稳定在一个水平的路子却是失大于得；在当今的世界中物价水平上涨是普遍现象，但物价的上涨与生活的改善可以并存；较小的物价上涨率同较快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并存；所以，作为长期的物价方针，应允许物价水平平稳地、小幅度地逐步提高；我们的经济里实际存在着通货膨胀，因而价格改革必须与克服通货膨胀统筹考虑。
由于文章里把允许物价水平平稳地、小幅度地逐步提高，概括为可允许“徐徐上涨”，以致“徐徐上涨”后来成为我的绰号。
那时有条政策，一些讨论会，要吸收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学者参加。就是这篇文章，就是这条对策，我首先被吸收到国家物价局主管的中国物价学会，成为常务理事。随后则不断受到与会的邀请。我曾自嘲：“它成为我进入经济学界高层圈圈的敲门砖！”
实际上，在改革和不准物价上升之间，当时的决策层已经做出选择：改革，首先是价格改革，必须推进！所以，我那允许物价水平徐徐上涨的主张并不触动政治底线。倒是文章说我们这里有通货膨胀，则直接违反了宣传口径“社会主义没有通货膨胀”。在会议的内部文件上写写可以，但不能公开发表。
已经记不起不准提我们国家存在通货膨胀的禁忌是何时解除的。至少，在1980年底还没有开禁。我的《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货膨胀问题》一文，《中国社会科学》试刊号曾打算刊登。其所以没有刊登，倒不是允许物价水平有所提高的主张，而是文章说中国有通货膨胀。经过一年多的联系，他们提出了刊登这篇文章的三个条件。第一，改题，在题目中去掉通货膨胀字样；第二，小标题只列一二三四，取消文字，这样第六节小标题中的通货膨胀字样即可删掉；第三，第六节第二段有一句话，“……我们的现实……就是存在着通货膨胀……”设法改为既不妨碍文义又可把“通货膨胀”一词去掉的表述办法。在我完全接受了这三个条件之后，到1980年底，才以《试论物价的若干问题》为题刊登在该刊的第6期。
在我们国家的经济里，之所以产生通货膨胀，认识几乎是一致的——根源在于积累比例过高。但总的说来，缺乏系统分析。1979年底，我写了《积累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一文。全文是从宏观角度，就劳动生产率、积累、消费和物价水平等四个最基本的宏观变量来论证，为什么积累比例过高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方法是用代数符号推导，结论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其限度而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又很难压低的条件下，要使国民收入分配既照顾到当前利益，又照顾到长远利益，绝对不允许对物价水平有所触动是不可能的。
1979年12月，在中国金融学会的一次学术交流会上，我以《有关“目前货币过多”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言，与会者颇感兴趣。原南开大学石毓符老教授认为我没有点出通货膨胀，说明思想还不够“解放”。随后不久，我把这次发言展开成《谈谈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一文。这篇文字应是对自己那一阶段的思路最为系统的整理。
文章从澄清概念开始，其中特别强调流通中的货币不只是现金，还包括银行存款。然后，论述了通货膨胀是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必须正视。
关于通货膨胀的根源——积累比例过大，我指出，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都是先定速度、定基本建设项目，这样的做法为过大的积累比例安排提供了保证。对于由此造成的事实上的赤字财政和信用欠账，当时社会上多有分析，但多是片段分析，而且颇有冲突。在这篇文章中，我作了系统的概括：在片面强调积累、速度的指导思想下，通过增大用于积累的货币投放，使流通中的通货总额加大，从而使名义上不能压低的用于消费的货币购买力或有所贬值，或部分不能实现，从而实现压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和增大积累份额的目标。这就是说，在我们这里所存在的通货膨胀，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工作疏忽，而是方针政策的产物。
1980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通货膨胀严重，设计了把通货膨胀率降到2%以下的政策建议，并把2%视为最优通货膨胀率。就这个问题，同年2月上旬，国务院财贸小组召集了当时经济学界和业界三十多位知名人士进行讨论。会上，我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与通货膨胀不能相容的论断不能成立；并且指出财政实际存在赤字，而银行的“存贷两旺”实质存在着信用膨胀的成分。记得很清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都有领导参加。对于我的分析，特别是银行当时的领导成员，明确表示不能赞同。
4月，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长期规划座谈会”上发言，主要是阐明过去的财力保证中一直有虚假部分，从而引起通货膨胀；并指出，消费要提高，积累又一时压不下来，真实的财力保证不了，则必然会继续出现虚假的财力保证。我的这次发言，给当时的计划部门留下了印象。
1991年，我发表了关于价格理论的最后一篇文章《长期宏观决策必须考虑的一个必然趋势——从不完全的工资、成本、价格向比较接近完全的工资、成本、价格的转化》。当时，李鹏总理委托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召开了一次关于经济改革的小型征询意见会。我把发言提纲整理成文，发表于《财贸经济》1991年4期。
这篇文章又回归对价格基本原理本身的探讨，也是我关于价格理论研究的“收官”之作。文章指出：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一调二放”的价格改革已经逐渐让位给整个经济的改革作用于价格的过程——
一是住房制度的改革、城市职工退休养老、失业救济的改革、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包括物价补贴在内的各式各样补贴办法的改革等等，这意味着工资所涵盖的内容在不断加大，反映了原来极不完全的工资已经朝着完全工资的方向转变。
二是工资从不完全向完全方向的转化，则意味着成本的加大。而工资之外的物化劳动的转移，原来也没有完全包括在成本之中。必将不断推进的固定资产折旧制度的改革，会计制度从不正视通货膨胀到正视通货膨胀的改革，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从不支付费用到逐渐支付费用的改革等等，都驱使不完全成本向比较接近完全的成本转化。
三是分析利润率。价格是成本加利润。当时，利润率总的说来不高，不足以缓解不完全成本向完全成本转化的压力。
于是，不完全的工资、成本向比较接近完全的工资、成本的转化，必将决定不完全的价格向比较接近完全的价格转化。
过程是渐进的，趋势则是价格水平的逐步提高。长期宏观决策必须予以重视。
张杰、宋科：《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是您“学术生涯的路标”，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重要奖项。它将诸如通货膨胀、信用膨胀、财政收支等问题纳入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框架当中，并为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证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系统。它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提炼”出货币信用的一般规律，抽象出简单的理论模型，并将这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观点一步步推向经济实际。即使是在当前，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您能讲讲它的主要理论渊源和学术主张吗？
其中的第八十八节《不断流动的货币长河》，是我之前根据“系统论”的要求对我们国家实际货币运动的描述；第八十九节《设一个例子描绘国民经济》，则是根据韩英杰同志的设计思想，由我帮忙，以丁字账户的形式描述了经济中货币与物资相互对流的全过程。这两章主要是如实地“描述”，但却是我们有可能不脱离实际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的立足点。
至于稍后，围绕着物价、货币流通、通货膨胀、财政和银行关系以及建设资金供求等问题所写的一些文章，写来写去，都没有离开财政信贷综合平衡这个总题目。但越来越感到，如果不能形成一个简明的系统，不仅旁人总觉得财政信贷是难以走出的迷宫，而且自己在头绪纷繁的分析中，也觉得本来是想走出迷宫却又同时在搭建迷宫。直到对信用膨胀的分析，找出了能够用L(1-r)与L(1-i)这样的代数符号使信贷收支模型化，才开启了走出迷宫之路。
《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的核心部分，实际就是以L(1-r)与L(1-i)作为出发点建立的一个分析框架。如果说以前的文字论证是分散的，那么现在则是逐步推演，建立了从L(1-r)与L(1-i)开始的一系列代数模型。于是，框架得到了逻辑的论证，满足了“系统”的要求：凡纳入这个框架的问题均能用协调一致的思路进行剖析并得出相互呼应、补充、兼容的论断。
写作过程的困难，是没有直接的“师承”，没有直接可以借鉴的样板。
也许要说明，虽然是逻辑论证，但背景都是我们国家经济生活中实际提出的问题，其间没有想当然的编造。
这本书的出版，是自己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独立思考、立足中国实际、开拓宏观分析以来学术攻坚的收获；也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以来心无旁骛专注学术耕耘的收获。
最初，对这本书关注的人士之一，是武汉大学的曾启贤教授。他认为，“建立新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反映经济生活实践存在着宏观调控的需要。而“黄达著《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虽然没有包含宏观经济理论的全部内容，但为建立宏观经济控制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以自己和他的学生陈端洁的署名，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4期，发表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书评，对这本书起了重要的推介作用。这本书获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曾启贤教授的肯定和宣传也应是起了作用的。
记不起出版后的哪一年，有位香港人士问我，在西方哪个国家留过学。我回答，没有。又问，是否到苏联学习过。我回答，我是地地道道的“土八路”，没有走出过国门。他觉得有些难于理解，为什么书里有宏观经济分析概念。这确是一个问题。苏联的货币银行学里极少有宏观分析的内容，但宏观问题在计划经济里也是客观存在，于是中国的经济学人就自己“憋”出了一些宏观分析思路。改革开放后，宏观分析的学问立即涌入中国。对我自己来说，有两个活动对学习宏观分析有重要作用：
一是在王传纶教授的督促和帮助下，翻译了他主持翻译的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中的第16章《总供给与总需求》和第17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学到IS-LM模型的。
二是在王传纶教授的督促和帮助下，翻译了英格兰银行出版的An Introduction of Flow of Funds Accounting（1952-1970）。这不仅使我接触到“资金流量核算”这门学问，也增加了对西方金融体系运作的了解。译出后，油印分赠同行。可能，这个油印本是学界和业界同行看到的有关资金流量核算的最早的中文译本，可惜当时没有积极争取公开出版。
在书写《结缘货币银行学六十年》的时候，我自己做了这样的分析：这本书的分析框架是就计划经济体制搭建的；许多语言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中常用的术语。读过这本书的，当时主要是经济学科的研究生。有的同志后来说，这是对计划经济中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的最后总结。这无疑是很高的赞誉。但我自己总觉得它的意义并不会“划断”于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体制中一直存在着总想否定却总也否定不掉的“商品货币关系”。因而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大框子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就是一般商品货币关系里的一个特例。
计划经济的特点之一是生产关系极大的简明化；相应的计划经济的商品货币关系也是最为简明化的商品货币关系。就这个极其简明的关系分析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线条极为简明；而由于它本质是商品货币关系，因而据以得出的论断则应具有适用于一般市场经济——不论其经济结构如何复杂——的意义。
假如没有“十月革命”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谁也建立不起覆盖十几亿人口的计划经济社会制度这个大“实验室”。同时人们不怎么重视这个难得的实验室使得人们能够得出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费极大力气才能得出的理论论断。
当我开始接触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时候，总感到，正是对计划经济综合平衡的研究帮助自己有可能较快地读懂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论证。
《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由中国金融出版社于1984年11月出版，距今已经三十多年了，每每回忆这本书也伴随着难以排解的遗憾。虽然以后的岁月并没有脱离学术生涯，但自己总感到，就学术建树来说，总没有能够再次达到这段学术攻坚所达到过的水平。
张杰、宋科：除了理论探索，您还长期关注金融实践当中的问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财政金融领域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宏观调控、不良债权处置、金融开放以及人民币汇率改革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现实议题。作为亲历者，可否请您介绍下具体情况？
第一，对财政与金融对比格局演变的剖析。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全体会议，我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提出了一个议案“‘九五’期间必须扭转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局面”。提案的核心，是建议国务院制定扭转国家财政占GDP比重下滑趋势的方针和规划。实际上，在前一年年中写成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漫议》一文，已经讨论了财政集中支配的财力与金融所支配的财力这两者的对比演变的问题。
之后，1995年秋写了《议财政、金融和国有企业资金的宏观配置格局》一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12期。当时，国家计委的有关同志也以《中国全社会资金配置、检测与调控》为题申请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确，这已成为经济建设中矛盾的焦点。
《宏观配置格局》一文，较为系统地表达了我那段期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就整个经济来说，演进的格局是财政穷、银行富、企业资金窘困。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效率低、成本高的资金运作格局，必须寻求解决的途径。
改革开放开始之际，不少人认为财政分配权过分集中，从而它对经济的干预力量过强，不利于搞活经济。这样的见解有一定的道理，可能是财政收敛的主观原因之一。极端的意见是，财政应该只是“吃饭财政”，要尽快从经济领域退出。这不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不符合现代经济生活的实际，很多人并不赞同。写提案时有一点看法没有表达出来，那就是财政系统的同志，恐怕在一定阶段，积极进取的精神有所削弱。
银行系统集中的财力猛增，与其他国家横向比，也属过分扩张。于是形成了金融独木撑天的局面。以致在我们的党政文件和理论论述中似乎金融和宏观调控天生就是合二为一的事物，而财政在宏观政策里则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对于国有企业“资金紧”的问题。那时，舆论指出，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缺更新改造投资。这确属要害，但也缺基本建设投资，也缺流动资金。当时，流动资金的供给已经全由银行信贷包下来。流动资金这个口袋事实上是一个无底的口袋。注入这里的资金不仅可以用以补充流动资金，而且经常被挪用，用来弥补基建和更改资金的缺口。那些年有一种“安定团结”贷款，实际应属于民政性的救济，也进入了信贷领域。
概括说来，我们的国有企业的资金，过去财政的注入是大渠道，现在变成了涓涓细流；最为现实的像是只留下了一条路——依靠融资。但当时，国有企业资金紧和单靠银行间接融资一条道的矛盾已经反转过来制约着金融改革，如商业银行的改革所碰到的不良债权这个关键难题已经日益突出。
对于这样的格局，文章做了对策性的建议。但我更满意于自己在文章结束时的最后一段话：“现有的这个资金宏观配置……格局的形成虽然是不自觉的，但向合理格局的调整则必须是也有可能是自觉的过程。”
实际上，1996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开始趋稳，随后呈现回升趋势。但在宏观调控中还是看不到财政往日的风光。
东南亚金融危机袭来之际，中国虽然在世界上是被公认的“绿洲”，但也出现了市场需求不足的趋势。进入1998年，上下统一了看法，事实上已进入通货紧缩的轨道。
这期间，我在人大财经委员会上不止一次地提出：金融扩张实现不了扭转需求不足以带动经济发展的局面，动用财政政策已经是当务之急。在几经犹豫之后，国家于1998年8月的一天，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以人大常委会决议的形式决定，调整原有预算安排，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
顷刻之间，财政进入了宏观调控实际操作的第一线。也就是从这一时点开始，中国的宏观调控，从金融一个支柱又转回为财政和金融两个支柱。
这里有一点还值得说一说。对于财政政策之前冠以“积极”两字，开始我并不赞同：扩张就是扩张，何必扭扭捏捏说“积极”？后来渐渐体会，“积极”不仅可以冠在扩张之前，也可以冠在紧缩之前。就像之前提出的“稳健”货币政策一样，“稳健”即可以冠在扩张之前，也可以冠在紧缩之前。
那一段，货币政策在扩张与紧缩之间不断调整，曾经想过好多提法，以避免使人感到政策过分跳动的缺憾。记不起是哪位高人建议采用“稳健”二字。
已经过去了20年，“积极”与“稳健”一直沿用至今。虽然好像只是措辞问题，其实也体现了人的智慧。
第二，澄清国外以至国内对银行不良债权的“忽悠”。20世纪90年代中叶，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受到关注。中国银行所受到的压力，最初是公众指责银行的货币供给支持了通货膨胀，问题发生在外部。就银行系统运作本身来说，润滑顺畅，似乎只有“外患”而无“内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改革的进程虽也曲曲折折，并不平坦，但本身的顺畅运作却一直是改革的有力支撑。进入90年代，先是房地产投机，银行给自己的运作打了一个难以解开的结；紧接着“不良债权”又成为关注的焦点。
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必须解决，这在当时的国家领导层和银行系统之中，实际是有共同认识的。问题好像瞬息之间，国外掀起了热“炒”中国银行不良债权的风浪。“忽悠”，严重的不良债权将会引起银行挤兑，将使中国的银行体系瘫痪，等等。国外有些学者、政客，炒作中国问题令人反感，而国内又总有一些人跟着煽风点火，说什么几万亿元的银行储蓄一旦挤兑如何收拾？在那期间，的确引起不少人的忧虑，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最初，我是在1996年的《中国金融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提及不良债权的。1997年8月，在上海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作了《改革开放中走向市场机制的中国金融事业》的讲演。在讲演中，对日益成为国内外议论焦点的银行不良债权做了一般的分析，同时更是算了一笔账。引述如下：
1996年底，国家银行各项贷款总额是47434.1亿元。不良债权姑且按有些人估计的1/4计，为11858.5亿元。假设（只是假设）不分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全部视同呆账，用发行国债冲抵，发债额也超不过1997年预计GDP的15%。目前，国债的未清偿债务余额不到GDP的8%，加上15%，也不过是23%。在当今世界，绝非是不能承受的水平。当然，不良债权的实际化解，绝非如此简单：途径可有多条，过程也要延续数年。再者，世界上的银行业都难以避免不良债权的困扰。所以化解不良债权的目标也不是零，而是控制在国际通常允许的界限之内。这里之所以作简单数字计算，只是想给出一个量的观念——中国的经济完全具有消化不良债权的潜力。
这绝不是说，银行可以为所欲为；更不是说，对于不良债权无须认真对待……而是说应该有分析态度：把问题讲得严重一点，引起震聋发聩之效，或许是必要的；要是让一些议论把自己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则于事无补。
这就等于指出，国内外的“忽悠”，其实连简单的计算和基本道理也不懂得。
讲演后，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认为，他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计算，很有说服力。
1998年6月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政策法规司组织的亚洲开发银行《迈向2020年的中国》项目中，我写了《完善中国金融体制的目标和思路》一文。其中，围绕着“不良债权”问题，又作了仔细的计算。并指出，由于国家财政存在着增发国债的足够回旋空间，从而可以实现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债权债务的重组。
其中，举了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殊国债，用于向国有商业银行增拨资本金，以保证达到8%的资本金充足率。中国人民银行一直酝酿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1998年3月开始实施。按1997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规模计，降低5个百分点，即可腾出2500亿元以上的资金。用这笔钱购买国债，财政部有了这笔发债收入，即可作为资本金拨给银行。于是，在不影响日常国债市场的条件下，实现了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债权债务的重组。这个机会所以能得到利用，基础还在于国家财政存在着增发国债的足够回旋空间。
1999年初，中国官方也开始把有足够的发债空间作为宣传的内容。
第三，积极融入与自我防卫的统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放”使中国的国际经济联系有了极大的发展，展现了中国经济相当迅速汇入世界经济大流转的趋势。国际经济联系的扩展和深化必然要求中国的金融运作不断与国际接轨；中国金融体系也必然终将融入国际金融体系。
对于金融领域的“接轨”和“融入”，极端的主张有一条“理想”之路：无条件的开放和解除人为的防范界限，把一切交给市场。然而，这是中国绝对不能走的一条路。因为，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提供一个前提条件，可以使类型不同、实力悬殊的国家，均有可能保卫自己免受极具破坏力的剧烈金融冲击。
再者，中国本身的经济基础决定，不能立即也不能很快四门大开地实施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强国和经济弱国，金融自由化的意义并不是完全等同的。经济实力极强的国家，早已实现了自由化。即使有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浪，也不过是癣疥之疾，无足为虑。而当时，袭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的摧毁力表现得极其充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疆域小、底子薄。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极为迅速。但两个世纪的贫穷落后，只靠近二十年的努力，还远未积累起足以搏击当今世界级金融风浪的殷实财富。而且同一些亚洲国家比，中国还有一个明显的弱点，那就是由于几十年生活在计划体制之中，过分欠缺市场经济金融运作的经验。
所以，在“接轨”和“融入”必然的形势下，必须明确一条总的方针。
1997年，我在《改革开放中走向市场机制的中国金融事业》一文中，在讨论不良债权问题的同时提出，中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方针只应是积极面对挑战和谨慎渐进相结合。
1998年，我在上面提到的《完善中国金融体制的目标和思路》一文中提出，在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同时如何建立自我防卫体系的问题。
1998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内地、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高级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国的金融改革及其前景》里明确提出：应取接轨、融入与自我防卫相统一的方针。这个发言颇受媒体关注。《中国证券报》1998年8月22日，《证券时报》1998年8月22日，香港《大公报》1998年8月26日发表消息；《人民日报·内部参阅》1998年第37期刊载，重点关注“自我防卫”的提法。文章公开发表是在1998年11月《宏观经济研究》的创刊号上。
对于金融改革，总的来说，我们的方针是审慎的。比如，稳健的吸引外资的政策。也许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古训起了作用，就在上上下下全面掀起引资热的时候，决策层和经济学界也一直关注偿债能力问题。
其实，我国一直注意合理的债务结构，除去国外直接投资外，外债的大部分是中长期贷款和项目贷款，而且不少是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借贷或由政府间安排的借贷。假如中国的外债结构，也像一些国家主要依靠短期债务来支持，金融危机也不会特别关照中国。
由于开放的明显成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也浮现过一派乐观的估计。比如，对于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好像已经指日可待。应该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服清醒剂。很明显，当危机席卷东南亚，并北上严重冲击韩国之际，中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直接冲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存在着人民币不完全可兑换这道防火墙。
在这篇文章里，我做了这样的分析：一体化的国际金融市场好比一个拳击俱乐部，任何一个拳击手都得遵守统一的规则。这是“公平”的。但在拳击台上，却不分级别，超重量级的拳击手常常与最轻量级的选手较量，要把这形容为“公平”的游戏就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了。但是，这是一个中国只能面对而无从选择的国际金融环境。显然，绝对不能奢望在拳击台上平分秋色。
“接轨、融入”与“自我防卫”两者要求完全协调一致也许并不存在。较为确切一点说，是应该根据时间的推移、条件的变化，时时寻求两者的理想结合点、均衡点。这是大局，必须思路明确，不可掉以轻心。
张杰、宋科：世纪之交，随着海外学子归国人数的不断增多，关于“金融”概念界定这种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为热门话题。传统“金融”学科遭到冲击，亟待重新定位。为此，您翻阅历史资料、国内外考察调研，还专门编写《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一书来厘清这个问题。在您看来，如何界定“金融”？从学科体系上看，Finance与金融有何不同？
正是基于这个新的情况，1997年9月，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主办了“97中国金融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会议讨论的核心就是“金融”学科的“定位”问题。
不过，会上的讨论给人以“三岔口”的感觉。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升业教授指出：金融学科所包含的内容，通常归结为……货币、信用、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西南财大的冯肇伯教授则明确地引用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有关Finance的定义并加以阐述，但没有交锋。我那时对这个问题好像也听到一些说法但没有太多认真地思考，在会上的发言大而无当，对于学科定位分歧的议论完全是隔靴搔痒。
如何重新界定“金融”？问题严重，必须迅速澄清。最为重要的是对“大局”的判断：
第一，自己讲了半个世纪的货币银行学，在中国的经济生活里起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导作用，凭几位游学归来的书生用几句洋文就能打倒了？我总觉得我们讲货币银行学的老师们有点软弱，怎么几句从国外带回来的“闲言碎语”就对自己讲的学问动摇了！
第二，商学院的“金融学”不可能打倒货币银行学，并不等于它不是“真”学问。从定义风险并使风险度量有了数学界定之后，资产组合选择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市场假说、期权定价模型等等相继发展。由于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掌握商学院金融学的人才，于是，金融学成为显学。
这就是说，大局是关公打不倒秦琼，秦琼也打不倒关公。那么，问题何在？
问题在于：当时有些海外归来的学子要用商学院金融学的金融概念一统天下，而且国内也有人附和。当时有一个颇有分量的说法：中国人把人民银行的活动归入“金融”范围可能是错了——中央银行的活动属于宏观经济干预，属于经济调控，而不属于金融。
的确，在商学院的“金融学”范围内，中央银行是包括不进去的。但是，这样的说法就等于要在中国把中央银行行长“开除”出金融界；还有，中央银行乃至商业银行的几十万、几百万职工，也不能再自豪是令人羡慕的“金融”工作者了。对概念体系如此颠覆性的震荡，中国人自然不能接受。
应该说也有“成功”的例子。本来用之非常习惯的“公司理财”（或“公司财务”）变成了“公司金融”，至今我也难以理解这样改动的正确性何在。也曾试图把Public Finance翻译为“公共金融”，可能是“财政”在中国的根子太硬，没有撼动。
一时之间有了两个“金融”。一是在中国经济生活里习惯说的“金融”，二是商学院金融学的金融。分析到这里，问题的关键已经清楚，其实要搞清的是“金融”的概念，以及如何处理不同概念的共处问题。
我的考察是从中国文字的“金融”和英文Finance两个方面入手的。
先看看中文的“金融”。“金融”这个词并非古已有之，古有“金”，有“融”这两个字，但直到《康熙字典》，未见“金融”连在一起的词语。最早出现这个词的工具书，是1915年的《辞源》（初版）和1937年开始发行的《辞海》。两本辞书对“金融”的解释大意都是资金的融通。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曾讨论过“金融”的界说。那时，马寅初为《货币银行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的中译本作序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货币与银行构成金融之二大要素”。当时其他一些书序中也往往可以看到以“金融”概指“货币”与“银行”的语句。
20世纪60年代试用本和1979年版的《辞海》，对“金融”的释文是：“货币资金的融通。一般指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活动，主要通过银行的各种业务来实现。如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存款的吸收和提取、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国内外汇兑的往来，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贴现市场和证券市场的活动等，均属于金融的范畴。”据说，这段释文，是出自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先生们的手笔。
对“金融”的诠释，从20世纪初到金融改革开放，有发展变化，但脉络可循。看来，在中国，对金融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源流清楚。
20世纪90年代，商学院金融学的金融概念引入，原来一个概念突然变成了两个。如果把新引入的视为“窄口径金融”，原来的就成为“宽口径金融”。
再看看西方世界。在西方世界的Finance，字根是法文，西班牙语、斯拉夫语等语种也出自同一字根。
我用最笨的办法，即查阅北京图书馆所有的英文类书，看看对Finance都是如何诠释的？查阅的结果是：Finance，在西方是一个极为古老的词汇，在Oxford、Webster这类字典和一些百科全书中，对Finance的解释是：monetary affairs，management of money，pecuniary resources……那就是说，只要跟“钱”有关的事儿，都是Finance。
显然，这属于极宽的口径。比我们宽口径的金融概念要大得无可比拟。在西方的极宽口径中，不仅包括我们宽口径的金融，并且还包括国家财政、公司理财的个人货币收支。而财政、财务和个人收支，在我们这里是明确不能算作金融一部分的。
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商学院的Finance概念。当时那一版的Palgrave经济学大辞典，对Finance的解释是：Theprimary focus of finance is the work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 and the supplyand the pricing of capital assets。译成中文是“金融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资本资产的供给和价格确定”。这是一种极窄的，但在国外学界却是很常用的口径。
在极宽口径与极窄口径之间，Finance还有许许多多中间口径，其中有的与中国宽口径的“金融”相当。
要强求确定“金融”与“Finance”一一对应的关系，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在西方，极其强势的商学院金融学的Finance概念并没有否定“宽口径Finance”和“中口径Finance”的存在。当时有的教师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国，问及国外同行，人家反映没有听说过货币银行学要取消的问题。为什么到了中国，对“宽口径的金融”，对并不会阻挡商学院金融学在中国发展的货币银行学就那么不能容忍呢？
问题如何处理？
从19世纪以来，我们是一个引进先进文明的国度。既要引进，又有悠久而深刻的文化传统，所以在概念、范畴方面如何通过翻译沟通中外，就存在极大的理论问题。实践中，译文和原文很难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中文的词“金融”与西文的词Finance就是存在着这种始终难以全然对应状况的典型例证。显然，我们不能为了对应而要求国外按中国人使用“金融”的口径使用Finance；同样，我们也无法叫中国人完全按国外对Finance的理解来使用“金融”概念。
如何解决？可供的选择只能是“和平共处”。既然并存着不同用法是客观事实，难以存此废彼，难以定于一尊，那就必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不同的用法。其实，在西方，对Finance的不同界定，早就是和平共处的了。
现在，再谈谈行动过程。
2000年7月，在教育部高教司举办的“《中央银行学》课程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上，我做了《金融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的讲演，这次讲演是我开始在学界厘清对于这个问题应持怎样思路的起点。
随后，走访了中南、华南、华东以及西北多所兄弟院校的金融专业同行。那时，由于商学院金融学的金融概念处于非常的强势，几乎所有金融专业都有如何确定方向的困惑。大体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多年从事金融教育的人士，认为“金融”专业沿着原来的路，即兼顾培养传统金融人才和培养资本市场人才这两个方向走；不同的意见是强调应走国外商学院的路，只培养现代金融管理人才。在讨论金融学科教材建设时，提出应编写货币银行学和商学院的金融学；另一种意见是主教材应是Finance。商学院的金融学要打倒货币银行学本来就匪夷所思，讲货币银行学的竟然有人要缴械投降也确实使人后怕。对我来说，有一点总觉得不是滋味，就是对于问题的解决，实际是要中国讲货币银行学的教师，自己挺直脊背，建立信心。
不过，通过深入交流，冷静分析，大家对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了清醒的认识，“争论”渐渐平息了。2001年5月，我在西安交通大学做了《金融、金融学及其学科建设》的讲演，我自己把这次讲演视为这一阶段思考的结束，也可以说是自己完成了重整货币银行学学科建设信心的答卷。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几篇文字，与前前后后的一些有关金融的文字，集为《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2001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张杰、宋科：货币银行学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先后经历了学科建立、发展宏观金融分析的第一次跨越以及引进微观金融分析的第二次跨越等三个重要阶段。由您主编的《货币银行学》（《金融学》）也几经改版，是金融学科最有影响力的教材。作为从事了一辈子货币银行学教学的教师，您能否为我们简要介绍下对于这门学科的认识？
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间编写第一本货币银行学教材的时候，就觉得讲授了许多年的课，却对学科的发展史缺乏必要的了解，不能不说有些遗憾。进入新世纪，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支持我们几位老教师提出研究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发展史的建议，由当时的副院长何平教授组织了几位硕士研究生开始资料的搜集工作。
比如，确定在几所图书馆查阅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中国人编写和翻译的有关教材和专著；对查到的有关书籍，翻拍封面、版权页、序文、前言和目录等几项。工作不深奥，但工作量很大。2007年，提交了资料搜集的光盘。其中，属于货币银行学、货币学、银行学范围内的，我边看边整理，共148本。和我过去接触这类书籍的印象比对，似遗漏几本，但不多，不影响观测全局。
与之同时，还请我们系在美国进修的宋玮副教授在美国的图书馆查了英文图书。她精选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有关货币银行学的重要著述10本，翻拍了序文和目录等内容。阅读这些在国内外搜集到的材料，每时每刻知自己之所不知，悟自己之所未悟，收获极大。在2007年底，依据这些资料，我整理出了《回顾1950年之前“货币银行学”学科的发展（初稿）》。概括起来说，有这样几点：
第一，原来货币银行学的历史，不过一百年出头。自己从1950年开始讲货币银行学，只知道这门学问是大学里的一门古老的课程，但“古老”到什么程度说不清楚。虽然这次没有找到世界上第一本货币银行学的教材，但可推断，大体不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几年之间。
第二，货币学、银行学是货币银行学的两个源头。货币学早就是大学的一门课程。它是从经济学里独立出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讨论货币的性质和货币价值的决定；二是讨论建立能够稳定币值的理想币制，这包括本位制的选择和银行券的管理等。货币学属于理论课，其理论性与经济学处于同一档次。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银行学，属于经营管理的实务课。19世纪末的银行已经极为强大，必然有对经营理念的论证和对经营管理准则的总结。“银行学”走上高等院校的讲台也属自然。
货币学研究货币，银行学研究经营货币的中介，都在大学里讲授。就搜集的材料看，由一个人讲授两门课的现象并不罕见。这必然会产生把两门课并在一起的冲动。于是，在讲台上，Money and Banking，也就是货币银行学产生了。
20世纪初，留学海外的学子大多是分别学的货币学和银行学。其中不少人回国后还是分别讲授货币学和银行学，并编写两门课的教材。但他们也同时传达了两门课合并为货币银行学的信息。不久，有了中国人编写的货币银行学。
第三，第一次跃进——宏观经济分析入主货币银行学。刚刚产生的货币银行学，多是第一编或上篇论货币，第二编或下篇论银行，合并的痕迹十分明显。两部分有机的结合，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之间，那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宏观经济分析发展、形成之际。这时的中外教材，对货币问题的讨论，更着重从货币角度研究整个社会经济的宏观均衡问题。对银行问题的讨论，则已不单纯做业务、运营及制度的具体介绍，而是开始联系货币问题，进行“学理”性的探讨。
于是，货币银行学已从开始时两门课的简单相加发展到融汇为一体。作者为Raymond P. Kent的Money and Banking，和作者为Albert Gailord Hart的Money, Debt and Economic Activity等，应属20世纪中期标准的《货币银行学》教本。
第四，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学的建立有重要意义。在我一开始讲货币银行学的时候，中央银行问题在苏联的相关教材里也占有专章，但不讲宏观分析。从搜集的材料看，在西方，独立的有关中央银行的著述，最早的一本是1928年出版，由Kisch和Elkin共著的Central Banking（《中央银行论》）。
对中央银行的独立研究，反映着中央银行被赋予宏观调控使命的客观要求。货币银行学吸收了中央银行理论的成果，提高了宏观金融分析的水平。
第五，当年海外学成归来的学子，对货币银行学的引进和建设，功不可没。
一是货币学、银行学、货币银行学的引进，基本靠的是游学海外的学子。他们带回了有关的知名原著，开出了新的课程；他们及时翻译出知名原著，使之推广、流传。而且引进的速度值得称道。从20世纪20年代起，国外有关金融学科的新进展，往往不过两三年，就会出现在国内大学的讲台上。
二是他们自己编写了好多本教科书。自己编教材，无疑是为了有利于结合中国国情。马寅初在为中国人写的最早一本《货币银行学》作序时提到：“各大学虽有货币银行学之学程，然所采用之教本类皆欧美书籍，每觉详略失当，不切国情；是故教本之编著，实为急需……”考察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就成书数量来看，银行学最多，质量参差不齐；货币学次之，其中有质量颇高的著述；货币银行学，其中包括“金融学”、“币制与银行”等书名，共有六部，均有相当水平。
三是重视中国实际的研究并很有建树。他们以国外教材为蓝本编写教材时，在介绍西方理论时，也都有多少不等的部分讲述中国实际。有些学者的著述，更是直接面对中国的实际，运用西方的理论系统加以剖析。如马寅初1929年的《中华银行论》和1944年的《通货新论》，如杨荫溥1931年的《杨著中国金融论》，都是全书始终都在讲中国的实际，而寓原理于讲述中国实际之中。
了解到这样的情况，深深感到，在1950年我们刚刚进入金融的教学研究领域之际，没有能正视这些前辈的成果，实在是极大的损失。
回顾了1950年之前的50年，自然会推动我们再认识1950年之后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后50年起点的1950年，我们戛然而止地切断了对西方货币银行学的引进，要求全面照搬苏联的货币银行学。一批像我这样对货币银行学几乎全然是一张白纸的青年，成为中国讲台上“趸售”苏联货币银行学的主力。原来引进西方货币银行学并联系中国实际讲授的教师，当时被我们这一辈人尊称为“老先生”的，同样要求讲授苏联的货币银行学；并且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他们也断绝了跟踪西方货币银行学发展的途径。
那时，我们讲授的苏联的货币银行学，其基本框架实际是西方货币银行学初创时的框架。而对于宏观经济分析入主货币银行学的第一次跃进，他们只是粗暴地批判。但是，由于在计划经济中宏观均衡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自己憋出了“三平”理论和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分析框架。同时，“老先生”也有宏观分析的功底。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进宏观经济分析已经入主了的货币银行学时，在衔接上没有遇到困难。
然而，当我们致力于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货币银行学衔接之际，却忽视了金融的微观分析，也即商学院现代金融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其成果进入货币银行学。
有关微观金融的课程，大多初创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那时，这些课程与银行学一样，都属于实务课。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现代微观金融分析的基础理论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有了基础理论的支撑，公司理财、投资学、银行学、证券市场学等，从简单的实务方法介绍提升为具有理论体系的学科。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管理、金融工程等新的课程相继开设。进入80年代，在这些分支学科之上，建立了总揽微观金融分析的《金融经济学》（The Financial Economics）。
微观经济分析发展了庞大的课程体系，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能不强烈触动货币银行学。以米什金的《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学》为代表，反映了货币银行学第二次跨越，扩大了对资本市场的讲述并把现代金融学的最核心的基础理论成就纳入学科之中。
问题是，现代微观金融分析的发端和发展，正是在1950年之后。所以，对于这样的学科内容我们基本不了解。而且我们的计划经济里没有资本市场，所以自己也憋不出微观金融分析。50年代初回国的“老先生”（更不要说以前回国的老先生了），也还没有看到微观金融分析的大发展。因而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对已经成为显学的商学院金融学处于反应非常迟钝的状态。
1992年出版的我主编的《货币银行学》，对资本市场的讲述，也只是引进了金融资产组合的一些浅近的内容。
在20世纪前50年，我们引进货币银行学，靠的是游学海外的学子。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留学生的派遣是有去难回。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留学生的来回去留才开始成为周转的过程。这时，国内对微观金融分析尚处于懵懂状态，而在异域学习生活了十多年的学子却希望把现代金融学立即植入祖国的环境之中。发生碰撞，难以避免。
然而，正是这样的碰撞，推动了我们国内货币银行学与实现了第二次跨越的西方货币银行学的衔接。但这已经是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了。对于这种状况，只能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也不过是一百年，货币银行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学科建立；第一次跨越——发展宏观金融分析；第二次跨越――引进微观金融分析的精华。非常有意思的是，相对于三个阶段，货币银行学有三个代表性的名字：Money and Banking；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The Economics of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大约是在2008年9月底，我在《金融学科建设是否面临攀升一步的转折点》一文里画了第一张框图。随后，陆续在大小会议上，以PowerPoint形式加以改进。2009年4月17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召开的“创世界一流财政金融学院”的教职工大会上，以框图形式报告我对货币银行学“百年发展”的理解和总结，具体凝结为两张框图。它们可以说是凝练了的货币银行学百年史的全景。其中英文的框图，是便于学科名称的中外对照，以排除由于译名上可能产生的误会。
回忆这十年，前半是倾力主编金融学教材，后半是考察货币银行学的源流，而无论是“主编”还是“考察”，实际都是“再”学习。再往前说，1950年，那是懵懵懂懂地开始学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的学问。
一个甲子，从“学习”开篇，又以“学习”收尾，也不禁觉得造物者的安排未免过于精妙了！
张杰、宋科：当前，金融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您对于未来金融学科的发展有什么期许？
当然，首先的问题是：东方文化到底有没有精髓——有没有西方难以比肩的精髓？
我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上的小学——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兴办的“新式”小学。小学灌输的思想是来自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而不是原来私塾灌输的仁义礼智信。后来逐渐知道了，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和中国的故步自封，一百多年前，东方文明被西方文明打得匍匐在地，毫无还手之力，于是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过程。同时也知道了，这个过程从开始就一直存在着时而激烈直至你死我活的政争，时而表面舒缓但也有暗流涌动的论辩。
就我自己来说，虽然一懂事就处于西风压倒东风的大背景之下，并且一开始学的就是西方文化，但生于斯、长于斯，祖国土壤、家庭和社会环境，特别是对古文和诗词歌赋这些文艺因素的爱好，使得头脑里，总存在着东方文化是否真那么“差劲”的疑问。
后来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关于这样问题的讨论：几千年来，华夏民族历经苦难，但都把对手融化在自己的胸怀之中，为什么面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就到了要被对手的文明吞噬的境地？自己当时读了一些文章，只觉得议论纷纭、似懂非懂，没有做出自己的判断。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是大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全神贯注地钻进金融的教学研究，这个东西方文化比较的问题曾有一段时间极少考虑。
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突然重新打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再一次开启了“西学东渐”进程。东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记得那时出现了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孰优孰劣的论辩。大体的意思是，西欧的蓝色文明是海洋文明，是开放进取的文明，中国的黄色文明是内陆文明，是封闭保守的文明；中古之前，两者交往有一定限度，各自有独立发展的空间，而当两者不断直接碰撞时，蓝色文明显示其优越性，战胜了黄色文明。也许概括得不够准确，但蓝色文明从骨子里就比黄色文明优越的意思则是明白无误的。
我不赞成挑起这样的争论，也没有参加这样的争论。这次论辩很快中止。但是在我的内心中，它一直是个排除不掉的疙瘩——在我们这里，为什么对于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这样地失去信心。每想到这里，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酸楚。
的确，“西学东渐”这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落差所造成的必然过程，如水流之趋下，不可阻挡。然而，问题是，东方文明是否永无翻身之日了呢？就我自己来说，只是觉得灿烂的先秦文明，几千年治乱兴衰的经验积淀，多民族的不断融合，绵延不绝的各种文化形式所蕴蓄的精神财富，如此等等，应该不会从骨子里就无可救药。但总是形成不了明确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好像冷静的、深沉的思考氛围逐渐增强。其中，如任继愈、季羡林两位老先生都讲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东西方文化有根本的差别，思维方式有明显的不同：东方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分析。
综合的思维曾创造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而文艺复兴，则是分析的思维创造了现代的文明并使中国的传统文明失色、落伍。当今，像是进入分析思维必须向综合思维升华的转折点。如果能够充分肯定并吸收分析思维的精粹，综合思维将会再度辉煌。自己由于多年缺乏这方面的素养，不太能透彻把握这些老先生极具哲理性的剖析。
不过，这些议论也促使自己的领悟有所提高并逐步形成了一些思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时表现为排斥外来事物的冲动，但更本质的是它勇于汲取外来事物的精华来改造自己、充实自己的品德；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时也表现出怯懦、自卑的一面——人家的就是比自己的好，但更本质的是它的自信、自尊，相信自己有潜能、有百折不挠的韧性，克服落后，赶上先进。
把旁人的长处与自己的长处结合、融会，再塑自己的青春，是否更是我们文化传统的实质和凝聚中华民族的力量所在！
我常想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土得不能再土的提法，却在三四十多年间引导中华振兴，引导中国走到今天。岂不是应该认可中国人的骨子里的确有必须传承的思维精粹。
简单地说，就是在我的头脑里有了日益增强的信念：我们的东方文明确有自己的精粹——这是中华民族振兴最深厚的动力。
不过，很长期间，我并没有把文明的争论与货币金融学科联系起来。是何时联系起来的，也记不起了。
由于原来对祖国文化的知识根底，又认真读了一些早一辈中国学者关于货币、经济史以及货币、经济思想史等方面的著述，应该说从事金融教学研究伊始，就比较关注中国古代有关的论述。后来，集中攻读了相当分量的典籍，极大地加深了对中国古代货币、经济思想的了解。
比如，汉初晁错的《贵粟论》对金银珠玉的“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论点，用今天的观点表达，应该是要求把货币经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位置摆正的基本思想。
如《管子》书中有货币是“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论述。用今天的观点说，应该是充分认识和运用金融杠杆进行宏观调控和治国安邦的思想。
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关于各地不同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的论述，岂不是对“看不见的手”最为生动、最为凝练的表述吗！
当然，很长时间只是对古圣先贤论述的景仰并在教学研究中注意加以引证，还谈不上关注如何以东方文化精髓指导货币金融理论的建设。后来，可能首先是常常想到货币金融学科的建设应该有哲学思想的指导。记得1997年暮春游武夷山，为人民银行武夷山支行题词：“武夷之胜，贵乎自然；金融之极，亦蕴乎有为无为之间。”也就是这年冬，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书画展题词两幅，其中的一幅是：“瑕瑜不掩，泰否共生；有为无为，大千之道。金融、金融，难尽其数；宏窥全局，呼唤哲理。”对于哲学断断续续的思索，应该自然引起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思考，并引起中华文化传统对于货币金融学科建设怎样起作用这样问题的思考。
大约在2010年前后，在我的《结缘货币银行学六十年》一文里，正面提出了关于货币金融学科建设与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里，实际还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货币银行学的学理部分中，有的只是西方所创建的原理；中国人在学理的创建中能有何作为？”
这是一个思辨性极强的论题：在理论建设上，我们已经有和将来可能有什么独树一帜的作为？在古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对独立发展，中国在经济思想上的建树，辉映历史，无可怀疑。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起来并相应地建立了西方经济学体系，而闭关锁国的门户被打破的中国，完全处于引进、效仿的地位。这时可以讨论的只是必须全盘照搬还是应该消化吸收，至于学理的创建，自然没有条件谈论。然而时异世迁，经过百年，虽然全盘照搬和消化吸收之争依然存在，但在学理的创建上，绝不是毫无可能。
比如，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积淀的民族，对于东渐的西学不会总是囫囵吞咽，照说照做。随着过程的推进，必然会以自己的传统智慧审视之、剖析之，并赋予自己的理解和阐释。
再如，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度，就是在效仿的过程中也会在生活实践中提出在“老师”那里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需要自己思考解决的原则和途径。如此等等，则必然会在学理的创建上有所贡献。
总之，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对于经济学原理，包括货币银行学原理的创建，总会有其应有的地位。20年前做这样的思考难免空泛之极，而今天，特别是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认同的看法恐怕是极大地增强了。
不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骏教授获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在2012年4月的颁奖会上，我作了《在世界金融学科的发展中作出具有中国神韵的贡献》的贺词：
20世纪前半叶，留学海外的学人，在中国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大背景之下，从西方系统地引进了现代的金融理论和实务，搭建了现代的金融学科。从五十年代开始，由于国际政治版图的大震荡，我们，包括周骏教授在内，成为引进马克思主义金融学科（应该说是苏联诠释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金融学科）的一代教学研究力量。我们曾照本宣科，但面对生活实际，我们攻读马克思和西方经典作家的原著并从中国实践中汲取营养，在极为不利的学术环境里不懈地探索金融学科的科学真谛。
改革开放，重新与国际接轨，对于在中国建设充分反映当代进展的金融学科，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只能起铺垫作用，而主力则归属新的中青年一代的金融学界。2018年，我曾这样估价：现在，“引进”的瓶颈已经突破，中国的金融学科建设必将为世界金融学科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可是，中国的金融学界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在引进为主的条件下，以西方治学的思路为思路进行钻研、探索是必然的路径。毫无疑问，这需要睿智和勤奋；特别是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既是中国本身金融改革、发展之所必要，也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金融问题的真实情况。不过，想来想去，好像这只是“临摹”。“临摹”可以达到乱真境界，可是终归是步人家的后尘。
前几年，我提出，最需要的是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可以无障碍地自由往返、自由漫游的人才。这是出于培育“世界性”人才的考量，是必要的。但仅仅如此要求，结果很可能是思维逻辑处处脱不出人家的窠臼。
但事实上东方文明有着自己的精粹。当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其思维方式由于停滞、自负而遭受重创之后，无疑会汲取教训并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认识、重新把握、重新发扬自己的长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的金融学人，在熟悉西方治学精神并不断自觉地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那必将对世界金融学科的发展做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神韵的贡献。
也许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创建不出来有中国神韵的金融学科，但如果没有自觉的期望，那就永远不会有所建树。世界上有这个学派，那个学派，为什么不能有中国学派？肯定会有这么一天到来。那时，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恐怕就有必要设一个金融学科建设的中国神韵奖。
后来，也曾多次讲到这个问题，但基本是复述上述的观点。
这是我放不下的想法，但从开始提出时，已经清楚认识到，对其实现，我自己是难以有所作为了，不免有些苍凉之感。特别是想到，自己认为必然会实现却不能亲眼看到它实现的时候更是感伤。
近些年来，东方文明、中华文明，不断闪烁着耀人的光芒，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相信这个过程必将继续、必将加强。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东方文化精髓必将进入货币金融学科的建设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万古伟业，需要金融这个强有力的工具；而由西方文化精髓培育出来的货币金融学科必将由于东方文化精髓的注入具有更为强大的理论活力，从而指导金融发挥更为强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