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的日本央行行长2月初，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提名植田和男（Kazuo Ueda）出任日本央行行长时，全球市场都在问：谁是植田和男？然而对全球央行系统的资深人士来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植田和男，1951年9月20日出生于日本静冈县，曾担任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共立女子大学教授。1974年他毕业于东京大学理学部，次年毕业于经济学部。1976年，植田和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与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几乎同时求学，共同师从被誉为央行界理论支柱的著名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但与其师兄伯南克不同，植田和男当年研究兴趣并不在金融危机，而在贸易与汇率上，他的毕业论文题为《贸易流动与汇率的动态相互作用：理论与证据》（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de flows and exchange rates: theory and evidence）。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澳大利亚央行行长菲利普·洛和副行长盖伊·德贝尔、巴西央行前行长伊兰·戈德法恩，以及前美联储理事米什金，印度央行前行长苏巴拉奥等也都曾是费希尔的学生。费希尔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比，新凯恩斯主义更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并重。在MIT经济理论体系里，政策干预的重要性非常之高，这一学派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并主张在萧条时采用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在繁荣时采用紧缩性政策抑制经济。在费希尔看来，经济学就是“做一些有用的事情”的工具。作为一个学院派经济学家，植田和男的专业能力毋庸置疑，他曾出版过《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全貌》、《花10个小时就能学会大学四年的金融学》等书籍。此外，他还在《日本经济新闻》开设了《经济教室》专栏，经常就日本经济、金融形势等撰写文章。但植田的当选仍让市场颇为意外。因为二战以来，日本央行行长一般都有日银或财务省（过去的大藏省）的任职经历。观察二战后任职的16位央行行长的履历，有10位出自日银体系，5位出自财务省系统。植田和男既非财务省官员，也非日银官员，在接近获得正式提名前，甚至都不在市场猜测的候选人名单中。此前市场一直认为副行长雨宫正佳是行长的最佳接任者，但他并不想接下这个“烫手山芋”。这才有了这匹“黑马”的出现。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植田和男虽然是学者出身，但他拥有国际化视野、扎实的专业能力，这一身份可能会让他没有“体制包袱”，超越央行与财务省的传统斗争，摆脱固有的制度偏见。岸田文雄在解释为何选择植田和男时表示，“他（植田和男）在金融领域，具有理论与实务的高度见解，为最适合的人选。”
非“鸽”非“鹰”
基于事实判断的“平衡派”实际上，植田和男并非没有“体制内”经验。1985年-1987年，他曾担任过日本大藏省（现财务省）金融研究所主任研究官，1998年4月-2005年，他还曾担任过七年的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在担任审议委员期间，他帮助日本央行引入了前瞻性指引并指导了宽松政策的实行。这一时期，植田和男在货币政策上可以算作“鸽派”。但到了黑田东彥担任行长的时代，植田似乎又变成了一个“鹰派”，时不时就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与可持续性发文表示担忧。植田最初担任央行审议委员时，正值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通缩加剧时期。19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破裂及人口老龄化，日本潜在增长率不断下跌，从90年代初的4%左右，跌到90年代末的1%左右。面对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通缩压力，日本央行启用了零利率政策，首次迈入零利率时代。1998年4月，新修订的日本银行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赋予了日本央行更大的独立性。根据修订后的日本银行法，货币政策由政策委员会议上的多数票决定。政策委员会成员由9人组成，分别是1位行长，2位副行长，以及6位货币与经济方面的专家。当时46岁的植田和男便是6位中的一位，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可见一斑。1999年2月，日本央行决定引入零利率政策，并在当年4月明确表示，“将在通缩压力消除之前维持零利率政策”。这正是前瞻性指引的最早雏形，植田和男实际参与并帮助日本央行首次引入了这一最早版本的“前瞻性指引”——即通过明确传达政策意图，指引未来政策轨迹来加强货币宽松的效果。目前该政策已为美国、欧元区、英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央行所采纳。在这种宽松政策下，日本经济很快有了复苏迹象。2000年8月11日，时任央行行长速水优（1998.3-2003.3）决定收紧货币政策、结束零利率，在9个投票人员中，有2人明确投出反对票，其中一张反对票来自植田和男。植田当时认为，日本经济仍“存在通缩再次出现的风险”，在零利率下等待复苏的成本比过早收紧货币政策的成本更小。但最终，在7:2的票比下，日本央行通过了加息25个基点的决议。在退出宽松仅2个月后，受美国科技泡沫破裂影响，日本经济再度恶化，通胀率陡然下跌。因此，2001年3月，日本央行开启了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日本政府国债，并宣布“在核心CPI稳定在零水平附近或CPI年率出现上升前将维持宽松政策”。这种量化宽松政策，一直持续到了2006年2月。2005年，伴随货币宽松政策发挥效果，日本核心CPI由负转正，植田和男也结束了他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这段旅程。在这七年时间里，植田和男一直在与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打交道，这段经历让他在2005年写成了一本书——《对抗零利率》（Fight Zero Interest Rates）。此后，植田和男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的身份回到大学教书。但即便回到大学任教后，植田和男也与日本央行的官员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还在日本央行旗下的金融研究所担任特别顾问，并主持过该研究所举办的国际性会议。日本央行的高层管理人员中，亦有不少曾是他的学生。在对待零利率和货币宽松政策上，植田的态度实际上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更像是一个灵活的务实派，倾向于依据当下的现实情况作出具体判断。比如，到了2016年，他开始对负利率政策的局限性表示担忧。他曾在当年撰文指出，利率下行导致的金融机构收益恶化将破坏其作为金融中介的货币传导作用。曾在植田和男任职于日央行政策委员会时担任其幕僚秘书的井上哲也认为，“植田和男的风格是根据事实和证据讨论货币政策，他不会依赖单一模型，因为他知道经济和价格的发展非常复杂。相反，他倾向使用经济理论作为工具来灵活地制定政策。”他认为，不应把植田归类于“鹰派”或者“鸽派”，他只是一个着眼于现实并寻求最佳政策决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