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连载 ▏格格不入的陈丹青（之二）
文：赵国君（艺术学者）
本文由赵国君先生提供
四
媒体问：“你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陈丹青答：“没想过。不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大概就是生命吧。”
媒体问：“面临油画艺术发展不大的21世纪，艺术家们该如何探索，才能得到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丰收？”
陈丹青答：“请问，如果艺术商业‘双歉收’，如果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前途’，您会‘探索进取’么？您还‘画画’么？”
又问又答：“在现今混沌而不知所云的文艺思潮左右下（左右？现在怕是哪种文艺思潮都难以彼此左右，这倒是好事：您经历过被一种文艺思潮绝对左右的时代吗？）文化早已没有了分量，轻浮和随意已经到了可以随处涂鸦的境地（没关系，世界之大，请随意涂鸦），更不敢奢望有人能给艺术这两个字一个相对确切的注解。（为什么要‘奢望’别人给艺术‘下定义’？有了定义，您就安然了吗？）”
看到了吧，我们的提问（连我们也是可疑的，多少人？）诸多大词横飞：什么艺术振兴、走出国门、社会悲哀，等等，多家国意识，天下思维，缺乏细节，亦少包容，往往一个问题涵盖一切，一个立场横空出世不容异端，这毛病我有，好多人都有，是社论体、教科书，乃至肮脏政治语言习焉不察后的恶果，几无对话起点，除了暴露丑陋、无知，或表演凶悍、野蛮，简直一无可取。而陈丹青的习惯是，一方面固守边界、就事论事，一方面消解大词，言之有物，避免话语高蹈，其实是祛除权力话语的大而全，使语言回归常态，坦白、诚实，有主见而不流俗，散发着许多知识人奇缺的话语特色与人格力量，乍一看，仿佛他在耍狡猾，其实是见招拆招，回避整全偏颇的表达方式。
“我不会上问题的当。”他说。
此前，他“牛犊顶橡树”，辞职清华，发难于沉荷日久的教育制度，遂成红色帝国新闻，被热炒了许久。不同于八十年代《西藏组画》在美术界的轰动，如今，教育问题、城市景观、民国斯人、社会时政均是他评议批判的主题，在一个嘿嘿傻笑、遍地犬儒的烂污之地，“老愤青”的畅快淋漓，大有惊见鲁迅之感。
愤青？愤怒是敏感心灵对粗粝现实的正当防卫啊，何况，在争相献媚、投降的年代，痛苦于痛苦，敏感于敏感何等稀缺、可贵！“老愤青”，迷死个人。
既处士横议又公民理性，实我心仪钦佩之人。2008年4月，郑重请他做嘉宾，此时我正筹备的会议是：“纪念李慎之逝世五周年”。
电话邀请，他不置可否，却大谈近来读书事。“我不懂的呀，回国后找各种书读，一路才看到李慎之，还没读完，他的那个《风雨仓皇五十年》写得好，真了不起”。还是答应来。
李慎之是谁？是一个对身处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进行了前瞻性思考的学者，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破题者、呐喊者，一生跌宕传奇，经历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波诡云谲。他是我思想开蒙的宗师，借他的离世做纪念当有缅怀先哲、指正时弊的意思在，这是我的“故意”，登时受到阻力，但无论怎样威吓，绝不后退半步，幸有李先生的女儿李伊白女士与著名学者吴思的支持，纪念会冲破阻力，终告开启。
感人的是李锐老，九十多高龄的他恰逢手术前夕，虽不能至，却于病房中应我恳求欣然命笔，题词致贺。老知识分子的认真劲儿不是简单写几笔了事，而是一边写一边修改，修改后居然重新誊了一遍，字迹工工整整，简直点出了纪念会的意义：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国人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社会乃人类进步的普世规律，曾被第三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中断，在中国也造成1949年革命胜利后的一段大弯路。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走上全球化轨道，成就举世公认。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同步，跛足前行，出现腐败丛生、人治依旧的局面。李慎之是坚持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今天纪念他逝世五周年，我们定要继续努力，实现他的愿望。
九十一岁叟 李锐
会上，李普、曾彦修、谢韬、江平等耄耋老人都来了，他们都是著名的“两头真”式的人物，就是年轻与年老者两头都真诚地追求民主和自由，而徐友渔、王学泰、秦晖、雷颐、贺卫方、吴思、陈丹青、章立凡、秋风等已属于年轻的中坚了。在《炎黄春秋》杂志社那间狭小、陈旧的会议室里坐满了李慎之的知音故旧，围绕着李慎之，说不完的话题，有国运时局，也有思想文化。90岁的李普，88岁的谢韬，78岁的江平，个个言辞恳切。耳朵老惫的李普说话大声，简直疾呼。谢韬先生形象生动地回忆了过往，又再度陈述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追求，人生迟暮却耿耿精言，不忍年轻理想旁落，情状令人动容。年轻一辈更不在话下，秦晖缜密、吴思冷静、贺卫方激情，说着就轮到丹青开讲。他眼光逡巡众人，有些犀利，却又腼腆，他说：“李慎之就是一个无锡公子哥儿啊，‘很老卵’的。”粗愣愣、直爽爽的上海方言一出，场面登时松动，丹青先生自顾往下说，从李慎之青年得志出发，历数“慎公”的自足与得意，话题一转，说到了“老卵”的公子哥怎样被毁玉焚琴、壮气蒿莱，而慨叹历史如何使得斯文扫地，贵族全无，见解簇新，且奇崛得似有争议，乃至朱学勤先生当场向李伊白求问：你爸爸是公子哥儿么？
“众位太可贵啦！”话锋一转，丹青先生目视在场的各位，说：“老先生我们永远纪念他，在座诸位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国现在真的很微妙，乐观是乐观不起来，但是局面就是这样一路拱开的。”
五
如此这般，算熟识了么,时有电话叨扰，偶尔邮件飘过。有时候，他会把刚写的文章发我，先睹为快已是一种幸运，而他居然总有“提提意见”之类的征问，我连看懂都难，何来意见？
他发来《民国的范儿》，特别注明重要之处：
国民党元老不去说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朱德是忠厚的军阀气，周恩来是辅佐的宰相气，李大钊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书生气，陈独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气概一点不输，犹有过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声有色：康生那张明末东厂脸，许世友简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搁在古代，这些脸谱可就进了三国水浒，说书唱戏作演义了。
《雅斯纳亚·波里亚那：记文学中的俄罗斯》很长，有带一本书去苏俄的感觉。丹青先生带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段段的文学记忆，一帧帧的现实观感，在文学与现实之间，细腻的年少记忆与深切的中年慨叹穿插迂回，深感心态丰盈，宇宙之大。读这样的“中年记怀”，我辈知识储备显得有些浅薄，断断续续读完已是不易，自愧弗如的是他居然又要些建议，我只能无语作答。文章最末一端，他老实表白：“现在就写到这里。最后一节有点评价性质，非常难写。”他是长于描述，不喜评论的，尽管满腹心事议论，可以看出，也许是早年受过大话的害，对陈义甚高、光正辞严的宏论总有特别的防范。后来他对我告诫：描述细节，质感，但别控诉，别有大结论。
算是文字相交吗？哪敢这么说，我与他不仅隔着时代，且深处鸿沟两端，鸿沟之大乃大变局后巨大的文化断层！这个断层就是我辈红卫兵后代、知青传人，狼奶与毒文化的侵泡早成智识上的“大头娃娃”，表达上的“教科书婴儿”，套话连着空话，用他批评的话说，就是“平庸、无味、装孙子、玩世故、一本正经”。并且，令人心惊的是：我们这一代其实是没有师承的！文化的延续根本谈不上。他那一代，还有江丰、郑胜天等民国遗老劫后余灰的耳提面命，还有老上海香火不灭的民间记忆，包括他的父祖，那种家学渊源的影响，大大迥异于四九以后。你看他文字的干净斯文、剀切质直，透着一股特别的诚恳，一股书生气。别说思想深刻，单论态度的谦卑，心态的活泼多元，同辈书写者都罕有其匹，放在普遍的汉语写作中也很有特点，不容模仿的。我对他的文字表达很敏感，几次揣摩其意，终不得解，不得不通读全部著作，却只有学不来的佩服。在一个汉语已然沦陷的社会里，能够把文字表达得如此诚恳活泼，俊美硬朗，简直无出右者。
六
附着风雅，早买了他的书，却一直放着，没有读。这一次由《退步集》、《退步集续编》到《荒废集》仔细读了下去，字字句句看得怒发冲冠手舞足蹈痛彻心肺，就兴奋地与师姐李文子扯电话，交流心得。文子姐姐早年法大政治学专业毕业，后艺术界做画廊，现在是《领导者》杂志的编辑部主任，要思想有思想，要艺术懂艺术，乃“法艺双栖类”的大才。我激动地报告各种感触，准备聆听着她的意见却只顾滔滔不绝。她和着我的激动，插不上话的，只记得对丹青先生也是赞赏。
——他辞职，有人夸赞大胆。
他说：不要渲染我的辞职，请探讨辞职的原因。
——你希望自己的心灵史如何书写？
请原谅，我不懂什么叫做“心灵史”。谁想出这个肉麻的词？
——在国外，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路不要紧，保持走要紧”、“互联网是舞台，不是节目”、“艺术是说谎。但现在我们不会说谎，很笨地在那儿说谎”，还有，“春天谁来提倡？春天还不是来了。真正繁荣文艺，什么都别提，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回零点，国家不管就太好啦”，等等。
他回忆陈逸飞，回忆年轻时上海的绘画往事，还有对上海美专、母校的记述，于平淡细腻的书写中敷陈时光流动，人文变迁，亲切细致伴着幽深的情意，扑面而来，犹如一杯午后阳光下的柚子茶，清新、芬芳。他的讲述菩萨低眉，婉转也坦白，善于呈现人同此心的感触。而他的怒目金刚、直言无忌因时代的懦弱昏暗，更加引人注目。最喜他在一篇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发言：
过去，官方对我们意味着他者，今天，我们就是官方。
我忽然明白：中国现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中国当今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
不知有谁能像他这样如此坦白，如此“舍得一身剐”，不留情面，要知道，他完全可以自假名声，摇身一变地在里面分一杯羹的。那些在艺术、教育、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频频发难的议题，貌似对事物本身的愤怒，实则是清理着我们许多习焉不察的思维方式。
有人说他老愤青，他说：愤怒也是一种高兴啊。
如果说“伪现代中国”是一面面布满灰尘与污垢的玻璃窗，他俨然一个满怀天真的“蜘蛛人”。又像牛虻，死盯着问题本身，就事论事。他的妙论迭出，大多出人意料，无辜而诚实，突破了心理定势，令人惊异，不为别的，只为我们的思维被禁锢太久，已经板结僵化而已，而他自由的心灵翱翔于心有定见之上，又带着一种特别的开放包容。在对待媒体的追问上，他机智而有余地，却不掩锋芒，与其说锋芒，毋宁说诚实。
在评价安迪·沃霍尔时，他这样陈述：“沃霍尔以无辜的自私、病态的天真、备受困扰的好奇心，以及对如何外部信息与内心活动的天然的平等意识，向我们证明了什么才是自由和诚实。”非以行状论，而以性格论，若这里，把沃霍尔换成他自己，是否一样适用？
那一日，热心又来，针对他著作所涉，我做了分类，拟就了四个不同的话题，准备做一期论坛，四个话题包括：
异哉！所谓教育问题者——由美术教育看体制教育本身
痛哉！乡关何处？——乡村沦陷与城市景观崛起
美哉！民国斯人——西风东渐里的中国
哀哉！我辈何如？——知识人的命运与责任
四个议题就是一个综合论坛的基本框架，召集当代的知识精英展开严谨的讨论，岂不更好？于是大呼小叫地拉拢同伴，和査建英说，然；与王朔谈，好。激动语告，他怯怯谦让：有人来呀？
曾经，我也像很多人一样想要仗剑走天涯，也曾经误以为穷其一生追寻爱与自由，最终还是面对着这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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