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画的，我自己瞎画的我自己。刚来北京的那一年，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糟糕，焦虑得头发哗哗地掉。我用手机随便画了个一脸不高兴的秃头大妈，就拿来做头像了。大概什么时候高兴起来就会换掉，现在已经四年没换了。

我和这个世界好好谈了之后，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

邸晋军早在2008年便开始使用湿版和早期摄影术材料进行艺术创作，2017年新的系列作品《故国》，更是采用4×5或8×10胶片拍摄，放大机投影放大的成像方法把作品做到了一米以上的超大画幅。

有一点影响的是赵无极，他当时回国办展览，其它人没有影响。当时我们已经看到西方的很多流派，有一点点狂，也不觉得他有多么了不起，但是现在想，作为华人艺术家在那个时代能走到他们那个阶段，是非常不容易的。

《扭秧歌》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这些人也稀里糊涂长大了，变的现实了，这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我们最重要面对的问题。谢谢这本杂志，谢谢那时那一段记忆至今的回忆。

我和这个世界好好谈了之后，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

当代艺术是实践性的，需要不断向前推进的，我想我们，还有漳州这样一个城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靠近我们想象中的那个艺术世界。

徐冰老师地书立体书展览，承蒙徐冰老师厚爱，我们在新空间开幕之际经徐冰老师同意借展到徐冰老师四本地书立体书，其中涵盖黑白两个版本。这个区域未来结合年轻艺术家活动项目形成一个呼应的成熟艺术家的活动项目。

徐冰老师地书立体书展览，承蒙徐冰老师厚爱，我们在新空间开幕之际经徐冰老师同意借展到徐冰老师四本地书立体书，其中涵盖黑白两个版本。这个区域未来结合年轻艺术家活动项目形成一个呼应的成熟艺术家的活动项目。

青年艺术家代表朱佩鸿介绍了自己参与本次活动的一些感受，本次活动区别于他之前参加的一些活动形式，本次活动得到了年轻艺术家的大力支持，它们构成了本次活动的主力军，朱佩鸿捐献出自己签名版的艺术抱枕。

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家，能吃到老娘从遥远的山西老家寄来的月饼，真幸福！分享一份喜悦，愿中秋节大家都能回家看看。

我和这个世界好好谈了之后，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

那次演出很成功，大家都很感动，后来这是我上学时美好的回忆之一，那时我们很浪漫，现在比较怀念那时大家单纯的状态。毕业后面对的事情多了，浪漫少了，感动也少了，集体的浪漫感动更少了。

我和这个世界好好谈了之后，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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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怕与爱，都会随着时间变化。可能这些人，再过五年，就开始不一样了。变成了新的怕与爱，或者是不怕和不爱。你记下了某个时间点，可能也会直接看到这种变化，你会怎样看待它？

我和这个世界好好谈了之后，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

我和这个世界好好谈了之后，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

感谢过去一年帮助，体谅，合作过的朋友们，展览也好，写东西也好，还是其他的事情，多谢你们，才让我有了充实的一年。

我和这个世界好好谈了之后，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

段：我自己最纠结的地方在于我做的工作有多少是有意义的，多少是无意义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悲观的积极主义者，我经常怀疑自己，彻底否定自己，可是睡一觉之后醒来又觉得不服气，所以是这样一个状态让我纠结。

问：了解你最近非常焦虑，你觉得主要是什么事最让你焦虑？以及你希望五年后的自己是怎么样的？

纪念《为无名山增高一米》20周年访谈苍鑫&张彬彬1995年，一群租住在北京“东村”的自由艺术家们，联袂创作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不仅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经典之作，在中国摄影史上更留有浓重的一笔。当时参与的年轻艺术家们，目前也已成为异彩纷呈的重量级人物：孔布、王世华、苍鑫、高炀、左小祖咒、马宗仁、张洹、马六明、张彬彬、朱冥、段英梅。当然还有照片的拍摄者，一向为人低调的著名摄影家吕楠。今天，《为无名山增高一米》20周年，观鲤台邀请《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所有原创人员与著名策展人杜曦云，一起回味那些疯狂的绽放。艺术家x苍鑫苍鑫：从20年前的一无所有，到《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等作品逐渐被认可，执着追求艺术的苍鑫日后成为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对于当年作品的思考，今天或许有所变化，但不变的是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东村时代的回忆。视频艺术家x张彬彬张彬彬：东村时代的狂野生活，让她顺其自然的走上了艺术之路，自由的生活方式才是她的追求。从《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之前的《界•限》，再到19年之后的《界•限2》，张彬彬虽然多年淡出艺术圈，但自己的艺术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衔接。视频纪念《为无名山增高一米》20周年访谈杜曦云：当年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时，你多少岁？你的生活状况如何？苍鑫：当年我28岁，那时候生活很艰难，很不容易。记得当时要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每个人要出200块钱，请朋友来帮忙租车、吃饭，拍照、摄像等，这200块钱我全是借的。为了维持生活，平时我要去打工，一周上5天班，用业余时间来做作品，工作的收入也没办法支撑我的创作，还要回家去借钱。张彬彬：当年我刚刚20出头，当时的生活状况比较普通。杜曦云：当时的一些人没有体制里的工作，但又选择了留在北京追求梦想，被称为“盲流艺术家”。你当时是“盲流艺术家”吗？苍鑫：可以这么说。张彬彬：确切地讲我当时不算艺术家，我只是在东村生活，我是到后期才开始做艺术的，也可能是被他们感染。其实原来的生活是很正常的。到那儿以后，可能在正常人的眼睛里，我们就不正常了。有点自讨苦吃的感觉。本来家庭环境是中等，但是跑到了那儿后，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对我来说，那里的环境还有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非常差的。杜曦云：当时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家里支持你追求这样的梦想和生活方式吗？有来自家庭或同龄人的压力吗？苍鑫：那时候我在河北邯郸边打工边搞创作，那里整体的人文环境太差了，就几个哥们朋友一起聊天，基本上没人认可你。从家庭到社会，只觉得你很多余，就谈的问题关注的问题而言，其实也是好高骛远，所以我们精神上很痛苦很孤独，于是就一直想跑到北京来。这边还是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当时我们家人对我很反对，但是没办法，因为我12岁就从家出来了，在体校踢足球，很多年一直在外面，我母亲就觉得这个孩子管不了，喜欢到处乱跑。当时来自同龄人的压力还是有，因为他们比较正常，外在环境物质条件比我们好得多。但是我们觉得自己有理想，想去干点事。当时也不是很确定理想具体是什么，就是自己爱好艺术，追求自己爱好的东西。我觉得自己的这种性格可能跟从小的家庭经历有关系吧，1972年，我5岁，我哥10岁，父母离婚了。那个年代如果某个家庭离婚的话，大家就都知道了，而我们家是整个那个厂区第一家离婚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受周围人的歧视，很边缘，那时候的道德重压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可能也正是这些经历，觉得自己干这种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是应该的。张彬彬：我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有劝告，因为我当时挺叛逆的，别人不太管我，也管不了我，所以也没有什么用。杜曦云：当初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你想表达什么？你觉得你们这么多人想表达的思想是一样的吗？苍鑫：当时张洹在做行为，他做了一个铁箱子，想把自己在里面关12小时，然后扔到野外，他就到处去找地方，去过这妙峰山，后来他做的这个实验失败了，因为觉得太危险要出人命，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方案。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一起喝酒聊天，说我们这么多年在一起，各过各的，是不是大家应该集体创作一个作品，然后大家开始出主意，出了很多方案。有几个方案印象很深，记得马六明出了一个方案，租一辆10米长的大卡车，我们在里面生活一星期，再把车开到户外去，因为荒郊野外的地方没有人，所以也不穿衣服，把日常用品都带上，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我当时还出了一个方案是在类似于五环六环以外的公路，在地下挖坑，两边各住五个人，看着车来回走。《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是到户外去，所以大家还是一致赞同。我认为每个人对作品的理解都不同，就像《罗生门》，一个世界，每个人谈都不一样。记得当时有一篇文章“东村之裸”，大概是说东村的先锋意义就是因为不穿衣服，用这种姿态去面对社会，激怒社会，颠覆社会，这是东村语言。对于这个作品，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裸体做一个行为，以纪念我们的东村语言。所以我理解当时的出发点只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人定胜天，人为的去增加了一米，这很明显；另一种就是天人合一，跟自然环境在一起。张彬彬：我觉得其实当时大家做这个挺单纯的，就想集体做一个作品，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反正我是这样的。这么多年，大家在一起聚得比较齐，然后说做一个集体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因为人从散到聚、从聚到散，本身就没有办法预测，但是能聚的时候大家还是聚集在一起吧，挺好。杜曦云：现在回过头来看《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你对这个作品的解读有变化吗？苍鑫：现在看不一样了，可能有很多种意义在里面。随着时代的变迁、语境的变化，一个作品的意义也会有些变化。我现在理解这个作品有悲壮的概念，有某种英雄主义的东西。就像我在称重的时候觉得有祭品的概念，献祭的概念挺强，是一种悲剧式的。张彬彬：没有，我觉得还是原来的想法。就是大家集体做一个作品，对于我们当时这批人，非常有意义，这是我从始到现在一直坚持的。至于它所谓的艺术高度，那不是我关心的。我们当时是五月份做的作品。1994年张洹做了一个作品《十二平方米》，第二天警察来抓人，我们就从原来那个东村，搬到旁边的几个村子里，就分散了。这之后可能就过了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大家就彻底走了。通过这个作品，大家又重新聚在一起，也是为了纪念东村的存在。杜曦云：当年你们做艺术作品时，是不是被周围的人视为怪物？据说有些人还被当地居民举报过、被治安人员遣送等，你有过这样的遭遇吗？苍鑫：我们第一次被查被抓，是因为张洹的一个作品，他当时在厕所里做一个行为，厕所旁边有个臭水沟，他身上抹的都是蜂蜜之类的，招苍蝇，做完以后他裸体从厕所出来，走了二三十米去洗，这个期间村民看到了就报案了。说不知道从哪儿来一帮流氓，裸体在厕所里面走来走去的，就把我们告派出所了，觉得我们伤风败俗，他们有一种仇恨。有一次，三个艺术家商量好做行为，第一个张洹做，第二个马六明做，第三个朱冥做。张洹做完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喝多了，跟当地的巡逻队起了点纠纷，第二天他们来找张洹，张洹不在，结果到旁边那个院看到又在做行为了，马六明男扮女装裸体，这是色情流氓啊，就把他们全给抓了。抓的人有老外有艺术家也有其他朋友，有公司的让公司来领，老外大使馆来领，后来都走了，就剩马六明、朱冥没人领，成了盲流给抓起来了。张洹跑了，我也跑到武汉去了。张彬彬：当时给我们定义就是拍黄片的，因为裸体，尤其是张洹、马六明老是裸体，所以当时给我们的界定是一批拍黄色录像带的人。当地的村民，还有跟我们的邻居都没有这种概念，都挺好的，那时除了艰苦一点，没有别的。后来因为这种作品，是触碰了警察的底线了，才跟警察有这种对立关系，原来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那里就是一个小村子，结果后来吸引了一群人，男女老少、外国人、媒体在那里聚众，这种情况很容易界定成非法集会，还有就是裸体，那个年代就会说成是黄色，没有别的界定，我们说是艺术，但人家不管这个。我毕竟是北京人，在那儿也没有做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不会抓我，主要是抓在做作品的人，包括马六明、张洹他们这几个。杜曦云：当年选择这样的追求和生活方式时，你觉得自己日后会成功吗？不成功怎么办？那个时期，你的内心痛苦吗？茫然吗？想过打退堂鼓吗？苍鑫：当时也没有什么成功的目标，就觉得这种自由的生活方式是梦寐以求的，这是最重要的。至于以后什么样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什么市场，只有两家画廊。一个是红门，一个是四合苑，基本上90%的画家都在和这两个画廊合作，没有什么市场。我跟四合苑有过合作，那是90年代末的事了，以前没有。当时内心也有过痛苦、茫然，甚至想打退堂鼓，但只是一闪念，不是很强烈。张彬彬：当时选择这种生活，是因为我在那个年代比较叛逆，我觉得一成不变的生活很没意思，就想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跟我之前的截然不同，所以我就去了那个地方，这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到了那里，虽然艰苦，但是内心还是挺满足的，精神满足，因为有这些朋友，大家也聊得来，他们做的事情，我也挺感兴趣的，所以就一直在一起。杜曦云：当年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时，想过它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吗？在那个无名的荒凉小山上，几乎一无所有的你们十几个人，赤身裸体在做不被绝大多数人理解的“荒诞行为”时，你的感受是什么？苍鑫：当年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时候，有一个法新社的女记者，她去拍了照，第二天就发到法新社去了。一星期以后听说这张照片对法新社影响非常大，当年获得世界十大新闻图片奖，就知道这个作品很重要了。当时做的时候没有，不知道，也是后来才发现的。我们跑那么远，也是因为没办法，别的地方做不了，只能跑到那种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做。虽然也觉得很荒诞，但觉得刺激，为了感情，为了战友，为了东村的纪念。张彬彬：我对这个没有任何概念，因为我觉得做一个作品，就是想做了就做一个，对于我们那个时期的人是挺有意义的，至于以后有什么，这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对艺术高度没概念。我觉得这挺自然的，没有什么荒诞。而且我在做无名山之前的5月5号，已经做了我的第一件行为作品，也是裸体的，所以对我来说并不荒诞。杜曦云：《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经过多长时间才逐渐被人们认可？逐渐获得认可后，你的感受是什么？苍鑫：四五年以后吧，当时作品卖出去以后也很惊讶，觉得这还能卖？！全是西方人在买，价格三四百美金一张，当年我一个月也就挣七八百块钱。张彬彬：第一个发表照片的是一个外国女记者，当时作品出来大家反响都挺不错的。作品的成功我觉得挺好，但对我而言没什么感觉，因为我对名利、艺术高度这些不太关心，跟我的生活不相符。而且当时做完了这个作品，我就去别的地方了，基本上和这里没有关系了。杜曦云：《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成功，对你日后的生活有明显影响吗？苍鑫：有，也就是说我们做的行为被认可了，毫无疑问，对东村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鼓励，我认为对我也是这样，这个鼓励非常大。张彬彬：没有任何影响，就是通过这个作品大家这样认识我，认识得很快。我没参与过作品的出售，这是个人能力问题吧，可能是我没有办法去卖，也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原来都很艰苦，靠卖作品能生活得很好，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片子，都可以去做这个事情，那我可以选择不卖。杜曦云：社会上很多人都无法接受当代艺术，你觉得应该怎样向更年轻的85后、90后介绍当代艺术是什么？苍鑫：我觉得艺术的形式和方法跟整个时代，跟当下整个生活脉搏和生活节奏有很大关系。所以当代艺术基本上可以说是反映了当下人的真正形态，视觉形态，或者是一种视觉的规律。所以我觉得一个好东西或者是震撼的东西，它肯定跟当下整个的文脉有关联。所以欣赏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不能对你有一些振动或启示，这是最重要的。张彬彬：当代艺术挺难界定的，因为我们那是一个时代。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时代，在自己的时代叫当代，我所在的时代已经不叫当代了，叫过去时了，现在进行时叫当代，所以我也没法告诉他们当代艺术是什么，因为我跟他们已经完全脱节了，我跟不上他们这个时代了。所以当代的问题，应该找当代的人去说，因为他们最有发言权，虽然他们可能也很懵懂，就像我们当时也很懵懂，也不知道做了这个作品会为以后的路程奠定什么基础。但是现在看还是挺有意义的。起码会留下了一些作品，甭管好坏，反正是留下了。当下的当代还是留给这些年轻人，让他们自己去摸索他们的当代，我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杜曦云：您对当代艺术和社会的关系有什么看法？例如文化倾向、艺术的多元化、是否与社会现象问题关系紧密。苍鑫：当代艺术和当下的社会问题之间是紧密相合的。我一直以为当代艺术要么就是超前这个时代，或者是退后这个时代。所以是用当下的语言来表达，但是绝对不能是当下的东西，要么引导，或者是往后。当代艺术和当下大多数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内在的心理感受以及外在的社会学问题。张彬彬：关系是很密切的。我的那个当代，所有做的作品，都跟我们当时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这种生存环境，我们不可能做出那种作品，有人可能不理解我们当时做的这个东西，因为他没有亲身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所以，什么叫当代，就是当代所经历的这些东西。要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记录下来，以后再看，你觉得那会我的生活是这样的，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现在做的作品，跟以前那个时代的作品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可能没有那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艺术就在生活里，生活中好多都是艺术。杜曦云：能否介绍《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之后你自己最满意的自己的作品？苍鑫：没有。如果要选的话就是从此刻开始的下一件。对于荒诞，我觉得中国的整个现实社会就像一个超现实主义作品，所以再制造点荒诞就无可非议了。我个人认为好的艺术有一个特征，就是你假设一个东西，然后按照自己的逻辑把它推理出来，然后变成真的了，这是好艺术的其中一个元素。张彬彬：《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之前我有一个作品，之后19年过去了，我又做了一个作品。之前的作品叫《界•限》，当时在朱冥的屋子里，我裸体躺在床上，然后来一群人，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他们像参观遗体一样，从里面转一圈走出来。这个过程中我是静止的，他们是运动的，他们在做行为、在观看，看到我会有不同的反应，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其中朱冥拿刀在我胸前把自己的手划开了，血滴在我身上。19年后的作品我叫它《界•限2》，在广州小洲村的一个礼堂，地上铺了一半白布一半黑布，我穿一个白袍子，脸上涂白，黑布上有墨，我从黑布走向白布，于是白布上就留下了一趟墨迹，作品就结束了。这两个作品能衔接在一起，我自己感觉还是不错的。来源：作者提供

1989年，当里根离开白宫时，连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承认，里根恢复了美国的自信，使美国经济摆脱新一轮大萧条的阴影，并同戈尔巴乔夫协力缓解了冷战，他是一个伟大的总统。

有时候，勇气才是最重要的，勇气之后就是坚持了，走出去，走下去，走到底，把牢底坐穿，用一生写下墓志铭：我们的此生注定灿烂，我们一生破碎如镜子，却依旧光芒四射。

“众位太可贵啦！”话锋一转，丹青先生目视在场的各位，说：“老先生我们永远纪念他，在座诸位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国现在真的很微妙，乐观是乐观不起来，但是局面就是这样一路拱开的。”

新青年艺术沙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做一些活动，写一点东西，这个时代总有一点信念能让我们坚持下去做一点点自己信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