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中国式三权分立秒胜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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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提到三权分立的，大家想到的都是西式的三权分立，也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并且认为这是中国没有的、应该大力引进的好东西。
其实，说到分权，中国古已有之。《礼记》中记载周朝时就有“三公”，也就是司马、司徒、司空。秦统一以后，设立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到了汉朝，是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
三个不同职位，尽管名称有变化，但大致都是分别掌管行政权、军事权、官员监督权。
这三种权力的分立，具有互相制衡和互相牵制的作用，对于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非常重要。
当然，在秦汉等文明早期，经常会出现某一种权力过大，最终威胁中央集权的情况，比如丞相，就经常成为强大的权力中心，直接威胁皇权。曹操就是汉朝的丞相。
所以，后世朝代一直在调整分权结构。最终，到了清朝，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展到非常成熟的地步，在省一级政府中都有分权结构。清朝时，有所谓制台、藩台、道台、臬台的说法，分别对应的就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职。
在这种分权结构下，地方上的军权、财权、民事行政权、财政权都彼此分开，互相牵制。所以，有清一代，除了初期有吴三桂三藩之乱以外，中期后期，即使内忧外患，也没有出现安史之乱那样的地方造反。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以后，军事实力足以造反，甚至称帝，但曾国藩保持了对朝廷的忠诚。这其中有曾国藩个人忠君思想的原因，但清代地方政治有效的分权结构，也让造反成功的几率很小，比如，由于军权和财权是分开的，军队造反，很快就会陷入没钱的困境。
对比一下中国和西方分权，会发现重要的差异。
一、中国的分权之上，仍有皇权这种对国家负总责的制度设计。这样，既能通过分权达到政治稳定的目的，又能避免分权造成的无人负责、互相推卸责任的弊端。
二、西式的立法、司法、行政分权，在制度上把立法奉为最高，但既然是三权制衡，实际上就没有最高的总负责者，这就给各个分支互相推卸责任，留下了空间。
重要的是，中国的分权，是长期制度实践、反复试错修改的结果。这个过程甚至长达千年，其中融合了几十代人政治智慧、经验和教训。
而西式的三权分立，是书斋中学者理念的产物，最主要的就是法国的孟德斯鸠。可是，法国反倒不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最典型的国家是美国。但美国有很多特殊条件，比如美国建国以后，一直没有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一直到二战，美国的军队规模都很小。
这些特殊条件之下，美国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就是一种政治游戏，是假设国家没有重大内忧外患情况下政府内部的一种规则，一旦这个假设不复存在，这种三权分立也就无效了。
事实上，即使在美国相对和平的历史中，只要出现重大事项，所谓三权分立也就发挥不了作用了，从南北战争，到二战中日裔美国人集中营，所谓的司法独立都没能阻止行政当局一意孤行。
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要求兼具决断能力行动能力，和内部的制衡能力。美国由于特殊的环境，对前者要求不高，所以只重视后者。但对大多数其他国家来说，前者反而更重要。
所以，那些相信和引入西式三权分立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因此陷入无休无止的政治内耗之中，造成国家发展无力。这也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主要的政治教训。
政治制度确实需要有分权的设置的，但必须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传统，在保持国家行动能力和内部制衡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西式三权分立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是一种适应性很差的简单规则，并不是值得效法的制度榜样。
贬低中国历史中的政治智慧，奉西方政治制度为偶像的那些人，缺乏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能力。他们需要多学习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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