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计4136字，建议阅读时间12分钟。俄乌战争开打，对于一个三观在欧美重塑过的人来说，原本我的立场和许多欧美派一样，认为北极熊以国家安全为名悍然攻击一个主权国家是抢地盘的老毛病又犯了，应该全地球共讨之。不过这几天读了一些网上的文章，又回忆起了当年读过的一些这方面的闲书，比如“火与剑”“彼得大帝传”什么的，开始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本文共计6437字，建议阅读时间15分钟。声明：本文由作者授权转发，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版权归作者所有。原题为：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2-11）】理学建军：湘军背后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体系支撑意识形态的交锋，在刘邦时代、朱元璋时代，还不那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敌人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很不成熟。如果李秀成的敌人也只是八旗、绿营这种古代意识形态控制的腐朽军队，他也可以轻易把他们打垮。而到了太平天国及其之后的时代，这就成了一个直接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严肃问题。因为革命的敌人在意识形态及其对应的组织形式和动员能力方面已经大大的进步了。这是古代人民革命和近现代人民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太平天国正好位于分水岭上。太平天国最可怕的敌人——湘军，是一支在成熟的意识形态体系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军队。这套意识形态体系，就是我们在第三卷讲的“忠君理学”。基于这套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系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主要依靠。曾国藩组建湘军，是先招将领再招兵。将领的选拔，曾国藩一个一个亲自考察，确保这些人都是忠君理学的忠实信徒。最后选出来的将领以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儒生为主，在能查到出生的179名湘军将领中，儒学书生104人，占了大约60%。湘军三大统帅和十五个主要幕僚都是儒生，各军统领13人，儒生占8人；分统领43人，儒生占了28人（罗尔纲《湘军军志》）。有了“政治上可靠”的将领，再去招兵。招兵的方法是将领回到自己的原籍，招募本乡本县之人——不是说湖南人招湖南人，而是要具体到县乡。比如曾国荃招兵，就只招湘乡本地人，外地湖南人也一律不招。招兵的时候，要严格考察其出身，必须是老实可靠的乡民，终生都在宗族保甲体制下生活，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没有被太平天国、天地会等“反动组织”的思想污染过。招募的时候，还必须由本地宗族保甲出具证明和担保，注明其居住地址、名下土地财产、父母兄弟妻子的姓名等等，才能来当兵。这种证明和担保，既是一种政治审查方式，也是一种人身控制形式。如果违反军事纪律当逃兵，跑回家很容易抓住；如果是叛逃，则可以株连其家属——这种威胁很可信，理学士大夫们是一群很严肃的人，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绝对不开玩笑。这样，湘军以忠君理学思想为旗号，核心将领都是理学信徒，基层士兵则以乡土血缘思想为连接，再以宗族保甲体制为威慑，构成了其“理学卫道军”的组织底色。“忠君理学”的主要理念，我们在前三卷已经讲过，它是满洲落后的君主独裁制和中国腐朽的道统理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野蛮文明结合的产物。道统理学是儒家思想的哲学化，也代表了儒家士大夫巩固自身利益的需求，核心要义是用“天理”、“道统”等抽象哲学概念论证强化儒家“三纲”等级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真的，“君为臣纲”是假的。士大夫们对下讲纲常、对上讲道统，对自己讲“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权势、金钱、美色的享受一样不少，在宋明时期日子过得非常爽。等到满洲内犯，以野蛮暴力强行坐实“君为臣纲”，把道统理学斥之为“伪道学”，君权与道统合一，剥夺士大夫们对“道统”的解释权，形成了“忠君理学”。忠君理学集成了宋明理学的哲学化形式，相对于传统儒家思想更为深奥复杂，洗脑能力更强。理学带有宗教色彩，理学家们也带有一定程度的传教士情怀。儒家士大夫有强烈的按照理学思想来构建理想社会的情节。他们在哲学化思考之余，又对各种民间故事进行改造，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忠孝节烈的意识渗透到社会基层中去。这种努力同时也伴随着文化知识的进一步向基层传统。这就存在一个“理学思想下沉”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从好的方面来看，有利于文化普及。但更重要的是，在“理学下沉”过程中，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等级意识跟不断宗族力量结合，以“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原则强化基层控制、固化社会等级结构。宋朝的士大夫们特别喜欢在出将入相、功成名就之后，出资出力捐助建设宗族学校。范仲淹在当了高官之后，坚持把俸禄和田产拿出来成立了“范氏义庄”，专门资助本宗族的穷苦人，其中就包括供养本宗族的子弟读书。其它范氏家族的有钱人也纷纷跟进，向“范氏义庄”捐钱捐田。范仲淹亲自制定管理章程，确保它能良性运作，“范氏义庄”存在了八百多年，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也让范氏家族一直人才辈出、兴旺发达。范仲淹的“义庄”多次受到不同朝代政府表彰，理学士大夫们纷纷效仿。捐资扶贫、发展教育的做法总体来说是好的，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捐助都被局限于本土宗族。“范氏义庄”八百多年来，基本上就是只为范氏族人服务的。单个来看问题不大，但若士大夫们都照此行事，一方面自己依靠宗族支持出人头地，当了官以后又回报宗族，实际上就是把官位权力与宗族利益密切捆绑。那么，天下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谁来负责呢？士大夫们把调门唱的很高，纷纷表示天下国家的事儿你们普通人不用担心，我们绝对不会含糊。比如著名理学家张载就声称儒学学者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被儒家知识分子们传成了千古名句，还专门给这句话起了个名字，叫“横渠四句”，因为张载的外号是横渠先生。但张载在猛吹天下国家情怀的同时，又是封建继承制的积极鼓吹者。他说：“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强化宗法制度，官员的儿子要接着做官（体现为第二卷介绍的宋朝恩荫体制），这样朝廷才有“世臣”，也就是世代都当官的家族。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公卿大夫们自己累死累活奋斗上来了，如果不能把权势传给子孙，死后家族败落，这样大家都会觉得没有奔头，不愿为国家效忠了。也就是“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这段话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一个人努力读书、努力工作，最后被提拔到国家高级官员的地位上，难道是为了把荣华富贵一代一代传下去吗？国家把这个高级职位给你，让你执掌天下的公器、拥有巨大的权力，承担决定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巨大责任，结果你却说：如果家族不能跟着我永保荣华富贵，我就不为国家出力尽忠了。这不是混蛋逻辑是什么？我们在第一卷讲过汉景帝手下的名臣、也即儒家史书中著名的“酷吏”——郅都，他为官清正廉洁、敢于得罪权贵，面对威胁和利益诱惑，他说：“已经背离父母而来当官，我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终究不能顾念妻子儿女。”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这才应该是中国士人的真精神。张载是理学创始人之一。从源头开始，理学家们一边唱高调一边为自己谋私利的伪君子做法就已经奠基了。他的“横渠四句”应该再加一句“为家族谋福利”，改成“横渠五句”，这样才能完整的体现理学家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宗族或者大家族，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它依靠血缘关系自然形成，是天然的基础社会单元。家族内部互相接济帮助，是古代社会重要的社会救济方式；通过一定形式的家族组织来维持社会伦理和推动文化教育，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但宗族是在古代交通比较的封闭条件下形成的，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和近亲血缘群体，天生的不利于大一统国家的构建和人类个体的身心自由。因此，在大一统帝国形成以后，宗族要继续发挥正面作用，它的影响力就应该被严格限制在内部救济、道德教化这些不带有强制性的方面，如果宗族掌握了足以对内部成员进行人身控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对上就会威胁国家统一、对下就会破坏个体自由，成为夹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祸害。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不是一个一个家族的空间聚集，而是有超越家族的天下国家意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更高层级的政治体系。对士大夫而言，一旦进入国家政权系统，就应该超越宗族、乡土的狭小观念，从天下国家的层面来思考问题。如果把过多精力甚至自己掌握的权力资源投入到自己家族的传承兴旺中去，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照顾宗族家族，那是地主士绅该做的事，不是士大夫该做的事。士大夫们在入仕以后，还继续跟老家的地主乡绅们打成一片，对本土本乡本族建设投入过度热情，就会在公权力和宗族之间建立起了密切联系，逐步形成“官僚体系与地主士绅一体化”或者“政权与宗族一体化”的格局。官员入仕，要依靠宗族力量的支持；获得权力后，则用来提升自己宗族的地位，这种“合作”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宋明时期，尽管存在士大夫对自己宗族过度照顾的不良风气，宗族力量也存在不断加强的趋势，但总体而言宗族与政权的结合并不算密切，宗族力量还是以发挥正面作用为主。到了清朝，情况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满洲统治者高度重视基层控制。他们对元朝不到一百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历史教训非常上心，“胡虏无百年国运”的民间流言时刻让他们心惊胆战。为了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他们把宗族作为强化基层控制的关键抓手。雍正皇帝设立“族正”，推行“保甲”，赋予宗族司法权。同时，以严刑峻法禁止除了宗族以外的其它一切形式的人民结社。这样，宗族力量与政治力量正式结合，拥有了从道德、经济、司法等层面对族人进行人身控制的能力。每个人一出生，就在精神、经济与人身方面都受到宗族力量的严密控制。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生活在宗族的严厉管控之下，从小服从父亲、长大服从族长，等级和服从意识深入骨髓，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甚至也没有天下国家的概念。本土本宗以外的其他人，都形同异族，异姓之间要团结起来来反抗一个大一统政权，基本上就不可能。通过“忠君理学”意识形态建设和大力发展宗族力量控制基层，满清政权就形成了从高到低的三个管控体系，最高层是满洲集团，直接掌握军事体系和中央枢机，以满洲民族特权思想和清王朝国家观念混合的“忠君”意识形态控制国家机器；最基层是宗族保甲体制，以强调宗法等级制的“理学（道学）”意识形态负责对个体中国人的日常管控。在这中间，允许汉族读书人通过学习“忠君理学”思想进入官僚体系，形成满洲集团与宗族保甲之间的中间层。这套满汉联合专政的体系非常复杂严密，有枪杆子镇压、有意识形态洗脑、有基层控制，相对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大大的进化了。它是满清能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根本。蒙元时期，蒙古统治者对意识形态建设和基层管理很不重视，简单的委托汉族士绅管理地方，但没有对理学进行意识形态改造、没有大规模吸收理学士大夫进入政府、没有依托宗族建立严密的基层管控体制。这样，当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时候，元朝只能依靠现有的国家军队进行镇压。但国家军队已经腐朽，尤其是地方上的汉族政府军，就跟清军绿营一样——将领腐败无能，士兵们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跟本民族的起义军拼命，战斗力极差。相反，在清朝，三级控制体制联动效果惊人。由于宗族保甲的严密控制，绝大多数反抗都会被消灭在萌芽阶段——洪秀全刚把甘王庙砸没多久，宗族力量就把冯云山抓住送官了，反应速度相当快，如果不是有洋人的“基督教”做幌子，冯云山早就被杀了。如果遇到白莲教起义这种大规模的叛乱，地方上就开始自发的搞“团练”，密切配合政府军，把本地居民组织起来，一方面切断起义军的粮饷后勤，一方面也防止本地人去参军。洪秀全、冯云山在自己家乡传教，本土的宗族势力控制严密，根本传不大，即使到了广西赐谷村，也是屡屡受挫。一直到冯云山去了紫荆山，跟那些不受宗族势力管控的山民结合，才把拜上帝的声势壮大起来。后来，在贵县还发展了一支很重要的力量——秦日纲部，他们是当地矿山的矿工。山民加矿工，成了金田起义的骨干。矿工们在制造攻城器械、挖地道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秦日纲也因此被封王。这些人都是游离于宗族管控之外的“体制外”力量，才能被拜上帝教组织起来，发动大规模的起义。此后，拜上帝教大量吸收广西、湖南天地会的起义军。天地会以无业游民为主体，也是脱离宗族势力管控的人群。打到岳州，又招募了大批船工，形成水营，获得了在长江流域攻城略地的战略优势。这样，算来算去，太平天国起义，其领导层和士兵主体都不是农民。所以我们讲太平天国的时候，一直用的是“人民革命”这个词，而不是传统革命史观所用的“农民革命”。真正种地的农民阶级参加太平军的很少，他们都被宗族势力以团练、保甲等形式牢牢的控制着，动弹不得。曾国藩建立湘军的过程，就是一群信仰忠君理学的士大夫，利用清朝的以宗族为核心的基层管控体制来进行军事动员，吸收大量农民参军。湘军的成分，才主要是农民。太平军的主体，反而不是农民。曾国藩不招无业游民，只招所谓“憨厚老实本分”的农民，其实就是在宗族保甲体制下被控制得很好，严重缺乏自由精神、反抗精神的那种人。本乡本土的将领去招本乡本土的兵，再以保甲等方式确保他们不会逃跑叛变。这些人就只会服从家乡将领的命令，打起仗来内部也很团结。但是，如果只依赖宗族保甲对农民进行组织，就很难进行大规模协作。在曾国藩之前，宗族保甲只能分散的各自搞团练，而团练在正规军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因此，要对团练进行改造，关键是需要有一批能打破乡土观念、具有天下国家观念的中高级将领，把这些分散的力量组织成一支正规军。具有天下国家观念的人，又很容易受到反满反官、社会公平这些革命思想的引诱。要确保这些人完全被忠君理学思想洗脑，其中儒学书生是最佳选择。于是，“书生统兵、兵为将有、保甲募兵”成了湘军建军的重要原则。这样，在“忠君理学”意识形态系统中偏向于“忠君”的政府军被击溃以后，侧重于“理学”的湘军崛起，成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单纯的“忠君”意识形态，在满洲政府长期执行民族歧视政策的情况下，很难支撑起汉族军队的战斗力；而“理学”意识形态的迷惑性要强大的多。曾国藩这种坚定信仰“忠君理学”的汉族士大夫，扮演了连接满清政府和宗族势力的关键纽带。办湘军这种事儿，湖南本土团练成长起来的王鑫搞不成，因为他缺乏对各地团练进行全局整合所必须的高层资源；真正的满洲高官勋贵更搞不成，他们不懂得如何跟宗族保甲力量合作，也无法赢得汉族士绅们的信任；只能是出身于汉族士绅阶层、经过科举考试选拔进入官僚体系、又进入中央枢机当了多年高官的曾国藩才能搞成。他能动用自己在家乡的资源招兵，又能把广东的军费、中央的漕运用来练兵，还有深刻的忠君理学修养，能写出《讨粤匪檄》这种有号召力的军事斗争纲领，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及其背后的士绅和官僚阶层中获得广泛的支持，“上中下”三结合，实现清朝三套管控机制“国家政权、官僚行政、宗族保甲”的有效联动，最终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套“三结合”的联动机制，也可以从湘军的军费来源看出来。最初的时候，曾国藩自筹经费练兵，靠的是地主乡绅们的自发捐款，这些钱代表了基层管控势力的支持。后来，曾国藩以练水师为名，获得了截留一部分漕运粮食的权利，又奉圣旨划拨了一部分广东和湖南的地方财政。曾国藩一直想要谋求地方巡抚或总督的实权职位，也就是想尽可能把地方财政用于湘军开支。这些都是国家政权体系下的税收，来自于满清依靠武力征服中国夺取政权建立的税收体制。但穷尽清政府原有的税收方式也无法满足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地方官僚和湘军将领们又自发搞出来了一套“厘金”征收体制，在中央税收之外独立对商业贸易活动征税，专门用于支持湘军系镇压太平天国。在道路上设立关卡所收的厘金，叫“行厘”；对商业店铺直接收的厘金，叫“坐厘”；税率刚开始是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一，古代把百分之一的利息称之为一厘，故称“厘金”，但后来各地自作主张，不断提高税率，最高可达百分之二十之多。这部分收入占了湘军后期军费的大约三分之一。它是掌握军权后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开辟的财源。厘金由地方根据军事需要自收自支，具有政府强制征税和地方势力独立筹款的双重特征。这样，“士绅捐助+政府税收+地方厘金”共同构成了湘军系军费来源，三者加起来，才让曾国藩等能给湘军系士兵们发的起比绿营高出三四倍的军饷，维持湘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相关阅读：天京事变：洪杨政争引发的历史悲剧

本文共计5106字，建议阅读时间15分钟。声明：本文由作者授权转发，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版权归作者所有。原题为：洪仁轩封王与李秀成二破江南大营【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2-2）】二、奇袭杭州：李秀成二破江南大营三河大捷之后三个月，1859年2月，春节刚过。李秀成和陈玉成在春节前扫荡了一轮李续宾残部，还在安徽休整，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却突然接到南京紧急军令，立刻东返。原来，驻守江浦的守将薛之元叛变投敌。江浦位于长江北岸，与南京城隔江相望。薛之元叛变，把从江浦附近的几个战略要地送给了清军，第二次踏破江北大营的成果丧失，南京城的北方向物资通道被切断。李秀成紧急带兵回援，占据江浦附近的浦口，勉强守住了一条通往南京的物资通道，但情况仍然十分危急。陈玉成也很快带兵攻打浦口东北方的六合。正在战局焦灼的时刻，太平军内部却再次发生了重要将领叛变事件。这次事件的背景很复杂。1859年4月22日，洪仁玕从香港经多方辗转到达南京。洪仁轩在金田起义后逃到了香港，做了基督教布道士，了解到一些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次来到南京，向洪秀全进献《资政新篇》，提出太平天国政权建设应该借鉴西方基督教国家治国模式。洪秀全非常开心，终于来了一个勉强能干点正事的洪氏族人，对《资政新篇》大加褒奖，宣布要照此建政。一个月之后，就把洪仁玕封为“干王”和“军师”，把朝廷军政大权交给洪仁轩，洪秀全自己则躲进深宫研究宗教问题去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不想理睬“俗务”，要专心于“天事”。这是洪秀全人格中的一大特点：沉迷宗教、狂妄自大、做事缺乏责任心。他想要过皇帝的瘾、享有帝王的权威，却不喜欢承担皇帝需要承担的繁重工作责任。在起义之前遇到困难就两次跑回花县老家，直接丢下追随者失去联系几个月甚至几年。他玩弄阴谋诡计把杨秀清杀了、赶走了石达开，夺了杨秀清、石达开的权，却发现杨秀清的活儿不好干，不仅辛苦还干不好，天天累死却天天打败仗，一见有洪仁玕这种不会威胁自己权位但又在大政方针上有点头脑的可靠亲信，马上就想要撂挑子闪人。实际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对当时的太平天国和中国社会，完全是一篇大而无当的文章，没有一点用处，其中对西方体制的理解也十分肤浅。洪秀全对西方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的知识就更是接近于零，其批阅意见全是凭空想象，但它来自信仰“天父天兄”的基督教国家，这是洪秀全所乐于看到的。洪仁玕是“神迹”见证人，是跟冯云山一起入教的元老，又在香港当过布道师，对一神教教义的理解比较深刻。这是他重用洪仁轩的主要原因。洪仁玕从金田起义到现在无尺寸之功，来南京一个月就直接封王并且担任军师，不管他本人才干如何，这都绝对是瞎胡闹。而且这又是李秀成、陈玉成在长江北岸拼死战斗保卫南京的关键时刻，不是天下一统的太平时期，中央决策中枢如此任性的进行人事巨变，想要不发生大事都不可能。石达开出走之后，洪秀全曾经宣布，永远不再封王。因为他已经把自己两个哥哥封王了，不再封王的意思其实就是不再让不姓洪的人封王。但洪秀全没想到洪仁玕竟然还会从国外回来，又多了一个洪家亲戚，还是特别亲的那种，必须得给他封王。封完之后才想起来好像之前说过永不封王的，现在又给洪仁玕封王，将领们肯定不服，于是又把陈玉成给封了个英王，显示自己并不是专挑洪家亲戚封，然后发布诏旨：“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也就是军务由陈玉成负责、统领全军，中央政务由洪仁玕负责的意思。陈玉成确实功勋卓著，而且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发过言，专心打仗、服从中央。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战士。他不像李秀成那样有自己的战略思考、政治态度鲜明。给陈玉成封王、统领全军，洪秀全比较放心。洪仁玕、陈玉成封王的事情一出来，清军这边马上就意识到有可以挑拨内部矛盾的空间。他们让太平军降将李昭寿给李秀成写信，挑拨关系，说你这么大功劳都不封王，洪仁玕回来一个月就封王，陈玉成跟你平级、功劳也不比你大，现在却封王统管全军，洪秀全对你的猜忌不是很明显了吗？不如也跟我一样赶紧投降吧。这封信送到李秀成大营的时候，洪秀全派过来监视李秀成的使者也在那里，赶紧向洪秀全汇报。洪秀全为了避免李秀成受挑拨发生兵变，就把李秀成也封了“忠王”，也就是给他戴个“忠”的高帽子，勉励他继续忠于自己的意思。李秀成当时还不明白其中玄机，对洪秀全的加封十分感激，但后来想明白了，在《自述》中说这是“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连封三王之后，新的问题接着出现。太平天国的军事实权掌握在前、后、左、右四军主将手中，前军主将陈玉成封王了，后军主将李秀成封王，接下来左军主将李世贤和右军主将韦俊怎么办？李世贤是李秀成的堂弟，关系还好摆平。韦俊在几年前太平军西征的时候是陈玉成的直接上级，现在陈玉成封王，统领全军，韦俊又成了陈玉成的直接下级。陈玉成比自己排名靠前，韦俊还能接受，让陈玉成当自己上级领导，韦俊是不服的。正好在此之前不久，杨辅清、杨宜清兄弟带兵离开石达开，重新向洪秀全效忠。洪秀全大喜过望，急切盼望杨辅清能来帮忙解围南京，在杨辅清还在北上的途中，就把蒙得恩的“中军主将”头衔给了杨辅清。此事发生在洪仁轩、陈玉成封王之前。中军主将地位高于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主将，也就是说杨辅清寸功未立，甚至还没有正式“归队”，就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俊的职位高了。这跟洪仁玕封王一样，也是胡闹。后来，陈玉成、李秀成封王，算是又排到了杨辅清前边。但不管是更换中军主将还是封王，都没有韦俊的事，他的地位日渐降低。在封杨辅清为中军主将的前一年，1857年，洪秀全还突发奇想，下令把杨秀清被杀害的这一天定为“东升节”，说要天国众将士世世代代怀念东王的伟大贡献，并庆贺东王升天享福。杨辅清先跟着石达开搞分裂，眼见石达开打仗不顺利，又回来效忠洪秀全，最多也就是将功补过的做法，却立即受封中军主将，显然是跟他哥哥杨秀清被重新神化有关——因为中军主将的头衔最早属于杨秀清。韦俊一直对洪秀全忠心耿耿，没跟石达开走，各种战功也不少，但洪仁玕、陈玉成封王，杨辅清升任中军主将，他却原地不动。洪秀全这种种明显不公正的做法，难免让韦俊不起疑心：洪秀全是否还在记天京事变的老账？杨秀清被重新神化，杨辅清就成了中军主将，那韦昌辉被进一步黑化，韦俊的命运将会如何？杨辅清、杨宜清兄弟带兵北上，其驻地就在韦俊驻守的池州南边。一边是杨秀清的弟弟，一边是韦昌辉的弟弟，这个仇恨实在是没法处，双方摩擦不断。这种情况，必须要有权威且公正的中央来协调，但天京事变制造了杨、韦两家的血仇，又毁掉了中央权威，洪秀全现在重新神化杨秀清、全面甩锅韦昌辉，而且韦俊还是其最讨厌的李秀成力保之人，所以公正是谈不上了，只会拉偏架，这个事情就完全没法解决。对洪秀全绝对忠诚的陈玉成站在了杨辅清兄弟这边，李秀成站韦俊这边。韦俊的防地池州，又正好夹在杨辅清和陈玉成的防地中间，两边都讨不了好。闹到最后，韦俊感到在池州待不下去了，干脆带兵北上去找李秀成。这就要经过陈玉成的防地和州，陈玉成的手下拦着不准经过，双方竟然发生械斗。此事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没有直接参与，但李秀成部下支持韦俊，也卷入了械斗。最后三方死伤数千人，韦俊被迫退回了池州。韦俊回到池州以后，感到进退失据，一气之下，于1858年10月率部向清军投降。韦俊是太平军的实际第六把手（前五位是洪秀全、洪仁轩、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是金田起义以来投降清军的最高级别军事将领。他的叛变对全军心理冲击极大。陈玉成援救南京之后，韦俊是在西线战场与清军抗衡的关键力量。韦俊叛变，安徽局势立刻变得岌岌可危。陈玉成没有办法，只能从六合等地撤兵，回援安徽，留下李秀成独力支撑南京江北的战局。——实际上，如果不发生和州械斗，按照韦俊的思路，由他来配合李秀成保障南京周边安全，陈玉成专心经营安徽，局面将会好的多。由于天京事变带来的太平军内部“信仰危机”和内部矛盾始终没有协调好，太平军的实力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叛降和内讧中被削弱，局面也越来越危险。李秀成眼见在浦口困守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再次回到南京，找到洪仁玕商议，打算采取大范围机动的战略来调动南京周边的清军。这也是当年杨秀清首次踏破江北江南大营的操作思路。这一回李秀成更为大胆，不是在江南江北之间小范围机动，而是想要长途奔袭，攻击杭州、苏州一带。这些地方是清军江南大营的主要后勤保障基地，兵力空虚，一旦攻击得手，清军江南大营必然分兵前去支援，太平军就可以趁机解围南京。这个思路很出奇，但操作难度极大。最大的风险在于李秀成必须先放弃浦口南下，南京城的物资运输就会被切断，然后只能等待李秀成带兵归来解救。洪仁玕与李秀成商议三次之后，两人才初步下了决心，去找洪秀全汇报。洪秀全先是坚决反对，把李秀成严词谴责了一番。李秀成态度坚决，一再上奏要求离开南京。洪仁玕也反复劝说。眼见自己的亲信和统兵大将成了一条心，洪秀全终于点头答应。李秀成在1860年1月25日带兵离开浦口。他走后第四天，浦口就失陷了，南京城对外交通断绝，形势空前恶化。南京周边地区许多太平军将领对局面失去信心，通敌叛变。这样，南京的安危，就完全寄托在了独自远征的李秀成身上。李秀成先去芜湖找到堂第李世贤，跟他商量具体的战术。十天后，李秀成从芜湖出发，开始迂回攻击杭州。具体路线是先从芜湖南下，然后向东快速攻克一系列防御薄弱的小城镇，兵锋直指杭州北边的军事重镇湖州。李世贤走另外一条路，也去攻打湖州。这就让清军以为李秀成、李世贤的目标是要合兵夺取湖州，于是浙江本地的军队纷纷向湖州调集。然而真正去打湖州的只有李世贤的军队，李秀成刚到湖州城外就掉头向南，带六千精锐秘密穿过莫干山小道，于1860年3月11日突然出现在杭州城外，直到距离杭州只有三十里的地方才被杭州守军发觉。此时杭州仅有两千八百守军，且都是缺乏训练的老弱。李秀成经过七天的围攻，在3月19日攻克了杭州城，斩杀了城中的浙江巡抚、布政使等诸多省级高官。这是太平军兴以来攻克的第四座省城（前三座是武昌、安庆、南京），也是天京事变后攻克的第一座省城。李秀成深知，攻击湖州只能调动浙江本省军队，只有攻击杭州才能调动江南大营的清军主力前来支援。因此假攻湖州、突袭杭州，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清军方面得知杭州被围，立刻调动大军前来救援。李秀成在杭州等了四天，确认江南大营的大军已经到达杭州附近，下令城头插满旗帜，于夜间秘密撤出杭州。清军大军在城外呆了一天，才发现城内已无守军，跑到几座空着的营房里放了一把火，就赶紧向皇帝上报克复杭州的赫赫战功。此时，李秀成已经从另外一条路北返，按照之前的约定和安排，在南京以南的建平与李世贤、刘官芳[1]等各路大军会师，集中优势兵力猛攻江南大营。此时，陈玉成和杨辅清也接到洪秀全的指示，带兵渡江来协助李秀成。江南大营原有兵马4万人，被李秀成通过攻击杭州等诸多战术机动调动走了2.3万。后来虽然陆续返回来1.5万，但在来回调动的过程中，兵力分散，江南大营周边的诸多战略要地已被太平军逐一攻克。最终，太平军以超过十万的兵力对江南大营三万的兵力形成绝对优势的合围。5月6日，清军江南大营再一次被太平军踏平，向荣的继承者张国梁也被太平军击毙。南京再一次转危为安。李秀成既是整体战略的制定者，又是其中最危险、最精彩的千里迂回战术的执行者，再次展现了他在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的完美结合。图：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图第二次踏破江南大营的成绩，从局部来看，与杨秀清主导的第一次踏破江南大营相当，甚至还要更好一些。但杨秀清那一次是同时踏破了江北江南两大阵营，又在上游稳稳的控制着武昌、九江、合肥，经略江西、围困南昌，因此整个战略局面完全不同。在太平军第二次踏破江南大营期间，曾国藩率领湘军主力在上游稳打稳扎的开始对安庆进行合围，完全不理睬太平军攻击江南大营的一切行动，坐看大营覆灭。咸丰皇帝也认识到他手下的那些旗兵绿营是靠不住了，一次又一次被太平军打残，再顾不得什么满汉之分、军阀权臣之类的考量，于1859年7月23日，江南大营失守两个月后，把曾国藩任命为两江总督，统管安徽、江西、江苏的军事民政事务，随后又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至此，曾国藩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实权要职，再加上胡林翼的湖北巡抚之职，他便可以全面协调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军队和物资配置，以更好的实现其“高屋建瓴、顺流而下、先取安庆、再攻南京”的整体战略。[1]刘官芳为韦俊旧部。韦俊叛变后，他与杨辅清合作收复了池州，被任命为右军主将代替韦俊镇守池州。==================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相关阅读：天京事变：洪杨政争引发的历史悲剧

本文共计5536字，建议阅读时间12分钟。声明：本文由作者授权转发，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版权归作者所有。原题为：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2-1）李秀成的崛起与曾国藩重返长江主战场第二章

本文共计9365字，建议阅读时间20分钟。声明：本文由作者授权转发，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版权归作者所有。原题为：天京事变：洪杨政争引发的历史悲剧【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1-14）】十四、天京事变：洪杨政争引发的历史悲剧就在太平军踏平江南大营之后不到三个月，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发生了。1856年8月，洪秀全密令带兵在外的北王韦昌辉、秦日纲返回南京诛杀杨秀清。9月2日，韦昌辉、秦日纲带数千士兵进入南京，突袭东王府，将杨秀清杀害。石达开在武昌得到天京事变的消息，紧急返回南京，只带了少数兵马。回到南京后，得知不仅杨秀清被杀，其家属、部众约两万人也被一并屠杀殆尽。他指责韦昌辉杀人太多，激怒了韦昌辉。韦昌辉又派秦日纲带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提前得到消息，连夜逃走，但其家属被秦日纲杀掉。事后，秦日纲带兵离开南京去了镇江。石达开逃出南京后，发布公告声讨韦昌辉的罪行，上书洪秀全请求诛杀韦昌辉。不久，洪秀全与朝臣合力，杀掉韦昌辉，并将韦昌辉的人头送到石达开大营，请石达开回南京主持政务。石达开要求必须先诛杀秦日纲。洪秀全又下令将秦日纲逮捕回南京处死。此后，石达开回到南京。他没有再对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属亲信作进一步追究，把局面稳定了下来。朝廷众臣认为石达开才干、功劳和品德都足以服众，推举他接替杨秀清的“军师”地位。洪秀全遂封石达开为“通军主将”，全面负责太平天国军政事务。但洪秀全对石达开也不信任，转而重用自己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把二人封王，后来干脆把洪家男性一股脑给封了王。这就直接破坏了太平天国非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惯例，把太平天国搞成他洪家朝廷。天王的军令政令不再通过石达开，而是由洪姓诸王直接掌握。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一并谋害之意”[1]。这种无理的刁难、挟制和阴谋陷害，使石达开已无法施展其能力抱负，关键是还有性命之忧，随时可能重蹈杨秀清、韦昌辉的覆辙。同时，石达开也对洪秀全本人极度失望，不禁发出“忠而见逼，死且不明”的叹息。1857年10月，石达开被逼出走南京，回到安庆，从安庆走了数万精锐将士，到江西湖南等地独立作战。太平天国内部大分裂、大动荡，从此由盛转衰。以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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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2609字，建议阅读时间15分钟。“过劳死”最初是个日语词，现在也成了中国社会的舆论热点。其实，只要人群足够大，虽然是极小概率，但猝死一定会发生，要不然为何地铁等公共场所有安装急救神器AED呢。

本文共计3032字，建议阅读时间12分钟。作者：李子旸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注定难忘的2020年已经过去。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虽然在中国很快被控制住，却在全世界蔓延，居然到今天还在肆虐。这应该是大家没想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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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3052字，建议阅读时间10分钟。现在，说起“节制资本”，好像是个很过时很落后的主张。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张，而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实——被主流理论遮蔽的现实。主流经济学理论很重视企业的所有制，可是，企业的规模更重要。只要企业规模足够大，不管表面上是什么所有制，都必然受到来自国家的种种“帮助”和“节制”——这两个往往是同一码事。换句话说，现实是，资本一直都在被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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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漩涡的晕头转向中，人们就会忘了人民教育的“初心”。精英教育是为了培养少数精英。那么，人民教育的本来目标是什么呢？人民教育的本来目标，在于为每个人提供一套健全的基本技能，同时，发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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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3248字，建议阅读时间12分钟。如果以是否有新能源注入社会为标准，来界定人类生产力的“革命”，那么，至今为止，工业革命只有一次。上一次这种“革命”，则要追溯到人类开始用火。人差不多是唯一懂得用火的动物。使用火，就能够利用一种全新的能源。那次“革命”，让人类和其他动物就此分道扬镳。

本文共计3398字，建议阅读时间12分钟。至今为止工业革命有几次？许多人都能脱口答出：一共有三次。第一次的核心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第二次的核心是石油、电力和内燃机，第三次信息革命的核心则是计算机和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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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3451字，建议阅读时间10分钟。最近，有消息称，蛋壳公寓在多地陷入困境，甚至有传说他们已经“破产跑路”。蛋壳公寓方面否认破产传闻。可是，就算“跑路”还没有，蛋壳在多地已经陷入困境，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本文共计2944字，建议阅读时间10分钟。RCEP的签署，让大事特别多的2020年，又多了一件大事。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宣告诞生，15个成员国，人口22.7亿，GDP总额占全球30%。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结成了一体化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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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努力促成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而不应一厢情愿地谋求有机会火中取栗、浑水摸鱼，在其他地区的混乱、衰落中得到好处。那既是不道德的，也是不明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不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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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乱世，还是王朝后期，主要特征就是中央衰弱、豪强四起。强人纷纷建起他们的“土围子”，割据一方。即使他们各自“土围子”的小日子过得挺好，国家整体必然严重衰弱。绝大多数人民颠沛流离、辗转死沟壑。

这就好像，大家庭的成员中有一个吸血鬼，靠吸食其他成员的血液为生。就算这个吸血鬼的小日子过得很好很幸福，也必须毫不留情地铲除它。私有产权神圣之类的大词，不要在这里卖弄。人世间自有更大的公平在。

上瘾了为什么就很难戒掉呢？这是因为，上瘾以后，吸烟就成为习惯性的行为。习惯性的行为不是不能停，但每次停，都不是自然而然的放松过程，而是要刻意地纠正自己，要和习惯作斗争，是个“肌肉紧张”的过程。

最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中国的烟草行业，参观了四川烟草公司在成都的生产厂和相关机构。我并不吸烟，此前对烟草行业几乎一无所知。这次参观，虽然时间不长，并不深入，但对烟草行业的种种门道，也算略知一二。

中国代表的“东”文明在解决后一类问题上，成就斐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虽然不能避免历史的周期变化——谁也不能避免，但中国文明保持了延续性，并且范围持续扩大，到今天成长为广土巨族型国家。

但抱团取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即使开始时大部分社会成员是分离的个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结成大大小小的组织、集团：家庭、家族、庄园、城堡、宗教组织、割据势力、地方政权，一直到统一的国家。

本文共计4720字，建议阅读时间13分钟。“重农抑商”现在基本上是个贬义词。尤其是“抑yi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尤其刺眼。商业多好啊；多么愚蠢的人，才会压制商业；压制商业，后果又是多么严重！重农抑商，不正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么。

本文共计3604字，建议阅读时间10分钟。提到福利国家，大家可能就会想到瑞典、芬兰、挪威这些北欧国家。而且，一般认为，福利国家的概念，是西方人发明的。其实，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是我们中国。福利国家是古代中国在社会性知识上的一大发明和创造。

本文共计4331字，建议阅读时间16分钟。李宗仁被蒋介石耍过一次。那是在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是总统，李宗仁是副总统。典礼之前，李宗仁问蒋介石，出席典礼穿什么服装合适。蒋介石说，穿军装。李宗仁也没多想，就穿军装出席了。

本文共计4331字，建议阅读时间16分钟。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话语中，科举制，尤其是其中的八股文考试，名声很不好。不过，到了今天，科举制的名声反而越来越好。很多人都认识到了科举制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的先进性和重要性。

有人可能会说，当然是技术知识重要。甚至可以说，技术知识才是唯一重要的知识。其他的知识，说你们都是扯蛋吧，有点儿不礼貌，但其实也差不多。你们都消失，社会也损失不大。只要保持技术进步，社会照样繁荣兴旺。

中国海域，从北到南，分别是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渤海完全是中国的内海，控制得最稳固。黄海的位置很重要，对着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苏、上海等地。抗日战争中，日本海军就是从黄海展开对中国的攻击的。

中国文字的延续性，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直接阅读两千多年前的《尚书》《论语》《春秋》《孟子》等古代经典。虽然也需要学习一些古文知识，但古文和现代白话文的共同性、延续性非常明显。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产业集群仍然是个表面原因，是个具体方法，或者说，是更内在更重要原因的结果。只有找到那个更内在更重要的原因，国家才能找到自己的经济腾飞之路，到那时，具体的方法会层出不穷。

这种想法也多半会落空。这是因为，即使价格更低，但无论是欧美买家，还是欧美的消费者，都不愿意为了省几个钱而冒额外的风险。买家的风险，前面已经说了。对消费者来说，也不愿意为了省钱而带来额外的麻烦。

我总觉得，这种“抗战气质”正包含着中国人生生不息、积极乐观、百折不挠的文明密码。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描述的水的特质，看似柔弱不争的水，实际上却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中国文明也正因此源远流长连绵不断。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改革又到了十字路口。是否能够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从一味扩大出口甚至依赖出口，转向立足国内市场，是下一步经济发展的核心课题。很多固有的理念需要更新，经济学理论也需要深化。

由于急需赚取外汇购买各种机器设备，所以当时的出口，简直就不为赚钱，哪怕亏钱，只要得到美元就好，所以有所谓“出口创汇”之说，也就是挣到美元本身就是目的，买卖本身是亏是赚，反倒是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