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解决“996”的问题需要站在谁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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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死”最初是个日语词，现在也成了中国社会的舆论热点。其实，只要人群足够大，虽然是极小概率，但猝死一定会发生，要不然为何地铁等公共场所有安装急救神器AED呢。
不过，猝死虽然是极小概率，但无法否认的是，加班、超过法定工作时间持续工作，以及由此而来的身心疲惫、生活质量不高，的确是广泛存在的事实。或许可以称之为“996”问题——上午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实际上，很多加班的时间比这还要长。
应该如何看待和解决“996”问题呢？
对“996”问题，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意见都有一定道理。
支持者认为，“996”问题，其实是是否允许人们努力工作的问题。答案当然是应该允许。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互联网等新兴高科技行业的发展尤其快。在这些行业中，不少工作岗位需要人们格外努力，只有这样才能跟上快速发展的业务。这样一来，“996”也就难免了。
而且，不少“996”的工作岗位虽然工作辛苦，但收入很高，甚至堪称丰厚。这些工作岗位，其实是职场中的“香饽饽”，很多人欲求而不可得，竞争很激烈。如果有人不愿意接受“996”，他大可以辞职走人，去选择那些不那么辛苦，当然收入也就不那么高的职业去干。
反对者则认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996”的工作岗位收入高，而且确实是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所需，但这种工作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是在寅吃卯粮。资方用高收入或者业绩压力等手段，高强度地压榨年轻的劳动者，待到他们三四十岁以后，往往就会被一脚踢开。这简直就是“割韭菜”。
反对者进而认为，之所以“996”现象会广泛存在，就是因为劳资双方的力量失去了均衡，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劳动者，尤其是年轻的劳动者，武力对抗强大的资本力量，在“要么忍受，要么滚蛋”的情况下，只能无奈地选择忍受。
应该承认，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都有其正确之处。
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快，社会整体也在快速变迁之中。这当然很好，也很难得。很多其他国家想必都很羡慕。但这种快速变迁的社会，也会给个体带来一种很大的压力——担心落后的压力。想要摆脱这种压力，人们只能拼命工作，尽量增加收入，希望能赚到足够的财富，出人头地，至少不要被社会的发展落下。
而且，那些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这么一段“拼命工作”的时期。经济从来都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发展起来。中国要想保持国家良好的发展势头，无数个体的“拼命工作”，恐怕不可避免。
但反对者的意见也值得思考。
人毕竟不是机器。人需要有工作之外的空余时间陪伴家人、进行文娱活动、享受生活。要求人把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工作，这显然不合理。而且，如果“996”的现象长期持续，家庭破裂、低生育率、消费被抑制、人的压力过大、平均健康水平下降等等社会问题势必越来越严重。
如果公司的业务增长，代价是社会整体成本的提升，甚至提升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对社会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消息。
很多人的思维方式是黑白分明的。面对社会问题，他们习惯于区分正确和错误，并且认为一定是有人正确有人错误。实际上，对于那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来说，往往很难清晰区分出正确和错误。各方的观点往往都既正确也错误，或者说，是“灰色”的。
如果问题是黑白分明的简单问题，那么需要的只是做出正确的选择——选择正确的观点，拒绝错误的观点。但是，对于复杂的“灰色”问题来说，需要的则是权衡和调整，并接受不完美的解决方案，然后逐渐改进。
因此，对这类复杂社会问题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能做出权衡、调整和改进的行动主体，进一步说，就是要有一个能从全局角度出发做出判断和利益调整的力量。否则，就无法做出权衡调整，只能像对待简单问题那样“做出选择”。
比如，对“996”问题，有人就主张，因为劳动者无法对抗资本，所以，劳动者应该组织起来，结成工会，和资本谈判或者对抗。只有这样，劳动者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才能解决“996”问题。
这也是很多国家发生的事情，但这种阶级对抗并不能解决“996”问题。
西方国家往往习惯于通过这种阶级对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在司法上的控辩制度，在竞选上的政党制度，在社会问题上的集团对抗制度，在国际问题上的结盟对抗，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
很多人推崇这种“对抗式”的解决办法，大错特错矣。原因在于，形成阶级对抗的局面以后，劳方和资方就只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不再有人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和处理问题。而没有从全局角度思考问题的行动主体，复杂的社会问题就无法解决，甚至无法缓解，只会愈演愈烈。
很多中国人认为西方这种阶级对抗式的方式，更先进。其实这是妄自菲薄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排斥这种阶级对抗的方式。当然，这不是说中国没有阶级矛盾或者阶级斗争，而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从全局视角思考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仅仅从自身所属利益集团出发考虑问题的，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不是正道。
所以，当代中国很强调政治协商制度，主张在保持全局视角的情况下，组织各方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强调顾全大局，尽量兼顾各方利益，而不是面对面的对抗和争夺。
西方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了阶级对抗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比如工会，“初心”是帮助工人争取利益，但一旦这种狭隘的利益集团成形了固定了，就会具备自身的利益诉求，就会“忘记初心”，成为一个新的对社会有害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已经够多了。继续增加利益集团，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直到盆里盛不下为止……”
很多国家的工会，已经“贵族化”了。工会领导人的收入很高，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反而因此被进一步损害。即使参加工会的工人的利益在表面上提高了，但往往也以社会受到更大的损害为代价，比如迫使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资方和工会都只考虑本集团的利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成了各方争相瓜分的“无主财产”。
回顾历史就能发现，任何国家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的时期，都是利益集团还没有固化，阶级对抗还不严重的时候。在这时期，无论是政府、商界、公众，都还能从国家社会整体的角度思考问题。
等到各个利益集团成形、固化，没有人关心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大家都只从本集团本阶级的利益思考问题的时候，国家就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所以，在中国，一方面，“996”的问题应该设法解决，至少不能无视或者否认。另一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从国家整体的利益出发，而不是通过阶级对抗来解决。既要照顾到劳动者的利益，也不能大幅压缩企业发展的空间。没有任何一方是完全正确或错误的。可行的解决方案，一定是妥协和权衡的结果，并根据现实情况持续做出调整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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