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空印案和庐山会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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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大将，在1959年那次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分子，他就是其中那个“黄”。最近看了《黄克诚自述》，对其中内情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印象里，黄克诚大将应该是个赳赳武夫、魁梧大汉，其实是个文弱书生式的人，还是高度近视。1926年的黄克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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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是湖南人，参加革命以来，长期在军队里工作，建国以后曾经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湘西剿匪就是他领导完成的。后来中央又把他调回军队。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黄克诚是总参谋长，彭德怀是国防部长。黄算是彭的下级和搭档。
庐山会议本来没有安排黄克诚参加，只是通知彭德怀参加。7月初会议开始。当时的大背景有些紧张——“大跃进”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开会就是要总结经验教训。之前已经开了很多会议，比如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
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会议，已经在不断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这次庐山会议，大家也以为是一次普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而已。会议开了十几天，虽然意见有分歧，但讨论气氛并不紧张，被称为“神仙会”。
可是，在表面的平静之下，有的人却在暗气暗憋，那就是彭德怀。彭德怀对大跃进的问题很不满。这次参加庐山会议，虽然会上有讨论，但在彭看来，对大跃进错误的批评不够严厉，不到位。
十几天后，会议讨论差不多结束了。按照程序，《会议纪要》正在起草，再把《会议记录》通过一下，庐山会议就要结束了。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7月14日，他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意见书”。
这份措辞严厉的意见书，对毛主席刺激很大。随后的会议上，主席自己说，看了意见书，严重失眠，吃了三次安眠药还睡不着。这一来，眼看要结束的会议也甭结束了，接着开吧，不但接着开，还得扩大范围。黄克诚就是因此被召集也来开会的。
安排黄克诚来参加庐山会议，是支持大跃进的一方想要搬救兵，想让黄支持他们，但其实黄在此前对大跃进也很不赞同，在会议讨论发言中，黄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接下来的会议发生了两次大转折。一次是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大会讲话。讲话的内容是支持左派（也就是赞同大跃进的那一派），劝告了中间派，同时，警告了“右派”（也就是支持彭德怀的这一方）。
这篇讲话的分量在于，主席已经把会议上的分歧，当作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到了7月26日，会议又一次发生转折。传达了主席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这一来，批评的火力猛增。而且，既然要对人，就要追查组织，追查目的，还要追查历史。黄克诚被迫作了检讨。
随后的批斗会上，揭露出周小舟在和黄的私下聚谈中，曾经说过毛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云云。这当然引起轩然大波。接着，又传来消息，彭德怀张闻天都说过类似的话。到这时，主席认定了，确实有这么一个反党集团。彭黄张周这几个人，就此被打倒。
关于庐山会议的介绍和研究材料很多，想要了解庐山会议详细过程的的读者可以去阅读。我这里的介绍极简略，要点就在于会议内容发生的重大转折。
这以前，我也知道庐山会议，印象里是：在会议上，两方关于大跃进发生了严重分歧。彭德怀仗义执言，提出了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因此遭到批判。看了黄克诚的回忆才知道，庐山会议的真正激烈点，并不在于讨论大跃进，而是在揭露和批判反党集团。
大跃进发生了重大失误，这谁也不能否认。所以，虽然批判了彭德怀，但后来并没有继续大跃进。实际上，大跃进的失误，对毛主席的触动很大。后来一直到文革期间，主席在经济问题上都很慎重，没有再“跃进”。
而且，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开始，就一直在纠“大跃进”的偏。由于全党当时还很一致，中央的权威没有动摇，所以主席对纠偏很乐观，觉得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改正错误，恢复正常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突然措辞严厉地提出那个“意见书”，导致主席对情况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把庐山会议转向并延长，直至把彭黄张周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主席为什么会有这种激烈的反应？这是庐山会议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关键点。在这个问题上，彭德怀个人的一些缺点其实影响很大。
现在，彭德怀的形象是刚正不阿、敢于犯上直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因此，人们往往为贤者讳为尊者讳，避而不谈彭的缺点。没有证据也不能胡说，但有几个事情可以从侧面看出一些历史的真实。
在庐山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时，黄克诚作为彭的下级、搭档和多年好友——还是同被批判者，虽然支持彭的意见，也不认同对彭的批判，但在发言中也指出，彭有个人英雄主义的问题。这里面具体是什么情况，黄克诚没细说。
在同一个会议上，毛主席对彭则直言道：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事实上，毛主席对彭早有顾忌。有一次，主席对彭半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彭德怀到底做过什么，让毛主席有如此大的顾忌，没看到史料，我也不知道。但彭应该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并且，人缘不太好。按黄克诚的说法：“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当然，你可以认为彭就是这么一个耿介正直之人，不过，情况也有可能更复杂。因为这种复杂的情况，加之彭提出的“意见书”措辞尖锐，不同一般，于是就让主席把问题想得更深一层了。
在黄克诚自述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
1949年，黄克诚在天津负责刚解放的接管和建政工作。5月份，毛主席把黄克诚从天津召到北京（当时还叫北平）。黄克诚汇报了天津的工作以后，主席请他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聊。毛问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克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主席却很严肃地摇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黄闻听大感意外，才知道自己和主席的想法有很大差距。
黄克诚在晚年回想此事时，意识到，毛主席在解放以后的思路是一贯的。他之所以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就是认为阶级斗争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黄克诚毕生也没能理解这一点。在他晚年写的文章中，虽然力排众议，为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大声疾呼（当时引起很大舆论反响），但黄也认为，毛主席在建国以后，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个重大错误。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明朝的“空印案”。
在空印案中，朱元璋对一个官员们看来只是个技术问题的惯例大兴刑狱，不惜抓了杀了很多人。原因就在于，朱元璋和官员们是在不同层面上考虑问题的。从官员的层面上看来，这是正常社会运转中的修补纠错而已，但朱元璋看到的，是官员集团的勾结和利益固化问题。
同样，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和其他参会干部，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考虑问题。
在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很多干部看来，大跃进犯了严重错误，那就要深入揭批并立刻纠正。这当然很对，也很有必要，但主席思考的层面，与此不同。
新中国建立以后，大多数人都和黄克诚想的一样，斗争终于结束了，接下来该发展生产繁荣生活了。但毛主席想的却是，建设新中国，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消灭旧政权的政权军队容易，建立一个新国家，可没那么容易。旧中国的人、事、利益结构都在，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就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扑和翻盘。一言以蔽之，这时候，国家其实并不具备安心发展生产的条件。
这个问题，在毛主席的术语中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问题”。用现代的话语，近似于利益集团问题——但也不全是。在具体形态上，包括资产阶级本身的反扑，以及资产阶级对党员干部的拉拢腐化，还有党员干部自身利益的成形固化，以及对种种社会不平等的习以为常甚至欣然笑纳。
因此，建国以后，毛主席实际上对官僚集团的动向非常敏感，这其中包括对党的分裂、对高官大员的尾大不掉、对官僚主义快速生长的高度警惕和严密戒备。庐山会议本来是个和和气气的“神仙会”，内容只限于继续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但彭德怀突如其来异乎寻常措辞严厉的意见书，和他一贯以来的某些缺点，加之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小集团”倾向，这些情况，在毛主席关注的层面上，是远比大跃进纠偏严重得多、根本得多的问题。所以，庐山会议后半程，实际上根本就没怎么讨论大跃进的问题，主要讨论、揭露和批判的，是反党集团的问题。
如果局限在实际事务的层面上，就像给朱元璋上书的那个郑士利那样，会完全不理解主席为何在庐山会议上大动干戈严厉批判彭德怀等人。只有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站在“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的层面上，才能真正理解庐山会议，也才能理解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
在这方面，毛主席的思路确实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继续革命”。在四清运动中，毛主席有过一个批示，大意是：干部要是变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就要被工人打到。这就是一场阶级斗争。
一些西方左翼人士赞同毛泽东思想，理由也正于此。有一位西方左翼人士的基本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要继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要力争人人平等，尽量消灭各种差别。他还认为，全世界的共产党夺权以后，都没有搞社会主义，都在搞经济建设，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在坚持搞社会主义。
类似这些话，以前我是看不懂也不同意的，是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风云变幻，才让我理解了这个更宏大更深刻也复杂的历史课题。
建设一个新国家，彻底清理旧政权中的种种利益结构，并防止类似的结构在新国家中再次生长，这是真正的历史大课题大难题。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并勇于和善于采取坚决的行动对抗社会中的大多数，这正是毛主席真正的伟大之处。
正是这种超越于时代之上的洞察力和行动力，让毛泽东和袁世凯、蒋介石等人物相比，有着维度上的领先。如果没有毛泽东及其“继续革命”，新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又一个中华民国。
隔着几百年，朱元璋和毛泽东这两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表现出了远远超越了当时时代和官僚阶层的深刻洞察力和决断力。观察到这种历史内在的联系，简直让人怦然心动、心驰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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