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中国历史上最具重量级的五大发明（三）——第四：文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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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被蒋介石耍过一次。那是在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是总统，李宗仁是副总统。典礼之前，李宗仁问蒋介石，出席典礼穿什么服装合适。蒋介石说，穿军装。李宗仁也没多想，就穿军装出席了。
到了典礼上才发现，蒋介石没穿军装，穿的是长袍马褂。俩人站到一起，怎么看李宗仁都像是蒋介石的副官侍从。显然这是蒋介石故意玩儿的小花招。李宗仁气坏了，多年后写回忆录还忍不住大骂。
看这张照片，确实有领导和下级、一主一仆的感觉。这件事的政治意义，时过境迁，已经无所谓。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穿便装的是领导，穿军装的反而是侍从？
要知道，其他国家可不是这样的。在欧洲各国，国王正式肖像中的服装，出席最正式场合所穿的服装，恰恰是军装。
我在网上找了几张欧洲大国国王的肖像和照片。
拿破仑的这张画像最著名——一个军人。
这是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
这是英国国王乔治五世（1865-1936）：
这是乔治六世（1895-1952），也就是现在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爹。
伊丽莎白二世是女王，总算不穿军装了，但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在正式场合，还是一身戎装。
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在正式场合也是身穿军装。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在继位典礼上：
这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尼古拉二世不但在正式场合穿军装，十月革命后全家流亡中也是一身军装。看来是穿习惯了。
看到了吧。在欧洲，军装才是国王——也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正装。这和中国可是大相径庭。
中国皇帝中，也有带兵打仗御驾亲征的马上皇帝，即使如此，皇帝的正式形象，都不是军人。皇帝的正装——龙袍，是文人式的宽袍大袖。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
宋太祖赵匡胤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军官，但流传下来的画像却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能征惯战多次带兵亲征的朱棣。
清朝皇帝，尤其是前几个，自诩擅长骑射，有的也有戎装画像，但他们的正式画像，都不是军装。
欧洲国王，以军装为最正式服装，以军人形象为国王正统形象。中国皇帝，却从来都是以文人形象为正统。明朝有个正德皇帝，精力充沛，坐不住，不但亲自带兵打仗，还自封为大将军。可是，在史书上，正德皇帝的这种行为不但不被赞许，反而被视为荒唐之举，不像个皇帝样子，成了笑柄。
为什么中外之间会有这种审美差异呢？
这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观念截然不同。中国的政治观念，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文治。落实到政治制度上就是，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建立起了文官政府。以文制武，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在社会领域的一大发明创造。
上一篇写的科举制，之所以只能列在五大发明的第五名，就是因为，严格来说，科举制其实是文官政府-文治的一部分而已。由于科举制的影响和知名度比较大，所以单独列出来。文官政府和文治，才是更大、更重要的发明创造。
文治，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天经地义之事。其实，如果跳出习惯性思维想一想，就会意识到，文治国家，是多么的不寻常。
用武力治国，其实很容易理解。服么？不服就弄死你。从动物世界到人类文明早期，当然都是这种“制度”——否则还能怎么办？对方不听你的，甚至要来消灭你。你不用武力，用文的，怎么应付啊？文治是什么意思？我看你这人傻傻的缺心眼儿吧？
中国却偏偏在文明很早期的时候就实现了文治，并且作为政治主流一直延续下来，甚至还形成了重文轻武、好男不当兵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民间戏剧中，武人也不是主角，往往是配角和大老粗，比如张飞、鲁智深、程咬金之类插科打诨的角色。
在中国，深入人心的观念是：除非在军事场合，一把手没有穿军装的。好的统治者，要超越文武之上，且以文为主。穿军装的，到头了，也就是个配角，是角色球员。俩人站在一起，穿军装的就低人一等。李宗仁不就吃了这个哑巴亏么。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有这种和各国迥然不同的文治观念呢？
完整追溯中国文治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可能要写上一本或者几本书。篇幅所限，本文只是粗线条地做个概括。
作为一种观念，文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之变，也就是周灭商那次历史剧变。周灭商虽然也是通过战争，但并不是那种实打实的硬仗，有很大的偷袭得手成分。
因为是偷袭得手，所以周人并无压倒性的武力优势。对此，周人自己心知肚明，所以上台以后就采用各种怀柔政策，而不是一味依靠武力压制。“兴灭继绝”就是这种怀柔政策之一。根据这个政策，把商朝贵族分封在宋国，让他们能祭祖繁衍。孔子据说就是商人贵族的后裔。
孔子念念不忘的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已被周人完全感召和同化，而不是畏惧于周人的武力。周的统治应该算是文治的开端。
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从很早的周朝开始，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之间就实现了和解。国家不再是依靠武力的征服者，社会也不再是屈服于武力之下的被征服者。并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还订立了契约。如果统治者残暴不仁，失去天命，被统治者就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有革命造反的权利。
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因为有“革命契约”，所以国家的合法性在于为民造福，而不是武力优势。不为人民造福、残暴对待人民的国家，人民就有权推翻它。
经过春秋战国，到了秦朝，这个观念已经成为官方正统观念。秦始皇虽然被认为是暴君，实际上，秦始皇是把造福人民作为执政和奋斗目标的。
统一天下以后，秦始皇到处巡游，所到之处往往立下石碑，把秦的执政方针昭告天下。有一个名词，在各地碑文中反复出现，那就是“黔首”。在当时，黔首指的就是平民百姓。
在峄山，碑文中有：“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在琅琊台，碑文中有：“上农除末，黔首是富”“优恤黔首，朝夕不懈”“黔首安宁，不用兵革”。
在芝罘，碑文中有：“烹灭强暴，振救黔首”“黔首改化，远迩同度”。
在会稽，碑文中有：“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泰平”。
这些碑文，就是人类最早的“解放宣言”，其中的气势和雄心壮志，令人感动。但是，秦毕竟是旧贵族延续下来的国家，还不是纯粹的人民国家，对人民依然是居高临下的视角。秦的那些大工程，虽然是国家民众所需，但建设太过急切。民众不堪重负，以致王朝短命而亡。
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汉初的刘邦，把文治原则正式确立下来，那就是“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
周朝起源，到秦汉定型，文治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后世虽然有种种战乱，但只要战乱结束，国家就会恢复文治。武人靠边站，文官来到前台，用种种制度治理国家，而不再依靠武力压制。
因此，古代中国的整体国家形象，是“文”，而不是“武”。相应的，最优统治办法是争取民心，而不是武力镇压。皇帝死后的谥号，“文”是顶级的，经天纬地曰文。武也不错，但比文要低一等。这才是中国皇帝不穿军装的根本原因。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赳赳武夫，对中国皇帝来说，是自降身份，或者干脆说，是野蛮化。
欧洲国家的国王以军装为正装，背后的潜台词是：最能打仗的人就是地位最高的人，武力最强者才有资格统治国家。说白了就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形态是野蛮落后的军事贵族制，和入关前后的满清八旗在同一个水平上。
包括满清在内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汉化”，就是放弃野蛮落后的军事贵族制，接受和效仿中原文明先进的文官政府和文治。
文官政府和军事贵族制，皇帝国王穿不穿军装，这不是不同治国策略或不同审美的区别，这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别。文官政府和文治，要比军事贵族制高一个维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依靠武力的文治国家，到底怎么治理的呢？或者干脆说，凭什么听你的啊？凭什么服从你的统治啊？皇帝常常是个糟老头子，各级官员都是白面书生。这些人怎么可能统治那么大的国家呢？
要想实现文治，关键条件在于：接受我的统治，相比拒绝和不接受，要好。给被统治者带来收益和好处，才能实现文治，县官才能带着颗官印就去上任。
可见，文治的根本出发点，一定不是单方面掠夺，而是协调、管理和增进被统治者的利益。虽然武力必不可少——县衙也得有几个衙役班头，但从根本上说，县官要想坐稳，靠的是造富一方，为百姓谋利益，而不是武力优势。县官如此，皇帝也是一样。
这也是中国历史大漩涡越转越大的根本原因。曾经的蛮夷之地，接受中原统治、逐渐被同化的过程中，虽然不免伴有武力和战争，但终极原因在于，来自中原的文明统治让蛮夷地方变得更好。接受这种统治，比抗拒要好。
文治是中国历史大漩涡的动力来源。依靠这种动力，中国从一个黄河流域的小部落群，扩展到今天的几乎整个东亚大陆，而且，不是征服是融合。现在，那些曾经的蛮夷地方，早就不拿自己当外人啦。
依靠武力镇压建立的帝国，建立时威武雄壮不可一世，但武力难以持久是硬伤。时间稍长，武力衰减，帝国就会分崩离析。历史上很多这种帝国，都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朱元璋说，胡虏无百年之运，原因就在于此。那些坚持军事贵族制，拒绝汉化，拒绝文治的胡虏，统治一定难以持久。
文官政府和文治国家，也会遭受战争打击和摧残，但只要战乱结束一息尚存，就会有人重建文官政府，重新用文治把国家恢复和重建起来。文治是中国历史上能够多次复兴的内在原因。
如果继续思考的话，就会意识到，这其实是两种伦理的对立。
一种伦理认为，我要得到好处，就必须强大自身，然后去别人那里抢。武力太重要了。这种伦理崇拜强大、武力和军事强人。
另一种伦理则认为，我要得到好处，前提和条件恰恰是让别人先得到好处。别人因为我而得到收益和好处，我才能真正得到收益和好处。一言以蔽之，想要自己好，先要对别人好、让别人好。武力的用处只是自保。这种伦理常常重文轻武。
到了现代社会，中国开创的文治成为世界主流。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建立了文官制度。有说法认为，英国的文官制度是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但也有人否认这种说法。
其实，是否有明确的“启发”证据，并不重要。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影响，有无穷多种方式和渠道，很多都找不到明确的文本证据。重要的是，到底哪种方式成为世界的主流。当今世界的国家治理主流，显然是中国的文治，而不是军事贵族制。
现在，各国的总统基本也不穿军装了，不但总统不穿，就连国防部长就算是文官，不穿军装了。可见，各国也理解了文官政府、以文制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早在周朝就实现的国家和社会的和解，经过这个那个的大小革命，很多国家也实现了。对内的统治不再以武力镇压为基础，对外的殖民掠夺和侵略，也成了人人喊打的非法行为。
中国开创的更先进、更文明、更高维度的文官政府和文治，历经时间考验，成为世界主流和发展方向。所以，把文官政府和文治列为中国五大发明的第四项。
文治也成为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关键词之一。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关键词：开放和文治。
下一篇说五大发明的第三项。
（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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