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中国历史上最具重量级的五大发明（五）——第二：重农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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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抑商”现在基本上是个贬义词。尤其是“抑yi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尤其刺眼。商业多好啊；多么愚蠢的人，才会压制商业；压制商业，后果又是多么严重！重农抑商，不正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么。
其实，重农抑商是非常深刻的观念，是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是人类在社会知识领域最重要的知识之一。不仅在古代，在今天和未来，“重农抑商”都是指引社会发展保持正确方向的核心观念。
很多人以为中国是小农国家，中国人不懂商业，所以才会重农抑商。其实，中国很早就有发达的商业。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遍布全国的贸易网，有富甲天下的大商人。正是因为对商业有足够的观察和认识，战国时期，出现了“奖耕战”“抑商贾”的政策，到秦汉发展成为“重农抑商”，此后各个王朝都作为国策坚持下来。
具体来说，重农抑商是指：统治者强调以农为本，工商业为末业；推崇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经济，国家的财政也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这些内容，看上去怎么都是落后愚昧、抱残守缺。为什么要说重农抑商是个好观念呢？
你不能被字面意思困住，而是要理解重农抑商的本质意思所在，也就是理解中国古人为什么长期以重农抑商为国策。
首先要问的是，农业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似浅实深。
直接来说，农业就是种植养殖等行业，俗称“土里刨食”。农民在土地上投入劳动，洒下汗水，收获人们所需的食品。
这是什么过程呢？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生产”过程。生产活动的特点是，最核心的过程发生在人和“物”之间，农业，就是人和土地之间。人与人之间，虽然也有协作，但人与人的关系在生产活动中是次要的。
因为主要是面对“物”，面对土地和大自然，所以弄虚作假、设局摆阵没有任何意义。最佳策略就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干活儿。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农业生产中，诡计多端不是美德，任劳任怨才是。
农业生产的这种特点，直接造就了农民的气质，那就是敏于行而讷于言，勤劳质朴，崇尚实干。
有人会说，你快别扯了。农民质朴？上次我去农家乐吃饭，整个儿一黑店，那把我给坑的。农民啊，最坏了！
没错儿，这种故事我们都听说过。但你看，开农家乐的农民，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那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他们其实是商人。商人当然就不那么质朴了，就狡猾狡猾地有了。
商业一定会让人变狡猾吗？是的，变狡猾是正常，不变是例外。
经济学教科书说，商业、交换也能创造出财富，但稍微一想就能意识到，商业交换的“创造财富”，和农民从土地上种出粮食那种创造财富，不是一码事。商业不可能“从无到有”地创造出财富。商业能利用人们的欲望，通过交换，把财富“从小变大”“从少变多”，但戏法无论怎么变，一定得有人先创造出基础财富，然后整个商业游戏才能玩儿得起来。
和农业生产主要发生在人和“物”之间不同，商业活动主要发生在人和人之间，说得刻薄一点儿，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算计。要知道，大自然、土地这些“物”虽然壮观宏大，但并无主观意志，所以欺骗它们没有意义。但人可是有主观意志会随机应变的。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算计，比人和物之间的关系，要复杂上无数倍。这就是博弈论和工程学的区别。
复杂的环境，当然就会锻炼出复杂的大脑。所以，除了少数例外，正常的商人就应该是头脑灵活、能言善辩、长袖善舞之人。这是商人的正常气质。
不仅如此，商人还应该是观察、发现、利用、引导乃至创造人们欲望的高手。欲望带来需求，需求带来购买，购买带来营收。对人的欲望无知无感，是做不好生意的。生意生意，就是生出个主意来赚钱嘛。
农民和商人这种截然不同的气质，说起来好像只是个文化问题，但对国家的秩序有很大影响。如果国家中的人民大多数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生活水平可能不高，但国家的结构会相对简单，社会秩序容易稳定。
中国历史上很多强大的王朝，开创初期差不多都是这种状态：刚刚经历过战乱，新王朝重新分配了土地。人们基本上都是一穷二白，从最简单的耕地务农开始，把各家各户的日子过起来。
可是，这种状态，往往在王朝中后期被人长久怀念，感叹今不如昔。明朝的文人，就把朱元璋时期的国家比作冬天，虽然冬天万物萧疏，但秩序稳定，宁静淡泊。
到了王朝中后期，商业渐渐发达繁荣，就好像从春到夏，越来越花团锦簇繁荣兴旺。但随着繁荣兴旺，社会的混乱性也越来越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激烈——“人心不古”，最终，就是巨大的社会危机和动荡，哗啦啦大厦倾倒。经历过晚明和明清易代的文人，对此尤其有刻骨之念。
中国古人在春秋战国时就洞察到人类社会的这个深刻规律。要知道，当时可是激烈的、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环境。国家要想生存壮大，必须扶植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力量，那就是农业，同时必须压制肆意生长的商业这个瓦解社会秩序的力量。于是就有了“重农抑商”。
说到底，农业和商业的区别在于：农民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土地。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得到收入。而商人面对的，总是形形色色、各种形态的已有财富。怎样把这些已有的财富划为己有，增值保值，才是商人思考的主要问题。至于怎样从无到有地创造出财富，那不是商人的问题，那是农民的问题。巧妇不为无米之炊。
商人和强盗面对的问题其实很接近：怎样获得摆在眼前的已有的财富？而农民面对的问题则截然不同：怎样用劳动去创造出新财富？
果然，在历史的很长时间里，商人和强盗是不分家的。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从来都是能贸易就贸易，不能贸易就杀人劫掠。骆驼商队和强盗团伙，很多时候是同一帮人——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海上的商船和海盗船，很多也是同一码事。贩卖枣子的客商，一转眼就变成智取生辰纲的好汉。
从根本上来说，农业需要的是人们对大自然的劳动愿望，商业需要的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争夺欲望。所以，农业成为国家的稳定因素，而商业则往往成为国家的不稳定因素，是瓦解社会秩序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加干涉，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更好的生活而弃农经商。国家的基础就会渐渐松散动摇。所以，政府必须有意识地实现重农抑商，至少能减缓或者拖后“哗啦啦大厦倾倒”那一天的到来。
这就是重农抑商之所以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坚守不渝的国策的原因所在。
那么，重农抑商的实际效果怎么样呢？非常成功！
很多人只看到重农抑商中的抑商影响了市面繁荣，但没有看到长期的历史走势。中国之所以是人类社会唯一自古延续、一脉相传的文明，重农抑商是重要原因之一。
那些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王朝和帝国，很多都是商业国家。商业国家的繁荣，一定是和某个生产基地挂上了钩，或者征服了人家，或者靠近了人家，然后才能大搞商业，大赚其钱，兴旺富裕。
一旦征服失败，或者被人抛弃，商业国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只好无何奈何花落去，不但衰落，而且还是不可逆的。
古代那些乱七八糟的强盗帝国就不用说了。就从近代说起吧。
威尼斯、热那亚这两个地中海强国，因为控制着亚洲这个生产基地到欧洲的海上商路，一时强大富饶、豪横得很。没想到葡萄牙人找到了新航路，大家不从地中海走了，地中海两强也就也没辙了。
北大西洋接下来成了香饽饽，但随着美国的崛起和战后东亚的繁荣，世界经济重心转向太平洋，大英帝国也就彻底失去了称霸世界的基础。
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文化是“流动性”的——听上去很先进很高级的样子，从古希腊到罗马，然后又到西北欧，现在重心在北美。其实，说穿了，这种“流动性”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商业文明胎里带的“依附性”。他们必须跟随着生产中心的移动而移动。从本质上来说，商业文明必然是寄生性和附属性的，不可能具有独立性。
中国则是少有的大型“原住民”国家，文明一直在起源地发展扩大。这就是因为，中国以农立国，本质上独立自主，不需要依附其他的生产中心——中国就是最大的生产中心。别人都是找山头抱粗腿靠背景。中国自身就是最大的山头，就是最粗壮的腿，就是最强背景。
具体到历史过程，中国经历过多次分分合合，但不管上一次王朝覆灭让国家跌到如何的深谷，只要新王朝恢复了秩序，重建了统一，以农立国的国家，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既不依赖商路，也不依赖其他地区的繁荣兴旺，一夫一牛一地，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不了多长时间，国家就会走出深谷，实现复兴。
这是人类最强韧、生命力最强的文明。这种文明成为唯一自古延续至今的幸存者，一点儿都不奇怪，太正常了。
有人会说，就算重农抑商在历史上作用非常重要，但到了今天，国家总不能还是重农抑商吧。
重农抑商的本质含义在于把国家的基础建立在生产活动上，控制商业活动的恶性膨胀，既不等于不要商业，也不等于只要农业。
所以，第一，中国历史上的国内商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中国绝不是所谓的小农国家。中国人的商业智慧和经验，在世界上肯定属于一流。
第二，制造业、交通业、基础设施等行业，就是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农业”。他们要做的，也是主要和“物”打交道，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新财富。当然，商业的范围也扩大了，出现了投资业、金融业等等，可是本质没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商业-强盗混合体。
重农抑商的实质在于高度重视生产，所以，在工业时代，这个治国方略自然而然就转变为重视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活动，而控制金融投机等寻租性活动。事实上，我们中国今天仍然在坚定地实行“重农抑商”。
所以，中国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完全是同一码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生产立国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生产中心，这就是中国的固有国家形象。
同时，可以确信，打击各种投机活动，压制商业金融业的恶性膨胀——比如房住不炒，在中国将会长期实施，坚持不懈。在中国，这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临时措施，而是延续了两三千年的国家传统和基本国策——重农抑商，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观念。
作为中华发明的一大发明，重农抑商在促成欧洲工业革命上，作用之大，超出很多人的预料。现在一般认为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始祖。其实，在亚当斯密之前，已有影响深远的法国重农学派。亚当密斯深受重农学派的影响。
重农学派就是中国“重农抑商”观念西传的产物。可以说，重农学派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现代经济学之间的桥梁。重农学派的核心人物魁奈曾经深入研究过中国制度。重农学派的思想，就是把农业作为国家富强的基础，其实就是重视生产，强调生产在国民经济的核心地位。
英国的工业革命，事实上就是一场“生产立国”的变革。确立了生产立国的英国，经过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壮大。靠商业和掠夺立国的西班牙、葡萄牙只能甘拜下风。可是，英国并没有坚持以生产立国，后来他们转而玩金融去了，所以也就变成了甘拜下风者。
美国大致上重复了英国的历程。先是以生产立国，造就了世界头号强国，风光无限，但渐渐忘了初心，不再“重农抑商”，而是放任商业、金融业的恶性膨胀。现在，美国也认识到脱实向虚、制造业衰落是个大问题，呼吁制造业回流。
看来，他们也认识到了，终究还是要靠生产才能立国。种种商业、金融投机的把戏，就算热闹一时，终究是靠不住。生产的衰落，不但让国家失去了稳固的财富基础，还从根本上败坏了人心，让原本质朴勤劳的人民，变得奸诈自私，好逸恶劳。
作为一种观念，“重农抑商”时时提醒着人们，不管商人、金融家多么富裕风光，多么万众瞩目，作为国家管理者，必须把国家的基础牢牢地建立在生产而不是商业金融上。这个基础动摇之日，就是国家开始衰败之日。商业金融业作为一种附属性、服务性的活动，绝不能喧宾夺主。
重农抑商完全应该跻身人类最重要、最伟大的观念行列。生产对人们有多重要，重农抑商这个观念就有多重要。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重农抑商堪称支柱性的观念之一。所以，我把重农抑商列为中国古代五大发明的第二名。这里的关键词是：生产。
到这里，我们已经有了四个关键词：开放、文治、民本、生产。
下一篇说说五大发明中最重要的那个第一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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