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拔斯王朝的文化与文明史是伊斯兰历史上最为耀眼的一朵奇葩。这一王朝文化的繁荣与发达，不仅推动了王朝本身的发展与进步，而且为揭开近代欧洲的面纱，推动近代欧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文化的承载和对外传播，必定有其传播媒介或手段。
学者们通过介绍和研究阿拔斯王朝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媒介—阿拉伯语以及发达的造纸业和图书馆，来进一步了解这一段不可被忽视的文化史，从而揭示出阿拉伯人曾在人类历史上书写了其辉煌，他们也曾是全世界文化与文明的重要传承者。
打开人类历史的画卷，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一个王朝帝国的建立都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相关联，而伊斯兰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阿拔斯王朝也不例外。
阿拔斯王朝是由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叔父阿拔斯的玄孙阿拔斯建立并命名的。公元747年，呼罗珊人民起义，宗旨在于反对倭玛亚王朝，还权于先知家族，恢复伊斯兰政体。于是,在什叶派和阿拔斯派的支持下，他们连连取胜，于公元750年击溃了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的主力，占领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于是，阿拔斯利用起义的胜利成果于公元750年建立了阿拔斯王朝。初定都库法，后于公元762年迁都巴格达，从而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的第二大王朝，亦称“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其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因此，欧洲人称之为“东萨拉森帝国”，由于其旗帜为黑色，中国史籍称之为“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建立标志着阿拉伯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领域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波斯、埃及和叙利亚等地，成为了当时东西方文化聚集荟萃之地。
在公元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达到了鼎盛期。在这一时期，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广泛传播，不同的文化思想相互借鉴，相互渗透，这不仅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当时阿拔斯王朝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王朝的“哈里发”大力提倡发展生产、农业、工业、商业、运输业，王朝经济异常繁荣，纺织业、珠宝业、采矿业和其他传统手工业生产为商业贸易提供了丰富的产品，也为东、西方贸易交流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说，阿拔斯王朝文化思想的传播和商业贸易的交流为近代欧洲揭起蒙昧的面纱奠定了不朽的基石。
这一辉煌的王朝在阿拉伯历史上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化财富，而文化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必然有一定的媒介和途径。当我们回顾这一王朝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其文化与文明的积累和传播主要是通过阿拉伯语的传播，以及发达的造纸业和图书馆的普及作为媒介的。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其军事扩张已基本停止，社会生活秩序稳定，由于“哈里发”鼓励发展经济与贸易，因此王朝的经济，政治都得以迅速发展，伴随着稳定的物质基础，精神生活也就是文化生活出现了繁荣，阿拉伯语得到了相当的普及。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是阿拉伯人日常宗教和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因此，只要有阿拉伯人的地方就能听到阿拉伯语，在任何一块被阿拉伯人所征服的土地上都会留下阿拉伯语被传播的印记。阿拉伯语属闪米特语言，是阿拉伯学者用以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书立传的工具。这一优秀的语言，它的最大特点是使用灵活、派生性强，一个单词可派生出多种不同意思的生词。其派生词的隐喻之丰富，是其它语言所无法比拟的。同样，阿拉伯语字母变换门类较多，造词方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难以尽数。正是由于这一语言的派生多样性，造词灵活性，使它被选为《古兰经》和《圣训》的语言，以此来正确地表达经、训中的宗教意境。阿拉伯语也借助《古兰经》的广泛传播，逐步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语法学、修辞学、韵律学，来进一步向人类阐明阿拉伯人在蒙昧时代不曾有过的宗教和立法思想。因而，它成为了希腊、波斯、印度、阿拉伯，以及伊斯兰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播的工具和媒介。
在人类历史上有了纸的发明，人类的知识才可以保存积累，并且才能永久地传播，创造人类更灿烂的文明。因此，纸成了文化、文明传播的重要媒介。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多为文盲，他们将文字书写在兽皮、石板、树叶或者骆驼、羊的肩胛骨上。正如最早的《古兰经》经文被书写在枣椰树叶和白石板上，圣门弟子们也曾一致同意将《古兰经》抄录在牍皮纸上。由于书写的不便，使文化和文明的记载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便于记录，人们开始使用一种用埃及纸草制造的纸，这种纸草写上字后，如果抹去，必被发现；还有一种是上胶打光的白色绸布，但这些原始的白色绸布其性能差、价格高、不易保存。对于当时的有些学者来说，由于其家境贫寒，根本无法购买。当阿拉伯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古兰经》以外的思想和科学时，他们将目光投向更多的古典学术和学科时，原有的记载方式已无法满足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记载，对于一个决心学习和研究记载科学文化的民族来说，当时的这种纸张是不适合的。阿拉伯人在征服埃及后，罗马的纸从埃及进口并传播到伊斯兰帝国的各地。古埃及的造纸术非常有名，埃及有许多造纸厂，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在埃及的海滨城市布莱城。虽然，当时的阿拉伯人已经能够制造各种纸张，但其价格昂贵。在8世纪时，随着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国家，纸业逐渐发达和繁荣起来，尤其以生产中国纸而闻名，穆斯林都知道中国纸，这种纸是古代中国人用草木碎布做成的。
公元751年，黑衣大食国将领齐亚德·噶利在恒罗斯（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境内）战役时击败唐将高仙芝，并在战争中俘虏了大量的中国人，被押到撒马尔罕。于是在撒马尔罕开始制造中国纸，正如美国人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西传》中说：“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应提到的是纸。由于纸更美观、更适合和更简便，因此,它已取代先前用于书写的埃及莎草片和羊皮。纸只产于这里和中国，纸是由俘虏们从中国传入撒马尔罕的，这些俘虏为沙里之子齐亚德·噶利所有，在战俘中找到了造纸工。造纸发展后，不仅能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尔罕人民的一种重要贸易品。由此，它满足了世界各国的需要，并造福于人类。因此，在阿拔斯王朝时，中国纸已由撒马尔罕布及到阿拉伯王国的各个地区，巴格达、叙利亚、摩洛哥，以及安达卢西亚，到处遍布造纸厂，主要生产中国纸。这种中国纸是用碎布制成的，纸价低廉，书写方便，便于记录。于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下令人们只能用纸记录。远近各国人都用纸来记录和书写，一直承袭至今。由于纸张的记载，大量的历史文献都被记录下来，成为了后来学者们研究的依据。学者们根据纸张的历史和文字状况与史书的记载来对照，进而推断出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因此，阿拔斯王朝学术的发展和繁荣与发达的造纸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如果没有当时发达的造纸业，就不可能有阿拔斯时代学术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有赖于造纸业，只有有了大量廉价的纸张，对历史文化、科学文献的记载才会成为现实，王朝的学者们写出了大量的作品，使各种学术思想、文化与文明从口头传播成为笔录成书，为人类的历史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奇葩。无论是医学、天文学、数学，还是文学、哲学、宗教学等一系列译作层出不穷，为后来学者从事研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用纸记录下来的一切思想文化，科学概念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如果没有纸这一传播媒介，这一切都是无法实现的。正如发达的纸业生产促使阿拉伯学者对蒙昧时期的历史和各部落之间的战争进行记载，特别是对先知传记和“四大哈里发”扩张史进行记录。例如：早期的历史学家伊本·赛德的《名词典》（Al-Tabaqat）；同时他们也重视对地方志的编写和记载，如“巴格达志”、“摩苏尔志”等。
随着造纸业的发展和日益发达，学术思想的日益积累和记载，在巴格达等地的纸张生产厂周围，出现了图书的装订部门，许多人从事文字抄、录校对和装订等一系列与书籍相关的工作，这些书商们将书籍装订成册，并从事书籍的销售工作，他们中也有造诣很深的文化人，如雅古特是他们之中从事书商的佼佼者，他的名著是《文学家传记》。
造纸业的发达为书商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来向各地销售书籍，从而成为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也为“百年翻译运动”奠定了坚定的基础。有了廉价的纸，更多的人从事翻译、写作，记录、著书，许多学者所研究的成果都有所记录，阿拔斯王朝造纸业的发展为其科学文化、文学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发达的纸业为记载和传播文化与文明奠定了基础，而图书馆作为书籍的宝库，知识的摇篮，更成为了承担起传播知识与文明的使者。自古以来，图书馆就是信息技术进步的最早见证者、记录者。无论从古代的造纸术、印刷术到现代新兴的复印、印刷技术，图书馆作为文化和文明的产地，科学知识的平台和宝库，它所蕴含的丰富文化知识是各个时代历史文化的积累，它给予人类社会一个知识交流的大平台，是人类知识与文化素养相统一的契合点。阿拔斯王朝图书馆的发展和建设更是顺应了当时发达文化与文明的需求，许多希腊的名著，波斯的古籍书目以及印度文化都成了穆斯林学者从事翻译和研究的精神财富。“哈里发”麦蒙执政时期，也是阿拔斯王朝翻译工作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麦蒙本人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不仅对文学和科学都有很深造诣；同时，他还是一位哲学家，他对古希腊哲学，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尤为钟爱。他经常召集辩论会，听取学术上不同的见解和意见，对重大成果酬以重金。因此，在他执政期间，译书成为国家一项重要的事业，他投入巨资、组织人力、建立机构。公元830年，麦蒙在巴格达建立了“智慧馆”也叫“智慧之家”，它是一所以图书馆为主兼容翻译院和研究院的大众图书馆。在学术上，麦蒙主张“兼容并蓄、学术争鸣”的方针。他特意花高薪从各地聘请大批的翻译家、学者在图书馆从事译著工作，并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为了丰富馆藏书目，他派人去收集拜占廷帝国的希腊图书，并要求学者将其译成阿拉伯语。因此，图书数量大大增加，更进一步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巴格达的“智慧馆”聚居了大批既精通波斯文，又通晓阿拉伯文的学者，许多的波斯古籍大部分也都被译为阿拉伯文。在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波斯籍翻译家要首推穆加发，其译著为《波斯储圣记》。
可以说，哈里发麦蒙是图书馆思想和事业的奠基人，他对推动阿拔斯王朝文化传播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提倡和支持下，译书事业达到了顶峰，从而掀起了中世纪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从君士坦丁堡和塞浦路斯所搜集和整理的书籍，在“智慧之家”中被阿拉伯学者翻译为阿拉伯语并收藏其内。随着图书量的增加，巴格达的图书馆也增加到30多座，巴格达也因此成了汇集古文献与文明的宝库。在众多的图书馆中，“智慧之家”以其古典书籍藏书量之多，语种之纷繁、涉及范围之广而成为当时最有名的，也是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它当时的藏书量达几十万册，语种包括希腊语、古叙利亚语、波斯语、希伯来语、梵语等语种。书目内容涉及广泛，其中有有关哲学、天文学、几何学、语言学、文学、医学、解剖学以及地理学等古籍文献。“智慧之家”向世界各地的学者敞开，为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学者进行翻译、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图书馆的工作者既是翻译家，又是研究者。他们在对古籍书的翻译过程中，也对其进行校正、译述。其中最著名的翻译家是候赛因·本·伊斯哈格和撒比特·本·古拉。候赛因由“哈里发”麦蒙亲自委派担任图书馆的负责人，他一生翻译了大量希腊古籍，特别侧重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翻译和研究。而撒比特则注重对希腊、数学、天文学、典籍的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托勒密的《天文大集》，医学家伊本·西那的《医典》成为近代欧洲的学校教科书。伊本·鲁希德（阿维罗伊）的哲学思想成为欧洲启蒙思想之一。穆罕默德·伊本·穆萨（公元780年－公元850年）发表了有关印度数学的著作，印度数学是欧洲数学的前身，人们为了表示对穆萨的尊敬，以其出生地艾尔·花拉子密称呼他，他的三角表和方程式长期被世界公认为权威。12世纪后，欧洲人依据阿拉伯语的译本再把希腊的哲学、数学，以及各种科学思想译为欧洲文字传入欧洲，哲学家培根从阿拉伯文献中学习了许多知识，格林把70种科学著作由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曾说：“阿拉伯人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火炬的高举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的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繁荣昌盛的阿拔斯王朝，在伊斯兰历史和阿拉伯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这一伟大时期，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书籍、著作被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为人类的历史向前更进一步而奠定了基础。图书馆这一知识的宝库，它向世人传播着文化与文明。通过这一媒介，使世界来认识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与文明，正如“欧洲处于蒙昧时代时，伊斯兰已进入了黄金时代，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世界往前开拓时，他们之所以能够看得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阿拔斯王朝的图书馆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繁荣之后，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逐渐走向衰落。但它为人类传播文化与文明所作的贡献与媒介作用却早已载入史册，无法让后人忽视对它的研究。这一科学的源泉、智慧的宝库、学者的殿堂将永远被人类所追忆。 阿拔斯王朝是伊斯兰文化、文明的黄金时代，直到十五世纪，欧洲学者没有一个不受阿拉伯-伊斯兰学术影响的。因此，阿拔斯王朝为近代欧洲的成熟提供了知识和文化的给养，而对这一文化、文明的传播媒介当属阿拉伯语的传播和发达的造纸业以及图书馆的建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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