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金马《大同》，周浩还有别的可说的
2015年，凭借纪录片《大同》
周浩再次斩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2014年，其纪录片作品《棉花》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2015年，凭借纪录片《大同》再次斩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周浩成为了第一个蝉联两届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
采 ▏青苔 围巾 喵醉
文 ▏喵醉
编 ▏罗伊
美 ▏落水狗
坐在台上的周浩语气温和而有力量，平静又让人信服，这位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得主没有艺术家气息，看不出导演范儿，一身便装，像是一个可以出现在任何场景的路人。他像一个厨师，面对不同的食材，了然每种调料该放多少能让食物的滋味更佳，他知道怎样能让故事展示其自身的魅力。
“我一直都在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周浩的大学专业是机械制造，彼时的老师说工科生要想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成就，高等数学和英语成绩要很好，“我这两门课及格没有问题，但是我总觉得学得没有那么得心应手”。自称“没有工科生头脑”的周浩，毕业后还是进入了研究所，和来自清华等学校的高材生一同工作，“我总是觉得好有压力，觉得这辈子再混也混不过他们。”出于爱好，周浩上了一个摄影函授班，照片拍着拍着，便决心转行进入当地报社，开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记录者。
一年后“还算蛮用心用功在做事情”的周浩，被“福利待遇特别好，但是条条框框特别多”的新华社看中。他说，“我其实没有什么艺术天分，可能就是坚持在做一件事情吧。”六年后他离开新华社，去了《南方周末》，这是他成为纪录片人前的最后一站。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不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文字也不特别强，也不觉得对图片很有天赋的。那么我做纪录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比较强的是跟人沟通的能力，那我就把这种能力用到某种极致上面去，于是乎这个能力就能做出一点事情来。”
周浩说做记者是他永远都抹不去的痕迹，且仍然受益于这段经历。有的时候会被评价为记者型导演，“的确是，我身上是有这种记者的气质在的。”
拍摄地点从小镇到街巷、从学校到医院，拍摄对象有农民工、毒贩、市长、以及到火车站派出所来的任何人。“是一种很本能的反应”，他说，“对社会性题材感兴趣，对当代人的生活状态感兴趣，自然而然就会生出这么一个‘孩子’出来。”
周浩做了个很生动的比喻——《高三》这样拍摄剪辑几乎全由自己一人承担的片子是“纯种”的，“有我最纯净的基因”，周浩说，“但它未必是最好的种子。因为纯净的孩子未必有很好的抵抗力、包容性。”而《棉花》是部中国人和法国人结合的产物，周浩觉得，“‘杂交’还是蛮好的”，虽然不会和自己的想法完全一样，但是引进了新的东西，带来了新的解读。
“实际上不管是拍片子还是我们做事情都是非常的自我的，你会珍惜得不得了，爱死了，但信息未必能传递给观众。因为观众跟你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等的。所以找另外一个人来接手片子实际上会带来很多新的想法。会让你觉得原来片子还可以这么去解读啊。”
《棉花》这个“孩子”的孕育长达八年，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只是一年，孩子他爹也因为没有体现出它的跨度而觉得遗憾。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时间拉长避开了年代与时事的烙印，比如08年的金融危机。磨掉了许多东西后，片子自然呈现出另一种质感，“好像可以回归到更本质的问题上去。”
《棉花》与《高三》纪录片海报
然而有些东西是做父亲的不愿意让它被磨掉的。
《高三》有一段入党的内容，同学们宣读自己的意愿书，有个女同学说这一段看着觉得横竖不舒服，就想把这段快进过去。“这是我们绕不开的啊，但有时候我们又装作看不见。”周浩解释说，“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这一段特别难受。在片子里我只想看这一部分，那一部分我不想看见，因为我每天熟视无睹了，我就觉得无所谓了，这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吗？”
周浩认为纪录片的精髓在于当时的状态，讲出一个好的故事。“一部好片子，有时候会完全忘记它的粗糙，完全被他的内容所吸引。”就像翻看小时候的视频，尽管影像质量远不及当下，但从里面获得的信息与满足感是无可比拟的。
豆瓣上有人评论周浩像古龙小说里的侠士，纷争都看在眼里。“真正的电影感并不是镜头上的美感，我只要去表达我自己，说想说的故事，然后它在某种程度上有观众认可，我觉得就够了。”侠士笑谈：“若干年来我都没有想到我在做电影，后来电影节认同了，说你这个是电影，我说，‘好，是电影！’”
在周浩看来，纪录片讲求的是一种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之后，怎样去把控、呈现这种关系，这都需要社会积累。年轻也是可以做片子的，但“要说这个年龄可以说的话，别去装深沉。”如果二十多岁大谈死亡，纠缠于车祸、破碎的尸体、福尔马林浸泡物，是谈不到人心坎里去的。但有一些零碎的，比如一个人毕业后怎么选择、跟父母如何交锋、谈恋爱组建家庭、遇到各种社会问题，就“特别鲜活，它不装”，真诚地去探索我到底应该怎么活，“任何人的生活，都可以成为晚上八点档的一个节目”。
纪录片之父菲迪拉哈有句名言“不能干涉被拍摄物体的客观性”，周浩不仅干涉了，甚至还成为了被拍摄物之一，会有“情不自禁地会想去帮一帮弄一弄”的时候。
《龙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周浩监督这个略有江湖地位的毒贩戒毒，在他困难关头奔波数里送去救助钱。“你充满着善意地关心他，希望他发生改变，但影响其实非常小。”他也反思，“看到一个贫苦的人，你所谓伸出援助之手，他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吗？”， “一个极端的说法是，最后你发现给乞丐钱其实是满足了你自己。”
论及对别人、对世界造成的改变，周浩习惯于把这种期待值归为零，不把影响别人作为开始一件事的动因，做好份内的事情不强调直接的结果。
《龙哥》
他认为自己的片子都是跟采访对象互相妥协的一种结果，记录了别人的一段人生，讲了一段自己所得意的故事，“这种得意你得有所保留，有所收敛，不能忘形。”
不过周浩和镜头下人物的故事从没停止过。龙哥后来入狱了，狱中的管教干部不久前看到了网上的纪录片《龙哥》，还向他询问。龙哥特地给周浩打电话，张口就是“你最近很火呀！”
“其实我也有苟且的一面啊，没想拿着长矛去斗风车，只希望这辈子能平平安安地一直拍下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事情。”以前，周记者没想铁肩担道义；现在，周导演“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抱负，就是做好想做的每一件事情。”
周浩对记者说，要么承受行与心的不吻合，要么离开既定的轨道，别抱怨。如果爱一样东西，就去做，“不患莫知己，求为可知也”，一定会找到自己的空间。在他看来，有些东西永远是稀缺的。一线的生产，不会因为网络的发达、通讯的畅通、沟通的无界限而变得丰富起来，“这个世界的影像也没有丰富到我们完全可以不再专注去做这个事情了，拍了，还得归纳总结，把它给呈现出来，不然就是一堆废物。”
周浩有一种“起码的盲目的自信”，他说，“我当然觉得下面的片子会比以前的好，但也不能说一定会拍得比以前好。”
“也许有天能够冲破票房纪录？”周浩认为自己的片子有这样的潜质，但不把它作为一个目标，在不违背初心的情况下，期待遇到某个市场契机。“老去抱怨票房干嘛，本末倒置了，现在对于我们这帮人来说先做好手里的事情，然后该来的就来了。”
将热爱和能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其实一切都可以重头开始的。
“我现在已经五十岁了，我觉得我可能还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