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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3
新经济100人
新经济100人
早安，诸君。
度过小长假后，新君奉上一篇分量厚重的关于现代农业的万字长文。我们看好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除了直接的种植与养殖以外，新技术（不仅仅是互联网）、新商业模式将在四个领域介入到现代农业，推动其蓬勃发展：土地流转、资金、销售渠道、技术服务。 一家南京的创业公司，通过为种植农户提供贷款，切入现代农业，这家公司体现了一个互联网创业公司启动时的典型特点：小步快跑试错、锁定精准人群。 当然，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局限于一家创业公司：你能在这里，见微知著，深入了解中国农业的现状。祝阅读愉快。
从南京坐高铁到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半个小时的车程。定远，至今还是京沪高铁线上唯一一座县城站点。出高铁站，极目远眺，眼底尽收一望无际的绿意。这里地处江淮丘陵，大部分地区为波状平原，适宜耕种。驱车一个多小时，一路颠簸，抵达天河乡河西村。
樊国安是河西村的一位种植大户，安徽凤台县人，51岁。2012年樊国安到定远流转了2000亩耕地，夫妻两口子经营。家里雇了六个农民，农忙时再请一些临时工，一两百块钱一天。 樊国安个子不高，穿件深灰色的外套，操着浓重的皖南口音，握手时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整个掌心都是厚厚的茧子。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普通农民身上的那种局促。过去的一年，樊国安过得并不容易，小麦生赤霉病，毁了四五百亩。政府粮仓腾不出空，对外不收粮，只能以更低的价格卖给小的粮食贩子。忙了一年下来，赚了不到二十万。“我这还算干得好的，去年就天河乡，亏几十万的老板多了去了。粮食贩子的粮食最后也是到粮仓里去了，别人有渠道，你也没办法。” 樊国安有6台收割机、3台拖拉机，还有一些烘干机、植保机和打药机。“我的农机都是进口的，像打药机、植保机，都是井关的，日本货。国产的拖拉机还凑合，技术含量高点的就不行了。”樊国安说起他的这些农机时有点得意。樊国安这几年，靠着经销商赊销陆续添置了这些农机。“我自己付一部分钱，经销商替我垫一部分，等到粮食卖出去了，再把钱还给经销商。” 从去年开始，陆续有经销商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今年起统一都不再赊销，购机必须全额付款。这给当地想要扩张的农户增加了不少压力。 “关键还是资金的问题，钱到位了，我干个四五千亩一点问题都没有。”资金短缺基本上是每个农户都面临的问题。土地想要扩张，机械化程度想要提高，都需要钱。去找银行贷款，来来回回好几趟，不仅手续麻烦，关键是得要公务员做担保。 “我一个外地人，哪里认识当地的公务员，还得别人愿意给你担保？”樊国安不禁有点无奈，“这儿借不到，我们就只能回老家想办法了。毕竟眼看着就要几十万的钱周转，这样干等着也不是办法。” 樊国安还参加过当地农业种植协会组织的活动，一家帮助农户进行贷款的互联网公司农分期当时去做了宣传。樊国安看到宣传单后主动联系农分期，想要贷款，但没有成功。他是外地人，农分期贷款需要一个本地的担保人，樊国安显然没有合适的人选。 “我们这种真正干实事的人却借不到钱。”樊国安说起来不免有些郁闷。 刘明乐也是河西村的种植大户，山西运城人。之前一直在北京中关村做软件，妻子是定远人。2013年国家土地流转政策在安徽试点，刘明乐看准机会到定远流转了2000亩土地，他的农场有12台农机，13名农民。 刘明乐在定远当地组织了一个农业种植协会，天河乡种植一千亩地以上的大户都在协会里面。平常不忙的时候农户们在一块儿聚聚，有什么信息都互相通通气。但钱依然是所有农户一等一头疼的大问题。 “农业用钱都是季节性资金，基本上所有的会员都有这样一个临时资金的缺口。”刘明乐一边给协会的微信群里发信息，一边跟「新经济100人」说道。 刘明乐前一段时间组织所有会员办了一个活动，农分期的工作人员专门过来做了宣传。 协会有二十多家农户，耕地都在一千亩以上，已经在农分期借贷的有四五户。农分期现在正准备把每个协会成员的征信额度做出来，到时候会员需要贷款就可以直接操作，缩短放款时间。刘明乐正在走农分期的审核流程，刚刚提交了银行的流水和征信记录，今年准备贷三十万，买烘干机和植保机。 “对我们而言，这个钱用起来，虽然成本高一点，但手续简便，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都是短期用资金，几个月半年的，从银行很难贷到。” 2013年，农业部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种粮大户和粮食生产合作社摸底调查，我国目前共有种粮大户68.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0.28%；经营耕地面积1.34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3%。这些种粮大户的粮食产量达1492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2.7%。调查显示，我国种粮大户粮食平均亩产486公斤，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3公斤。 以天河乡河西村为例，村子里包地50亩以上的农户有20来户。只有几亩地的散户只占不到40%，全都是年纪大了没法外出打工的，种地也只能供自家口粮。其他稍微年轻一点的都外出务工了。 “从人群结构来看，现在散户种地的都是60后、70后，80后就不种了，90后就更别谈了。”贾主任在河西村干了二十几年的村主任，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家里还剩下三四亩地，他和老伴儿平常种点粮食自己吃。 “像我们这一辈，对土地还有点感情，还会种地。像我儿子，都不知道地是怎么种的了，他在城里打工，每个月几千块钱，指望叫他们回来种地是不可能的。” 土地终究是要流转到大户手里的，农业规模化发展在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 而像贾主任这样的，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后一代“农民”。通过贷款方式给刘明乐他们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公司农分期，总部在南京江苏软件园。 农分期创始人兼CEO周建的办公室门上，贴着“村长办公室”的标识。走进去，墙上挂着三幅地图：中国地形图、世界地形图和中国行政区划图。行政区划图上贴着小红旗，“这些是我们已经开拓或即将开拓的市场。”周建告诉「新经济100人」。
办公桌上摆着一瓶麦穗，农分期的每一个员工都有一个花名，周建的花名就叫大麦。 周建1984年生，江苏宿迁人。家里有两个弟弟，六岁还不到就学着煮饭，七岁下田。那会儿割麦子都是人力，周建拿着镰刀到田里收割，割完了再抱上平车，推到晒场脱粒。东北财经大学毕业后周建去了扬州，找了份给出租车公司做系统的工作，干了一年多，开始创业。做过旅游网站、甚至私家侦探平台，苦于在扬州找不到合适的团队，周建咬牙去了南京。 初到南京的时候，周建待过两家公司，在其中一家——欧飞，周建认识了张明亮，农分期的联合创始人。2012年，周建和张明亮两个人做了一个游戏代充值的公司。那会儿不像现在，大家在网吧玩游戏，充值很不方便。他们做了个软件，提供游戏代充值服务。 这家公司给周建和他的团队在短期内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完成了早期的资本积累。但随着财富的增长，周建明显感觉到团队成员开始进入一个反向的漩涡，团队内部比较危险。之前不过是每年挣十几万的打工仔，到现在一年赚几百万。“人过早地获取了他无法驾驭的财物和权力，就很容易走下坡路。”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周建已经看到这个行业的明显颓势，他希望通过一个新的项目来进行团队转型。 那会儿互联网金融正热，周建也想进去看看。他们从学生贷款做起，结果逾期现象很严重，引发了团队对风控的重视。从传统银行请了几个人来做风控，效果不好，周建只能自己想办法。 周建找了很多风控的书来看，“当时包商银行出了一本讲小微企业经营的书，我们最早的风控技术就来源于此。之后了解到一个技术叫IPC，专门做小微这一块的风控。我们又请了这行业的专家，结合我们当时跑一线的经验，沉淀下了一个初步的风控模型。” 他们又转向做小微企业贷款。周建的大学同学、农分期联合创始人王登艺一个人去了安徽马鞍山跑市场。 王登艺到马鞍山的时候，才发现遍地都是做小微企业贷款的公司。“当时有小微要贷三十万，一个机构批不下来，它就到三家贷，每家十万。” 团队一商量，觉得这样做很危险。 马鞍山这个地方特殊，城市和农村衔接得很好。2015年初的时候，王登艺无意跑到了当地的一家农机经销商，当时王登艺想给他贷款，经销商告诉王登艺，其实农户更需要钱。5月，在那个经销商推荐下，王登艺给马鞍山当地的3个农户提供了贷款，少的五六万元、多的七八万元。 王登艺跟周建聊起他在马鞍山的发现，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当时又在马鞍山做了一些数据收集，发现像这样有贷款需求的种植大户不在少数。” 安徽省2014年有13亿的补贴给了农户，周建算了一笔帐，如果每台农机平均补助占农机本身价格的五分之一，意味着光安徽就至少有50到60亿的农机销售。国家补贴的农机是少数，还有大量没有补贴的农机，农户购机又是刚需，这个市场就很有前景了。 根据中国（海南）改革开放研究院《“十三五”：以农村互联网金融为突破重塑农村金融新格局》一文，截止2014年底，金融机构空白的乡镇还有1570个，金融服务的行政村覆盖率只有75.36%。只有27%的农户能够从正规渠道得到贷款;遇到资金困难时，76%的农户选择向亲友借钱，非正规融资渠道成为农户筹资首选。安徽定远县有25万户农户，近100万人口，耕地面积250万亩，其中包地300亩以上的有四百多户。 16家农机经销商瓜分着定远这个市场，大的代理6、7个品牌，小的有1、2个，全都聚集在县中心的一条街上。各家的店铺不大，当地的经销商一般会在这条街上开家小的分店，门前摆上一两架农机，主攻销售，红黄绿为主色调的农机摆在马路两侧，煞是壮观。
刘超，定远县农机经销商。中等个子，身材偏胖，烟不离手，说起话来也是一根接着一根。他代理6个品牌农机销售，包括常发农机、山东常力、浙江莱恩、山东烟台众和、江苏泰州宇成和河南洛阳向阳红，2015年一共卖出去农机120多台。2016年农机不好卖，3月份才卖了5、6台，不到去年同期的1/4。 “今年的打药机、插秧机市场不错，但拖拉机不行，收割机则基本不动，滞销。”刘超点了根烟，有点无奈，“我这儿主打的常发、常力，主要都是拖拉机、收割机，其他的农机，技术要求高一些，国产品牌说实话根本没人买。中国这些农机企业，上马太快了，研发投入不够。咱国家飞船都能送上天，还造不出一架好的农机？不可能的事情嘛。” 刘超以前最头疼的是赊销的问题。农户买农机，很少有付全款的，多的差个七八万，少的四五万，都得经销商先垫着。经销商也没有那么多钱，只能欠着厂家的。一年下来，少的一百来万，多的几百万都有。 一个定远县经销商就有16家，农机市场的竞争很激烈。你家不能赊没关系，他家能赊。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一股农户买农机，谁家欠得多就去谁家买的情况。“前两年出现过几次经销商到年底收不回钱，厂家那边不发货，资金链断掉的事情，从今年起经销商倒统一规范，坚决杜绝赊销。”这一来，赊销是杜绝了，但销量自然也大不如前。 除了赊销，国家补贴政策也让刘超焦头烂额。农户在经销商这买农机，只付一个补贴后的价格，等补贴下来后，再把补贴的钱给经销商。 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最早可追溯到2004年，国家为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对购买农机的农户实施购机补贴。当年财政部安排补贴资金在66个县实施。之后补贴金额不断攀升，2013年补贴217.5个亿，2014年补贴237.5个亿。 农机购机补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保证补助机型，像拖拉机、收割机，买多少补多少；第二类是重点补助机型，如烘干机、大马力的拖拉机，先来先补；第三类是一般补助机型。按照补助级别，购买不同机型获得的补助也不同。但如果地方财政紧张，甚至会出现第一类机型都补助不满的情况。 “这个政策是好的，但到下面就不太圆满。一是各省情况不一样，补贴资金缺口太大；二是因为有国家补贴，厂家提价，农机价格反而上去了”，刘超说。 2014年定远购机补贴财政拨款3千1百多万，2015年3千4百多万，今年3千2百多万。从2016年起，“缩小补贴范围、降低补贴额度”的政策实施，农机补贴形势严峻。 2015年5月份，农分期员工找上门来给刘超宣讲。双方合作的模式很简单，有农户到刘超这买农机，如果有资金问题，刘超就会和农分期的工作人员联系，工作人员再和农户接触，上门收集信息。如果审核通过了，农分期就会把钱打到刘超的账上，农户过来把农机开走。从合作到现在，刘超给农分期推荐了二十多个客户。 也有农户跟刘超反映过农分期的利息问题。“有一些农户跟我打电话，说利息太高了。我说差不多，你走信用社，不仅麻烦还难贷到，上下走程序请客吃饭也得花钱。这个方便，你尽快还，承担的就低了。” 360农信贷是农机分期市场新的博弈者，它的模式和农分期稍有不同。它提前给每个经销商做授信，比如说这个经销商一共可以贷五百万，另外一个三百万。农户要买农机，经销商直接向农户要资料，做审核，提交到网上，360农信贷把钱打给经销商，农户把农机开走。农分期的贷款风险是农分期来担，而360农信贷的风险要经销商来担。 “农分期的审核太麻烦，有些东西死板了一些，农户都是本分人。就像房产证，像我们安徽的农民，有房产证的很少，只有土地。我们之前也都是赊销，风险其实都一样。农分期这边审核不过的农户我就会推荐给360，不过是今年才开始做的，到目前360做了3户。“刘超说。 对于经销商而言，考虑的是资金能否回笼，哪家的放款速度快，手续简便，经销商就更愿意跟哪家合作。2015年7月，农分期拿到梅花天使和明势资本的750万元天使投资。梅花天使创始合伙人吴世春说：“投资农分期的逻辑很简单，刚需、空间大、团队不错。CEO周建是个务实，对市场理解很深的人。当时一见面，觉得这个团队一定能得做成这事。周建对这事想得很明白了。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他聚拢人的能力很强。” “选择项目的时候，出于两点考虑。第一，团队成员都来自农村，对农村有感情，当时又需要新的方向刺激团队；第二，希望做一件长期的，能够持续的事情；第三，刚好2013年那会国家政策层面开始进行农业改革的试点。任何行业的变革，在初期都会形成很大的利益失衡，红利会被释放出来。”周建说。2013年的时候，国家在安徽试点土地流转和规模化。在规模化的早期，农户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承包土地、购买农机，实现机械化。 在融资之前，周建带着他的团队跑了安徽、江苏、河南二十多个县。周建把农村人口分为三类群体：第一类是即将被城市化的农民，也就是现在说的七八亿人口数量。这部分人口的角色构成多元，有准城市化的读书人，有长期外出打工者，也有一小部分在家种地的散户等；第二类是农户，分为种植和养殖；第三类是失地农民，靠政府补贴和地租养着，慢慢的被赶到镇上去。 “随着规模化程度的提高，在未来的中国农村，只有农户，没有农民。” 而周建想要服务正是农户。 农分期从金融切入，第一个公司在宿迁。选择宿迁，一方面因为它是周建的老家，另一方面，当时在宿迁，土地规模化程度已经很高。周建当时认为，农村变革的未来需要两块：第一是互联网的工具；第二是资金的支持。农村是一个很特殊的载体，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早期的经济结构没有给它足够的经济支持。不是大家不能干，而是大家不愿意干。 当时农分期对种植和养殖都做，但很快，周建发现，养殖市场的波动极大，中小规模的养殖户，大家多会有相同的判断能力，经常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养殖。比如说，猪肉价格开始涨了，全部都开始养猪，结果市场存量一大，价格就下来了。在这个供求关系中，小型养殖户永远是不利的。 在宿迁的时候，养殖户贷出去2500多万，最后亏了210多万，周建自己承担了损失。不心痛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学费，在宿迁亏出了经验，亏出了认知。 周建毅然决定砍掉养殖市场，从2015年下半年起，专注做种植业。粮食价格相对稳定，规模化种植的农户种植技术成熟，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规模化以后，政府还会补贴农户去购买农业保险。 周建认为农分期最关键的技术是他们寻找优质客户的能力，也就是他的风控模型。农分期一线客户经理会直接去到客户家中，按照公司规定的流程进行一项一项的征信审核，拍照，打印银行征信记录等等。 先从农户的个人属性入手，比如个人的婚姻状况、征信情况；再看家庭属性，家庭是否认可你，家里人是否信任你；第三才是社会属性，客户经理通过走访当地的村民，了解周边人的看法。乡土社会下的环境相对朴实，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任何事情，稍一打听，就能了解个大概。 “当时在宿迁，有一个客户，我们对他的资产进行评估，他应该有六十万的资产，但我们看到的只有四十多万，包括房产、土地、地租还有家里的一些存货。那还有十几万的钱去哪了？”农村的需求其实很简单，他不赌博，钱也没给他的兄弟姐妹，再一调查，就发现他外面养了情妇，有潜在的家庭危险，周建没有把钱贷给这个客户。 农分期的客户主要是来自两个渠道：第一是当地农委。农委有一些数据，知道这个县有多少大户，他们也对农分期的服务有需求，希望通过农分期帮助他们实现机械化、扩大农户规模。第二就是农机的经销商。农户到经销商那儿买农机，出现资金不够的时候，经销商就会把这个情况告诉农分期，农分期的客户经理再针对性的提供服务。
尽管有了经销商和农委，市场的打开依然很难。农分期刚进江苏徐州市铜山县的时候，周建亲自参与调查了一个客户，条件很好，可以贷款。但这个客户以为农分期是骗子，硬把周建拉到派出所，在民警的见证下签协议。 “他们早期主要是疑惑，因为之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农村人很朴实，虽然是我给他钱，他还是很谨慎。要是在城市，你给我钱，我管你是干什么的。” 每进入一个早期市场，对周建和他的团队来说都十分痛苦。但只要先攻克下一两个客户，其他就不用担心了，在农村，消息传播得很快。 农户从农分期这借款，钱不打到农民账户上，直接划到经销商手里，农户把机器开回家，以此来锁定贷款的用途。 还款也不像买房买车按月还钱，农户还款分两季，按他收获的时间来还。“比如我们贷十万块钱，需要用一年的话，一年两次还。收完小麦还一次，收完水稻再还一次。” 农户的违约率极低，很少出现逾期的现象。“农户的信用观其实和普通农民不同。首先，农户不像农民，光脚不怕穿鞋的，农户都是有一定资产的。第二，农户本身都是当地金字塔的上游，农村人很看重面子。第三，他从事一定的经济活动，有这样一个信用意识。” 从2015年7月到2016年2月，农分期客户经理杨亚洲在凤台县的团队不断扩张，从3个人到30个人，覆盖了7个县的业务，签了500多个客户，平均贷款额度6万块左右。至今只出现过一次逾期的情况，客户开农机出去作业，出了车祸，钱都赔了，只好给他做了延期。定远5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有2500户，现阶段与农分期合作的不到200户。 农户陈言山2016年第2次从农分期借贷，贷15万元买个烘干机，合同已经签了，陈言山交了8万元定金，农分期的钱到位，他就去提机器。 他家里五口人，夫妻两口子盘活一千多亩地，两个小孩一个大三一个大一，还有个老母亲。家里有两个农民，忙的时候再雇一些临时工。便宜的时候100元一天，贵的时候得200元。2015年一年净收入有六七十万元，今年又扩张了一两百亩地。租地价格也有高低，好的每亩400元1年，差一点的200元。 2015年，陈言山贷了5万块钱买了一个削根机，小麦收获的时候就一次性还掉了。当时农分期找到陈言山也是通过经销商的推荐。“经销商知道谁需要贷款，谁不需要，他们都不愿意自己赊账，所以就把这件事儿推给了他们（农分期）。”上门后客户经理问了陈言山一些问题，拍照片，要求提交一些文件，诸如银行流水，三天就签了合同，三天之后机器也到了。 在农分期之前，陈言山也在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办过贷款。信用社银行贷款很麻烦，它需要公务人员担保，而且每个户口只能办3万元，利息比农分期要低一些，大概八九厘。“农分期略高一点，也可以接受，我们也都是短时间用，水稻小麦收下来了，也有能力偿还。农分期上门服务，这个很方便。信用社贷款上上下下得跑好几趟，还不一定能贷下来。” 2015年10月，农分期完成3500万元的A轮融资，顺为领投，源码、涌铧和明势跟投，估值1.5亿。
农分期的联合创始人张明亮技术出身，直到2015年6、7月前都一直在带公司的技术团队。公司成立的时候，周建和张明亮两个人掏了近三千万，一部分用于农户的贷款，一部分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营。后来逐步扩张，有一些朋友也把钱放进来贷。 但随着公司重心的全面聚焦，找到充足而利息更低的钱贷给农户成为当务之急。“资金和业务就像公司的两个轮子一样，你只有一个轮子转那也走不了，得有一个真正的合伙人来做这个事情。” 整个找钱的过程，张明亮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自己不可能一步完成和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他在心里清晰的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合作普通的互联网金融机构，不考虑盈利，只要能提供资金，业务能转起来就行。像火球网、聚财猫等，都是当初张明亮一个一个谈下来的。 第二阶段开始找便宜一点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像铜板街。“周建很早就认识铜板街的人，但当时我们太小了，别人看不上。”2015年9月份，才终于把他们约到南京。前后三天时间，商务、法务、风控一个个的聊，然后去一线做近调。张明亮带着两个铜板街做风控的去了安徽滁州市下面的明光县。他们跟着我们的客户经理到一线去跑业务，半个月之后才签下来。 第三阶段，农分期开始谋求与银行和信托的合作。 云南信托将从这个月开始给农分期的客户放款，这是通过一位股东介绍认识的。“当时云南信托正好有想法做小额分散资产的业务，我们便不断推动他做这个事情。”云南信托在上海有办公室，2015年底的时候张明亮过去跟他们讲项目，对方十多个人不停地抛出问题，会开了有三个多小时，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张明亮的嗓子都哑了。 2016年2月，云南信托就派了团队来南京近调，去了马鞍山和滁州，很快确定了合作。和南京银行的合作对农分期而言更像是一场马拉松。2014年夏天，南京银行想找个外包公司做互联网金融业务，张明亮给他们整出了一个方案后就没了下文。从2014年到2015年底，这期间双方又尝试了很多合作的模式，但均以失败告终。“传统银行内部沟通成本很高，各个部门之间有不同的利益取向，我们又是小公司，对我们的认可度也不高，这可能是根本问题。”去年年底，双方再次推进合作，这次直接和电子银行部门合作，拉上一个业务部门，事情才最终敲定。 “我们做的是助贷模式，客户直接跟机构签约，我们帮他们找到优质客户，他们直接把钱借给客户。我们不做存量资产，不跟机构产生竞争关系，尽可能降低机构的预期风险。” 2015年农分期做了1000多户农户，放款1亿元。 谈起农分期的未来，周建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我从来没有把农分期定义为农村金融，金融只是一个很好切入农村、农业市场的工具，但它不是我的未来。” 周建的规划是，农分期未来是一个农业种植和流通服务平台。粮食有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把土地圈起来；第二个环节实现机械化，第三个环节购买农资，比如种子农药化肥。第四个环节粮食流通。农分期试图从给农户钱买农机切入，最终服务农户粮食种植的所有环节。“尤其是粮食流通，中国远没有完全市场化，大部分是国家在收储，但比例会越来越小。就像美国，它的粮食收储不靠国家，而是由粮商和种植户自储。我家产了几十吨几百吨的粮食，自己有仓库收起来，流通是我自己去卖的，国家相应给予补贴。但中国还没有，因为规模化还不够，一旦规模化形成，国家不会再长期持有大量粮食。农分期便有了深入服务中国粮食流通的机会。” “农民把地种好，其他的农分期都可以帮他解决。你需要扩大规模给你土地，你需要机器直接给你机器，需要农资全部给你，最后粮食收出来，我们再帮你卖掉。” 目前农分期覆盖江苏、安徽、河南和江西四个省份，并计划向山东、湖南湖北等地扩张。在安徽地区，每亩地的地租大概700元，化肥和农药、以及农机的消耗每年每亩也700元左右，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产出800斤左右，水稻多一点，1200斤上下。 小麦的国家保护价每斤1.18元，水稻每斤1.38，实际卖的价格低一点。刨去成本，不算人工的话，每亩地能赚800元。如果一个农户包500亩地，一年能挣三四十万元。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农业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模式：第一是规模化农业，地多人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着眼于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以大面积耕地、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在尽量少劳动力基础上获得高效益；第二是集约化农业，地少人多的国家如以色列、日本等，主要着眼于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以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在小面积耕地上获得高效益。 以美国为例，美国现有耕地面积29.7亿亩，农业从业人口205.6万，占美国总人口的不到1%，但其人均农业产值高达8.98万美元。据美国农业专家估计，美国一个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可以养活98个本国人和34个外国人。 以色列耕地面积仅640万亩，农民劳动人口约为12万，占总劳动力的3%左右，人均农业产值达3.64万美元。保守估计，以色列一个农业人口生产的农产品可养活90—100人。 中国当前耕地面积为18亿亩左右，农业从业人口约为2.8亿，人均农业产值0.34万美元。据测算，一个中国农民最多养活4名国人。目前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不足87%，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约为70%左右，另外30%需要通过国际市场进口补充。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施，开始包产到户。时隔35年，2013年，国家土地流转政策再次在安徽省试点，鼓励土地规模化，现如今也推广至全国。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从国家层面大力鼓励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城市化进程快步迈进，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失早已不再是新闻。安徽定远县天河乡再难觅青壮年的身影。耄耋老人带着黄毛小孩种着门前的一亩三分地。几亩地的散户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异乡人通过土地流转在当地开办农场，进行机械化种植。2014、2015年，「新经济100人」曾在湖北、四川、山东等农业大省做过调研，情况类似。 几千亩的小麦地一望无垠，专业的农机手开着轰隆隆的农机在太阳下作业，满目望去，皆是收获的绿意。 从定远县往北42公里，就是凤阳县小岗村，若是当年小岗村的村民看到今天这一幕，心中定少不了震撼。 中国农业现代化早已是必然的趋势。农户要扩张，机械化程度要提高，农业要规模化。资金从哪里来？销售渠道从哪里来？技术支持从哪里来？这将是农业淘金者必须面临的三大问题，问题也意味着机遇。 樊国安今年又包了六七百亩地，他只身一人站在马上就要收割的小麦地旁，看起来有点担心，但更多的是憧憬。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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