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是因为懒、被骗因为笨、女生被性侵因为穿的少——这些“奇葩”思想的根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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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你看见大雄正被胖虎暴揍，你会怎么办？
你有两种选择：
①出手阻止胖虎，救下大雄；
②不闻不问，装作没看见；
③助纣为虐，跟着胖虎打大雄一顿；
④谴责双方，认为出现暴力事件是双方的责任，“一个巴掌拍不响”。
不要骂我的数学老师，说这是两种选择是有原因的，因为除了第一种阻止了侵害的发生、帮助了受害者，二、三、四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可怜的大雄被暴揍一顿，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第一、第二种行为，就是出手阻止和不闻不问，是我们上一篇文章《矛盾的“同情心”》所探讨的问题，第三种同施害者一同加害的行为，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讨论。比较有趣的是这第四点，诸如“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种观点从古至今从未消失，是非常有探讨价值的。
上一篇文章中我引入了一个概念叫“受害者责备”（victim blaming)，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William Ryan在其著作中提出，意在分析当时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现象，随即被广泛用于性侵案件中舆论对于受害者们的“二次伤害”。指的是犯罪行为发生后，会有一种观点认为受害者需要为恶行承担一部分责任甚至于全部责任，比如：穷人贫困是因为蠢、笨、懒、能力差；性别不平等是因为女人天生不如男人；女人被强奸是因为卖弄风骚、衣着暴露、去不该去的地方；黑人被歧视是因为他们的种族劣根性……这样一来，全是他们自己活该，不需要社会任何的反思和改变。
那么这种观点的思想根源何在呢？美国心理学家Lerner及其同事研究了美国五六十年代的种种社会现象，比如说人们在没有细究事情的原委之前，就会贸然地认为高空作业摔伤的工人一定是因为工作马虎不认真、严重车祸的受害者一定是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或飙车、流浪汉流落街头就是因为他们好吃懒做不愿意去工作等等。基于此，Lerner提出了著名的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的概念：“个体有这样一种需要：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得其所应得。这种世界是公正的信念，可使个体相信他们所处的物理和社会环境是稳定有序的，从而有利于个体适应这些环境。如果这种信念缺失，个体就很难使自己致力于长远目标的追求，难以遵循社会规范行事。由于公正世界信念在个体适应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所以人们极不情愿放弃这种信念，并且一旦遇到例证表明世界是不公正的、无秩序的，他就会陷入忧虑烦恼之中。”
Lerner 为了证明这一理论招募了一组志愿者，并由一名演员扮演“受害者”——每当在训练中发生一次错误就会的遭受电击。起初观察者们仍然认为电击的场面很残酷，不忍观看。不过随着实验的进行，志愿者的态度有了转变，她们对受害者的遭遇从同情变得充满敌意。随后一部分观察者们被告知，之后的阶段电击将会变本加厉，而另一部分则被告知在严酷的测试结束后，受害者将会被奖励一大笔钱作为帮助完成实验的酬劳。考虑到上一阶段中志愿者们对于“受害者”的敌意情绪，设计实验的学者们本会认为当得知受害者收到巨额报酬之后，志愿者会更加厌恶“受害者”，但实际上当观察者们知道受害者将会得到补偿时，她们的敌意消失了，甚至开始赞赏受害者。与之相反的是，另一组志愿者的敌意加重了，她们认为受害者被电击是因为她自己表现不好，太笨了或者智商太低，老是给出错误答案而导致。
这是因为，观察者们希望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而善人遭恶报，恶人有善报，这样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显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一旦“公正世界”的信念受到威胁，人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会缺乏自信，丧失对世界的控制感，这也不是我们所愿意接受的。因此，人们更倾向于认同世界是公正的，虽然这种信念的内容并非真实的。而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只有坏人才会得到惩罚，所以被持续惩罚的“受害者”就必须是一个坏人。因此，人们更倾向于责备受害者，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来满足自己内心脆弱的的“公正世界信念”。
中国有一句俗语“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在现实的公正重建不可行的情况下, 对受害者进行贬损就成为了认知公正重建的重要方式。如果这个社会出了问题，那么我就有可能成为受害者，那么我脆弱的小心灵将会产生本能的抗拒反应——因此，不是这社会不公正，而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才被惩罚，如果这般可爱善良人畜无害的宝宝一定不会遭遇像你一样的厄运的。
“公正世界信念”存在的根源在哪里呢？除了我们固有的道德观和社会的伦理观影响，个体对长远目标的追求是公正世界信念存在的重要原因。我们小时候都会与社会订立这样的“契约”——我用功读书，期末就能考个好成绩；我调皮捣蛋，就要被爸妈大屁股。久而久之，这种心理就深入我们内心，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此订立长远的目标，我们会认为我们的持久付出会得到回报，否则就会怀疑人生。我们只要对未来进行投资，就必须考虑自己的付出能否获得回报，因此就需要相信世界是公正的，只有在公正的前提下我们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承诺，放弃一些眼前利益，并为自己的长远目标投入时间和精力，并相信最终自己会得其所应得。
说白了，因“公正世界信念”而产生的“受害者责备”心理就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我无法接受这个世界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此你必然就是“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很类似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你打我——儿子打父亲没有天理了；我是虫豸——自轻自贱第一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人嘛；我祖上不知道阔到哪里去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也与“公正世界信念”如出一辙。公正世界信念构成“基本错觉”，提供了一种心理功能，即维持或增加这个世界是可预测的程度。正如心理学家 Hafer 和 Bègue 所说，如果人们不相信世界是公正的，那么人们投入时间、经历以及其他资源来希望自己能得到应得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说白了，为什么网上心灵鸡汤文那么火，就是满足了人们的“心理安慰”需求，觉得这个世界是暖的、是善的，我做一个乖宝宝会得到回报的。同理，成功学为什么那么火，同样是满足了人们“公正世界信念”的假设，我按照这样的努力，我凌晨四点在图书馆读书，我学习了马云的二十个人生经验，我就会成功。至于这些东西是好是坏，就看怎么说了，毕竟社会竞争这么激烈，成为人上人的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需要心理安慰的。
从积极意义上讲，这种心理可以有效缓解压力，毕竟这个世界还是挺残酷的，同时认同公正原则的人更愿意遵从公正的原则行事，同时有助于人们树立长远的目标，有一些值得奋斗的事情而不是作为一个重度悲观主义者每日醉生梦死。不过，很明显，这种心理的消极意义更为严重。
首先，这是对于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人们面对无辜受害者的反应不是同情, 而是远离、拒绝、责怪、贬损, 这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哈佛大学在九十年代中调查了青少年时期有被性侵经历并由于种种原因公开的受害者们，结果发现让他们受伤害最严重的还是社会的冷眼、他人的窃窃私语。虽然这些“责备受害者”的人尚属于少数，但是对受害者造成的心理伤害，不亚于性侵者。
（今年奥斯卡颁奖晚会上，lady gaga与童年性侵受害者们同台表演，演唱歌曲《Till It Happens to You》）
受害者在手臂上的纹身让人动容：“Not Your Fault(不是你的错)”
其次，容易让我们忽视对施害者的谴责。很明显的就是，这个社会必将存在无辜的受害者：我被偷了，你怪我不小心，说得好像偷窃就是一种正常现象，而我不小心就成了不应当的行为；女性受到性侵是因为穿的少，那冬天就没有强奸案发生了么？难道还怪我长得漂亮不成，那都想阿拉伯妇女一样围得露出俩眼睛，男人就都成圣人了？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最后，这种思想容易掩盖社会种种问题，影响我们对社会体制问题的认识，并丧失了改善、改良社会规则的动力。便如公正世界信念者所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的努力都能得到回馈，那么我们人类几千年以来至今，不断地完善法律、改变社会规则、调整财富分配机制是在干什么呢？我在《生而贫穷》这篇文章里说过，努力奋斗而无法脱贫者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拥有“公正世界信念”的人本应当关注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平并寻找途径去改变他们，然而很遗憾的是，这些群体的普遍心理却是从“责备受害者”中来脑补这一本应在现实社会中千疮百孔的信念，让人哑然失笑。从整个社会来，低社会阶层确实受到了广泛存在且非常严重的不公正待遇。而作为利益受损者的其他大多数低阶层却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而是采用各种方式对现状进行合理化、并对不公正表现为默许和容忍，这对于群体地位的提升社会的进步都会起到阻碍的作用。
正因为此，看似具有积极意义的“公正世界信念”被西方学者归为著名的“冷血价值观”之一。所以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公正世界谬误 （Just-world Fallacy），跟我们后文提到的“相对剥夺谬误”一起并列为大著名的逻辑谬误。公正世界信念是与基本归因错误有关的归因偏差。公正世界信念在解释“所得”时，夸大了行为者的个人内在因素，低估或忽略 49 31534 49 15535 0 0 1965 0 0:00:16 0:00:07 0:00:09 3246多为潜意识）外在因素。对于这种归因偏差的产生机制，可以用Gilbert 和 Malone 的扩展归因产生模型进行解释：在对行为进行归因时，人们的预设信念会影响到归因的进程。人们的预设信念可以影响到对环境的感知、行为期待、和行为感知，进而倾向于对所得的结果进行内部归因（如，责备受害者的现象）。
根据人们对于社会不公正的反应，Lerner提出了八种维持公正世界信念的策略，包括两种理性策略、四种非理性策略、两种保护性策略。两种理性的策略是：阻止和恢复。即在不公正发生之前阻止其发生，或者通过帮助或补偿受害者来修复公正。这些策略被称之为理性策略，因为他们接受不公正的存在并且合理地做出反应。
四种非理性策略：拒绝接受不公正的存在，即“拒绝—退出”策略，包括首先在身体和心理上逃避不公正，就像在身体和生理上远离公正世界信念的威胁一样；三种重新解释不公正事件也被归为非理性策略——重新解释因果关系（如责备无辜受害者）、重新解释受害者人格（如贬损无辜受害者的人格或提升不公正受益者的人格）和重新解释结果。
两种保护性策略：第一，人们通过相信世界最终是公正的来维持公正世界信念，认为从长远来看，公正终会出现；第二，人们知觉到的两种环境由两种不同的世界组成，一个是无辜受害者和不公正受益者组成，一个是自己的公正世界，大致意思就是虽然别人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是我作为一个“被选中的孩子”“钦定的那一个”，我肯定还是会收到这个世界公正相待的。
在八种策略中，因为非理性策略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远、对受害者的伤害也最为严重，因此学者们更多的着眼于这方面的研究，关于“受害者责备”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理性策略呢：阻止和恢复。阻止不公平的发生、帮助受害者恢复公平，这是我们作为理性人应有的选择。
“公正世界信念”和“受害者责备心理”还有这样几个值得关注的地方：第一，同类人中出现了受害者，更倾向于对其进行受害者责备。举个例子，指责被侵害的女孩子穿的少、不自爱的人，女性会更加激烈，因为看到一个无辜的女孩子被侵害，作为女性自己收到的心里威胁更大，她们需要更强大的心里暗示来缓解压力：她们穿的少才被强奸，她们卖弄风骚走夜路，而我，一朵纯洁美丽的白莲花，绝对不会遇到这种危险。虽然这与我们在网上新闻区下面的评论所看到的不同，这也是因为男性更愿意公开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女性只有在被调查的时候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造成了这种“幸存者偏差”。再比如，在朋友圈里玩命分享《我拉黑了朋友圈里所有的穷人》《致贱人：我为什么帮你》这些文章的人，真的是富人吗？真的是贵族阶级吗？绝不是，他们也就是比他们所嘲笑的群体境况好一些，从分享这些文章中就有了这种居高临下睥睨众生指点江山的快感。
第二，如果你自己成为了不公正的受害者，那么，你就基本不会倾向于选择“受害者责备”的策略。例如西方学者Cubela Adoric研究了长期失业人员和长期在工作中遭受欺凌的员工，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失业或者受欺凌是因为自己懒、笨，而很明显是社会经济的问题。同时战争受害者的公正世界信念得分更低,相信世界是公正的可能性更小。
同时，某些特殊的群体，如艾滋病人、第三世界穷人、肥胖病人、等有更强烈的污名效应，他们更容易受到“受害者责备”的困扰，因为许多病人的病因是由遗传基因得来，而并非不良的生活习惯。(Ebneter,Latner, & O'Brien, 2011; Rüsch, Todd, Bodenhausen,& Corrigan, 2010)
“公正世界信念”与“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和“相对剥夺理论” (Relative deprivation) 并成为“公平心理学三大理论”，西方社会在经历了自由主义道德观、康德的绝对主义道德观、卢梭的社会契约道德观、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道德观、罗尔斯的正义道德观、马克思的阶级道德观……等等这些从宏观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出发来研究公平、平等、正义的理论之后，开始从微观角度入手，从心理学、个人行为再到个人行为如何影响社会的角度来分析这一宏大的命题。
比如公平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斯塔希·亚当斯（John Stacy Adams）于1965年提出。该理论是研究人的动机和知觉关系的一种激励理论，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会感到公平、企业怎样赋予员工报酬才能让员工感到公平等等。那个著名的公平公式“Op/Ip=Oa/Ia”也就出自于此（Op——对自己报酬的感觉；Ip——对自己投入的感觉；Oa——对他人报酬的感觉；Ia——对他人投入的感觉）
相对剥夺理论讲的是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有时，即使某一群体本身的处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参照群体的改善程度，相对剥夺感也会产生。相对丧失感会影响个人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并可造成多种后果，其中包括压抑、自卑，引起集体的暴力行动，甚至革命。
总而言之，人类在追求一个更美好世界的路上，从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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