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不可怕，资本主义老龄化才可怕
（一）“老龄化”的辩证法
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出现老龄化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人均寿命三四十岁，极个别的盛世年代和物产丰饶的村庄，平均寿命才能上到六十岁（具体考证可以参见我国社会学泰斗许仕廉的著作《人口论纲要》），所以自然也不会有“老龄化”这个问题。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后生产力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以此带来的食物、饮水、居住、医疗卫生诸多条件的改善，使人均寿命大大提升，所以才可能会有“老龄化”这个问题。所以这跟消费主义一样是一个辩证法，我们首先要肯定生产力进步带来的人均寿命的提升，然后再分析以此引发的老龄化问题和对策。
相比于封建社会，老人的社会地位是降低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家族、宗族是社会重要的组成单位，而在这样的单位中，地位是依据年龄高低划分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就分析过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他们会依靠几个家族中年龄最大的老人来解决争端，当这位长老去世后，年龄次大的就会接替。长老还通常掌握着丰收时农产品的分配，可以说是集政治、经济、法律权力与一身。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老人的地位同样很高，几乎所有的封建朝代都讲究“忠孝治国”，家中的老人就是一个封建家族和宗族的核心。就像《红楼梦》中，别管贾政在外面当多大的官，贾母在家中也是说一不二的。而著名封建糟粕《二十四孝图》中，就有许多牺牲孩子保全父母的故事。
但是，老人普遍崇高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社会学有一个专门的“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来描述老龄化的问题：老人工作能力下降，体力、精力都难以与青壮年相提并论，创造的价值和税收减少，于是从社会维度来讲，会逐渐移除他们的社会角色，并让之后的青壮年填补这个空缺，从而维系社会的活力。
伴随于此，“年龄歧视”（ageism）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特有的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商业社会充斥着对老年人带有歧视性的刻板印象：比如工作能力下降、倚老卖老吃福利、无所事事的退休生活等。事实上，脑力劳动领域，在65岁到80岁之间的人种，只有7%的人表现出了明显的衰老症状；六十岁以上的出勤率——体现工作努力程度的指标——高于整体平均值。许多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通过立法来规避招聘、培训、晋升、薪酬、留职、福利中的年龄歧视——一如对待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一样。
为什么会从封建社会老人有着一丝带有“神性”的天然权威，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年龄歧视”？这是一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问题：古代农业生产中，个体劳动者的个人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老人虽然难以从事农业重体力劳动，但是其一生积攒起的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足以指导青壮年的生产活动。同时在日常生活如医疗、风俗习惯、口述文化与历史、民间娱乐等领域，经验主义的传承在古代社会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指的就是这些身经百战的老人们宝贵的“人生经验”。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工业流水线生产，还是当今的信息社会，老人个人的经验显得微不足道，而又不能像新鲜的劳动力一样提供充沛的剩余价值，老人这一群体自然被主流社会所驱离，就像北上广深对于不再“廉价”的劳动力的隐性驱离一样。
（二）“转移剥削”现象
但是，正如我们上一篇讲母亲这一话题中所说的，有许多付出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老年人非但不是社会的负担，反而在家庭再生产这一层面为社会作着默默的贡献。比如对身体欠佳的伴侣提供的无偿的、非正式的照顾，为政府的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支出减轻了巨大压力，但这样的付出，是无法在市场上用金钱来衡量的。
再比如许多家庭婴幼儿的抚育，很多责任是祖辈这一代承担的。这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一个普遍现象：年轻人的生育成本，一部分转嫁给了家庭中的老人。因为城市白领普遍工作太忙，而国家和社会的抚育体系并不完善，因此上一辈父母承担了相当多的此类职责。专门有一个词“老漂族”，来形容这些为了孙辈的抚养，不得不离开家乡，而跟随城市子女生活居住的老人。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数字，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社会问题。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孤独的老漂与陌生的城市》中描写过“老漂族”的生活：“为了支持子女事业、照顾第三代，张燕离开老伴，只身北上。她这样的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有人说，老漂就是城市白领打工者的附属牺牲品，从小地方到大城市，虽然生活水平提升了，但精神孤独却堪忧。张燕来自山东青岛，是居住在北京燕郊已3年的老漂族。早上6点半，天还黑着，她拉着小车去菜场买菜，然后准备一家人的早餐；上午9点，开始打扫卫生、洗衣服；下午4点半，接孙子放学，然后给儿子一家人做晚饭。只有到了晚上11点25分，她才能给远在青岛的丈夫打个电话，互相问候。她对儿子说：‘你漂，我就漂。’”
《看天下》也有一篇报道写“老漂族”的困境：“把陈显兰送到女儿家中后，陈显兰的老伴就自己回老家了。‘家里有地，还有90多岁的老人要照顾，实在走不开。’田慧芬和金秀琴的老伴也都在老家，夫妻俩长期分居。‘没什么事平时基本不联系，电话费贵啊。’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陈显兰从来没有自己坐地铁出过门，也‘不想学’。最远的一次是带孩子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有时跟老伴一起，带着外孙女去商场玩，也从没买过任何东西。他们不在乎一双鞋、一个包的价格，只关心哪里有喷泉、有长椅。女儿下班会经过那个商场，陈显兰有时在二楼摇着手臂呼喊，女儿听见了，却没有抬头，匆匆走上电梯。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老漂族”这一现象的本质，无非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代年轻人被工作榨干，于是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成本——家务、养儿育女，就只能由老人来承担，就相当于把自己受到的超额剥削部分转嫁给了上一代人。有一种说法叫“转移支付”，我类比着发明一个词叫“转移剥削”。这里都市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都为了生活竭尽全力，整个社会的活力也因此受损，而坐收他们剩余价值的就是加班不给加班费的老板和公司。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指出，当今社会发生了“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权威”代际关系模式转变，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倾向于子代。这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今的老人们不能在社会生产中创造价值，也不会像（贫穷的）年轻人们透支自己去拥抱消费主义，所以他们就成了彻底没用的那一批人，传统家庭模式也随着经济主导权的转移发生了转变。
（三）“人命”的生意
为什么资本主义老龄化是可怕的，因为资本主义能用金钱异化一切，能把所有东西做成生意，包括“人命”。
我在香港读研的时候，有一门专业课叫“商业道德和市场规范”，第一章就叫“市场经济道德”。第一节课上老师就让我们讨论了一个案例：妻子病重，丈夫去镇上唯一的一个药店买药。每次都买一样的药之后，药店老板起了坏主意，他把药价提高了一倍，理由是这个药品已经库存短缺，根据供给原则，他涨价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当药店老板第三次涨价之后，丈夫已经忍无可忍了，在一天晚上盗窃了这家药店，偷走了所有他妻子需要的那类药。第二天丈夫就被警察抓住，因为盗窃罪被判刑。在课上讨论的时候，意料之中的，大家分为了两类观点，一种认为这个奸商趁着别人生病坐地起价，支持丈夫的行为；另一类观点认为，无论如何盗窃都是不对的，触犯了法律就应该受到惩罚。
国产良心电影《我不是药神》讲的就是这一个矛盾，虽然在电影中医药代表是个标准的反面形象，我相信肯定有人会嘀咕：人家明明申请了专利，科研费用成本都是公司承担，不管怎么说盗版总是不对的吧？另外警察局长一句“法律就是法律”也并不是想象的官话，毕竟法律是最基础的社会共识，对走私的打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情理之中。那我们不禁要问，病人吃不起药濒死的困境，究竟要归罪于谁呢？
这种对立其实是超越了法律，甚至超越了道德，上升到了价值观的冲突。资本主义价值观是什么，尊重看不见的手，市场决定一切。就是那条“供给-需求”曲线，需求越多价格越高客观规律。同时资本的存在就是以增殖为目的的——说白了就是赚钱——但这个钱从哪里来赚，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约束。就像电影里假药贩子说的那句，救命的药你定价多少钱都有人买。再比如最近一些舆论也认为，杨白劳借了高利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尊重契约精神”理所应当。
那么问题就来了，有什么需求比“人命”的需求更迫切呢？这是一个可以无限抬价的市场。对于一个濒死之人，对于医疗和药物的边际需求是无限大的，你的家产有多少，你不会想着省钱不去换你的命。所以这时候资方想怎么割你韭菜就怎么割你韭菜，这就是市场经济在“人命”面前调节失效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又叫做“冷血主义”。一些“封建遗老”比如说教皇或者大喇嘛都在批判资本主义，虽说不代表宗教有多先进，但是至少可以体现出这种残酷性已经被大家所公认。
资本的逐利性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其本质——吸血。马克思有两段关于资本非常经典的评论，一句就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另一句是“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豪不畏惧。”——所以说，把救命药卖到四万一瓶，真不算什么。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们总是喜欢用“客观规律”来说事情：我卖这么贵的药，因为我的药就值这么多的钱，这是专利，有本事你去别处买啊；就好比你劳动者拿这么低的工资，天天加班没有加班费，这是经济规律啊，整个市场上的公司都是这么低的工资而且没有加班费啊，你不想在我们这里干了欢迎去找，能找到算你赢。OK ，他们说的完全正确，救命药能卖这么贵确实是市场行为、经济规律；把劳动者工资压在贫困线上也确实是资本主义法则。但是，十九世纪中三年一次小经济危机，五年一次大经济危机，十年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同样是经济规律。为什么呢，因为劳动者穷啊，买不起东西啊，资本家们都把剩余价值赚走了，但他们又承担不起多少消耗，工厂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自然就来了呗。劳动者的反抗也是客观规律啊，就像在医药公司门口抗议的的病人说的，我们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怕什么呢？年轻人被压榨得太惨，不愿意生孩子了，那未来经济等着崩溃呗。所以资本主义框架下，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老龄化只是其中之一。
美国等发达国家，对药品的研发都是有大量的财政资金的支持的，新药研发失败的成本并不是医药公司完全负担的，但是成果却被医药公司独占。曾经有议员提出过公共资金参与研发的药物不设专利一说，但是在医药公司支持的游说集团的操作下胎死腹中。用纳税人的钱支持开发新药，专利归医药公司所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精神啊。
在中国虽然医疗产业没有完全市场化，但最赚钱最一本万利的生意，除了跟地皮相关的，大概就是卖药（保健品）了。看看权健，看看天狮，通过保健品/药品的直销、传销，建立起一个怎样的保健品帝国。
近期一个新闻，一个富豪的女儿花了650万美元上了斯坦福大学，并且在网络直播中宣传什么“只要有梦想上斯坦福不是梦”之类的狗屁鸡汤，结果因为材料作假被学校开除了。这本来是一个“资产阶级贵族世袭”的故事，大家看看热闹也就散了，但是伟大的网友们就开始扒这个富豪家族，结果发现他们三代就是靠卖声称能治疗脑血栓的药起家，而且涉嫌大量虚假宣传、回扣甚至行贿等问题。
1995年，步长制药成为国内第一家公开为处方药打广告的药厂。面对一众听不懂脑血栓专业名词的患者，赵涛的方法是把脑血栓简化为“头晕”、“目眩”的通俗说法，用200万广告费换来了5000万元的销售额。1998年，这一年恰逢省级电视台陆续开播，赵涛便狠砸1200万元，在全国12个地方卫视狂做广告。结果，仅凭步长脑心通一种药物，步长制药当年的业绩翻了一番，逼近5亿元。
对于家族企业这份成功，赵步长总结为，一是一切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起步不做大生意，不做国外的生意，中国农民有9亿，只要抓住这个大市场就不愁没饭吃。二是农村包围城市，从电视广告开始，步长在全国各地建立起200多个分支机构，依靠几千人的营销队伍逐级推销，打开中小城市和农村市场。2001年，赵涛在山东菏泽成立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他后来被很多媒体称为“山东首富”的原因。在2018胡润百富榜上，赵涛家族以320亿人民币资产位居第82位。而赵家老二，赵涛的弟弟赵超这些年也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他的提案是：加强对中药注射剂的推广和再评价。
都是老农民的血汗钱，铺就了富豪世家的斯坦福之路。
还是那句话，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随随便便市场化的，有些就是不能用钱去衡量，一旦资本要去给“人命”标价，就会出现重重问题。“以房养老”提了好几年了，目前来看问题重重。比如这一则新闻：《成都以房养老第一人自称后悔：自己的钱都难支取》：
钟大爷介绍，搬到这里头几个月，他仍照旧领着低保，“开始说每个月700块钱生活费，我没有拿。”目前，他每个月可以领到1000元出头的“退休工资”，是去年7月在社区帮助下，一次性购买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购买费用由民政报销一部分，“钟大爷专账”支付10000多元，“他们承诺得好，说生老病死都由他们负责，(拿我的钱)帮我买了保险叫他们负责吗？买了‘工资’过后，就没人管了。”钟大爷说，“专账”里的钱都是他的拆迁补偿款和奖金，并非社区给的钱。
日常生活起居，社区也比较粗心马虎……站了不多久，钟大爷说去自己家坐坐，他的脚累了。早年，钟大爷因为绊倒落下残疾，右脚行动不便，出门都靠手推车，“就这个车子，我想换成轮椅，找他们要钱，他们说怕掉了，不给我买……”钟大爷的租住屋只有30多平米，堂屋没有卧室大，而卧室只摆放着一张1米宽的床、一张小桌和一台书柜。堂屋里的灯泡坏了，还没人来修，“每周一和周五有人来帮忙打扫卫生，想等他们来了再换，前两天公司说换人了，结果昨天没有来。”钟大爷所说的公司，是由社区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服务机构每周派人来照顾钟大爷两次，每次半天时间。
类似的问题在上海已经出现过很多例了，大致就是老人和保险公司谈好了“以房养老”的价格，保险公司和养老院合作，给老人购买一定费用的养老服务。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房价不断在涨，通货膨胀每年也都一个台阶，但保险公司给老人每月的收益都是合同签好恒定的，这几年来上海护工的价格几乎翻了一倍，所以养老院的服务也就缩水了一倍，很多老人一个月都没洗一次澡。
有人吐槽说，前半辈子拼命赚钱还房贷供房子，后半辈子把房子抵押出去养活自己。是啊，真相就是如此荒谬，我在《房地产市场批判》这篇文章里分析过，用房价割老百姓韭菜的，除了地产资本家外，还有金融资本家，房贷利息是一笔分厂客观的数字。现在到好，老了老了把房子交给保险公司，房价上涨的收益、房产孳息的收益这些全归了保险公司，一头一尾都被金融资本砍一刀，堪称“善始善终”。
（四）社保与医疗的困境
就是在养老和医疗的领域同“人命”挂上了钩，资本才会这样为所欲为。众所周知，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最赚钱的三大行业分别是金融、法律和医疗。微博上有博主公布过美国医生的收入：
根据博主查证的该医院的IRS税表：“院长(叫主席)，一年合计收入690万美元。副院长，一年合计收入370万美元。胸外最好的专家，底薪(不算绩效等等)是141万美元。器官移植最好的专家，底薪(不算绩效等等)是124万美元。神经外科最好专家，底薪(不算绩效等等)是179万美元。而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是4万多美元。一年赚20万美元的人是前5%高薪。”
网友@baskice 曾经在美国参与过药品研发的项目，这里引用一段他的文章：
我曾学习微生物与遗传生物学，我的教授研发出一款靶向免疫抑制药物用于器官移植。教授在学校基金的投资下成立了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在我入组的时候开始出售给大型药厂，我离开前卖掉了。这个问题我应该有资格回答下。
新药研发成本确实高，但这有好几个药厂/华尔街故意隐瞒了的信息：
目前新药研发的主力军是联邦政府资助等公共资金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大学等学术界人才，而不是药厂。（1）药厂会经常误导性的把政府资助的研发时间和花销，也在宣传中加入一并加入。显得花销倍增。（2）药厂最大的成本实际上是临床试验。研发只参与最后收尾，甚至整个研发成果是从小公司/大学收购而来的。
尽管药物开发中有大量公共基金参与，但最终药品研发只有药企说了算。对于那些患者基数太小，付费能力差的病。药企一律不会去花钱。
在学术界提供了一次性治愈和长期维持两种选择时，药企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投资长期维持药，而不是治愈药。因为只有让病人长期续命，才能不断榨取病人钱包。
即便是别厂研发，完全无研发成本的老药。在能提价时，药厂一定会提价。典型例子是前几年做的特别过分的达拉匹林，这药当时只有一家药厂还继续持有生产许可，一华尔街来的马丁-什克雷利把这药从13美元拉到750美元。这人因为做的太过分被媒体到处批判，最后因为其他地方非法行为被关监狱去了。但其他翻倍，翻4倍的药完全没有报道。
大型药厂和华尔街联合游说，使得美国FDA制定了过于严苛和冗长的审查标准。这直接阻绝了小型药企将新药提交上市的任何可能。对于大学、小型药企来说，目前只剩一条把有效药卖给大型药企做临床试验的道路。
（来源https://www.zhihu.com/
question/283464684/answer/436792376）
“新药研发的主力军是联邦政府资助等公共资金”“在学术界提供了一次性治愈和长期维持两种选择时，药企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投资长期维持药”“对于大学、小型药企来说，目前只剩一条把有效药卖给大型药企做临床试验的道路”——什么是吃人的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
还是那句话，有些东西不能市场化，有些东西不能资本化——教育是一个，医疗是一个。现在市场化遇到的种种问题，将来我们这代人老了之后都会为之买单。比如看这篇新闻：《又一廉价救命药现大面积药荒 药价未来或翻近十倍》：
作为冠心病和心绞痛患者的常用药，硝酸甘油一直因价格低廉、见效快被心脑血管病患者称为“救命药”。患有冠心病的刘先生说，“虽然这个药不是常用药，却是非常重要的备用药，一旦心绞痛发作，它可以救急。”百歌医学CEO李旸对中新经纬说，硝酸甘油虽然不是新药，但其显著疗效早已被证实。一位药店店员告诉中新经纬，2017年，100粒/瓶的硝酸甘油仅售六七元，属于廉价药。2017年以来，经历过两三轮断货的硝酸甘油，价格也逐渐翻涨，最关键的是很多患者根本买不到。
在中新经纬走访的几家药店中，仅有一家药店的硝酸甘油有货，但包装却变了样。该店工作人员告诉中新经纬，“硝酸甘油已改为15片装了，价格在25元/瓶，厂家告诉我们，原先100粒/瓶的太便宜了，已经停产了。”对于屡屡出现缺货的原因，有药店工作人员表示，一方面是有的药厂停产导致供应紧张；另一方面是药价飞涨，药店不愿意进药也不会备货。中新经纬在网上看到，规格为0.5mg×100片/瓶的国产硝酸甘油，每瓶价格从40元到68元不等，价格差距达28元。而一款美国辉瑞进口的名为“耐较咛”的硝酸甘油舌下片，一盒售价为398元到440元，每盒4瓶装，每瓶25片，规格为0.6mg。
其实，近年来，不只是硝酸甘油片，不少廉价救命药都曾出现价格上涨、供应不足的情况，包括去甲肾上腺素、西地兰等“救命药”以及维生素K1等临床常用的多种廉价药。对于一些廉价药市场短缺的原因，国家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发布的《2018年10月短缺药品检测结果快报》显示，维生素B1、葡萄糖酸钙、小儿氨基酸等药品短缺是因为企业生产线改造导致暂时停产。业内人士认为，“药荒”一方面是由于药品定价过低、利润过薄，厂家主动减产；另一方面是因为原料药短缺造成“垄断性涨价”，部分药企生产成本增加，生产能力不足。
就是我们上面说的：“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当你把“人命”相关的食物市场化之后，资本不从中大快朵颐，那它就不叫资本了。
草率的市场化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大量社会问题不是挣了多少钱这种上面上的元素能衡量的。我说一个现象，从河南河北到江苏浙江，基督教势力真的已经遍地开花，深入到了我国最基层的土壤。最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众多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教会，而且并不是因为家长信教，而是因为教会的免费食堂，完美的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子女在寒暑假的监护问题。这其中有一些家庭为单位的黑教会，但更多的都是正规教会，暑假随便冠一个什么“主日班”“圣歌兴趣班”“童声合唱团”类似的明目——免费，管饭——就这两点一般家长哪想那么多，麻溜就把孩子送去了，还打心眼里感谢他们帮了自己个大忙呢。这一现象在三四五线城市和县城乡镇最为严重，就北京据我所知都有好几个这类的宗教组织。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孩子放假在家我不放心，有个地方帮忙看孩子，还有免费的午饭，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从教会的角度，人家又不差钱，搞得就是意识形态渗透，别管当地土豪捐款还是美国梵蒂冈的黑钱，做几顿午饭不是九牛一毛？但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无异于把下一代拱手送人。
（图为某宗教人士朋友圈，展示的就是针对儿童的宗教活动）
所以说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曾经我们的机关单位和国企老厂，都是“前厂后院”式的布局，都是配备着医院、幼儿园、子弟学校，这样一来是职工离家近，方便照顾子女；二来大家都是一个社区的熟人，老师也更有责任感，幼儿园虐童这种事基本就断绝了土壤，很多老子弟学校的寒暑假，都会有教师值班担任起监护孩子的责任，顺便还能辅导一下功课。所以说不要老抱怨国企亏钱，医院、学校、退休职工养老这些全都抗在肩上，很多部分都是劳动者的福泽啊。有的时候亏了小钱赚了大局，全搞市场化就好了？医疗市场化了能有几个人看得起病？现在国家福利和社会抚育缺失，宗教势力就趁虚而入，这问题市场化能解决吗？
所以说，有的时候算账不能只算账面那么简单，我在《生而贫穷》第十二章里就说过宗教民族的问题，很遗憾被删了不少内容，细心读者会发现那一章后半部分好多句子不通顺，那是我故意弄得不通顺的，通顺了就好像显得没删过了。那一章就举过一个例子，被宗教极端分子残忍杀害的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么，曾经就当了三十年的国企工人，后来服从组织决定，转向宗教当一位阿訇，然后又三十年从阿訇当上了伊玛目、哈提甫，成为一名大毛拉。就说这样精耕细作、从基层培养出来的人，他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搬到哪里都心向着党和国家。2010年这位大毛拉接受采访时曾说：“失业是一个大问题。南疆地区大企业很少，一般效益也不好。喀什1970年建立的纺织厂，有8000人。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都下岗了。许多这样的国营企业，能解决很多人就业的，后来都倒闭了。这样社会上闲的人多，没有工作干，坏事就多了。”讲道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国企效益不好就要倒闭理所应当，但是多考虑一些当地的环境，拿这钱养一个国企工厂，跟军费、维稳、安全费用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吧？没有工作，总不能饿死吧，所以当地青年纷纷加入语言相通、民族相似的恐怖分子训练营，还普遍灌输了这种思想——是汉人的压迫让我们穷苦如斯、没有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借助于市场化，老龄化这一困境如何解决？其实钥匙就在本文标题之中，资本主义老龄化才可怕，那么社会主义老龄化不可怕。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资本“用钱买命”的价值观框架内，我们曾经建立起的，国家承担养老、医疗、教育部分职责的全民福利体系，是时候需要重新考虑来解决“老人不敢老、年轻人不敢生”这一困境了。同时，我国医疗工作人员同样面临市场化的困境：一方面基层医疗工作者待遇过低；另外一方面医患矛盾激化。这其中的解决方案，同样是需要国家来去承担更多的福利指责，具体的问题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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