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民间故事认为：一个人会死亡两次，一次是肉体死亡，一次是被人遗忘。王佳佳法官既然是值得全国人民纪念的“如春风一般的法官”，就应该保留她生前所有的判决书、庭审录像，号召大家学习庭审记录，从而普及法律知识，给全国人民上一堂法治课。而不应该人一走、茶就凉，相关内容连夜下架了。就比如这篇纪念文章吧，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纪念一个重要的国家公职人员，大笔墨落脚点竟然是喂流浪猫、做唇膏、“朋友圈大型种草机”，这究竟是赞美，亦或是阴阳怪气呢？作为人民法官，自然是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春风”。文章中强调的对同事、保险公司、流浪猫的“春风”不算真正的春风。就好像祁同伟因公殉职了，汉东省的纪念文章的都是他对程度怎样好，如何关心山水集团的工作，如何安排村里的野狗拿到警犬编制，难道不觉得很奇怪吗？你是写一个兢兢业业的人民法官呢，还是小红书网红自我介绍呢？既然是写“人民法官”的纪念文章，那重中之重必然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结果纪念文章中为人民服务的相关内容却并不是重点，唯二举的跟工作相关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去保险协会参会。然而我们都知道王佳佳法官生前最后一个案子恰好是跟保险公司有关……这就很难评这篇文章到底写得好还是不好……依我看这篇纪念文章，全篇都充满了对女性职场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建议打回重写，重点写一写人家的职业生涯。王佳佳法官遇害，官方披露的信息煽了几千字的情，唯独没有跟案件相关的有效信息。就好像“数学天才”姜萍，她家村口的老母鸡都曝光了，唯独没有体现数学能力的内容。如此一来，舆论能不议论纷纷么？现在各种说法纷纷杂杂，我见过最多的一个传闻就是“老汉主张18000，被告愿意赔12000，最后判决9000”。但是我查破天，也没有查出“被告愿意赔12000”这个说法出自哪里，因为关于王佳佳法官生前最后一个案子的官方信息披露一点没有。斯人已逝，如果“愿意赔12000”这是一个谣言，我们难道不应该及时辟谣吗？难道不应该用最全面、最彻底的信息公开公示，去让那些恶毒的谣言和质疑无处遁形吗？现在我能查到的唯一一个信息就是抓了一个造谣者，他造了什么谣，是不是这个12000，不知道。这与“姜萍事件”一样，阿里巴巴至今还在装死，达摩院流量赚得盆满钵满不知道躲哪偷着乐了，留下撕裂的网友和舆论一地鸡毛。但凡阿里能够披露一点证明姜萍数学能力的证据，何至于吵得沸反盈天？但凡法院能够披露王佳佳法官生前断案细节，何至于让死者经受这样多的拷问？纪念王佳佳的文章和当年报道姜萍的内容，一个煽情，一个煽动，堪称新闻学的魅力时刻。看权威媒体怎么写新闻的：特别强调了“中专”“唯一女生”“北大、清华、剑桥等名校”，直接触及当前网络最大流量密码：性别、学历、名校、越级打怪。谁说学新闻没有用啦？这不用处大大滴嘛！没有学新闻的这么写，姜萍也绝对不会这么火。这都是媒体的真才实学，张雪峰这种人就是无知者无畏，懂流量、会炒作难道就不是本事吗？这在互联网时代可是安身立命的大学问！咱们都得虚心学习。我认为，反对“剖腹自证”是针对普通人的，比如造个黄谣，我说你怎样怎样，你怎么自证？不可能。但是对于上位者们、对于垄断公司、公权机关、权威媒体，就应该质疑，否则就没有鼠头鸭脖的事了。他们那不叫自证，叫信息公开。对于官方来说，信息公开，让逝者不被诋毁、不被遗忘，普及法律知识、推广法制建设，这就是最好的纪念。而对于我们来说，学习逝者留下来的判决书、庭审材料，就是最好的纪念。我很欣慰地看到，现在社交网络上众多网友纷纷自发学习起王佳佳法官生前的判决书，这就是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绝佳体现。大家通过对王佳佳法官判决书的学习，在网络上热切讨论“误工费应该按照住院时间算，还是医嘱休息时间算”等相关问题，科普了大量法律常识，这种学法、懂法、知法的精神，不就是最好的纪念嘛！尤其是对于自由职业者、灵活务工者、进城农民工（部分时间在城市打零工，部分时间在农村务农），他们的误工费应该怎么算？是否没有劳动合同就不能赔偿误工费了？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探讨，这些都是给群众科普法律常识的途径，这些都是可以推动法治进步的手段！有感而发，想起了白居易的名诗《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首诗前半段描写了农业生产的劳苦，中间重点写了“抱子拾穗”的妇人，最后是作者的感慨“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为什么白居易会“念此私自愧”？因为他不从事如此辛苦的劳动生产，但他还可以“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最关键的是，他的“吏禄”，是贫妇人交的税，以至于“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他愧的，是自己的优越生活，是建立在如此多人几乎活不下去的境遇之上。没有唇膏，没有流浪猫，白居易共情的永远是最平凡最劳苦的普通人民。正好在上一篇文章《警惕！必须要重视治安问题了》中我谈论的也是同一个话题，我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建立起对劳动人民的基本共情，因为我们同样都是无产阶级。我们虽然是脑力劳动者，不用卖血汗，但都要有“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的觉悟。而对于上位者、精英阶层，我对他们是没什么太多指望的，正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但我想把“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句分享给他们，但凡尚有心肝者，或许会有所触动。在上一篇文章的结尾处，我特别强调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寄生虫》这部电影。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寄生虫》结尾处父亲为什么暴起杀人，这就是很危险的信号，电影都看不明白还能指望现实中的共情呢？我觉得我们没有引进《寄生虫》这样的好电影真是一个损失，它通篇没有提阶级，甚至所有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阶级意识”，但通篇都在展现“阶级矛盾”。建议大家多看几遍，尤其是在乱纪元即将来临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怎样才是最好的纪念？那就是全面关注、积极讨论。如果看到人民群众都在热切讨论法律知识、科普法律条文、监督法治建设、促进法律体系的进步，相信王佳佳法官在天堂也一定会露出笑容。相关阅读：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究竟是“人民的名义”，亦或是“权力的游戏”？◆

《逆行人生》全片，都在直面一种现实主义的恐怖，这是电影最有价值的部分。影片从头到尾都有一个没有正面展示过、但是贯穿整个核心剧情的角色，无时无刻都在主角耳边默默低喃：您有新的订单了……您的订单即将超时……您的订单已被用户取消……令人不寒而栗这声音无时无刻、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尤其是在主角团刚刚完成一项任务，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正在放松身体与精神中，忽然这个声音就某个“不可知的深渊”中响起，让你发现刚刚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假象——这就是为什么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能给我们一种恐怖感，因为越真实，就越可怕。这个声音叫做“系统”。电影中最恐怖的情节莫过于那个“笑脸计划”，无论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都必须要第一时间对着那个“不可知的声音”的摆出笑脸，嘴角的弧度还得达到要求，否则就会被降下“神罚”——封号三天。主角高志垒正在低血糖中，还要对着摔碎的手机屏幕从哭脸中挤出笑脸，这一幕我愿称之为国产现实主义恐怖的巅峰。克苏鲁神话三大特点：不可直视、不可描述、不可接触——这不就是困住外卖员的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争议不断，看我这两天的微博，我发一条赞美了一下开幕式中的亮点，然后就被质问“收了多少钱”“跪舔西方”；我又发一条吐槽了辣眼睛的内容，然后就被指责“不尊重多元化”“不理解艺术”。这个开幕式包不包容我不知道，反正网络舆论环境是一点也不包容。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做“非此即彼”的二极管，一个长达四小时的盛会，有闪耀的亮点、也有闪瞎的雷点，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情吗？远了不说，就说我们每年的春晚，往往都是艺术成分极高的舞蹈类节目，和看了之后气不打一处来的语言类节目相并存的。所以咱们最好就事论事，我说这些好看、那些辣眼睛，我都举出例子讲出理由来；你也可以说这些辣眼睛、那些好看，也说出理由——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种主观审美的自由。但是最不应该的就是动不动扣大帽子，这就是“大殖子跪舔西方”那就是“歧视同性恋”。上一篇文章《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多元化”盛会还是“辣眼睛”作秀？》主要抨击了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一些“邪教式的刻奇与哗众取宠”的元素，本文说一说开幕式中最闪耀的亮点。无关于政治立场，很多视觉元素好看就是好看、难看就是难看。比如我最喜欢的、法国大革命的段落，古典主义三角形构图，浪漫主义色彩和光影，多么美啊！这一幕的演员也不一定都是俊男靓女，但是服饰干净整洁，气质积极向上，这就够了啊。那些LGBT的内容简直跟整个开幕式的审美格格不入，强烈怀疑这才是真正歧视性少数群体。言归正传，今儿不聊屁股的事，我们来看一看洗眼睛的美。这一段表演包含了多重的革命元素：首先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断头王后）；其次，《自由引导人民》这幅画作是法国1831年七月革命；而音乐剧排练的《悲惨世界》中的革命是1832年共和党人起义；后面的节目中还有巴黎公社的女战士。这些都是“革命老区”的革命传统。最最经典的还是这个场景：断头王后在巴黎旧监狱（象征巴士底狱）里，唱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然后“刺客信条”装扮的火炬手遥望着监狱——曾经的关在巴士底狱的人民现在自由地站在外面，曾经的统治阶级在巴士底狱里提着头唱革命歌曲。这叫什么啊朋友们，这叫杀人诛心。法兰西不愧为革命老区，把统治阶级吊路灯的这一段历史，光明正大地展示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这是何等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须知，玛丽王后、路易国王也是法国历史的一部分，法国也曾是天主教最重要的基本盘，但是开幕式上没有展示法国这些“传统文化”，没有选择从太阳王路易十四、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角度去叙述历史，而是以大革命作为现代法兰西合法性的开端，这是值得高度赞扬的选择。做个简单类比，大致相当于我们奥运会开幕式，出现了穿着中山装的溥仪形象，然后高呼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或者一个崇祯皇帝，挂在歪脖子树上荡悠~荡悠~荡悠~，并唱着当时的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我这个比喻一点都不夸张。断头王后唱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歌曲Ça

我劝大家先放一放迫不及待想吵架的心，先耐心听我讲一段LGBT文化史的沿革历程，然后自然会对标题提出的问题有一个确切的答案。首先，开幕式中法国大革命的段落让我感到热血沸腾，直接表达法国人民筑起街垒，把统治阶级吊路灯的历史，不愧为革命老区的伟大传承。这些内容我会单独写一篇文章。本文集中关注中国观众在社交网络普遍抱怨“辣眼睛”的片段——LGBT+的相关内容，比如图书馆3p、异装舞蹈等，让不少网友表示颇为不适。甚至于有网友总结出，各国官方的解说员都在这个情节中，表达了“震耳欲聋的沉默”——就连法国自己都是。整部开幕式的主线就是法国文化大巡礼，这一段致敬的法国大师导演特吕弗的代表作《祖与占》，这部电影之经典，让《戏梦巴黎》也频繁致敬；同时也有另一位大师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代表作《法外之徒》的影子。现在社交网络上介绍特吕弗和戈达尔，通常用“新浪潮”这个名词，我觉得这个名词还不够，他们就是旗帜鲜明的左翼导演、革命导演。我在骂王家卫的这篇文章《王家卫的背叛》开头就讲了这两位大师的故事：1968年，由中国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高潮传播到了法国，革命老区法国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拿起武器、构筑街垒、学生工人市民大串联，希望重现巴黎公社的荣光，史称“五月风暴”。而五月份正值一年一度戛纳电影节举办，在电影节现场，知名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又译为楚浮）跳上主席台大声疾呼：“我们的人民正在受苦，而你们却大言不惭地坐在这里夸夸其谈！”随后特吕弗发出呼吁：拿起你们的摄影机，走上街头，去拍摄人民，去拍摄革命，去拍摄历史！他的呼吁获得了在场电影人的热切响应，戛纳电影节评委纷纷辞职，参展影片纷纷申请撤展……让·吕克·戈达尔、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阿伦·雷乃、米洛斯·福尔曼、克劳德·勒鲁什等等这些在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宗师们，也都纷纷表达了对特吕弗的支持。未到戛纳现场出席电影界的查理·卓别林、斯坦利·库布里克、罗伯托·罗塞里尼、奥森·威尔斯和路易斯·布努埃尔也联名发信，表达了对现场电影人们的支持。卓别林大师特别声明，如果有电影人因为抵制这次电影节而受到法国当局的迫害，那么他将永久收回自己被戛纳电影节收藏的电影底片拷贝。最终，这一届戛纳电影节被迫取消。戈达尔对此评价说：虽然电影人放弃了奖项，但是我们赢得了历史！在其回忆录中，戈达尔骄傲地宣称：“我革过戛纳的‘命’！”这就是法国这一段文化的革命道统、左翼文脉，能够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能够让大家重温那一段历史，我是倍感欣慰的。但是，也必须指出的是，对于那个时代文化大师们思想的复现，过于肤浅、过于单调，局限于“形式主义”的模仿与致敬，甚至有一些“修正主义”的意味在。左翼革命者们反对封建卫道士式的桎梏，是生活与社会方方面面的【解放】，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同性恋、性自由和滥交。为什么左翼的先辈们会拍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因为欧洲因为宗教原因，有着两千年迫害同性恋的历史，比如王尔德、图灵的故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两位人类历史上闪耀的灵魂，都因为同性恋而入狱。但是，对中国观众而言，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迫害过同性恋，甚至我们历史上对于“龙阳之好”之类的同性之爱，都是非常宽容和包容的，所以很难带入理解欧美文化中的“拨乱反正”。简而言之，所谓“新浪潮”中诸多同性恋题材作品的内核是反封建、反教会、反右翼。最为关键的是：欧洲进步主义浪潮为同性恋发声，是建立在更大框架下为一切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发声之下的，一个很细分领域的内容。无论是特吕弗还是戈达尔，他们又不是只拍同性恋啊，他们还拍过很多弱势群体、无产阶级、穷人、边缘人口的内容。那个进步主义激昂高歌的年代是全方位的进步，包括一切弱者、被压迫者、穷人。我在《日本“共产主义阵营”的四次大分裂》这篇文章中提到过一点，日本对于残疾人士的保障，是日本新左翼领导的运动，是轰轰烈烈的日本文化大革命之下的一个很小的成果——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知识点是，60年代进步主义对“弱者”全方位的拨乱反正，是建立在以全面清算法西斯主义为目的的基础之上的。需知：被纳粹关进集中营的，并不仅仅是犹太人。纳粹集中营大屠杀发生年代较近，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有组织、有规模的“工业化屠杀”，所以数据材料齐全，在史学界没有任何争议，以下是纳粹集中营牺牲者构成：共死亡一千二百万人——六百万犹太人；四百万苏军战俘；一百五十万西欧共产党人、工会积极分子、左翼游击队员；几十万吉普赛人、黄种人、妓女、残疾人（同性恋被认为是残疾人的一部分），这几十万中还包括“懒惰的、不努力工作的人”。敲黑板划重点了啊，纳粹可是会把“不努力工作的人”送进集中营的，现在社交网络上有些人尬吹元首简直笑嘻了，真希特勒来了你上班摸鱼都得被抓起来。再举一个东方的例子，日本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红小将”一代宗师坂本龙一，其电影代表作《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就是一部同性恋题材、内核是反战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的作品。那个年代一系列作品中的同性恋都有强烈的解构主义象征意味——解构右翼、解构法西斯、解构父权制。对于现在的“政治正确”乱象，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犹太人对于大屠杀的“遮盖”，就像LGBT对于整个进步主义的“遮盖”一样，都是以一个部分取代了整体。所以，对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我很欣喜地看到了法兰西革命灵魂的传承，但也悲哀于LGBT“修正主义”对于革命思想的剥离和矮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滥交和异装癖的狂欢节，对同性恋的【解放】是在一切剥削和压迫之【解放】的内核之下的，而不是要用辣眼睛的视觉刺激让大家忘记【解放】和【革命】所超广义的范畴。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法国的“左”搞滥交异装癖形式主义狂欢；中国也有不少所谓的“左”公开叫嚣“为了民族复兴必须996”“以大局为重工人不能获得罢工权”，咱谁也别嘲笑谁。正视问题，inner

最近的两个热点“萝卜快跑”和“延迟退休”要联系起来看，背后是一个共同的矛盾。早在一年前我就把延迟退休的问题和AI技术发展的问题，二者联系起来写了一篇文章《“银发红利”，延迟退休，AI时代，与“羊吃人”》，因为这背后的根本矛盾是一致的。正好，这几天智能驾驶“萝卜快跑”和延迟退休话题先后成为热点，这种表面上的巧合背后就是更深层次共同原因的推动，以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类似的新闻。正如我在一年前文章中所说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一组矛盾？AI时代本身就要代替大量的劳动力，本身就不需要那么多劳动人口了，那为什么要延迟退休呢？延迟后的工作在哪里呢？一边是35岁就要被裁员、找工作要被歧视、无法考公考编，一边是要干到65岁才能退休，那么工作机会在哪里呢？我们小时候要唱“春天在哪里”，35岁之后要唱“工作在哪里”……是啊，工作在哪里呢？这涉及到两个“社会运转的本原逻辑”——第一个是我在《“996”是民族复兴的最大动力》《详解李佳琦的“世纪之问”：我们为什么没涨工资？》这两篇文章中所讲解的知识点：资本主义会把大量人口压在“边缘失业线”之上。第二个“社会运转的本原逻辑”就是本文要展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是最冷冰冰事物，它不是善也不是恶，它永远只是在为自身的增殖而驱动。资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我们看那些富人们挥金如土纸醉金迷，但他们没有自己的主观意志的，他们只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行尸走肉——灯红酒绿生活的代价就是要出卖自己作为人主体性的灵魂。所以纪录片《美国工厂》的结尾部分曹德旺用AI+机械臂来替代工人，不是因为他本性恶或怎样——虽然他本性确实也很肮脏——而是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的：成本更少、收益更高。如果白人更便宜他就会用白人，如果黑人更便宜他会毫不优惠换成黑人，那现在机器人更便宜了，凭什么不能用机器人？毁灭你，与你何干？这背后的一个本质问题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并不归自身所有。AI是用什么训练出来的呢？是学习所有人类共同的【劳动生产实践行为】——画手画画、司机开车、工人流水线生产，这些都是AI所学习的劳动实践。这种行为属不属于【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新时代新形势理论也得更新，我认为【劳动生产实践行为】也是属于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用全体人类【劳动生产实践行为】所训练出的机器，其所有权并不属于劳动者自身，而是以一种狭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式被少数几个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当代版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拥有AI【法律意义所有权】的资本家或者抽象的大公司集合，他们不会去亲手画画，不会去跑出租，不会去流水线打螺丝，但是使用最广大劳动者【劳动生产实践行为】训练出的AI，其所有权和收益权都是归少数人、少数垄断公司所有的。更进一步的，曾经的“罗绮”并不会让“养蚕人”失业，但是垄断公司训练出的AI，可是实打实的挤占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而且这个趋势在未来会愈演愈烈。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二百年前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中，无产阶级的劳动会产生一种“异己的力量”，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自身——这就是【异化劳动】的罪恶之一。马克思的时代这种“异己的力量”还是以一种间接的、抽象的方式来表达，而现在这种“异己的力量”已经赤裸裸地表现为剥夺工作机会了。或许这是资本主义内毁本质在新时代的最新式的表达——连人和劳动的自身都毁灭了。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一个很冷酷的现实就是，当我们90后00后们老了之后，不是在跟同辈人比生产效率了，不是你比隔壁老张头干活更勤快就能找到工作了；也不是跟下一代人比“卷”，不是你忍辱负重比校招生更听话35岁就不裁你了……也就是说，如何发挥出神奇的“银发红利”呢？答案就是人要比机器更便宜：我们老了之后要比显卡的损耗便宜，要比电费便宜，要比机械臂的折旧便宜，这样我们才有被曹老板们雇佣的机会。没有办法，你总要活下去吧？想要工作，就得降低成本。在未来，“人肉电池”将会是一个褒义词，代表着你很“贵”——至少跟机器运作的成本一样“贵”。“银发红利”，恐怖如斯。本文不是在制造焦虑，而是严肃认真地分析未来存在的可能性。除了“人肉电池”这一条路，其实还有一条更光明的道路：这一条道路也很容易想象，生产力的大发展必然会带来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这个未来相当光明，如果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得好，未来老龄化都不用发愁了，直接AI+机械臂模式取代几乎所有人类劳动，别说老年人不需要工作了，年轻人的工作压力都大大减轻，大家“剥削”机器人就好了。甚至还可以更畅想一下“新能源+AI机器人”，能源和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再为全体人类服务，这不是就共产主义社会吗？但是你会觉得我在说笑：想想都不可能，因为“所有权”都是资本家的，机器人和AI也都是为权贵们服务的，关我们什么事呢？没错，恭喜你已经学会抢答了，答案已经在上文中写出了，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并不归自身所有”。怎么办？答案也呼之欲出，AI时代走出“自毁结局”的唯一解法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本文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取了狭义中的狭义。因为本文中所探讨的AI时代的版权问题，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知识产权”，我个人认为用“资产阶级法权”更恰当一些。虽然这还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定义，但我相信未来这个问题还会被广泛讨论，“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一语境下的运用，会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我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按劳分配”“知识产权”和狭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区别：一个画手为游戏、电影、动漫绘图，并获得了相应的报酬，这是“按劳分配”和尊重“知识产权”；迪士尼推出了米老鼠形象，在早过了版权保护期后，还不断通过修改法律延长产权，并在全世界作为版权流氓四处出警，这是“资产阶级法权”。科研人员辛辛苦苦研制出了一款新药，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和高额的年终奖，这是这是“按劳分配”和尊重“知识产权”；医药公司通过专利垄断了新药的生产，并制定超高价格发患者的“人命财”，并与医药代表、医院医生、政府官僚结成稳定的利益联盟，这是“资产阶级法权”。专家学者们发布了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获取了稿费或版税，这是“按劳分配”和尊重“知识产权”；知网拿着专家学者们发布的论文，收取高额下载费用，并且挟垄断地位而自重，在对高校和图书馆的收费中漫天要价，个人用户更是难以承担起普通的下载费用，这是“资产阶级法权”。APP的开发者们为使用APP收费，这是“按劳分配”；苹果公司或其他手机品牌，对于每个下载产品或产品内付费内容，都收取高额的“过路费”，一律雁过拔毛，这是“资产阶级法权”。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感知了。当然，现实社会是复杂的，没有那么非黑即白一刀切，就比如说科研人员发明了新药，医药公司用股份对他奖励，或者每销售一份药品他都有相应的提成。那么就要辩证地看待他的收入了：既有劳动所得，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所得。但是既要一分为二，也要抓主要矛盾。在资本面前，科研人员永远是处于弱势地位。资本家会说：我给你发工资，你用我的实验室，你用我的设备，所以劳动产出的主要受益方就是我的。这种观点其实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观点的一个具体体现。所以在《我不是药神》这一电影的讨论中，有些还被迷惑的群众，认为自己支持医药公司是在为科学家们发声，认为高药价是科研人员的应有权益。结果科研人员纷纷现身说法，表示大头都是被公司挣走了，“搞科研的不如搞商务的”“我们实验室的人天天都想转商务”，要不然为什么叫“科研民工”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击垄断资本和其代理人们的强势地位，甚至可以更好的保障创作者、科研人员、专利发明人的权益，更好地践行“按劳分配”。画手、作者、设计师等行业也是同理。还是用AI绘画的发展来举例子：资本在面向未来、野蛮生长的过程中，必然不会在意小画手们的权益。虽然“学习风格”这种事情并不侵权，但是AI发展过程中垄断资本做的恶心事情还不少。最典型的就是通过学习日本D站的海量图片，建立起了二次元绘画模型。因为日本D站本身就是一个盗版网站，盗取了各种知名画手的作品，在业内已经臭名昭著了。这个网站最牛逼的地方，在于它为了满足各种老色批们的需求，为每一张（盗版）图片都进行了详细的标签说明，总有一款XP适合你。而众所周知，AI学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打标”，现在这个“标”已经是现成的了，难怪他们会选择这样一个盗版网站进行训练。而你novel

前日，温州医科大学医生李晟在工作中被暴徒砍伤，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牵动了无数网友的心。关于医患矛盾的问题我写过很多文章——《医生、教师、科研人员——“荣誉性职业”的光荣、矛盾与解药》《医疗、教育、养老：市场化的死路与福利化的出路》《医疗反腐：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等等因为医疗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本应是最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行业，却在市场化中走了相当大的弯路。我在一系列文章中的核心观点是：所谓的“医患矛盾”是一种被转嫁的矛盾，就像外卖员和用户之间的矛盾一样——今天早点送达啊、明天投诉啊、后天违反交通规则啊，然而本质问题是平台为无限节省成本、无限压榨无产阶级、员工顾客商家三头吃的原因。医患矛盾也同理，本应国家主导的福利性、普惠性事业，但在各种“弯路”中矛盾被层层转嫁，最后矛盾转嫁到了患者和医护人员这里，双方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出来，都有一车子理由支撑自己，然而……四年前疫情初期，我写了一篇文章《愿这次疫情过后，世间再无医闹……》，因为疫情之前刚好爆发了两期医闹伤人的恶性事件：北京民航医院杨文医生，在急诊抢救室内被患者家属用事先准备的尖刀反复切割、扎刺，不幸遇害。很快，凶手孙文斌被判处死刑，二审维持原判。当年北京非典时，杨文医生就冲在了第一线。相信如果不是恶魔夺去了她的生命，这一次疫情中依然能看到她在最前线奋战的身影。

伟大领袖曾经对我国最高学府有一个言简意赅的评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伟大领袖一生先消灭了所有军阀，又扫清了所有财阀（买办），整个晚年都在整顿队伍中的门阀。所以区区学阀，在伟大领袖的标准里确实只能算是“小庙”。但是“小庙”也有自己的特点——王八多。王八这种东西，你一敲它，它就缩回自己壳里去，你还真拿它没啥好办法，因为它那块自留地确实挺坚固的。但你不理它了，它又把头伸出来恶心人了。比如这次人大学生举报导师性骚扰的事件，按照往常类似的热点新闻，我会选择“让子弹飞一会”，等待更多的信息曝光。但是这次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证据太确凿了，太详实了，太石锤了。建议大家听一听这个禽兽导师的录音，有效治疗低血压：人家博士终究是博士，出手就是详实的文献综述，这些内容足够揭露一个衣冠禽兽的学阀了。然而更让人心寒的却是这位学生的一句回复：“假如扩散不开，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想而知，这虽然是“池浅”之中的王八，但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座压顶的泰山。这就是封建化教育体系中学阀的危害。帮大家回忆一下有关高校性侵、性骚扰丑闻的相关新闻，仅凭记忆，不全面，欢迎补充：2015年6月天工大女生实名曝光老师性骚扰——不了了之；2016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发布调查报告《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报告中揭露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s教授性骚扰女学生——不了了之；2016年10月，有学生匿名举报称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某性骚扰女性，并发来对话截图，截图中的文字内容不堪入目——不了了之；2017年前后，微博闹得沸沸扬扬的北电A廖沙性侵事件——不了了之；2017年7月，多名网友在知乎爆料，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张翼德老师曾在课堂上传播具有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意味的言论，并多次利用考试成绩、保研名额威逼利诱女生进行性交易——不了了之；2020年1月，央美性骚扰事件，最后一条新闻是“央美要求曝光性骚扰的学生删帖”，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不了了之。更有甚者，一些因为性侵被处理的教授，依然能通过种种其他形式“东山再起”，这就是封建化的学术圈“血统、门第”在起作用。例如2014年6月网友匿名控诉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吴春明多次性侵女学生，并晒出吴春明的“艳照”和聊天截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10月，厦门大学决定给予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处分。但是，2015年12月，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就在今天，还在微博上看到网友爆料，被查明有性骚扰行为并被取消教师资格的北航计算机系教授陈小武，3月29日荣登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答辩名单。所以说对于特权利益集团来说，不管是道德缺陷还是违法犯罪都不是问题，是不是“自己人”才是关键。所以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说明我们当年的革命是彻底的：军阀、门阀、财阀、学阀一起斗，一个都不能少。以上仅仅是我记得的、男女关系方面的高校丑闻，还不算武汉理工王攀那种PUA、中山二院癌症事件以及各种学术不端的丑闻。诸多高校能有这样的实力“护犊子”，这就是典型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建化。开始我是不能理解这个逻辑，当学生曝光教授性侵时，许多校领导想的不是怎么处置这个教授，而是给学生施压，责怪她曝光、让她删微博、觉得她影响学校形象。反而对于畜生教授百般保护：先发一个声明说感谢社会关注，一定严查；然后不了了之了，等风头过了教授又出来活动了。假设，学校第一时间与畜生教授切割，开除公职教职，移送司法机关调查；给受害学生经济补偿和心理辅导，这学校的口碑不会好上天么？结果为了维护一个畜生教授，把学校多年的口碑和学生的民心搭进去。这要么是校领导官僚主义、尾巴主义的落后体现，要么校领导也干过性侵学生这种事，物伤其类。反正这两个选一个吧，肯定没跑。后来我想明白了，原因就是两个字：学阀。官官相护，学阀也会相护。学生，不过是学阀的包衣奴才和通房大丫鬟，主子临幸你那是你的福分，还想反了天不成？我在《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这篇文章中讲解过60年代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什么要从各大高校开始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学阀”们过于封建、过于落后了，最典型的就是裤裆子里的那些烂事。当年我党接手的是一个文盲和半文盲率高达95%的中国，识字的都算有文化的精英了，更何况是学校里的老师？所以对于中小学教员、大学教授，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你只要愿意留下来，那就继续为新中国教课吧。但这就有个问题，这些人身体进入了新中国，思想却还停留在旧社会。我们就以凤毛麟角的精英——大学教授为例，当时的文化人们，保留了很多“民国大师”的风流——这个“民国大师”是负面的、带引号的，具体表现为对女学生的非正常喜好。“民国大师”们风流韵事是出名的，在那个年代，你很难说明女学生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被PUA的。最典型的，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故事的开始就一个文学教授以其上位者的地位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大规模情书轰炸）。张兆和受不了了，去找了校长胡适，把沈从文那些肉麻的情书拿给胡适看。胡适也是个人渣中的人渣，当场表示沈从文是个情种，你张兆和应该尊重人家“炽热的爱”；其实你打心眼里还是愿意的，就是因为害羞所以没有表达。但是不要紧，你要是害羞，我可以当媒人去找你父亲提亲……于是张兆和就这样硬生生地被“撮合”给沈从文了。这个故事在民国可是一段风流佳话，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不就是个借势压人、强买强卖的故事么。而且更令人深思的是，沈从文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为人处世口碑从来都很好，他都尚且如此，那些个“风流倜傥”的民国大师们会发生什么事，大家自己想象吧，反正肯定不是“情书轰炸”这么简单了。别说那个年代了，现在我们大学教授性侵女学生的丑闻也不少啊，主要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可以曝光，那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便到了互联网时代了，学校出现了性侵丑闻，校领导第一时间想的还是撤热搜、压新闻、删帖子、堵受害者的嘴……大家想象一下：你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结果你上了大学之后，发现教授——尤其是文科教授，还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张口帝王将相，闭口才子佳人，你就觉得有点不对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不对劲的事情更多了：有个女同学深夜跳湖了，说是被某教授糟蹋了想不开；又有个教授，跟结发妻离婚了，娶了个挺着大肚子的女学生；还有个隔壁系的女生，忽然间精神失常了，一会哭一会笑……然后校长严令，不允许议论这些事，谁乱传“谣言”，就给谁处分，休想毕业。所以就这么多年过去，听到的、见到的各种乱七八糟事越来越多，你敢怒不敢言，同学们也都敢怒不敢言。忽然有一天，晴天霹雳一声响，从北京传来了最高指示：有人给你们撑腰了，还是老人家亲自给你们撑腰。这时候你怎么想？是不是想马上就掀翻桌子干他丫的？那时候为啥从高校掀起运动呢，一方面学生有激情，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民国遗风”的教授们干的缺德事太多，学生们都憋着火呢。我说的男女关系问题是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比较突出有代表性，但更普遍更广泛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学阀问题——学生变成了教授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这把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再比如说近年来所谓的“学术妲己”问题，与高校性侵丑闻是一体两面的：我们要明确——先有学术纣王，后有学术妲己；学术纣王是主要矛盾，学术妲己是次要矛盾。就算有些“学术纣王”没有主观恶意，认为这仅仅是对自己爱人的一些馈赠，是学术圈司空见惯的“潜规则”——而这，恰恰就是需要反思的问题。很多人停留在男女关系、花边新闻的层次来看待这个问题，这真就是大错特错了，最终只会被桃色八卦迷惑住双眼，无法深入探究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资本家的穷凶极恶都在表面上，就算他们用温情脉脉的面纱包裹自己，就算他们给劳动者灌各种毒鸡汤，就算他们让御用媒体给自己扣上“人民富豪”的帽子——但是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难戳破他们的画皮；只要不断的给人民科普，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识破资本家嘴脸的人民也会越来越多。但是学阀不一样，学阀的专业壁垒太高了，别说人民群众了，你让一个博士生甚至是教授去评判一下业内同事，隔行也跟看天书一样。所以说学阀在自己领域掌握了几乎100%绝对的话语权，这个比马云忽悠一群傻子叫他“爸爸”可厉害的多了。就比如两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饶毅举报裴钢学术不端的事件，我看了看他们讨论的内容，想说点什么，屁都说不出来。之所以说学阀的地位要比资本家稳固一万倍，专业壁垒就是他们天然的护城河、保护伞，普通人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如果不开批斗大会，就只能指望“阀”内部的科研工作者们能够有高素质、高道德，进行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这只能是有且仅有的唯一选择。按理说能成为“学阀”的，首先都是饱学之士，至少会在自己所在的领域中取得了超出常人的成果。那为什么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依然要搞门户关系、以权谋私、打压学生呢？肉体消灭“学阀”确实容易，运动中也证实了：再硬的学阀也硬不过几条武装带。但是，学阀打倒了，谁来搞研究？搞研究搞出成果来的，会不会成为新学阀？所以这就是本文题目所说的——杀人容易，诛心难。想要解决学阀问题，老人家当年给出的药方是“诛心”：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但最后大家发现“诛心”太难了，还是“杀人”容易。于是运动中难免出现了反智主义和扩大化的问题，比如《三体》中对叶哲泰的批斗和其他相关情节，反映的都是类似问题。所以人类历史就是在矫枉过正和左右横跳中螺旋式上升的：全搞批斗大会没人搞研究了也不行；不搞批斗大会让学阀为所欲为也不行。没有一个完美的中间值，“凑活过吧，还能离咋滴”？受害学生选择网络曝光不良导师的行为，其实就是一个网络时代的“大字报”行为——“大字报”系统是伟大领袖天才的设计，是一个在没有互联网时代的高效“社交网络”。“大字报”的奥义在于传抄，不要小瞧“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能今天上午上海工人揭露自己厂长任人唯亲的大字报，后天中午就能当成反面典型传到北京；南京大学生曝光教授对女学生始乱终弃的大字报，没多久重庆的高校也就传遍了，重庆的学生也受到鼓舞开始揭露本校学阀问题了。这就是伟大领袖手把手教给人民的“屠龙术”——用舆论的武器去制约特权阶级。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舆论曝光，然而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多么超前的设定啊。当然，每一种超前的设定肯定不会在诞生之初就是完美的，大字报系统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后劲”——那就是“政治谣言”的泛滥，这个即便在互联网时代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享受了信息繁荣的效率，也必然要接受垃圾信息带来的负面效应。还是那句话，左右横跳着螺旋式上升吧，不盲目乐观也不过于悲观，这就是我们注定要面临的客观现实。相关阅读：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究竟是“人民的名义”，亦或是“权力的游戏”？第二本新书正式连载完毕：《资本囚笼》全目录

最近由于一些众所不知的原因，上一篇批判“996”的文章发布仅一天后便无法查看：反思自己这篇文章中所犯的错误我觉得有二：第一，标题过于消极，没有正能量，所以本文对标题进行了修改。恰巧，我现在正在意大利追寻古罗马文明的遗迹，所以说这个“民族”究竟指的是哪个民族也不一定嘛，罗马民族也是古老悠久的民族嘛，罗马之所以还没有伟大复兴就是因为意大利人太懒散了没有996嘛，有理有据，使人信服。第二，上一篇文章中点名了过多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是在整个行业内的头部类企业，是有舆论场上“金身护体”的。所以本文我避开了这些特定企业的名字，直说一个普遍的、泛泛的、通用的概念。对于这些“金身护体”的头部类企业，其员工的待遇肯定是高于平均水准的，但即便如此，他们鼓吹“996”这种风气是不好的：首先，所谓的“996”首先在管理层推行的说法，或者声明针对于中层员工或者管理层的考勤、严格制度，一定会层层加码到基层员工，中层员工“996”，基层至少平均要比小领导晚下班一小时。其次，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整个的思维模式与归因就已经错误了，企业不景气，是因为市场消费需求不旺盛；市场消费需求不旺盛，企业营收就下行，财报不好看，融资市场就困难……等等这些都是陈陈相因的。光指望员工加班、严查考勤有用吗？员工下班了的身份就是消费者，越加班越没消费，越没消费公司越困难，越困难越加班——越麻越跺，越跺越麻，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所以这个问题局限于一个公司内是无法解决的，这其实也是我们高中政治历史课本所学习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在：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了，必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来调节。也可以从博弈论囚徒困境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如果全社会公司都提升劳动者福利，那么会带来消费繁荣、正向循环；但全社会公司并不是一个意志统一体，如果只是本公司单独提升福利，那么就会在竞争中落入下乘；而如果本公司拼命加班、压榨兄弟，从长期来看大家都得一起死，但至少短期能续一秒是一秒，能赚一分是一分。所以这个问题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所解决。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永远都指向一个原因——消费不足。其实“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因为最近“境外势力”一直在炒作我们国家“生产过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嫌疑，本文避免使用“生产过剩”而使用“消费不足”来陈述，但大家要明白这本质是一样的。那么，如何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答案就是提升无产阶级的待遇，让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有钱去消费、有时间去消费。看看一百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是怎么做的。罗斯福新政并不是简单的“加大财政投入”“以工代赈”“倒牛奶消灭生产力”，其重要的举措是保障无产阶级的合法权益，提升全民工资待遇，促进消费，让生产和消费产生良性循环。比如降低每周法定工作时长——美国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从55小时降低到40小时——这个数据说明了，就是一百年前美国万恶的资本主义，也“不过”是一周平均55个小时，996的话可是一周72小时哦。罗斯福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推出了《国家劳资关系法案》《社会保障法》《劳动公平标准法》三部法律的“组合拳”，第一部法律保证了工会的合法地位——第二部让工人有了养老金、医保、失业补助，以及对妇女生育和抚养儿童的补贴，第三部法律就是确定了最高工作时长和最低工资，超过八小时工作制的时间要支付1.5倍工资。此外，罗斯福新政还推出了一系列配套设施，比如开放禁酒令：因为美国清教徒的传统，认为饮酒会使人堕落，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国家主导禁酒的，我们看好莱坞黑帮片，如果要讲20世纪初的黑帮历史，那一定是“贩私酒”；如果要讲21世纪初的黑帮，那一定是“贩毒”。开放禁酒令就是为了促进消费，一个酒吧带动的经济可不仅仅是卖酒这么简单。也有一重考虑就是通过酒精麻痹大萧条中失业的无产阶级，毕竟如果能通过醉酒发泄的话，那就不要总想着“造反”了。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促进消费+麻痹精神”的组合拳就是大力扶持好莱坞、百老汇、迪士尼为代表的娱乐业，迪士尼和好莱坞一众电影公司，是极少数在大萧条期间“逆增长”的美国企业。这既有人民需要“精神鸦片”的需求，也跟罗斯福政府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财政主导以工代赈、增加工资增加福利、减少工作时长、扶持

一、“中产阶级”神话对于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有许多不同的标准，美国经济学家加里·布特莱斯认为收入在50%——200%中位数收入的人都是中产阶级，这一标准被广泛采用，如图所示：中国学者李春玲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CASS-CGSS数据整理了16——74岁非学生人口年收入平均值和中位数：如果按照布特莱斯50%——200%划分方法，那么年收入7500——30000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中产阶级了。在中国这样划分是行不通的，如此一来年收入7500相当于月收入625元，已经接近了贫困线。中位数向下50%是其他国家判断中产阶级的标准，然而在我国已经触碰了贫困线，反映了我们跟西方发达国家全方位的差距。同时一线城市居民选择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收入基准线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就是我们上一篇文章得出的结论。另外一个划分标准，是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经济展望》中，把每天消费在10美元至20美元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产阶级。按照这一标准，2010年全球中产阶级大约4亿人，而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大约4600万人（即日消费约在60-120人民币之间），约占总人口的3.5%。但是考虑到中国人民储蓄重于消费的特殊国情（买房不算消费，算投资），以及在大城市打工人群的房租费用，这一数据也并不能十分说明问题。除了绝对的数据还有感性的划分，《美国传统词典》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就相对感性化，指的是“介于工人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学阶级，通常包括专业人士、高级技术人才和中低管理人员。“中国学者李培林、张翼把按照收入、教育和职业这三个维度分层的测算结果赋予一定权重并叠加计算后，得出如下结果：可以看到，在综合考虑了职业、教育等因素之后，中产阶级的比例大约在12%左右，如果算上边缘中产，则占到了总人口的1/4。不过这些数据的划分仅作了解。中产阶级究竟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来表示收入结构的差距；还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概念，用以表示社会地位、生活方式、教育水平的差异；抑或是一个阶级分析的概念，用以表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不同的语境下都会有不同的解释。相信我们每个人对于“中产阶级”的概念都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大致可以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康之家”等形容词来描述。我们就按照固有的感知来定义“中产阶级”即可，并不影响本文结论。1912年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人基础》中最早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关系提出“稳定器”的概念，因此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对中产阶级赋予了很重要的地位，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解压阀”这一挂念获得了中西方学者普遍认同。从社会角度上讲，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顶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底层的矛盾会自然而然的弱化，毕竟老百姓吃不饱饭才会想到造反嘛；从政治角度上讲，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从经济学角度讲，中产阶级也是带动消费增长的重要群体，穷人消费能力有限，富人的消费其实也有一个天花板，毕竟买买买到一定程度也就到头了，更多的钱用去资本投资用来钱生钱了，因此带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基本就靠中产阶级了。更细化的来了解一下不同阶层的政治关键，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做的，关于各阶级满意度、平等感受度的调查：可以看到，企业家阶级的不平等感受最弱、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最高，老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感受也比较弱。而新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不平等感受较强，其中边缘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感受最强，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最低。二、“中产”的本质是“无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跻身“中产阶级”不仅成为西方价值观如“美国梦”的核心，也逐渐成为了全世界诸多无产阶级所心心向往的奋斗目标。在二战之后，许多西方学者提出过很多诸如“告别工人阶级”“阶级斗争消亡”的理论，同时“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阶级讨论的中心，“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下层阶级”会阶级划分的主流标准，“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说法无论在舆论中还是在学术讨论中都渐渐的边缘化。实事求是的讲，二战之后的西方世界经历了经济上的腾飞，并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加入到非体力劳动职业群体中，即从“蓝领”成为“白领”。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首次在数量上超过了以体力工作为主的蓝领工人，而“白领工人”则被视为普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的诅咒至今还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在整个社会的上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会沿着两百年前老马画好的周期爆发，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固有矛盾依然无法解决，而一旦经济危机爆发，中产阶级资本就暴露了其脆弱的本质——在经济危机或者经济不景气来临之际，有产阶级中，中产阶级是最先崩溃的群体。（至于无产阶级，他们本来就“被剥削的一无所有了”）上图是美国top1%人群中的收入状况，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前，都是美国贫富分化、财富集中最顶点之际，也就意味着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达到了最大值。就像我之前的文章写过，封建王朝土地兼并到一定程度会引发农民起义，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会诱发经济危机。以美国为例，“中产阶级”是收入负债比最高的群体，2001—2007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认为“白玉兰奖”中“视帝”的奖项颁给胡歌是没有说服力的，有些读者并不认同，认为《繁花》中胡歌的表演也非常出色。我并不是说胡歌表演得不好，而是宝总这一角色，并没有给胡歌很大的发挥空间，因为这个人设定非常之“假大空”，想要表达出一个“高大全”的先富阶级来，就显得非常虚假——先富阶级是什么形象，我们能不知道吗？《繁花》触及了“先富起来”的那群人的发家史，然而又回避真实发生的、亿万“后富”们看在眼里的社会问题，自然会显得空中楼阁无所凭依。所以胡歌在《繁花》中的表演，依然脱离不了扮酷、耍帅的窠臼，根源在于“宝总”这个人是丧失灵魂、丧失真实性的。相比而言，范伟老师在《漫长的季节》中的表演，则是史无前例的“封神”级别的演技，把工人王响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心境环境下的状态演绎地出神入化。我这里就放四张图在下面，一图胜千言。很多朋友确实对“演技”这个东西有所误解，认为“装帅”“扮酷”“故作深沉”就是演技。其实真正好的演技就是像范伟老师这样润物细无声——看不出是在“表演”来。就这么说吧，范伟老师在剧中炒锅包肉那一段戏，整部《繁花》胡歌里胡歌扮的酷加起来都比不过。简而言之，范伟老师的演技不需要“白玉兰奖”去认证，反而“白玉兰奖”需要范伟老师来证明自己的权威性，然而它却不想证明，我们对此也毫无办法。所以就是我上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其实这件事情象征性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一些——代表着先富阶级对下岗工人的凌压与不公。所谓“象征性意义”，就是没啥用但是非常的“典”。比如，我在以前文章里经常举的例子：“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本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荣誉，现在都快成资本家标配了——许家印也是，王振华也是，宗庆后也是，柳传志也是。可以看出，上位者们“既要又要”，劳动者们钱没有的，未来没有的，生活质量没有的，就连兢兢业业干活得来的“劳动模范”都要被抢了去。所以文学、艺术、新闻对于“不可见者”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上位者们已经获得的够多了——这也是艺术等之所以为此的“先验性定义”。“先富阶级”需要一个“劳动模范”装点门面，就如同一个投机倒把分子需要靠《论持久战》来标榜自己。逆练毛选嘛！说得好像谁不会似的。来让杰克马给大家表演一下：根本一郎：わたし也是《论语》的忠实读者ます。去年骂《繁花》骂了三篇，但是没有骂够；讲解《漫长的季节》也讲了三篇，但是还没有讲透。今天正好把这两部作品联系起来看——《繁花》和《漫长的季节》这两部作品具有强烈的因果性：正是“先富阶级”通过官商勾结、国有资产私有化等方式对国民财富疯狂的掠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造成了广大无产阶级“漫长的季节”。三千万下岗工人本质上就是在为这种疯狂的掠夺买单，“先富起来”的历史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具有一切资本原始积累“血淋淋”的共性，这是冷冰冰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再多歌颂“企业家精神”“改革闯将”的文艺作品也无法掩盖背后的“吃人”的事实。财富既可以创造，也可以转移。“先富阶级”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两大转移：第一，通过“国企私有化”的方式，把共和国上一代人积累的财富转移到私人的口袋里；第二，通过“剩余价值剥削”的方式，以血汗工厂为媒介，把共和国这一代人创造的财富转移到私人的口袋里。在第一种方式中，被转移的财富不仅仅有工人们的积累，更有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积累。因为新中国就是通过“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模式，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平地起高楼”建立起辉煌的工业基础的。然而正当准备“上山下乡”“四三计划”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啪”一下断档了。这一段具体的历史详见《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中第三部分罗列的文章列表。第二种方式则更为隐蔽，关键词：血汗工厂、农民工、留守儿童、《千人断指叹》、富士康二十三连跳……这才是人民记忆所塑造的真实的历史。别的不说，八九十年代才过去多久啊，经历过的人都在呢，“先富起来的人”究竟是怎么富起来的，我们难道看不见吗？反观《繁花》，把先富阶级的财富积累道德化、优美化、正义化、个人奋斗化、能力归因化、商战智慧化，是对真实历史的遮掩、罪恶与剥削的粉饰、人民记忆扭曲。不但恶毒，更是公然把人民当傻子。相比而言，《漫长的季节》和《年会不能停》，则给我们撕开了一丢丢历史的口子，让我们看到人民的积累是怎样败光的、先富起来的阶级是如何掠夺的。关于《年会不能停》我详细分析过：它不是一部讲2023年互联网企业大裁员的电影，它是一部讲1998年大下岗的电影。电影开头第一幕就是1998年年会，众所周知98年就是大下岗的年份，这其实就是电影主创在开头给大家提了个醒。电影天台那场戏外包小姑娘说：“那些把公司搞垮的人，还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你甘心吗”，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那些把国企搞垮的人，一转身就私有化大富大贵，然后你下岗了，你甘心吗”。如果在2023的语境下，公司搞垮了关打工人屁事？我为什么不甘心？我甚至还喜闻乐见幸灾乐祸呢，不就是换个工作么？一刻都来不及为前公司悲伤，赶到战场的是下一份工作的offer。所以电影里一切看着别扭的内容，都要带入到1998的语境下就合理了。电影里最关键的一条主线，也就是徐总所谓的“一盘大棋”，如果站在2023的视角下，你会发现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实践上都非常扯淡，一个副总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疯狂微操就为了“路线分歧”，关你屁事啊？公司是董事长人家的，真把自己当家人了啊？但是在1998的语境下，一切都明了了：徐总就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蛀虫，通过各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掏空国企/集体企业，就是跟徐总一模一样的操作，最后光明正大地说——效益不好了啊，所以我们要下岗、我们要私有化，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民营企业家”，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样完成了——这样看动机和逻辑是不是就完全捋顺了？再次强调：徐总掏空标准配件厂的手段，就是90年代蛀虫们惯用的普遍手段，电影是在给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们，科普一下那些人的手段。只是电影里没有明说，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当年太多集体企业，就是被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掏空的，下岗工人只是这些蛀虫的牺牲品。《漫长的季节》一条暗线，是讲厂长如何与所谓的“港商”勾结，掏空桦钢的。范师傅这一句“杂碎”，是替三千万下岗工人骂的，这是一句迟到了三十年的痛骂。《漫长的季节》也有非常对应王迅（庄正直）的角色，就是邢三儿，他们都是特权阶级选中的狗腿子、黑手套，是工贼，是掏空公有制企业的帮凶。非常巧合的，另一部下岗工人题材作品《暴雪将至》中，也有类似邢三儿的角色，他们里应外合掏空了国企，因为段奕宏饰演的主角是劳模、先进，为人正直，所以一直瞒着他做。这三部下岗工人题材的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设置了“厂长通过非法手段掏空国企”的情节，说明什么？甚至连邢三儿和庄正直这种角色都能高度一致一一对应上？说明这就是一代“先富”的真相，这叫交叉印证。而这些人，从来没有得到惩罚，他们摇身一变从“国企厂长”成为了“私企老板”，更进一步变成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劳模、优秀民营企业家……更有文艺界的乏走狗拍摄精致而美妙的作品，把他们发家致富的历程归功于“努力奋斗”。在“先富”们的繁花之下，无产阶级们迎来了他们最漫长的季节。沈默的这个弟弟傅卫军，成为了街头的小混混，沈默怪罪于大爷不收养他。大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沈默的父母都是国企工人啊，在厂子出了生产事故属于工伤，然而他们的儿女，一个被变态亲戚收养，一个被迫流落街头。这个情节的设置其实是有强烈的隐喻性的，工人们是共和国的儿女，而这一对儿女的下场……一个死在了监狱里，一个变成了连环杀手，那么，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死的早”吗？很符合现实的是：国企改制之后，工人们的福利没了，厂办幼儿园和敬老院关了，厂办小学和医院被市里接管或者卖给私人，福利分房之类的更别提了……所以说把这些福利都砍了，财务报表能不好看吗？有乏走狗总喜欢用这些举例子说明国企效率低如何如何，这不废话么，不看看改制之后工人们的福利待遇是咋样的，把福利全砍了利润能不高吗？我上我也行！喜欢人云亦云说当年国企利润率低的人，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自己：你是打工人吗？你对自己现在的福利待遇满意吗？你是希望老板年底又换一辆劳斯莱斯，还是希望员工待遇切实提升一点？能不能对几十年前的无产阶级同志们建立一点阶级共情呢？所以虽然时间对不太上，但是沈默和傅卫军这对姐弟具有强烈的象征性、隐喻性：东北出小姐、出黑社会的固化印象是怎么来的？大下岗后，工人们没了生计，为了活下去，男人就去做打手，女人就去卖身。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为了失足妇女、黑社会！外祖母报名参加了红色空军，加入了三个苏军女子航空团之一，她开的是轰炸机，德国鬼子都怕她们，称她们为“暗夜女巫”。我外祖母每天都会趁德国鬼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他们头上扔炸弹。……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把外祖母的勋章卖了卖了，都卖掉了，列宁勋章，红旗勋章，还有属于她的——苏联英雄。我对不起我的外祖母——她是斯大林格勒上空的雄鹰，而我只是一个妓女。——娜佳（化名），在乌克兰西南部的多利纳。摘自《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女性》，柳云生《漫长的季节》中厂长最后被纪委带走了，这实属魔幻现实主义情节，我强烈怀疑是为了最终过审而必须设置的。在真实的历史中，厂长非但不会受到惩罚，反而还会因为“大刀阔斧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而获取“改革闯将”的美誉；相反救活国企的能人、心软下岗数量没达到指标的善人，则会因为“政治不正确”遭受批评。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讲过西西河有位上古大神忙总的故事，据传他是某省负责国企工作的相关干部。当年某省贱卖国有资源，请来了国际知名投行估值。忙总一个人一盒粉笔一张黑板，中门对狙国际投行几十人精英团队，算了几天几夜，算出来被卖国企的估值缩水上百倍，挽救了大量国有资产。结果惹到了某位大大大领导不满，认为违背了其卖掉国企的总体政治路线方针，所以忙总的仕途生涯也就打上了个休止符。所以那时候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有多夸张，经营困难的厂子改制就改制吧，有些明明营收都很健康的厂子，在某位厂长手里忽然就经营困难了，然后被厂长小舅子超低价格收购，小舅子当董事长，厂长摇身一变成为总经理，然后经营困难的厂子忽然就活了，经营瞬间就健康了，小舅子和厂子立马身价暴涨，你说神奇不神奇？所以又回到了本文的话题：《繁花》和《漫长的季节》具有高度的因果性，正是“繁花”中精英权力高度膨胀的历史，最终导致了“漫长季节”的出现。从影视作品向真实历史更深想一步：按理说我也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东”啊，那么出了像徐总、厂长这样的腐败经理人，我们股东如何践行自己“全民所有”所赋予的权力呢？比如同为国企中“牵手门”的女主既是员工，也是股东啊，为什么她要献祭自己去依附于领导呢，她为什么不能是企业的主人公呢？这个问题早在建国之初，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就注意到了，并基于此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简而言之，毛主席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要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掌握相应的权力，否则集体所有制就有滑向官僚所有制的危险。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袖普拉昌达认为，毛泽东主席对于官僚资本主义或者官僚所有制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一项重大理论发展，是为新时代、新形势、新斗争提供的重要理论基础。普拉昌达认为，毛主席在经济上提出“官僚所有制”的概念，在政治上提出“警惕修正主义”的口号，二者是一体两面的。或者可以理解为，官僚所有制正是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从毛泽东主席在六十年代对苏联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出来，毛主席认为苏联人民已经越来越不能享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从经济特质上体现为公有制向官僚所有制的转变，从政治特质上体现为“修正主义”。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政治、经济领域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出来。虽然苏联的国企名义上确确实实属于“全民所有”，同时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的“使用权”在那些官僚领导手上，普通苏联人民越来越难以享有“全民所有制”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历史场景：苏联人民为了购买面包要排起长长的队伍，但苏联领导们可以喝茅台、吃牛排、住大别墅、开进口小轿车。虽然财富的名义归属到苏联解体的那一刻起都是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但是使用这些财富的权力成为了关键。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伟大领袖以其卓越的远见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政治民主之后，去取得经济民主，掌握在经济生产和财富分配中的权力，才能让公有制真正落到实处。于是，在五十多年前的那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鞍钢宪法》作为无产积极争取“经济民主”的典范经验，在全国推广。《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其核心思想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指出：要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这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一次伟大构建，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管理首次被理论性地提升到最核心的位置。《鞍钢宪法》被一些西方学者称赞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划时代尝试，并认为在未来的管理学实践中，这种模式是最理想化的参考目标。所以不要总是人云亦云“公有制大锅饭”“国企没有效率”，得看什么时候。在《鞍钢宪法》时期，恰恰是工人积极性最高的时期：生产任务民主安排，分配利润集体讨论，工人们对于生产决策和分配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我是个八级技工，这条生产线就是我说了算，别说厂长，市长来了都不好使，专业的决策就是得专业的人来做；年终奖怎么发，绩效怎么打，开大会民主讨论来，不是你领导一言堂能决定的。大家都是打工人，多少有一些社会经验，你们告诉我这种体制可能存在“没有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吗？国企中“不积极”“大锅饭”现象，恰恰出现在八十年代，我们抛弃了《鞍钢宪法》精神，转而实行“厂长责任制”——从生产分配的民主决策，变成了一把手“一言堂”。根据1980年8月下达的最高指示：“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厂长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在“厂长责任制”之下，怎么生产怎么发工资都是厂长说了算，人事任免权力全归厂长，工厂的财务和出纳分别是厂长小姑子和小舅子，看门的狗都是厂长村里的野狗，那还干个屁哦？所以我们要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公有制才变成“大锅饭”的，恰恰就是从我们放弃了鞍钢宪法、经济民主之后。其实资本主义生产是最没有积极性的，因为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被少数人无偿占有了。不然拿着鞭子监工的形象是怎么来的？不然“全景敞视”这个词是怎么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为什么需要监工台、格子间这种全景敞视监控，就是因为生产没有积极性啊。所谓“磨洋工”这个“洋”字是怎么来的？因为中国第一批工厂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结果，那时候工人都是给洋人打工，所以在工作中的消极怠工被称为“磨洋工”现象。现在的年轻人们开始摸鱼、躺平、带薪拉屎，也是一个道理。只需要稍加点拨，他们就等理解从“鞍钢宪法”到“厂长责任制”后，那些丧失劳动积极性的无产阶级前辈了。所以这就回到了本文主题：国企就应该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但是无产阶级不能通过阶级斗争去掌握经济生产的权力，那就会滑向官僚所有制，这就是老人家晚年最担心的事情。但如果无产阶级主动放弃了阶级斗争，接受了资本家都是大善人、领导都是顾全大局的设定，那只能说“二茬苦、二茬罪”的道路是自己的选择。无产阶级除了自己解放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救世主可以指望。相关阅读：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第二本新书正式连载完毕：《资本囚笼》全目录

胡歌在《繁花》中的表演和范伟在《漫长的季节》中的表演，大家都心里有数。然而在刚刚颁布的白玉兰奖中，胡歌凭借宝总这一角色，战胜了范伟的王响师傅，拿下了“视帝”。其实这件事情象征性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一些——代表着先富阶级对下岗工人的凌压与不公。文艺作品的叙事、表达方式的选择，是通过不同角度对历史记忆进行重构。比如对于“先富起来”群体的展示，如果用美感、道德化、理想化去粉饰他们，那就是《繁花》；如果是想揭露先富集团们，资本原始积累的血淋淋，那就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和《暴裂无声》；本来想揭露罪恶，但是表达的时候纠结了纠结，夹杂了先富们温情脉脉、人性化的段落，导致观众的情感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那就是《狂飙》。如果把视角聚焦在无助的底层，就是《漫长的季节》和《年会不能停》。把先富阶级的财富积累道德化、优美化、正义化、个人奋斗化、能力归因化、商战智慧化，是对真实历史的遮掩、罪恶与剥削的粉饰、人民记忆扭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看《繁花》的状态：一方面不断赞叹于王家卫的天才，不断在影像与音乐中获得审美的享受；一方面又要对剧情捏着鼻子，否则就要被“先富起来”阶级们用超剂量香水和粉脂试图掩盖的尸臭味熏死。哪怕你拍成《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对上流社会有批判性有反思性的作品呢？我绝对会说墨镜王最牛逼，谁反对墨镜王我就反对谁。但偏偏就成了一条华丽的、手工的、匠人精神的、精织细绣的、有超高审美价值的——裹尸布。我对于《繁花》的评价是：我认为这是一部艺术成分很高，但思想性仅能对标《小时代》的作品。尤其是近年来，国产影视剧制作水准、思想境界泥沙俱下，广大观众会被《繁花》这种裹尸布欺骗也不怪大家，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些好东西。最能对标《繁花》的一部好莱坞作品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个拍了正处在蓬勃上升期的1990年的上海，一个拍了正处在蓬勃上升期的1920年的纽约。只不过区别在于《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宗明义，繁华的纽约城股市天天创新高、一座座高楼大厦接连拔地而起、一个个百万富翁相继诞生，但是——是道德堕落的。紧接着电影就通过对话展示了两个鲜明对立的两个阶级：new

今天是申纪兰代表逝世四周年纪念日，虽说91岁已经是喜丧了，但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告别，今天让我们再次重温她的事迹，来看一看为什么说申纪兰是当之无愧的“人民代表”。首先，往大了说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往小了说带领乡亲们发展集体经济脱贫致富，家乡企业用她的名声用她的形象分文不取，至今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她一生获得的荣耀与赞誉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四个字：实至名归。

我认为，反对“剖腹自证”是针对普通人的，比如造个黄谣，我说你怎样怎样，你怎么自证？不可能。但是对于上位者们、对于垄断公司、公权机关、权威媒体，就应该质疑，否则就没有鼠头鸭脖的事了。他们那不叫自证，叫信息公开。这次阿里巴巴为首，还有央视新闻、人民日报，都忙不迭吃流量，结果吃干抹净之后躲起来了，合适吗？说到底，姜萍究竟是个绝世天才还是无知骗子，她能影响到的仅仅是她个人所能及的范围，跟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件事变成了沸反盈天的热点话题，离不开阿里巴巴、社交平台、主流媒体的助推。来简单看一下时间线，6月13日当天，阿里巴巴数学竞赛初赛公布成绩，而几乎就在同时，达摩院的官方账号发布姜萍宣传视频，关键词“17岁”“中专女生”“全球数赛”——这种视频当然是精心准备的，跟初赛成绩同时发布肯定也是提前安排好的。我看现在很多观点说什么“不要打扰姜萍，让她安心准备决赛”——这就是扯淡言论，是谁先打扰姜萍的啊？是谁在初赛出结果之后就忙不迭精心拍摄了宣传视频，然后全网炒作啊？阿里巴巴数赛这次预选赛时间为2024年4月13日8点-2024年4月15日8点，按照往年的时间线，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公布初赛成绩，但这次为什么拖到两个月，很可能是要拍摄姜萍的宣传视频，以及在高考结束、出成绩的当口蹭一个热点话题。紧接着第二天，各路官方媒体下场，比如央视新闻的宣传：特别强调了“中专”“唯一女生”“北大、清华、剑桥等名校”，直接触及当前网络最大流量密码：性别、学历、名校、越级打怪。谁说学新闻没有用啦？这不用处大大滴嘛！没有学新闻的这么写，姜萍也绝对不会这么火。还必须值得关注的是，姜萍最初爆火的话题：“中专女生爆冷拿下数学竞赛全球12名”，这其中就隐含了很多关键信息——比如，这是一个企业组织的，漏洞百出的，非权威性的数学竞赛，所谓“全球”的名头，只不过是有一些留学生参赛，而且这还是预赛，根本谈不上“全球排名”的程度。说到底，我们不是质疑姜萍，我们是质疑阿里巴巴主办的“全球数学竞赛”的权威性，以及阿里巴巴的炒作动机。预赛是48h线上开卷比赛，完全有可能抢手答题，再加上达摩院拍摄的宣传视频漏洞百出，大家质疑一下阿里竞赛的权威性是理所当然。以及阿里巴巴每年数学竞赛，都要推出“反差感”选手来炒作一波，上一次是“快递小哥参加数学竞赛”：给媒体接触过媒体公关稿的朋友科普一下，大集团每年都有向媒体投放新闻的海量预算，像这种话——“这项不设报名门槛的全球最大在线数学竞赛，给了孙金元们逐梦数学的机会。自2018年以来，5届赛事共吸引了超过25万人参加，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刑警、编剧律师、焊工、快递员……对他们来说名次不重要，重要的是享受数学带来的快乐”

本文继续《关于“左”和“右”，网上90%的人都搞反了》《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等一系列文章的探讨：在上一篇文章中，我首先讲解了为什么破除“极左=极右”的固化印象，因为二者根本上是不同的。首先，从理念来讲，极左必然是“反建制”的，而极右则是史诗级强化“国家机器”，现在的极右也表现为“反建制”也是因为他们是“在野派”，等他们上台了之后就开始利用国家机器“修墙”了。我还举了一个详细的例子就是文革时期的“砸烂公检法”，和极右翼法西斯的“秘密警察”——已经成了专有名词“盖世太保”。这二者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是正好相反的意识形态与组织架构。其次，我还详细列举了极左与极右表现形式的不同：极右翼法西斯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凶残的群体，他们有一个鲜明的表现就是“杀儿童”，这个我在上文中已经举过无数个例子了；而极左的终极形态——左翼恐怖主义袭击，也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比如把目标定位垄断大公司、金融交易所等。尤其是日本左翼的恐袭，刺杀过天皇、袭击过财阀，还特别喜欢炸侵华日军罪魁的坟，字面意义的把法西斯分子挫骨扬灰。这种日本人，主流“建制”必然定义其为恐怖分子，但我们心里都知道他们是英雄。但是，我上篇文章中只说了重点——也就是不同之处，我们也必须看到“极左”与“极右”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主要在其表现形式上，比如整齐划一的服饰、口号与步伐。再比如夸张的标语与旗帜的装饰等等。这种最典型的外在表现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所以也不怪对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流派没有深入了解的朋友们立刻得出“极左=极右”的结论。这种表现形式的高度相似，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已经有各种专业的、跨界的学者从精神分析学、集体潜意识、社会心理学、文化批评学、符号学甚至神话学给出了多种解释。然而有些解释太过于形而上、太过于哲学理论化，对于我们来说是没什么用的。对此我只挑一个对目前来说最有参考价值、最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解释，来展开本篇文章。在我看来，极左与极右表现形式的高度相似，在于对这种“极”的群体对于“意识形态纯洁性”的最极端的狂热。简而言之，“意识形态纯洁性”最简单的形态就是统一服饰、步伐、口号，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至少“面”上要做足吧。大家看一看宗教就最好理解，宗教越是原教旨狂信徒，就越对服装发型乃至生活习惯有要求，越不能对经典原文有一点修改。宗教毫无疑问属于极右翼的范畴，事实上最早对“意识形态纯洁性”有高度要求的正式极右翼。网上有个梗都说左翼是无限可分的，其实右翼一样无限可分，任何政治立场都是无限可分的，就像细分的经济种类一样多元化。最早关于“无限可分”的梗就嘲讽宗教的，“异端比异教徒更邪恶”本来就是从宗教中来的：一个人走过海旁，看见另一个人想跳海自杀。他走上前去劝说「先生，不要跳下去！」

我已经总结出几乎所有热点话题的固定模式了：不同立场的网友，对着极其有限的信息，互相发癫。我在《“胖猫”事件复盘：立场大于事实，站队大于真相》这篇文章中分析过：胖猫事件其实就是极其有限的信息，就比如胖猫生前最后一笔转账“自愿赠与”，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认为这是省钱谭女士PUA胖猫的最好证据，否则他怎么会知道写“自愿赠与”呢；另一种认为这就是胖猫与原生家庭不和睦的最佳体现，宁可把钱留给前女友，也不想让原生家庭拿。但不管是哪个版本的叙事，都缺失了绝大多数关键信息，全是靠网友【依据自己的固有立场】进行脑补。网友们也不是顺风耳，能听见谭女士跟胖猫谈恋爱时候的窃窃私语；网友也不是千里眼，能看到胖猫跟他原生家庭关系究竟如何。虽然这些关键信息都没有，但是不妨碍大家借题发挥“虚空打拳”啊。胖猫不重要，谭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充分表达我的立场、排遣我的无聊、发泄我的恶俗。姜萍事件也是同理，所得的信息太有限太有限了，网友们吵得不可开交的几个关键点就是宣传视频板书中sigma求和符号的书写问题，而这个有限的信息，是阿里达摩院拍摄的宣传视频，由“阿里达摩院扫地僧”账号发布，打上了达摩院的logo，这是最初始的视频样式——所以我想对阿里说：最早宣传视频是你拍的吧，是宣传你组织的数学竞赛吧，在姜萍之前有几个人知道阿里每年办数学比赛的？姜萍的宣传视频带着你“达摩院”那么明显的logo，结果视频引发了争议就装死一样，所有压力所有攻击全被一个未成年小姑娘吸收了。用人家宣传的时候开心得不行，流量赚完了就当没事人一样，不合适。攻击姜萍绝大多数人都用宣传视频里那个sigma符号说事，而拍摄姜萍讲解一道数学题是用作他阿里这次比赛的宣传……结果有争议了之后您猜怎么着，达摩院接受采访时说没有再次验证，这就相当于把姜萍彻底放在火上烤，自己躲起来了。有人说阿里这么大集团、达摩院这么高端的科研机构，不可能吃姜萍这点流量。我真是笑嘻了，这单纯到都能掐出水来了吧，建议去看看国社央媒之类主流媒体的标题，看看他们为这点流量都能心机成什么样——再看看当年各地搞的“丁真宇宙”，这都是地方正儿八经官方背书文旅局推出来的，他们不想要流量吗，我是一点也看不出来啊。达摩院的科学家不需要流量，不代表阿里集团不需要流量。事实上，去年这个时候，阿里铺天盖地推“快递小哥搞数学竞赛”，用的套路也一样是身份强烈对比的套路，只不过没像姜萍引爆网络。给媒体接触过媒体公关稿的朋友科普一下，大集团每年都有像媒体投放新闻的海量预算，像这种话——“这项不设报名门槛的全球最大在线数学竞赛，给了孙金元们逐梦数学的机会。自2018年以来，5届赛事共吸引了超过25万人参加，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刑警、编剧律师、焊工、快递员……对他们来说名次不重要，重要的是享受数学带来的快乐”

现在任何深刻与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被简化、矮化成为了“二极管”式两性矛盾模式，关于张桂梅校长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依然存在着用“性别矛盾模式”去解构这种伟大的虫豸。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为什么只办女校不收男生，这不是“歧视男性”吗？尤以当前互联网保守主义大本营知乎为甚。这种观点每年高考前后都要炒一番，全都是囿于性别矛盾的狭隘视角，令人不胜其烦。男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不能以省为单位统计，甚至以市、以县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问题最大的地方处在农村——换句话说，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中，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是异常突出的。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根源在于上世纪八十年我们的“分田到户”政策，这是一次对共有土地的“私有化”进程，但在这种进程之中，男女性别是严重不平等的——农村分地按男丁分，按一户有几个儿子分。本文不去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是非功过，只是进行一个事实呈现——按男丁人数分土地，让女性在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生活中严重不平等，成为了家庭中男性的附属品，这是一次封建化的倒退。申纪兰奶奶为什么能在农村实践“男女同工同酬”？因为生产资料是【公有制】的，她们当年就可以直接分出一块地跟男队员搞生产竞赛。可见，生产资料平等是男女平等的根源。然而在私有化进程中，不仅仅是土地，耕牛、拖拉机、化肥种子的分配，都变成了以男丁数量为基础的分配，女性在农村生产生活中也自然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八十年代的农村私有化大倒退之中，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女婴死亡率”暴增：看下图的数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女婴死亡率急剧上升，而且丝毫没有遏止的趋势；死亡性别比从50年的1.12，骤降到2000年的0.72——这意味着即便在2000年，每20.85个死亡男婴对应着29.13个死亡女婴。很明显，这不是一个自然数字。同时，男女婴儿出生比，从60年代107.9升高到2000年的116.86，每100个新生女婴，对应116.86个新生男婴。所以有时候数据会骗人，看入学率、就业率之类的，那好歹也是【长大成人】之后的数据，很多女婴连【长大成人】的机会都没有，生下来就成为了冷冰冰的“死亡率大数据”的一部分。一方面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又以男丁数量分配生产资料，此外还有千余年重男轻女的文化惯性，农村女性权益之严峻可想而知。那么农村女性能怎么办呢？生产资料不属于自己，在小家庭里小时候是为“招娣”存在，长大了就要“卖”做彩礼，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只有通过教育走出农村，这就是张桂梅校长存在的伟大价值。所以我们要对“女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便在计划生育这种一刀切政策之下，城市独生女和农村女孩子面临的境遇也是迥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的，我们不能用城市的简单经验去带入农村、甚至是贫困山区。现在把张桂梅校长树立为典型，其实是她在很小范围内对于八十年代私有化进程以来巨大的发展不平等打了一个很小的补丁。这个不平等包括——先富群体和未富群体的不平等，农村与城市的不平等，东南沿海和其他地区发展的不平等，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诚然，华坪女中确实是靠财政的大力支持才能开搬下去，但是大家要理解“模范”“标杆”“表明态度”的意义，财政的职责其实就有尽量拉平发展中的不平等。再读一读这句话，然后理解一下张桂梅校长的“标杆意义”：“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自己微薄之力为私有化大潮下的“历史债务”尽力弥补，张桂梅校长的功绩在全国大范围宣传，更多是“模范意义”“标杆意义”——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尽的职责。八十年代开始的“历史债务”还有很多，我再举一个农村的例子——农村医疗问题。曾经，我们共和国建立了世界上覆盖最全面的医保体系——没有吹牛，在当时就是世界领先。当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山东掖县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有一个特例——中国，显著地示范着‘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一目标，如何在一个占有世界人口1/4的国家中实现。”可能当时世界看我们，跟我们现在看古巴一样，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是福利特别好。

在上一篇文章《“他们迫害我！他们让我跟农民和工人一起劳动！”》，我简单讲解过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两步走”战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但是，等工业初步发展之后，要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伟大领袖设计的“城市回馈农村”战略主要分为两步走，第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升农村建设的软件实力；第二是“四三计划”，大量建设如化肥工厂、拖拉机生产线等工业基础，让农业工业化、农村机械化。这可以看作是老一个版本的“先富带动后富”，区别在于老版本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切实可行的明确计划与时间表的，真真正正实践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上一篇文章主要是从宏观政治、经济政策，以及鲜明的阶级特征去分析，今天这篇文章主要从个体视角入手，宏观的困境存在，个体的困境同样也是重要问题。在一系列“伤痕文学”中，总是强调去的地方多么艰苦、多么贫瘠、多么难以接受……但这些描述中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这些地方“自古以来”都是有人住的，他们也都是新中国的人民啊，咋有人能住你就不能住呢？“伤痕文学”说“知识青年”们受到了迫害——因为他们被“发配”到了农村，跟农民一起劳动。凭什么啊？农民就活该干一辈子农活吗？但是，话虽如此，让我扪心自问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我愿意放弃现在便利快捷的城市生活，去偏远乡村支持当地建设吗？愿意放弃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去参与重体力农业生产吗？我很诚实地回答：就以现在的环境来说，如果时间要是一两年，我会果断同意，当成人生中一个重要成长经历了；如果要是三五年之久，我就得好好纠结纠结，捋一捋我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规划了，就有点不乐意了；要是十年八年的话，我想到我要在贫困地区待倒快四十岁，那我们定不愿意。我很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我没有那么高尚，在当前的环境下，我还没有做好把一生奉献给“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上。我想了想我自己在“动态清零”期间，居家封控个几天都心浮气躁坐立不安，我不太认为我能高尚到为贫困地区建设奉献个十年八年上。当然，我有一点好，就是不“又当又立”，也不为自己的自私狡辩，我不会如那些“伤痕文学”哀嚎“我这手本来是应该弹钢琴的，但是现在却用来挤牛奶”，不会认为我在城市坐办公室的生活是理所应当，不会去戳阶级兄弟的脊梁骨认为“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亦或是如下图的诡辩。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一点是：要考量我现在受得“苦”，究竟是为受苦而受苦，还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了抹平三大差别而受苦。“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是共产主义的重要理想之一。假如真有伟大领袖指出了道路，并带领我们去参与这个伟大进程，别说去贫困地区待个十年八年了，重上井冈山我也愿意。简而言之，要是“为吃苦而吃苦”或者“你在的时候当地有所改变，一旦你离开就跌落如初”，那是真不愿意；如果有一个明晰道路的宏大历史进程，那不会有一点犹豫的。然而能带领人民的伟大领袖可能几百年才出一个，难道没有伟大领袖的指引我们就“躺平”吗？没有明确的道路我们就放弃寻找了吗？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就要假装无视问题吗？当然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在这个时代自洽。本文就想展开探讨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被现实的物质生产异化劳动、消费主义生活摧残太多，忽略了人性对于“意义”“价值”的永恒追求，如果真能去参与一个影响历史的大进程中，其获得的满足感、自我认同感、价值归属感，是远超于挣多少钱的。比如我看过最多的一个可笑的说法：让你当资本家，你不愿意吗？你骂资本家还不是因为你眼红，你挣不到那么多钱。这话实在是以己度人把比人想庸俗了，当资本家花天酒地固然很“爽”，但是把资本家挂在路灯上同样也很“爽”啊，为创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资本家的世界而努力，那简直“爽”到极点了，用多少钱也买不来。我用这个“爽”字有点俗了，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其实正确严谨一点的说法叫做“意义和价值的归属感”。事实上，正如上一篇文章中用数据所展示的真相，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过程中有大量的知识青年留在了农村，为农村建设发光发热，尤其是投身基层教育事业，改变了一代农村孩子的人生。这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意义和价值的归属感”。随便截两条我上篇文章下的评论，大家可以从微观视角更多了解：但是，在“伤痕文学”的嘤嘤作态之下，这些真正伟大的知识青年们的声音、事迹都被掩盖了，仿佛“上山下乡”就是为了跟生活条件好的年轻人过去不似的。让这种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掩盖了真正默默奉献的千万知青，好像知青就是偷鸡摸狗骗老乡家女儿感情似的，这是对好人最大的不公平。这是那个时候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相关作品，可以看出来跟“伤痕文学”完全是两种画风，所以说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至关重要。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年轻人，绝对不是怕吃苦、怕受累，而是“为谁吃苦”“为何受累”“吃的苦有没有价值和意义”。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老板明年再换辆法拉利，亦或是在行政案牍和官僚主义中无线内耗？当年共青团发布过一条微博，主要思想是年轻人为国奉献，并未“躺平”。

（前言）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的时候，千千万万做题家们将要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挑战。然而这样的挑战仅仅是一个开始，做题家们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还必将面临无数问题，其中我认为有两个最为至关重要的：第一，如何看待社会中的不公平，如何看待越来越固化的阶级，如何看待自己人生所能触及的“天花板”越来越低？高考的形式确实是公平的，但是这种“公平”却掩盖了很多东西——比如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做题家在进入社会后，必将面对无数个“子彬公大家族”，“做题家”在他们眼中跟自己不是一个物种的，但偏偏社会规则由这些人掌控。生长在“高考公平”的粉红色泡沫中的做题家们，如何去面对社会最本质中的不平等、不公平？第二，“做题家”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成为“人上人”，还是去为建造一个“没有人上人”的新未来而努力？这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的衍伸，在我们的做题家生涯中，这种声音贯穿着始终：“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从这句话衍生出了一些“变种”，背离了其初衷，可简单概括为“读书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也确确实实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不少人。面对这两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可能不同。答案不同不可怕

看了嘉峪关当“逃兵”的武大选调生那篇矫情的长文，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把在条件稍微艰苦地区工作类比为“黑奴”“妓女”这种屁话，还有把条件不如大城市地区的妇女叫做“野妇”，不知道是什么傻逼的优越感泡出这种离谱的小布尔乔亚巨婴来。本来啊，我是说我本来，看到这个新闻，还以为这个选调生要讲一讲小地方政治生态的问题，就像当年北大博士写那本经典的《中县干部》一样——比如讲一讲地方的封建化、宗族化，讲一讲地方关系网对于外来人员的排斥，讲一讲没有背景的基层公务员所面临的困境——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我还是太善良了，觉得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硕士，又是选调公务员，怎么也得“必有高论”吧，结果这种东西从头到尾就是呻吟出了一整篇“粗鄙之语”。甚至她导师也是，粗鄙之中的粗鄙，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于不那么发达地区的歧视、对于不那么富裕群众的歧视。她跟她的导师真应该庆幸生在了“好”时代，这要往前推个五六十年，就会有人用皮带为她们提供动力，让她们好好翻译翻译什么TMD叫TMD“野妇”。我想起了两年前看过的一部剧《人世间》，有个情节大致是这样的：跟郝冬梅一起下乡的女知青，因为挤牛奶的工作冻伤了手，然后她哭着抱怨道“我这手本来是应该弹钢琴的，但是现在却用来挤牛奶”。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掀桌子：可去他妈的吧，你喝的牛奶不是用人手挤出来的吗？你的手就该弹钢琴，农民就天经地义给你挤一辈子牛奶？太多的所谓的“伤痕文学”作品都是这个调调：知识青年们说他们受到了迫害——因为他们被“发配”到了农村，跟农民一起劳动。凭什么啊？农民就活该干一辈子农活吗？在一系列“伤痕文学”中，总是强调去的地方多么艰苦、多么贫瘠、多么难以接受……但这些描述中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这些地方“自古以来”都是有人住的，他们也都是新中国的人民啊，咋有人能住你就不能住呢？更进一步地思考，你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享受了城市优良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教育，这就是应得的吗？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有一种不严谨的概括，叫“农业支持工业”，其实这是刻意扭曲本质，本质应当是“农村输血城市”。在城市中，有大量的本不属于工业部门的——官僚集团、旧文人、知识分子，享受了大量来自农村的转移支付，让他们过上了高于新中国平均水平的生活。我在《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人》这篇文章中讲解过，在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的时候，我们走过一段“精英路线”“士大夫路线”，当时给城市“士大夫”群体发福利都发到通货膨胀了，有一个顺口溜讽刺：“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手里拿着高级纸，拉了一泡高级屎。”——全是“高级”二字，就能体现出人民的不满，明显你们是“高级”我是“低级”呗。毛主席回归一线后，特别对于那几年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不满意，认为只满足了15%城市人口的医疗需求，怒斥其为“城市老爷卫生部”。于是下达著名的最高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指示也称作“六二六”指示，被看做是“赤脚医生”的由来。这也是毛从退居二线到重回一线之后，对前几年“重视城市、牺牲农村”“士大夫贵族主义”的路线方针的一次拨乱反正。所以，城市青年也别嫌委屈，你们成长的年代享受了农村和农业的持续输血，过上了“红利加成”的生活，现在支援一下乡村建设，至于受那么大委屈吗？当时伟大领袖设计的“城市回馈农村”战略主要分为两步走，第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升农村建设的软件实力；第二是“四三计划”，大量建设如化肥工厂、拖拉机生产线等工业基础，让农业工业化、农村机械化。事实上，“上山下乡战略”也确实实打实的提升了农村教育水平。新中国小学初中高中数量，均在1976/77年达到巅峰，随后逐年下降；初中在1998年、高中在2003年才重新回到了1976年的水平，而小学至今都比不上六七十年代的数量。教育建设是渐进的，先有中小学才有大学，这样贫下中农跟干部子女才能公平竞争。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普世基础教育是第一步，精英高等教育是第二步。毛主席着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水区，清理学阀和整顿干部子女后门问题，再让城市精英回馈农村，已经是生命中最后几年了，可惜没有给他再多的时间。于是1978年一切回到了最初起点，恢复高考制度被赋予了超级特殊的意义，甚至印刷毛选5的纸张都被特批拿去印刷高考卷子，于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高呼“守得云开见月明”。但是在歌颂恢复高考的一篇欢呼雀跃的氛围中，没有人注意到小学、初中、高中数量正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下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越来越难以获得教育资源。这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出现父母识字孩子文盲的“倒春寒”现象；留守儿童难以接受基础教育；比如少数民族成长的新一代不会汉语，在这一代成年之后成为了极端分裂势力……所以说，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打实地提升了农村教育水平，是“城市反哺农村”最好的体现，也有一代伟大的知青扎根农村，以提升农村教育水平为己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农村儿童。然而这些千千万万平凡“知青”们的伟大，都被矫情且恶臭的“伤痕文学”所一笔掩盖了，让大家以为“伤痕文学”的无病呻吟代表了“上山下乡”的全部。就比如说“牛棚”这个东西，一系列“伤痕文学”中总是有意无意掩盖“牛棚”的真相，暗示或直接误导大家牛棚是农村养牛的地方，是让下乡的知识分子跟牲口一起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传播的便利，当年很多著名人物居住的“牛棚”都成为了历史文物甚至景点供游客参观、瞻仰。结果大家一看，好家伙，一个个住的是两层小洋楼、三层大别墅，你管这叫“牛棚”？我当年就参观过一个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个“牛棚”真是好家伙，三层半大别墅，楼顶还有半层杂物间，家具设施一应俱全——电灯电话冰箱沙发，我就不能理解这咋就叫“迫害”了呢？而且这种纪念馆做得很贴心，著名人物居住期间生活工作状况非常还原，细心的游客仔细参观纪念馆的展品、仔细阅读文字旁白，竟然会发现这些大人物们即便在“下乡劳动”的过程中，生活与普通农民也是完全区别对待的：他们能吃到特供的酒和肉，而且人家喝的酒即便在21世纪的当今，也不是普通人家日常消费得起的。当然，老干部们为革命奋斗一生，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在晚年多吃一点肉、多喝一点酒、住的宽敞一些，我们人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喝酒吃肉住别墅的生活一定要强调为“迫害”。更为关键的是，老干部的儿子女儿们，他们没有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罪，反而享受了优越的生活，这在信仰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中，确实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历史信息：当年上山下乡的主力军，一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女、大院子弟，让这些“二代”们也去生活一下劳动人民的生活，不至于那么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何不食肉糜，认为自己从小到大的优越生活是“理所应当”。大家看看现在的北极鲶鱼、周公子、张康阳、曲婉婷、王思聪、张核子之流，是不是觉得“上山下乡”运动非常之必要呢？别说去农村了，让他们体验一下普通打工人的996也好啊。或者从这个角度思考：伟大领袖大手一挥，周公子鲶鱼之流就去下乡种地，切身体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生产，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时代啊！我反复强调过：不要对文学作品瞎鸡儿带入，你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才子佳人，穿越到民国你也不会生活在花花世界十里洋场；同理，也别看个伤痕文学就带入到城市文青瞎鸡儿感慨“迫害”了——看一看当时农村人口比例，再看一看你的家庭条件，同等对比到六十年代你肯定是在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干农活，还要天天提防城市来的“北极鲶鱼”们偷你家下蛋的老母鸡。上山下乡的第二大主力军是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问题我在《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中详细探讨过，涉及到很深层次的历史惯性、文化惯性问题，我这里就说一个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小点，就是诸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不接地气的问题——还有诸多文艺作品中，不能展示普通劳动人民真实生活的问题——拍市民生活就是涉黑街溜子和富二代，拍职场戏就是大公子和开金手指的小白谈恋爱，拍北漂沪漂人均180平大house，拍革命历史题材军人衣服上一尘不染。我们的影视工作者绝大部分毫无生活，也不想努力去感受生活、积累素材、开发故事。比如我们的国产职业剧，写医生的故事是恋爱，写律师的故事是恋爱，写外交官的故事是恋爱，写警察的故事是恋爱，写创业的故事是恋爱，爬个珠穆朗玛峰还是谈恋爱……为啥？因为你让他们实打实的写这些职业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事情，他们写不出来，只能用谈恋爱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情”来凑剧情。这些人如果与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生产，还会说出这些“何不食肉糜”的言论，还会职场戏只会写华而不实的恋爱情节吗？说到底，真正的先锋队不会介意在条件艰苦的地方发光发热，真正的有理想的文艺创作者会非常乐于体验生产生活实践、为自己的创作增加素材。文章的最后引用一段汪曾祺老先生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汪老参加劳动的真实体验，其实“上山下乡”参与劳动，并没有那些废物文青矫情逼们说的那么“迫害”：“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随遇而安》）“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自报家门》）对啊，工人能干、农民能干，凭什么你小布尔乔亚矫情逼就不能干？你又“高贵”在哪里呢？相关阅读：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

“六一国际儿童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凡是带“国际”二字的，都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六一国际儿童节”是为了纪念1942年6月被纳粹德国屠杀的捷克利迪策村的88名儿童。当时纳粹德国高官赖因哈德·海德里希被英国特种部队刺杀，盖世太保怀疑利迪策村藏匿了刺客，于是杀光了全村所有人，包括所有的儿童。只有极个别幸存的婴儿，最后被送去了纳粹人口工厂进行“社会化抚养”。在1949年11月举办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中，由苏联代表提议，为纪念“利迪策村大屠杀”，以及【所有被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伤害的儿童们】，每年的6月1日为“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有两个原因：第一，几乎所有的节日都被“异化”为消费主义狂欢节，以消费为目的、以虚荣和攀比为驱动力，把原本丰富意义的人类节日，简单的降格为“买买买”和“吃喝玩乐”，甚至还要发明“520”这种愚蠢的谐音梗节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被异化为“女神节”“女王节”“女生节”，仿佛“妇女”和“劳动”两个字烫嘴一样。本来是纪念女权运动的前辈们争取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反对歧视的节日，变成了“女人只有买买买才是对自己好”的消费节。“五一国际劳动节”被异化为了“黄金周”，在《劳动法》权威备受侵犯、加班费和调休形同虚设、资本家飞龙骑脸鼓吹“996福报”的年代，劳动节的革命性和阶级斗争属性被彻底剥离，人们忘记了这是纪念无产阶级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节日，甚至有些地方号召“以加班纪念五一”。“六一国际儿童节”现在也被一群矫情的成年人占领。本来借“六一”回忆童年、感受美好，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但现在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也要像“520”一样晒礼物、晒红包、攀比消费……不是成年人们在追忆美好，而是巨婴们在报团取暖展示无聊。还有在一些学校里，本应属于儿童的节日，变成了为大人（校领导）表演节目的日子。台上的学生要牺牲自己课余时间排练节目，卖力又唱又跳，台下校领导吹着空调喝着茶乐呵呵，也不知道今天是谁过节呢。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法西斯的残忍与恶毒。现在无论在国际大局势还是国内舆论环境，“保守主义大回潮”是一个鲜明且无法逆转的趋势。而就如我在《关于“左”和“右”，网上90%的人都搞反了》这篇文章中详细分析过的：保守主义反动派的终极形态是“法西斯”。我们来看一看法西斯的“道德水平”，什么集中营、大屠杀、人体实验就不说了，单看一个法西斯最典型的标志：杀儿童。“六一国际儿童节”是为了纪念德国纳粹大屠杀的遇难者儿童，纳粹德国还有令人发指的儿童人体实验。他们特别会专门从犹太人和苏联占领区中抓双胞胎儿童，因为，双胞胎，可以，做，对照组实验。这一段历史过于暗黑、过于绝望，单纯的文字描写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日本法西斯也是如此，他们会虐杀儿童以趣乐。这是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婴儿取乐的历史照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秀红回忆：这么大的小孩，一周岁没有。把小孩用刺刀戳着肛门，小孩哭，他在笑，他还拍着巴掌呢。哭两声小孩死掉了，啪，摔掉了。我亲眼看到，人家抱着小孩在那个地方，那块坐着“一条龙”小孩，一起给他戳死了。西班牙内战中也是如此，弗朗哥法西斯政权最后已经开始凶残到屠杀儿童了，共和军不得不把根据地的儿童优先转移，其中苏联收留了大多数，法国收留了小部分。这些儿童长大后创作了大量的属于西班牙的“伤痕文学”，在欧洲至今都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大致的内容都是：如何看到老师们连夜转移他们，如何看到老师们喊着“共和万岁”被长枪党（西班牙的法西斯组织）杀害，如何看到来不及躲起来的同学被长枪党抓走……蒋氏国民党法西斯政权也是如出一辙，这是一位名叫初月花的母亲，控诉国民党还乡团对她家庭的罪行：1947年10月8日上午……还乡团王学伍、张京风、张京考等闯进我家，把我家6口堵在炕上（长女14岁、次女10岁、三女7岁、长子5岁、次子1岁），叫喊着要“斩草除根”！当时我怀里抱着1岁的小儿子，敌人先用铁锨朝我头部将我砍伤，又把我的两个女儿打死。我的大女儿吓得紧紧地抱着她5岁的弟弟在炕边，还乡团又朝她姐弟两人砍了数锨，直到血肉模糊为止。我怀里的婴儿也不放过，被还乡团在头部铲了一锨。匪徒们以为都死了才走了。《红岩》中经典形象“小萝卜头”，他的大名叫宋振中，取“振兴中华”的意思。他是革命烈士宋绮云和徐林侠的孩子，年仅八个月就同父母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了监狱，每天的食物只是一碗用霉米糠和烂白菜帮子煮成的臭水汤，所以从小发育不良，被人称作“小萝卜头”。在国民党法西斯败亡的时刻，蒋介石下令处死所有的政治犯，而“小萝卜头”作为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也被认定为“政治犯”处死。重庆解放后，宋振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也是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当“小萝卜头”的遗体被挖出时，他手中紧紧握住的是一支铅笔。国民党反动派的血债可谓是罄竹难书。我再讲一个事：1945年8月18日，就在日本法西斯刚刚投降之际，国民党特务袭击了延安保育院（因为是洛杉矶华侨资助援建，所以也被称为“洛杉矶托儿所”），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华北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很难理解这群反动派都是什么混账王八蛋，战场上无法让钢铁一样的共产党人屈服，就策划在后方袭击托儿所。真的是标准意义的人类之耻、历史之屑。还有一个当今更具代表性的：以色列。这一阶段巴以冲突半年多，以色列都做了什么事情，让对它的立场，成为了“人畜有别”的判断标准呢？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第一，炸学校，杀儿童，甚至虐杀儿童取乐，并把视频发布到社交网络上，让犹太财团养的狗想洗白都没地方下手。第二，炸医院，甚至攻击国际医疗组织派来的志愿者，直接把欧美人民推向了对立面。第三，轰炸人道主义援助点，对准联合国发物资发粮食场所轰炸，伪装人道物资投放，在物资里夹杂炸弹。第四，大规模屠杀。这一次全球抗议的浪潮，就是加沙医院附近发现了一个新万人坑，很多人都是手无寸铁的病人，身上插着导食管就被杀死掩埋了。今天是儿童节，是为了纪念被法西斯屠杀的儿童，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法西斯的凶残性、反动性——因为他们连儿童都杀。成吉思汗：“没错！不通过血腥的屠杀，怎么能够震慑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把敌人比轮子高的所有男性都杀光！”——“哎不是！你们应该把轮子立起来啊！”但是，在我们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本应坚持唯物史观和阶级叙事，却出现了越来越多为法西斯招魂的声音，这就是我写本文的目的：提醒大家六一国际儿童节是为了纪念什么，提醒大家曾经的反动势力有多凶残。保守主义的沉渣泛起是一个从国外到国内的大趋势，我在今年的一系列文章中《历史周期律的下行周期》《民族解放，民主，女权，环保运动——被窃取的四大左翼进步议题》《关于“左”和“右”，网上90%的人都搞反了》讨论过很多了。我国保守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封建主义余孽。讲道理这个我倒是不太担心，封建主义价值观是根植于封建人身依附的土地经济关系的，现在这个经济基础并不太多了，所有的封建主义表现形态更多的“文化的惯性”，还有就是基于宗族、乡贤组织模式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法西斯主义不一样，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基础是高度工业化，是工业时代“极端保守主义”的终极形态——当然并不是说高度工业化就一定会产生法西斯主义，这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所以我们更要警惕这种潜在的可能性。用句俗话来讲“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或者就是上一篇文章中讲的：建立利益同共体太累了，还是“把你们都杀了”最容易。在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中，人不是丰富的【意义】，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比如纳粹德国，男人要么上战场、要么去工厂里996生产军需品，你个人的生命和生活怎么能有德意志民族的伟大愿景重要？工作懒惰或者不能工作的残疾人会被送进集中营。女人被剥夺了工作，被勒令多生孩子——四个起步、八个最好，不能生育或者不愿生育的女人会被送进集中营。敲黑板划重点了啊，纳粹可是会把“不努力工作的人”送进集中营的，现在社交网络上有些人尬吹元首简直笑嘻了，真希特勒来了你上班摸鱼都得被抓起来。而儿童，在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中，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需要保护的对象，儿童在他们眼中仅仅是维系种族繁衍的【手段】。为了让男人们安心打仗和996，为了让女人们安心做免费护工，纳粹德国创造性的提出并实践了“社会化抚养”政策————在全欧洲范围内开设名为“生命之泉”的养育中心，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人口工厂”，组织化、规模化、程序化抚养下一代儿童，作为帝国源源不断的兵源和廉价劳动力。法西斯恶魔从来没有被消灭，它往往隐藏在最隐秘的角落中，包括每个人的内心里。我上一篇讲台湾的文章中，下面的评论中竟然有人叫嚣核武器——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把所有东西都看成实现目的之手段的思维：他要把台湾收回来，要的是统一的事实，而无所谓具体的人，核武器又怎么了，你就说那块地收没收回来吧？就像前文中所说，纳粹为什么要找双胞胎做人体实验呢，因为双胞胎好做对照组啊，就是这么直接的逻辑，就是这么冷冰冰的“绝对理性”，然而令人齿冷。历史从来都不是只讲述过去的故事，历史关乎未来。相关阅读：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

Chino是专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媒体，面向的是拉美国家，这是在拉美国家内部宣传“中国人吃肉毁灭你们家雨林”的论调，来破坏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

本文共计24667字，可免费阅读前40%的内容。我见过谬传最多的一个说法，就是“在我们国家‘左’和‘右’其实是反着来的”。我至今也没想明白，为什么这种一眼假的观念会传播这么广？我们左和右的认定，与国际政治惯例左和右的认定没有任何差别。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描述，还是改革开放后的“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左’”——这其中的描述都是正常的、符合标准定义的描述，不存在相反之说。为防止有人不信，我直接引用一段维基百科原版的描述，可以看出中外对“左”和“右”的认定完全没有不同，只不过很多人想当然以为错了：关于“极左”的某形态我在今年一系列付费文章中讲解过很多了，今天本文重点谈一谈“极右”——即法西斯主义。很多人因为阶级教育的缺失，对法西斯主义仅限于听说过这个名词，所以产生了很多错误的观念甚至虚假的幻想，有必要写一篇长文从头到尾捋清楚。第一部分主要厘清“左”和“右”的主要概念；第二部分讲解法西斯诞生的历史；第三部分通过历史分析法西斯的主要特征；第四部分通过主要特征进一步厘清一些禁不起推敲的固化印象，比如“极左=极右”，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但完全禁不起推敲。第五部分是最重要的，要讲清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脉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不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二战则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包括并不限于：西班牙内战、1931-1939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德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本国法西斯的游击战、中国人民对抗蒋氏法西斯政权的战争、抗美援朝等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进步与邪恶的终极较量，其内涵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进步和保守“左”和“右”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当时代表平民利益的激进派坐在议会左边，贵族保守派坐在右边，从此就以此为蓝本，评价政治立场。所以左翼更是平等、公平、进步、变革的；右翼更是血统、荣誉、保守、稳定的。左翼要求变革更有利于穷人和被剥削者，那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既定现实就是阶级压迫的，右翼以“稳定”为借口反对变革，那不变就是有利于贵族了。就像胖虎天天殴打大雄，你呼吁变革有风险、要维持现状，这不是中立，这是有利于胖虎的拉偏架行为。直接翻译一下维基百科中关于左翼与右翼的关键词：左翼的特点是强调“自由、平等、博爱、权利、进步、改革和国际主义等思想”，而右翼的特点是强调“权威、等级、秩序、责任、传统、反动和种族主义等观念”。关于“左”和“右”的表现形式，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都明白了，就是“左”和“右”两端最对立、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政治概念：文化大革命和法西斯。我们看文革期间，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砸烂公检法”，公检法是什么？是最典型的国家暴力机器，砸烂这些，是为了让人民自下而上建立起新秩序，以达到“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所以在失去秩序的过程中必然招致混乱，因为人民的能力和觉悟还没有到瞬间建立新秩序的层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文革中有一个特定的一两年全国都陷入了“民粹主义陷阱”。相比而言文革的“自下而上”，法西斯则是标准的“自上而下”，文革要“砸烂公检法”，而任何一个法西斯政权，都是史诗级强化了“公检法”等暴力机器。法西斯贡献了一个经典的专有名词——盖世太保——是德语“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

毛泽东主席1976年说的这段话最早由叶剑英元帅提及，不过是一个复述版本；后来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也回忆复述了一个类似的版本；最后在中央文献室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我们终于见到了这段话的完整原貌：“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在人生的最后关头，毛主席最惦记的还是不能给后辈们留“负担”，因为这两件事他这辈人没有做完，后辈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其实我们看那一代革命先辈们的处事风格，基本都是：一代人，吃了两代人的苦，完成了三代人的历史任务。抗美援朝，立国之战，一仗打得帝国主义不敢夜啼，“海岸线上架几门大炮就征服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一去不复返了”。两弹一星，立国之器，从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会再成长在核威胁的阴云中。大规模工业化的基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都是惠及几代人的事，我老家就有个小水库，毛主席时代修的，现在大雨蓄水、旱时浇地依然用得上。三线建设也是同理，当年花大力气在西部地区建设的重工业设施，现在依然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如十堰、攀枝花、绵阳、宝鸡、昆明、兰州等城市的经济基础，都是三线建设时代留下的，儿孙受益不尽。扫除文盲、义务教育、农村教师、赤脚医生……这些造就了新中国大量的人口红利，让我们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人工比较优势，这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种的树，是他们让文明之光播撒进华夏大地最偏远的农村与边疆，把几亿鲜活的生命纳入进工业化快车的轨道。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老一代革命家的崇高境界，他们宁可一辈子做完三辈子的事，也不想给儿孙留一点“负债”，所以毛主席会感慨：我这辈子两件事没有做完。所以说解决台湾问题不能再等了，等不起了，毛主席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就觉得留给后人不妥，现在已经又过去了五十年了，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走到哪里了呢？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老妖婆窜访台湾，大家甚至有一丝丝期待，因为这就是“加速主义”的奥义。真的想让美帝国主义给我们加一把速，赶紧解决了祖国统一的历史遗留问题，不要再留给后代了。再留下去，台湾人都是土生土长离心离德的“新台湾人”，人家从小到大就没有接受过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国历史的教育、共同文化的熏陶，凭啥会对你有认同感呢？还“指望后人的智慧”吗？拖不下去了。我之前去日本出差的时候，给我们日本乙方公司担任翻译的，是一位台湾小哥，他人真的特别好，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办事利落。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泡咖啡，每个人几分糖几分奶、是燕麦奶还是脱脂奶都细致问清楚，而且问过一次之后就记住了，谈判的那几天每个人喝什么从来没弄错过。甚至休息的时候他会非常主动当义务导游，带我们去周边景点逛逛。但是蛋疼就蛋疼在这种私下交流上，他非常热情地表示，之所以来日本工作就是因为“台湾和日本在文化上更亲近”，他觉得“台湾人和日本人更像”“在这里生活感觉更亲切”。只要不涉及到三观和政治立场的讨论，我们都是很愿意跟这位台湾小哥交朋友的，但是人跟人打交道怎么可能不涉及政治立场嘛。一聊到这种问题，就有掀桌子的冲动了：台湾省在日本侵略殖民期间遭受了沉重的苦难，如果因为读书就业等问题，在日本工作定居生活尚且理解，但是认为“台湾跟日本更像更亲近”也过于离谱了吧？然后我们就问他关于日本侵略那一段历史，他真的是一问三不知，无知到因为《马关条约》割让的台湾、日本殖民台湾多少年都不清楚。他就会很抱歉地跟我们说，他上学的时候是个学渣，没好好学这些，毕竟考试也不考。我工作或旅游去过很多次日本，期间遇到最多的中国人就是台湾省来的，他们人真的非常友善非常亲切，我也挺愿意跟他们聊天，毕竟在异国他乡能遇到说汉语的就非常难得，相比而言香港人普遍尖酸、刻薄、傲慢、我还是更喜欢跟台湾人交朋友。但是即便他们友善，即便他们亲切，谈起日本的时候，还是会非常果断的说出跟上文翻译小哥一样的固化偏见：“台湾和日本文化更亲近”“台湾跟日本更像一点，毕竟他们统治了我们这么多年”，完全没有对于殖民历史的伤痛感与愤怒感，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他们越友善、越亲切，这种观点就越让我不寒而栗，因为他们不是坏人，但是从小没有接触过相关历史教育，离那一段悲惨的真相太远，所以产生了这样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观点。所以我对于台湾人的情感是很矛盾的：很明显在台湾当局抹除历史、修改记忆、隔离文化的操纵下，和平统一基本毫无可能，而且越拖下去越离心离德。但是我也知道这不是他们问题，这不是他们的错误，他们从小就接触这种教育、生长于这种环境，能有什么办法呢？每个人总不能超脱于时代、超脱于环境吧？虽然具体到个人上，我是愿意跟一切彬彬有礼、友爱亲切的人做朋友的，但又回到了上文的话题：当三观触碰到了原则性的底线之时，个人的情感多多少少会显得有些站不住脚。台湾现在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代际之间的分化。简而言之就是年纪大的人“蓝”一些，甚至是“红”；年轻一代通常为“绿”，或者温和一点的“白”。老一辈中人心向大陆、支持统一的不在少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但是年轻一代完全生长在抹除历史、篡改记忆的环境中，对于“中国”“中华民族”完全没有一点认同感，叙事模式永远都是“台湾”如何怎样，那么怎么可能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指望后人的智慧”呢？越“后人”越完蛋咯。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所谓“蓝统”，未必也是真的“统”。台湾蓝营只是不明面上搞台独，但他们基本都不会真想统一，而是想“囤货居奇”以此来大陆要饭呢，越维持现状他们就越开心，统一了还怎么要饭，还怎么惠台呢？2020年8月15日，国民党柯志恩在采访中表示：国民党一向亲美，不可能“亲中卖台”。这算是说了句大实话。蒋氏国民党“自古以来”都是美国的走狗、打手、白手套。自2020年以来，台湾国民党内纷纷鼓噪，有人说不承认“一中原则”，有人说“九二共识”已经过时了。当年，因为《海峡两岸》节目中一句“求和”，又纷纷把矛头指向了李红女士，可谓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英雄气概”。

这件事我本来不想再说了，因为我觉得它的讨论价值已经被穷尽了，包括官方最权威的媒体在内，各方势力已经充分表态，把胖猫一家和谭女士分析的底朝天，何必需要我再说一遍呢？然而就在这几天里，后台留言里有一万个人问我如何看待这件事的，我发其他话题的文章，下面也有很多留言在问“如何看待胖猫事件”。那么这些留言的读者们，是真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答案吗？并不，答案是什么在所有人心里早就有了，而且基于不同的立场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所以真相是什么重要吗？并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立场、是站队、是党同伐异、是从各种犄角旮旯里找到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立场。这一万个询问的留言，是真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什么参考么？当然不是，而是想看看我的立场，想看看的表态，想看看这个人值不值得关注，如果这个人为小仙女or为下头男说话，那就果断拉黑，没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关注一个不符合立场的人，反正网络上信息爆炸符合自己立场的内容看都看不完呢。所以这哪里是一万条催更的留言哦，根本就是一万个查杀的预言家啊，必须得挨个点名表态，看看我究竟是人还是狼。我并没有在开玩笑，现在网络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立场大于事实，标签大于观点，站队大于思考，感性大于理性，情感宣泄大于辩证讨论。大到俄乌冲突国际局势，中到性别问题男女关系，小到看个球、听个歌、打个游戏……无一不是站队为先——先划定一部分自己人、再选定一部分敌人，然后开干咯，网络冲浪真是太有意思啦！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批判这种现象，而是要客观审视。毕竟党同伐异、粉圈思维，就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智人就是靠“党同伐异”（构筑一个虚拟层面的认同），才超越了哺乳动物社群数量上限的天然限制，组成了更大的团体，进而把尼安德特人给干灭绝了，成为了地球的主人。所以现在网络乱象，要怪就要怪我们的老祖宗嘛！谁让你筛选出了这种基因啊！虽然但是，翻来覆去总说这种“立场、站队”层面的问题，还是很累。我为什么不想说胖猫这件事，因为它没有任何代表性、典型性，完全是关于立场的判断，你的立场决定了你采用哪个叙事模式，采用哪个叙事模式就意味着对同一件事物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我来概括一下胖猫事件的两种叙事模式：版本A：谭某是典型的捞女，谈恋爱期间爆了不谙世事的男朋友数十万金币，这可比打工划算多了，幸亏胖猫姐姐借助舆论力量，也幸亏有我们这些伸张正义的网友，谭某才把钱退了回去。就算她没有诈骗，但是捞女和PUA的嫌疑不能解除，“自愿赠与”这种说法一定是谭某日常PUA胖猫的，小仙女爆金币惯用手段罢了。版本B：胖猫从小缺乏亲情的关怀，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父母的债务担保人，变成了几十万债务的老赖，所以胖猫一有收入就转给谭某，开的花店也只能挂在谭某的名下，他一生竭尽全力就像逃避原生家庭的阴霾，结束生命之前还要用“自愿赠与”就怕原生家庭要回去。结果生前努力，在姐姐操纵舆论，和“伸张正义”的网友们网络升堂之下化为乌有。这两种叙事模式完全基于不同的立场，现有的一切证据都不能完整的支持两个版本成立——因为胖猫已经离开了，谁也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对原生家庭的决绝还是在恋爱中被PUA了。但是！但是！胖猫是怎么想的无所谓，不妨碍网友借题发挥，现在的情况就是网友自动根据立场选择了版本A和版本B的叙事模式，互相杀的不亦乐乎。叙事模式的威力有多显著我举个例子。最近我天天对比着刷豆瓣、小红书、虎扑、知乎这些平台，就想看不同主体人群不同的态度。然后虎扑给我推送了的都是这些相关话题：这个就很典。虽然网络上的信息完全不可信，但就算相信这位网友所说，也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版本的表达，男方版本就如上述网友所述：“捞女不如鸡”。但是你要站在女方的叙事模式，完全可以得出不一样的表达：家人们谁懂啊，刚结婚的老公居然是个嫖虫，还对曾经对一个带孩子的卖淫女动了感情，差点就结婚了。他朋友都知道这件事，还拿去网上发，我成了妓女的备胎了，赶紧止损跑路，真下头。此外一点很有趣，就是在民间叙事之外，还有一个官方叙事——也就是蓝底白字的警方通报。警方通报的结果是有利于版本B，不利于版本A；但是也无所谓，大家该信什么还是信什么，版本A在仅仅经历了大约一个晚上的逆风之后，就迅速转进，衍生出了全新的、迎合立场的版本——版本A1：胖猫的姐姐也是女的咯？无所谓啊，根据“捞女收恒定律”，我们骂的捞女只不过从谭某转移到了姐姐身上，看见没，爆金币的小仙女就是这么可怕，连弟弟都不放过。版本A2：龟男该死。小仙女都是沸羊羊惯出来的。版本A3：看见没有！我就说过！拳塔一体！塔已经被拳占领了！看看这个蓝底白字的通报有多偏向、有多选择性描述？所以事实重要吗？并不重要，只要有了立场，可以填补无限多的“事实”。当然我也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是就事论事：胖猫这件事情太不“典型”了，相关元素空缺太多，而且说到底谈恋爱是过于私密的两个人的事情，所以足可以给各路豪杰以自我发挥的空间。那么什么事情比较“典型”呢？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懂了：货拉拉这件事就很典型，无论是司法环节的种种漏洞，还有拍的那个电视剧《底线》，都是典中之典，具体我在《改编不是乱编，《底线》应有“底线”》这篇文章中分析过。还有北大包丽被牟林翰虐待案，也是非常典型的值得分析的案例，根据包丽母亲提供的聊天记录来看，牟林翰有对其女友因为不是处女的“荡妇羞辱”，有强制其称呼为“主人”的言语控制，还有要求他为其怀孕堕胎，并在身上纹上耻辱性文字等行为。最终法院认为，这种精神操控与包丽最后的自杀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包丽和牟林翰有较长的共同生活时间，可以认定为亲密关系，所以判处牟林翰虐待罪。具体我在《“PUA渣男”还是“精神控制”？北大不幸自杀的女生究竟遭遇了什么》这篇文章中详细分析过。还有川大张薇偷拍案，也是非常典型。我至今还觉得“留党察看”这个处分请了，留校不留校之类的无所谓，学生嘛，但是先锋队怎么能留这种发自内心歧视劳动人民的人呢？我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不要让“川大张薇污蔑案”，成为第二个“彭宇案”》。所以你们看，如果一件事情有分析的价值，那不用你们说我也会写——胖猫这事纯属是我被一万个预言家追着“查杀”烦了。不过既然写了那不如写透彻一些，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件事“不典型”没有太多的“分析价值”。就比如说有人想证明自己的立场，会频繁引用胖猫与谭女士的聊天记录，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情侣之间的聊天记录完全没办法用来给各位“法官”们裁判的。我就用我自己来举个例子，我随便找了一段我跟前女友的聊天记录，从下面这段记录来看，可以做的解读是：我这人一定不行，不然为什么会被骂“巨婴”——那么我再把聊天记录多截一条——是不是又变成了两个酸臭味的恋爱脑在调情？再来看与另一位前女友的聊天记录，这是好几年前的520：这个就更值得讲解了：单看聊天记录，这是不是一个捞女要红包的行为，但是被我严词拒绝？但事实上这是她逗我呢，因为我年年都会批判520晒红包、消费主义陷阱等现象，我把520称为“愚蠢的谐音梗消费主义造物节”，今年520同样专门发文批判了一番，结果下面一半多留言都是在说胖猫的，烦得很，我一个都没精选。所以这是她看了我那年批判520虚荣、攀比、消费主义陷阱的内容，然后故意找话题逗我一下。然而这还没完，我果断截图并发微博，斥责其为“网络乞丐”行为。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我断章取义带节奏呢？其实也并不是，她既然逗了一下，那我也随手逗她一下，这都是情侣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然后我们一边看评论一边笑，网友在这里骂得义愤填膺，其实都变成了情侣之间情趣play的一部分。所以说情侣之间的聊天记录很难成为网络上升堂的证据，因为各种前情提要网友都不知道，各种说话的语气、态度、默契完全是靠揣测和脑补。就比如说为了证明谭女士是“捞女”，频繁使用的一条聊天记录——你这怎么理解，你也可以说这是顶级捞女，十分钟花4000块；你也可以说按照前后语境，她说4000花光了是为了顺接“你自己存着”这句话，意思是不要再给我了，看我都花光了。关键这截图没上文没下文，反正是胖猫姐姐放出来的，不利于她要钱的内容一律不会放，我看着下面马上就是小情侣互发表情包么么哒的内容了。这件事情的信息密度就是如此，你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你早就相信了什么，然后自动填补一切信息空白当做“证据”去印证你早有的立场。所以我说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典型，跟货拉拉事件、牟林翰虐待案、川大张薇偷拍案相比，没有任何可深入探讨的价值，因为情侣之间的生活方式、聊天记录实在是不适合用来“网络升堂”。就比如警方蓝底白字的通报，我看很多人信誓旦旦说通报春秋笔法、拳塔一体、为捞女洗白，这就是被先入为主的立场蒙蔽了双眼。你但凡用货拉拉这事举例子，我高低得帮帮场子，但是胖猫这份警方通报写得好啊，真的是全方位的好公文。警方通报的核心内容，是要从法律层面证明“谭女士是不是诈骗犯”“与胖猫的恋爱中有没有违法行为”，这才是警察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一切证据的罗列，都是围绕着“谭女士是不是诈骗犯展开的”——见家长、共同经营花店、共同储蓄账户等等，然后证明不确立关系钓鱼、脚踩几条船、出轨的内容是其他人编造的，这不就够了么，案件相关的元素就这么多。然而我看很多人嗷嗷叫不满的，其实是想让警方谴责一下“谭女士谈恋爱收到转账几十万是顶级捞女行为”，这是警方应该干的事么？还是那句话，恋爱是两个人很私密的关系，实在是不适合网络升堂。大家不需要结过婚，只要有过一段亲密关系就知道，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谁付出多一点谁付出少一点都是正常的，跟双方实力、条件都有关系。如果因为一方付出稍微多一点，那就要被网络审判为“龟男、捞女”或者“凤凰男、婚驴”，这是不公平的，任何一对亲密关系都禁不起这样的审判，如果要跟会计对账式的完全对等、双方配平，这还是亲密关系么？我前面也写了，我公开辱骂520要礼物、晒红包这种虚荣行为，但我也反对动不动就给人扣“龟男”的帽子，真正的爱情是要双方都付出的。至于付出是否对等，亲密关系双方有时候都掰扯不明白为此争吵呢，所以完全不能成为“网络升堂”的典型事件。但是这又回到了我在《不结婚，不生孩子，难道要怪我们吗？》等一系列文章中所探讨的主题：爱情已经成为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奢侈品——因为爱情这种最内在精神的体验，已经被“外物”（财产、男女双方的阶级）所异化了；因此，婚姻则是私有财产的集合与分割证明，婚姻本质是与私有制相匹配的制度，不是爱情或亲情关系而是财产关系。婚姻这个东西很虚伪，但是爱情这个东西不虚伪。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爱情绝望，其实不怪爱情，也不怪年轻人，根源在于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个人感情领域的投射。胖猫这件事情吵了这么多天，其实大家不是为胖猫吵，也不是为谭女士吵，而是要借这一个话题，充分表达内心的焦虑与不安。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胖猫事件就是用来表达立场的，与事实无关，因为他非常之不典型；不过反过来说，这样一个不典型的事件中，各方网友的反应非常之“典”——所有人都不是在说胖猫，而是在自说自话，要借助一个高流量的事件充分表达自己的立场。还是那句话，这就是网络现状：立场大于事实，标签大于观点，站队大于思考，感性大于理性，情感宣泄大于辩证讨论。更宏观一点，这不仅仅是网络现状，而是整个后现代社会的缩影。去年我用前后四万多字两篇文章分析了什么是“后现代”为什么后现代的内核是“对理性的反叛”：在《三体》的结局中，刘慈欣终于承认了“理性主义”的失败理性主义的溃败，是全人类注定的未来么？17世纪以来，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潮革了宗教的命，这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进步。但是“理性”太脆弱了、太反人性了、太“累”了，所以在建立理性之后人类的选择是抛弃理性。互联网舆论现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理性讨论、辩证思维、求共识太累了，“把你们全杀了”最简单。初代社交网络时期，大家都在呼吁讨论要理性、客观、中立，现在呢，理中客那可是骂人的话——要个屁理性啊，就算你理性别人也不会理性，他们会熟练地运用撒泼打滚的技巧把你拉下水，进行降维打击，所以还是“把你们全杀了”最爽。无所谓对，无所谓错，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我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上两篇文章中我分析了客观规律下的周期律——理性的建立带来了理性之殇，理性之殇带来了理性的反叛，理性的反派带来了秩序的崩塌，秩序的崩塌又会呼唤理性重新建立。当我们认清了客观规律之后，就不会产生所谓乐观或所谓悲观的心态，而是面对最坏的结局，一样能够更坚定地走下去。相关阅读：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

AI时代是我们必须要准备迎接的新时代。最近这几篇关于AI的文章，讨论了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总论、AI画“黄图”的问题、AI导致失业的问题。本文要着重分析未来关于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AI的发展是否会导致狭义的「资产阶级法权」走向终结？。AI时代，人类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你会用AI画“福利图”吗？“银发红利”，延迟退休，AI时代，与“羊吃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讨论话题。从AI绘图技术诞生之初，就从未摆脱过有关“侵权”的巨大争议——因为这一技术可以完美复刻画手的风格、作品，学习完毕后可以非常便捷的批量产出，把自己的“老师”挤失业了。所以社交网络上对于AI技术也野蛮扩张，也是争争吵吵莫衷一是。去年，画手、写手聚集的同人文化网站LOFTER推出了AI绘画、AI创作同人文的功能，引起了广泛争议。本身LOFTER起家就是靠这些千千万万活跃的创作者们，然而AI技术在版权使用方面非常暧昧，本身就招致了大家的不满，结果你一个吃这碗饭的人，最先开始砸锅了。这就可以看出资本的冷血——什么有利可图就去追求什么，有300%的利润就可以上绞刑架，道德和良心算什么？更有趣的是，LOFTER网站还针对性的屏蔽了作者们关于反对AI的声明，实属踢寡妇门、挖绝户坟的行为了。现在更出现了一个非常担忧的状况，有人借AI之名，开始进行“网暴”。就有很多掌握了初步AI绘画技术的小鬼，专门去社交网站上看哪位画手反对了AI，然后就把他的图扒回去自己训练。最后拿着一堆秒出的新图去嘲讽作者：看我比你画得好，看我比你画得快，你要失业了废物……这种狐假虎威的嘴脸让人非常不齿。美国还有一件非常恶心的事，一些使用AI绘画的“技术人员”，在尝试为AI作品注册版权。最近美国版权局刚刚驳回了一起为AI形象申请版权的案例，理由大体有三点：第一，创作者申请版权形象的时候没有声称这是AI绘图；第二，创作者只是对AI作品进行了一些微调，不符合“最低限度的创作”；第三，作者所声称的“关键词调教”，并不符合版权保护的条件——因为同一组关键词，AI会生成很多版本的不同绘画，何谈“受保护的原创性”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地道，本身训练AI的时候就未经授权使用了海量的他人原创图片，你现在要对AI生成的图片构筑版权壁垒了？现在这个作者要跟美国版权局打官司了，而著名AI绘画网站Midjourney亲自下场为她请了律师——我强烈怀疑这就是Midjourney策划的一场舆论风暴，就是要把AI技术置于广泛的曝光、争议、讨论之中。而且看他们选择申请版权的内容，黑人、女性，政治正确buff拉满，完美匹配美国的舆论场，绝对是一次深思熟虑的行为。在自己版权问题还没闹明白的时候，就想构筑版权壁垒，纵使AI技术代表着未来，代表着人类伟大的实践，但是Midjourney下场搅版权的浑水，毫无疑问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下面我将详细论述，为什么这是一次“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我认为，对于一个面向未来的技术，我们先行的法律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才会有这样大的“吵架”空间。毫无疑问，在AI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传统的法律和伦理观都必须与时俱进，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新需求。在全新技术的未来（经济基础），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伦理观、道德观、科学技术观来规范（上层建筑）。我认为这里就可以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有助于帮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最早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是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即便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也会保留“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有人强壮有人瘦弱，那他们的收入肯定也不一样；对于收入一样的人，有人单身

本文通过一些代表性人物的分析，去剖析《人民的名义》这部作品：一、王文革；二、李达康&易学习&孙连城；三、陈岩石&沙瑞金；四、祁同伟&高小琴；五、侯亮平&钟小艾。（一）王文革王文革和李达康是解开《人民的名义》奥秘的两把重要的钥匙——第一把李达康解开的是“官僚”，第二把王文革则是解开“人民”。祁同伟总是喜欢吹嘘自己“胜天半子”，他靠对权贵“惊天一跪”和哭坟上位的算个狗屁“胜天半子”。《人民的名义》中只有一个人无限接近于“胜天半子”这评价，那就是王文革。王文革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真·无产阶级，为逆天改命做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第一，决定“斗争”，第二，团结领导大风厂所有工人一起“斗争”。否则剧情就不一样了：沙瑞金空降汉东清除赵家势力是既定大前提，但是从何入手是不得而知的，毕竟赵家一屁股烂账太多了，就算直接查山水庄园也不一定能照顾到大风厂。而王文革这一把火，不但给沙瑞金找到了突破口，更改变了大风厂全体工人的命运，让他们从无人问津的牛马，变成了能上谈判桌的筹码之一了。虽然筹码也不怎么好听，但是比牛马强多了，套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叫“提升了自己的统战价值”。还必须注意到的是，王文革的“逆天改命”之所以有效果，是因为这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强拆大风厂是一场“互联网直播”，带来了全体网民的舆论压力，所以王文革不但“胜天半子”更像是“人民的名义”真正的化身。当然，前提这是《人民的名义》原著中的王文革，不是剧作魔改的王文革，探究小说和电视剧种两个不一样的王文革，能够为我们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启示。首先王文革这个名字，又是姓王，又叫文革，还TM是保卫科出身，这三重buff叠起来，让人很难不怀疑作者这就是故意的。在原著与电视剧中，王文革的形象则是彻底的“两极分化”——从一个有勇有谋的的工人领袖，变成了一个猥琐凶残的犯罪分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王文革，是以一个恐怖分子形象出现的，不但纵火烧伤了自己，更是一个绑架犯，还“恩将仇报”间接害死了大恩人陈岩石。看过电视剧的人甚至都有不少对祁同伟产生了好感，但是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对王文革有一丝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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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的“卖身契”，在新时代摇身一变成为“竞业协议”。“竞业协议”作为资本主义的新把戏，发明之初的目的，原本是限制高级精英职业经理人和高科技涉密行业的。我在《看不见的资本家和他们的精英代理人》这篇文章中详细讲解过：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大趋势是世袭资本家和精英职业经理人分享权力。资本主义发展至今，想成为资本家的一个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是：你爹是资本家。因为阶级已经高度固化，资本主义变成了“承袭式资本主义”——这是托马斯·皮凯蒂发明的词汇，意思是如果你爹不是资本家，你大概率就是一辈子打工仔，因为当今时代已经不可能通过合法手段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了。这个现象其实中文互联网也颇有感知，比如“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拼爹年代”“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其实就是对这个严肃的经济学、社会学理论的感性感知。但是，伟大的“自然回归”法则决定了资本家通常会有傻儿子、傻孙子，想要让自己的财富万世传承，就必须引入外部的精英职业经理人来打理家族生意。在这种情况之下，资本家的傻儿子在尸山血海中搏杀出来的精英经理人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新精英们往往会通过猎杀旧贵族的傻儿孙，来完成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但是，世袭资本家毕竟占有着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来杜绝这一问题。所谓“竞业协议”只是其中之一，目的是为了保证精英职业经理人，不能通过为傻儿孙们打理生意而获取行业内资源，从而威胁到傻儿孙们在家所在行业的地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些精英职业经理人确实已经脱离了“无产阶级”的范畴，分享了相当一部分资本收益，那么本着权责对等的原则，稍微照顾一下资本家的傻儿子，签署这样的“竞业协议”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当前一个新趋势是，这种“竞业协议”被中国互联网垄断公司瞎鸡儿乱用了，变成了牢牢拴住劳动者的新时代“卖身契”：第一，本身“竞业协议”是限制高管、核心技术人才、涉密岗位的，因为这些人也已经足以分享了原公司的红利与资本收益，结果被我们的互联网公司滥用为全员签署，只要跳槽的行业内相关企业就不行，起不起诉你完全看原公司老爷是不是“善心大发”。第二，本身“竞业协议”的澄清期，原公司是要发钱养着这些精英们，这是精英职业经理人和资本家多年博弈后的合理结果——我不抢你既得果实，但你也要给我足够的利益。但是被中国这些互联网公司滥用，变成了“单方面占便宜”，给你的竞业期间补偿能低就低，通常都是按照基本工资打个折算。众所周知，互联网员工收入的大头在于绩效、年终奖甚至加班费，基本工资恐怕都很难维系在一线城市的生活；更有一些狗日的公司按“最低工资”算，就是各地交社保的那个基数，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么？第三，权责严重不对等。国外“竞业协议”的赔偿标准，有一个严格的比例限制，你年薪拿几百万美元，那么竞业协议就会有一个等比例膨胀。结果现在我们这些王八蛋公司一个个都狮子大开口，打工人一个月一两万的工资，就敢逼着人签几百万的竞业赔偿，反正吹牛不上税，合同吹破天也不上税，签多就是赚到。结果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劳动者离职后如果遵守竞业协议就拿一个打折的基本工资甚至最低工资，如果偷偷跳槽那就面临着上百万的赔偿。这就叫“双赢”的局面——资本家赢两次。第四，现在更有一些王八蛋公司，连竞业期间的补偿都不肯发，逼劳动者签“保密协议”而不是“竞业协议”，因为竞业期间不给工资会失效，但是“保密协议”不会，你只要辞职就不能再找同行业的工作，说就是你接触到了公司的核心“机密”，你跳槽到其他公司就是给公司造成损失。这，不是卖身契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本是资本家和精英职业经理人分享权力互相制约的“竞业协议”，被我们当今诸多公司滥用为掌控劳动者的工具，把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变成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劳动者更加不敢跳槽，资方更加为所欲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走狗们经常喜欢用“员工可以自由换工作用脚投票”来证明市场是公平公正双向选择的，现在好看了，换个工作动不动赔偿几十上百万。不签协议？那你就没工作咯。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本意是好的，但是被资本家们执行坏了。手动狗头。写到这里，一定会有蠢货跳起来叫唤：既然这个竞业协议如此不公平，那你不签不就好了么？太棒了，我就等这些狗叫唤呢。能说出这种话来的，要么就是压根没找过工作的“何不食肉糜”的少爷小姐们，要么就是资本家豢养的乏走狗。又到了理论科普时间了，简而言之这背后的深层次理论有两个：第一，上位者与下位者之间的契约，通常是不平等的，是缺乏道德性的；第二，法律越复杂、越追求程序正义，越会偏向于上位者——即权力优势方，这是一个反常识的结论，所谓“程序正义”通常不是保护弱者的，而是偏向于强者（有能力利用程序的人）。下面我会展开论述这两点话题。关于“不对等的契约是不道德的”这一理论观点，我就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为了堵住某些喜欢瞎叫唤的狗嘴，我今天讲一讲资本主义最新的价值观：当代哲学家、思想家、古典自由主义大师、社会契约论集大成者——罗尔斯，结合了康德对于自由主义道德性的哲学要求和卢梭的“大契约论”思想，对社会契约提出了道德层面的规范。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契约所具有的道德弱点，我们先从两个例子说起。假如，有一个甲方客户找我要在公众号发广告，我们谈好了价钱一万一篇，他同意了我也同意了，这就达成了一种契约。第一种情况，我在自己公众号上把广告发出来了，甲方说不好意思我们方案有变动，不需要你这个广告了，不能给你钱。这大多数人都觉得是甲方过失没错吧，毕竟我这边已经提供了劳动和服务，公众号已经产生了曝光量和广告效应，这样单方面的说我们不会付钱了，完全不讲道理对吧。第二种情况，我已经把这篇广告软文写好了，发给甲方客户确认，然后甲方说不好意思我们方案有变动不需要了。那么这种情况大家觉得谁占理呢，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写出来了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就算不能给全额的广告费也要给一定的报酬对吧？第三种情况，我还没有开始写，甲方说取消了，我说不行，我现在缺钱，你必须得发我这广告，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好了，不能浪费感情。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就觉得我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但是从上面三种情况来看，无论哪一种，无论是我占理还是甲方占理，占据主动地位的永远是甲方，因为甲方有钱啊，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情况是什么都没有，坏的情况是付出劳动打了广告还什么都没有；而对于甲方来说情况恰好相反，最好的情况是一分钱不付打了广告，最差的情况也能什么都没损失。说明在契约中我们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好，第二个例子。很多小区都有给老年人推销保健品的现象：一群人穿着白大褂，免费体检，然后告诉来体检的老年人你血里有颗粒，需要吃我们这个XX药，我们这个药还能治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一般的大爷大妈们，说实话，没有那么高的科学素养，一听理疗仪、电磁波、血液颗粒这种唬人的话，再加上还有一个自称的大学生给你煽风点火，几万块钱的废物仪器也就这买卖了。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签订契约的双方虽然是自愿的，但是信息地位是不对等的，一方是可以用各种专业术语唬人的“大学生”，一方是对自己身体状况很看重的老年人，我们从一个普通人角度出发，都很明显的会认这是不道德、不可取的。我们看上面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权力和地位不对等，第二个例子是信息不对等，这两种情况都使契约产生了道德上的困境。在我们社会中也是如此，国家、企业的管理者与普通民众、打工人，无论在权力地位上还是在所得信息上，会有更加明显的不对等情况。因此，罗尔斯指出，传统的契约具有道德局限性，而道德局限性的由来产生于权力的不平等和信息的不平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契约反而会加剧这种不平等。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地位不平等更加明显，这就不用我说了。在这一场不平等的契约与博弈中，劳动者们仅仅是饿死而已，但资本家们失去的可是宝贵的剩余价值啊！所以，对于那些张口闭口说什么“你可以不签协议”的货色，我真想问一句：你真的找过工作吗？晋惠帝说“何不食肉糜”是因为晋惠帝是个傻子、医学意义上的智商有问题，能问出“你为什么不拒绝呢”这种话的人也是医学意义上的智商问题吗？下面就要分析第二点了：法律——尤其是“程序正义”的问题，比较复杂且反直觉，我尽量通过几个例子说得简短且通俗点。在劳资矛盾中，我国执法机构最大的问题就是偏向资方。以竞业协议的问题来举例子，很多地方法院过于僵化、保守，对于新形势、新趋势一无所知，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能省事就省事，看了签了协议就按照协议来，完全不去了解背后的不平等与不公平，无脑支持资方诸如“赔偿百万”的诉求，成为了不平等的助推手。更有一类地方法院，匍匐于垄断大公司的脚下，因为这些公司能纳税、能带动GDP，被地方所倚重，所以国家机器竟然成为了资本的仆人，造就了诸多“XX必胜客”的“司法神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程序正义”下的不平等，与“契约不平等”是一致的：强者恒强，而程序正义和契约，更加强化了这种“强势”。就用“竞业协议”举例子，资方强迫劳动者签署这种协议，对资方来讲是零成本的，随随便便张口就来几百万的赔偿，法院就算不支持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但凡碰上一个“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那就是赚到了，何乐而不为？我以前就反复讲过这个问题：劳动仲裁对资本家而言毫无威慑力，因为压根就不会对资本家的行为进行惩罚。就比如说，裁员的N+1补偿，很多公司都会光明正大地拖欠——你当然可以去仲裁、去起诉，权力机关也支持了你的诉求，但最终结果无非是你拿回了本应就属于你的N+1。资本家有因为他的违规违法行为而受到任何惩罚吗？没有，因为那N+1本身就是属于劳动者的钱。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拖欠？万一再碰上一个“葫芦法官”，或者遇上被“程序正义”折腾地不厌其烦的劳动者，那遇到一个我就赚一个。互联网大企业裁员一下就成百上千个，那总能遇到相当比例的漏网之鱼，从劳动者身上各方各面榨取的利益完全可以把养法务、HR这些狗的成本cover掉，根源就在于对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毫无惩罚。对于劳动者又能怎么办呢？他们面对着的是资本家豢养的、成熟且狡猾的法务团队，人家职业就是跟你打官司的，就是专门从各种条文、合同、法律法规的字眼中抠问题，用“程序正义”的伟大手段来恶心你的。对于一个要养自己、养家、交房租、还房贷的普通无产阶级，有多少精力、时间、经济成本去跟这种职业恶犬斗呢？更不要提这些“恶犬”的主人往往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劳模……是地方的纳税大户、GDP功臣、新经济带头人，享受着本地法院量身定制的“必胜客”待遇。这就是当代版本的“我为阶下囚，君为座上宾”。我翻开《管理学原理》这本书，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什么“绩效”“科学”“效率”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剥削”！相关阅读：北漂八年，我最终还是离开了北京很多人对于90年代的评价，都加了一层失真的“美化滤镜”新年寄语：表达绝望是一种勇气第二本新书正式连载完毕：《资本囚笼》全目录

上周文章《“民粹主义”是“爱国主义”最大的敌人》，这个标题的思路，类似于《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人》中“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走资派是共产党人最大的敌人”的逻辑——最大的敌人出在内部。要说可恨程度而言，“外部”的敌人比如帝国主义、叛徒汉奸，那肯定是“可恨”得多。但毛主席说得好，“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就比如假如不是苏共变修、变帝、变腐败，那怎么会被美国“和平演变”呢？那就得它去“和平演变”美国了。所以接着上一篇文章的讨论，我们把目光从“内部”逐渐转向“历史趋势”，看看这一股“民粹主义思潮”背后的经济基础、理论基础、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这就必须要明确两个概念：（进步的）左翼民族主义，（保守的）右翼民粹主义。（一）根本区别左翼民族主义的立场是反对一切剥削、一切压迫、一切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简述一下：左翼反对美国是因为美国就是当前最大的剥削者、压迫者；左翼反对日本是因为日本没有清算自己内部军国主义路线，没有偿还战争罪行，还在不断危害世界；左翼揭露犹太跨国资本的罪恶，是因为他们通过金融工具一次次地收割全世界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左翼反对乌克兰是因为二毛一直在为纳粹招魂，同理，如果大毛军阀化了，甚至法西斯化了，左翼也会反对大毛。而右翼民粹主义分子反对美国日本，是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右翼民粹的逻辑就很简单了：盎撒，邪恶种族，屠屠；犹太人，自古以来的邪恶种族，屠屠；鬼子，活该，屠屠；韩国，喜欢偷的棒子，屠屠；东南亚，没进化的猴子，屠屠；印度，肮脏的阿三，屠屠；黑人，劣等种族，屠屠；俄国，有血债的毛子，屠屠；日耳曼人，发明屠屠的父亲，理应屠屠；蒙古人，发明屠屠的爷爷，更应屠屠；中东，全是绿绿，都要屠屠；土耳其，突厥余孽，必须屠屠；老墨，毒窝，一起屠屠；拉美，有点远，不知道因为什么，总之屠屠就对了。是不是很生动形象？这就是我们当前互联网舆论生态的真实写照。这些人主打一个键盘上的慷慨激昂，反正除了我天朝上国，国家全世界其他都是劣等种族，都不配活了。这些家伙主打一个激进且没文化，甚至连盎撒属于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高加索人的区别、犹太人现在经济属性和宗教属性远大于民族属性这些基本知识都不知道，反正都屠屠就对了。如果以为右翼民粹主义仅仅“排外”，那就太天真了。因为我们见过的右翼民粹最多的样子，是美国的红脖子，天天嚷嚷驱逐穆斯林、在美墨边境修墙的那种。但是右翼民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矛头一定会对准我们内部。首先是对少数民族的敌意，更典型的是基于阶级的歧视：一线城市土著瞧不起外地打工人，东南沿海地区瞧不起内陆省份，城市人瞧不起农村人，脑力劳动者瞧不起体力劳动者……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我今年连续写了几篇文章《舆论对穷人越来越苛刻了》《是谁在污名化“人民群众”？》《谁来替穷人发声？》，就是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在反美、反汉奸、反买办的大旗之下，左翼和极右有很大的共性表现，往往会混为一谈。但是随着经济下行，新自由主义瓦解，左翼和极右必须要予以区分，最典型的就是——对穷人、对阶级地位比自己低的群体的态度。我劝大家不要太天真，不要觉得跟极右混为一谈喊打喊杀很爽，他们就再嚷嚷着屠光美国、日本、犹太人，也没一毛钱的能力；但是把矛头对准自己人、去歧视践踏低阶层群体的胆子，不但有，而且很大。极右翼保守主义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性别领域，就表现为“极端男权”和“极端女权”的对立。这些人的立场很明确：只要是男的/女的，就一定是坏东西，甚至连自己的“生物爹”“生物娘”都不例外。不仅仅是对立性别的，只要跟别的性别有点好关系，一律支持为本性别叛徒——男的叫做“龟男”，女的叫做“婚驴”。又是“龟”又是“驴”，这是把人当人吗？我把这些立场命名为——性别法西斯主义。那么左翼共产主义女权的立场是什么：在经济上，要男女平等同工共酬，要消灭工作歧视；在政治上，女性要与男性同等的投票权；在思想文化上，反对一切重男轻女的思想；同时，女性要求家务劳动、尤其是生育抚养的劳动，受到社会的认可，按照社会标准劳动力计价。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广大无产阶级男人与女人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分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件事情投射到国际领域，也能看出左翼和极右之间的根本区别。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是否团结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无产阶级同志。比如对于黑人的问题上，现在网络舆论可以说是极端不友好。在这个领域中种族法西斯和性别法西斯还合二为一了，比如认为“黑人都是倪哥，而小仙女最喜欢跪舔倪哥”。而左翼的立场则是：黑人的落后来源于白人的奴役和压迫，他们只能生活在贫民窟、缺乏教育和基本的体面生活，曾经黑人的抗争（如黑豹党），招来的是美国统治阶级惨烈的屠杀。于是黑人的觉醒现代化进程被屠杀打断了，有种的、有见识的黑人都被杀光了，只留下幸存者在贫民窟的泥潭中一点点烂掉，变成人见人嫌的“倪哥”。再比如对日本的问题上，是否认同日本人民中有我们可团结的对象？比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了：所以国家现在的策略是对的，我们停止进口日本的海产品，就是在分化其内部，让日本的农民意识到：日本政府和东电财团的不负责任，使他们承担了巨大成本，让日本的民意去倒逼日本的官僚-财阀集团。真要我们宣传的好，策略得当，与同样对排放核污水深受其害的日本人民建立统一战线，再出几个日服枪男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左翼和极右的差别，大概跟乐观悲观主义者那半瓶水一样。右翼：日本竟然有多达50%多的民众支持排放核废水，果然是邪恶的大和民族，必须东风洗地。左翼：日本依然有接近50%的民众反对排放核废水，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团结可以争取的对象，发动他们一起去反对日本政府和东电财团，让日本的统治阶级付出代价。进一步的，这就衍伸出了一个话题：是否支持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列强”。在网络上以爱国者身份标榜自己的群体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话语“列强竟是我自己”“看到我兔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真正的左翼面对“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假设应该持什么态度呢，这就要引用一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下，让传声筒在联合国大会上代讲的的发言稿：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区别：左翼反对一切剥削与压迫者，必然包括本国家、本民族、本种群在内。而极右翼的目标，则是成为压迫者本身，要主宰其他一切“非我族类”的命运。所以在反压迫、反剥削、反帝国主义的时候，左翼竖起了左翼民族主义的大旗；在团结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被压迫者的时候，左翼竖起了国际主义的大旗。举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维克多·雨果的名言：“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伟大的雨果站在正义和人文关怀的立场，直接为自己的祖国法兰西冠以“强盗”之名。另一个例子，是被裹挟到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他在自杀后留下了一封遗书：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二）共同敌人为什么在之前，（进步的）左翼民族主义和（保守的）极右民粹主义容易混淆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新自由主义。我们现在所处的版本，是新自由主义的版本，主流是自由主义右，以及LGBT政治正确伪左翼（本质还是右翼）。至于法西斯右、无政府主义右、封建主义右，以及共产主义左，在这个版本被自由主义右压制的死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灭世级的大危机后成功续命了？因为迭代出了新自由主义这个版本，成功的运用时间修复和空间修复去缓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时间修复就是金融工具——靠无限借未来的前来转移现在的矛盾；空间修复就是全球化——把血汗工厂建到第三世界，把污染和危机也转嫁到第三世界，通过剪刀差价来维护资本主义主体世界的繁荣。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篇文章中详细讲解过：我们是“资本游民”，我们是“边缘白领”，我们在一线城市生活大城市中“新无产阶级”的抗争与未来因为这个理论非常非常重要，它涉及到新自由主义最根本的构建，想要讲明白需要一篇长长长长长的文章，所以建议大家先收藏上面两篇文章，然后读完本文，再去阅读那两篇背景知识。那么资本主义通过空间修复把工厂建到了第三世界，成功地节省了巨量的人力成本那么本国的工人怎么办呢？当然是作为失业者、流浪汉被人嫌弃啦。比如说，英国著名吸尘器（和吹风机）生产商戴森公司在2002年关闭了它所有位于英国本土的工厂和车间，并把生产地迁入了马来西亚。这很明显是出于更低生产成本的考虑，虽然英国政府对于戴森迁厂一事提出了明确的反对，但无济于事。政府只能对戴森厂大量的失业工人进行失业补助和再培训，这就相当于用英国纳税人的钱，为跨国企业追逐更高利润而擦屁股。时间修复就是金融化，空间修复就是全球化，在这段进程中谁发财了呢？国际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那么谁是代价呢？简而言之，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左翼民族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分子是合流的，因为他们都是全球化中的“失语者”，都是被国际资本的“驱离者”。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当年的基本盘，包括了大量“铁锈带”的工人阶级——因为产业都被转移出去了，他们的诉求也非常“共产主义特色”。比如当年特朗普竞选时的一个宣传视频：“全世界可怜虫，联合起来（Deplorables

最近关于所谓“新婚姻法”的讨论相当搞笑，无论是男性群体还是女性群体，都高调宣称“新婚姻法”中“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首先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新婚姻法”，是人大和最高法出台了针对民法典等一系列法律法条的最新司法解释，而与婚姻相关的内容，因为应和了当下“男女对立”的主流版本，而获得了广泛关注。要不我提供一个审视角度：“有产”的优势扩大了，“无产”更加不利了。简而言之，由婚姻确认的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法权」加强了。换句话说，未来的婚姻中，“门当户对”的阶级要素将会成为首要因素，婚姻最为一条上升通道被彻底封死。狭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确认与巩固，客观要求了婚姻中“有产者”必然去寻找条件匹配的“有产者”，而“无产者”则丧失了其在婚恋市场几乎全部的价值。当然，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它更加明确了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婚姻制度不是爱情的见证，婚姻制度是私有财产的证明。这是阶级社会中婚姻制度的本质。这能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们思考：我们究竟需要的是爱情，还是一种合作过日子下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见证。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并不是“新婚姻法”造成了有利于有产、不利于无产的局面，而是阶级固化的客观现实已经在全面加剧，新法律法规不过是确认了这一种客观现实。（一）马克思主义婚姻观

最近两篇文章《99%的人没有真正看懂》《“为什么我年年‘先进’，但是下岗/被裁员的那个人是我？”》从《年会不能停》《漫长的季节》《暴雪将至》等“下岗工人题材”的影视作品入手，探讨了“大锅饭”“绩效考核”“先进工作者”“HR现象”等当前非常典型的问题，今天再帮大家回忆个半年前曾经引爆舆论的事情：“CETC群聊”事件——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内容。首先说明一下，正好是去年这个时间，刷遍全网的聊天记录是伪造的内容，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用假的做真的就是不对的：如果你是真的，那么大家疯狂转发，就含有着为你伸张正义的成分在。如果你声明虚构，大家也未必不能接受，像《年会不能停》就是虚构作品，但是虚构中包含了大量提炼于现实社会的真实问题，所以大家反而会夸你编的好，编出了我们的心声。所以真的假的不妨碍我们讨论问题，但首先你得诚实。所以说，虽然这个引发了打工人普遍共鸣的新闻，很快因为被证明聊天记录系当事人伪造，相关讨论马上偃旗息鼓。但是这件事情依然有讨论的价值——能够引发普遍讨论，就说明引发了普遍情绪。还是那句话，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所以我给聊天记录打了一个“伪造”的水印，以免继续误导大家。之所以展开讨论，也是上文中所说，虚构的东西并不代表就没有讨论的意义了，很多虚构的小说、电影我们都在认真分析、讨论，因为它们有共性，它能反映出普遍问题。具体到这个编造的“CETC群聊”聊天记录，带头喷人的那位大哥喷出了广大“打工人”们的普遍心声。我简单给大家捋一捋即便是编造的故事中，也反映出的“共性”问题都有哪些——1、强制加班、无偿加班。2、管理者欺软怕硬，欺负老实人、老实员工，工作分配严重不合理——管理层吃香喝辣，老油条上下其手，老实人把所有工作扛在肩上，但最后一无所有。3、管理层关系户问题，尸位素餐，能力差。4、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闹的话就死命压榨，一闹起来就先装怂，事后肯定穿小鞋。5、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矛盾。或者称之为“资本家狗腿子”与“干活人”之间的矛盾。讲道理，这些聊天记录即便是编造的，编得也挺有水平，也具有普遍性，也难怪能够广泛传播。上学的时候读《小职员之死》，没有社会经验的我们可能对于契诃夫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嘲笑、讽刺的态度，嘲笑他对于上级的谄媚，嘲笑他畏首畏尾杞人忧天：“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了，他傻笑一下，开始望着舞台。他看着演出，但已不感到幸福。他开始惶惶不安起来。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终于克制住胆怯心情……”但是我们工作了之后，面对层次分明的科层制体制，面对形形色色的上级和绩效考核制度，面对35岁裁员和房贷断供的风险，我们又能比这个小公务员豁达几分呢？我们如何能对这样跟自身命运切实相关的事情说一句“不在乎”呢？这真就是“穿越时代的共情”啊！。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跟一位朋友一起看的《年会不能停》，剧中大鹏反复提及“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所以调到了总公司”。这位朋友比较年轻，这又是一个关键剧情，于是小声问我：啥叫先进啊？我告诉他：年年KPI拿outstanding。他“噢”了一声，终于对齐了自己工作经验的颗粒度。但因为看电影的时候不能说太多，所以我只能简单提一句，这个类比非常不严谨的：当代“绩效考核”制度其实是剥削的一部分，是分化无产阶级以及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劳动重要手段，跟当年的“评选先进”不能相提并论。从这个情节也可以看出，大鹏饰演的是98年的集体制企业工人。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99%的人没有真正看懂》中所分析的：整部电影是一部大型“杂耍蒙太奇”，融合了1998大下岗和2023大裁员的各种元素。比如下岗工人围攻厂长、下岗工人摆地摊等元素，其实是出现在1998年的景象——而“评选先进工作者”这一个关键因素，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所以需要专门来写一篇文章讲清楚。在许多下岗工人题材的作品中，“先进/劳模”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比如《漫长的季节》中，王响师傅就是受人尊敬的“机务段先进工作者”，而且他也喜欢强调自己“年年先进”，发自内心地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自豪。再比如同样是以连环杀人案为“表”、以大下岗为“里”的优秀作品作品《暴雪将至》中，故事的一条暗线就是段奕宏饰演的下岗工人，在寻找自己“先进工作者”的认同。因为大家都看过《漫长的季节》，所以就不再复述其中情节；而《暴雪将至》相对冷门，这里简单说两句：电影中对于时代悲剧的展示有很多，比如一位下岗工人禁不起老婆的嘲讽，一怒之下杀了她，而他们的孩子才上小学——这已经算是现有影视作品中，对于下岗惨剧比较赤裸裸的展示了，虽然还是展示得比较隐晦，但也不得不如此了。我们看段奕宏饰演的主人公余国伟，虽然有一些“轴”，但是工作能力有——工友们说贼从他眼皮子底下一过，就会被看出来，也确实展示了他怎样破获物资盗窃案的；工作态度有——积极参与连环杀人案的侦破，几次身处险境，我努力工作想多拿点年终奖，人家努力参与不属于自己的工作是想进步，从动机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工作道德有——他徒弟临死前说了，工厂里上上下下的人都拿了钱，对物资盗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余国伟蒙在鼓里，因为知道他肯定不会收这个钱。像这样工作能力、态度、职业样样都齐全的人，却下岗了。这就是下岗题材作品喜欢强调“先进工作者”的原因——突出对比与反差。《暴雪将至》下岗那一段戏拍得特别好，非常有感觉，先是一个教科书式的空镜头展示出压抑的天气和环境，然后工厂大门紧闭，数百工人站在大门口，工厂领导开始点名，点到一个进来一个，然后大门上锁，告诉大家以后不要来厂子里了，生活用品会派人送出来。余国伟回到工厂，说自己是这里的劳模，老工人否定了他的说法，说一来保卫科不出效益，从来没评过劳模；二来97年下岗前夕人心惶惶，没人有心思评劳模。这似乎在暗示，主人公的“先进”是一个梦，然而电影中确确实实有一个镜头展示：女伴燕子翻出了主人公的先进工作者证明。或许可能是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已经被模糊了，或许就连当事人，也不敢确定那一段记忆究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被扭曲了。王响和余国伟当家做主的日子，就像一场梦啊！在众多下岗工人题材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都出现了“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的桥段，说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值得好好分析。我将从三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的“荣誉激励”。我的父辈、祖辈，非常非常看重来自组织的荣誉，像什么劳动模范、先进个人、优秀党员、新长征路上红旗手之类的奖状攒了一抽屉，我现在回家就能翻得到，保存得好好的。不一定发钱才是一种正反馈（反正整个社会大家都怎么没钱），公有制前提下来自荣誉的激励，对劳动者同样能提供很大的正向作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前有一个雕像，不是什么达官贵人、政商要员、明星偶像，而是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张秉贵：“张秉贵11岁时便到纺织厂当了童工，17岁到北京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旧社会的苦难经历，让张秉贵不堪回首……他从1955年11月到百货大楼站柜台，30多年的时间接待顾客近400万人次，没有跟顾客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没有怠慢过任何一个人。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大，加之物资相对匮乏，顾客通常要排长队。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虽然那个年代的宣传包装确实有一些用力过猛的毛病在，但是像这样在全国商业中心地标建筑前，为一个普通的基层售货员立雕像，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做得到，这对于劳动者也是无上的荣耀与激励。所以，我在讲当今医生、教师等一系列问题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些“荣誉性职业”的核心矛盾在于——用社会主义的“荣誉激励”要求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无私奉献，又以市场经济下“经济激励”去评判他们的工作结果，不产生矛盾才怪呢。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一点：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市场经济”一种规范模式，“市场经济”原则也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去年五一淄博大火，当地政府出面限制酒店涨价，然后包括南方系、财新网、新京报等一众媒体，还有各路公知都嚎叫了起来：政府干预市场调节啦！过节人多凭什么不许涨价啊！不要听那些“市场原教旨神教”的信徒们瞎BB，什么口罩要涨价，退烧药要涨价，啥啥问题只要价格调整就能解决。市场经济要真那么万能，那资本主义早期平均十年就来一次的经济危机是咋回事？我现在看见“市场神教论”和“涨价神教论”的观点就烦，何不食肉糜说的就是这些人。假设大家跟随着良好的口碑与名誉去了淄博，面临的是涨价赶上风景名胜区的局面，那淄博跟那些真·风景名胜区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为什么要独独来你这个地方呢？是烧烤没地方吃吗？还是我喜欢看人？所以淄博厉害，他们这次不涨价，以后就会有回头客，人家做的是长久生意，是细水长流。不像有些“尊重市场规律”的景区，在一片“来都来了”的无奈之声中，断绝了所有“回头客”的可能。第二，“绩效考核”是分化无产阶级的重要手段。为什么我开头说“绩效考核”与“先进工作者”是看似有一些相类似的元素，但其实是南辕北辙——因为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荣誉激励，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段。在《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隐藏在“管理学”的诸多理论背后》这篇文章中，我详细介绍过所谓“科学管理”的真面目：当代众多有良知的学者认为，主流管理学过于强调效率、控制和监视，忽略了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就是实实在在的“把人当成了工具”；同时，主流管理学背后的，永远无法掩盖“剥削”二字，甚至于管理学的诸多理论就是在研究“怎样更好地剥削劳动者”。所有管理学的出发点永远是工厂、企业和管理层，从来没有以普通劳动者视角为出发的研究。于是，一个管理学的新流派——“批判管理学”诞生了，它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以批判当代管理学披着“科学管理”之表，而行剥削劳动者之实的诸多理论，撕开了资本家虚伪的面皮。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资本家和企业的管理者们，是需要通过管理学，树立自己的精神权威；他们进行管理实践、领导组织、进行变革，都需要“管理学”的理论来背书；是为了更好的对劳动者进行精神奴役——你看，这可是专家的理论哦。某种程度上讲，管理学的理论就是当代“资本宗教”的《圣经》。哈贝马斯说：“管理者们把自己的特权隐藏在了高级知识这一名词的背后”，可以说是非常言简意赅、直至核心了。这里帮大家回忆一条五年前的新闻：2019年11月23日，网易前员工发表文章《网易裁员，让保安把身患绝症的我赶出公司。我在网易亲身经历的噩梦！》，一时间舆论掀起轩然大波。这一件事情的要素过多，可以探讨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只就一点讨论。

《年会不能停》看似讲的是2023年大裁员，其实讲的是1998年大下岗。整部电影就是一部宏大的时代蒙太奇，让一个事实上在98年就丢掉工作的体力劳动者，“穿越”到2023年参与了新一代脑力劳动者的大裁员。亦真亦假，亦史亦现。比如（下岗）工人围攻厂长的景象，大家猜是发生在1998还是2023？再比如下岗工人摆摊的戏份，我相信90后们小时候都会或多或少有些记忆，因为很多下岗工人的工资、遣散费，都是用工厂生产的产品抵押的。我们小时候的记忆中，很可能还包括城管暴力驱散这些摆摊者。最大的证据就是，众合标准配件厂是生产螺丝之类的金属工业品，为啥这些工人摆摊卖的是日用品百货呢？因为这就是一场巨大的“蒙太奇”，时间空间是交织错乱的。再比如这种大胆而直接的镜头语言，对比度呼之欲出，如果这也看不出导演想表达的思想，实在是亏待了这部作品。电影开头第一幕就是1998年年会，众所周知98年就是大下岗的年份，这其实就是电影主创在开头给大家提了个醒。电影天台那场戏外包小姑娘说：“那些把公司搞垮的人，还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你甘心吗”，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那些把国企搞垮的人，一转身就私有化大富大贵，然后你下岗了，你甘心吗”。如果在2023的语境下，公司搞垮了关打工人屁事？我为什么不甘心？我甚至还喜闻乐见幸灾乐祸呢，不就是换个工作么？一刻都来不及为前公司悲伤，赶到战场的是下一份工作的offer。所以电影里一切看着别扭的内容，都要带入到1998的语境下就合理了大家看电影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到这种违和感：就是一个非常现金现代化的，有着自助餐厅、游泳池、健身房、按摩间的当代互联网公司，一定要带一个8/90年代风格的第二产业工厂？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就算是以这个工厂为基础一路发展过来，原来的人事关系和厂房设施也绝不可能保留的这么完整。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一场“时代蒙太奇”，主人公坐车去省城，其实是一次“时空穿越之旅”，两次裁员潮被艺术表现手法连接了起来。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电影里所有的违和感都说得通了。“厂子是我一辈子的青春和骄傲”，这种话只有在当年那种把集体企业当家的无产阶级主人翁才会说出来，要是用现在互联网垄断企业裁员的视角来看，这就显得过于煽情和不知所谓了。所以电影安排这种情节的目的，是在强调当年下岗工人对于厂子的情感，是要让大家感受一下历史。还有其他一些“时代痕迹”，比如用黑社会绑架的手段对付“刺头”工人，在2023年的治安环境和遍地都是摄像头的现状下，大家看了肯定会觉得这是人工强行制造矛盾。但是，一旦带入到1998的历史之下，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动用黑白两道的力量，打压不心甘情愿下岗的工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手段。我建议大家可以问问父母，98年前后有没有“莫名其妙失踪的刺头工人”这些城市奇闻轶事，你一定会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电影里最关键的一条主线，也就是徐总所谓的“一盘大棋”，如果站在2023的视角下，你会发现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实践上都非常扯淡，一个副总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疯狂微操就为了“路线分歧”，关你屁事啊？公司是董事长人家的。但是在1998的语境下，一切都明了了：徐总就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蛀虫，通过各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掏空国企/集体企业，就是跟徐总一模一样的操作，最后光明正大地说——效益不好了啊，所以我们要下岗、我们要私有化，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民营企业家”，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样完成了——这样看动机和逻辑是不是就完全捋顺了？再次强调：徐总掏空标准配件厂的手段，就是90年代蛀虫们惯用的普遍手段，电影是在给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们，科普一下那些人的手段。只是电影里没有明说，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当年太多集体企业，就是被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掏空的，下岗工人只是这些蛀虫的牺牲品。98年的蛀虫，其实就是23年的权贵。所以电影中不只有大鹏一个人物是“时代蒙太奇”，徐总是反面的另一个。对于当年用“大局”PUA下岗工人的现象，比如“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电影中也给出了迟到二十五年的隔空反击——假如没有这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那么《年会不能停》就是一部非常俗套的作品——最后靠“青天大老爷”董事长机械降神解决矛盾，简直就是“清官戏”的职场翻版。不管是民间故事还是当代影视，我们看到过很多这种套路了：皇帝被奸臣蒙蔽了，但是皇帝是慈祥的、是爱民的，只不过年纪大了眼花了，所以把权力交给了奸臣。然后九品芝麻官或者正直的小御史，顶着重重困难揭发了奸臣的罪行，最后在御前皇帝看到了奸臣的真面目，天降正义。西方故事里这种套路也很多啊：慈祥善良的“创世神”睡着了，于是他的儿子或者弟弟化为邪神危害人间。勇者一路斩杀了邪神布置下的各种怪物，找到了传说中的神器，唤醒了创世神，把邪神房放逐到了地狱……然而有了这一场划时代的蒙太奇，《年会不能停》瞬间就跻身到“神作”的行列。然而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联想到98年的大下岗，毕竟观众群体也不同了，所以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转折生硬、煽情尴尬、强行制造矛盾等等。不过在这样的前提下，《年会不能停》依然收获了巨大好评，说明它2023年的部分拍得也很好，也表达出了广大无产阶级的心声。今天本文就是要戳破最后一点窗户纸——把1998和2023对其颗粒度，让表面看似很别扭的内容，都变成了“神作”的必要元素。值得一提的是，“蒙太奇”这项电影艺术创作手法，就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紧密相连的。1923年，苏联最伟大的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在《左翼文艺战线》杂志上发表论文《

毫无疑问，首先《三体》是一部科幻小说，其核心元素是科学幻想；但是《三体》被津津乐道的，不太多是“理科”的元素，反而是“黑暗森林”体系这些社科类元素。这就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很多都是我们现实社会的投射。就比如《三体》中预言了人类的普遍“圣母化”现象，其实是西方愈演愈烈的白左式政治正确为参考的；再比如语言发展的规律，两性差异逐渐减少，和平年代男性女性化装扮的潮流，都是作者仔细考量了现实社会的发展规律得出的结论。

邯郸三名初中生残忍杀害同学的案子，上一篇文章已经分析过了，今天再谈一谈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简而言之，这个“最大的误区”是：我们保护未成年人，是要保护绝大多数最普遍的未成年人，而不是“保护”群体中极少数违法犯罪分子。就像我以前文章中吐槽过很多次的“两少一宽”：当年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少捕少杀，一律从宽”这是维护民族团结吗？这是破坏民族团结。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当然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统战”的应该是最广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同胞，“统战”个犯罪分子干屁啊？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安分守法想好好过日子的绝对有99%以上，凭什么不维护99%的利益要，却对那1%一律从宽？少数民族自己都不满意啊，本身他们生活就有聚居的特性，结果我们这边犯罪分子“从宽”了，破坏的是我们民族聚居区的治安，反而把大多数想好好过日子的普通人推向了对立面。这种现象有一个概念性定义——“尾巴主义”。尾巴主义是一种落后的思想主义，指放弃进步，无条件迎合落后分子的错误意见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将“尾巴主义”与命令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一起斥为脱离群众的作风。

邯郸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里就不再赘述。我先讲两个稍微远一点的案例。第一件犯罪分子不是未成年但也非常有代表性：2020年3月14日，一位男子在超市内因为一句“戴口罩”的善意提醒，就将一位70岁的老人活活打死。更让舆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凶手竟然曾经就是杀人犯，然而已经刑满释放了——他曾经在2004年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女朋友。但是因为女方家属接受了凶手一家大额赔偿，学校又出具了表现良好证明，此人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这里要吐槽一下，为啥学校总喜欢给这种牲口开具“表现良好证明”？新东方那个凶杀案也是，这个案件里学校是北京工业大学，不能理解校领导脑袋是怎么长的，为什么不跟受害人共情，要去跟凶手共情？为什么要举这一个不是未成年案件的例子，就是给大家具体感知一下我们法律对减刑量裁方面的可操作度：一个成年杀人犯，可以通过种种操作9次减刑，原本无期徒刑仅坐了14年牢就放了出来，结果出来又危害社会了，那个超市买菜的老人真是无妄之灾。通过这个案件就可以看出【死刑】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去年讲反腐纪录片问题时，呼吁要恢复对贪官污吏死刑震慑的原因——因为人只要活着，就有太多“手段”可以操作了，贪官污吏的例子大家都看到了，孙小果的例子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天又提供一个新例子。这个案例还有一点很有代表性：犯罪分子十五年前杀人，十五年后刚出狱又杀人，说明有些人就是反社会人格，是改造不好的。我们必须要承认物种的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差异，在这样大基数的人口中，这种极端案例必然不是少数，所以这就是死刑的另一个意义。虽然这个例子中的畜生不是未成年人，但是足够给大家提个醒了：无期徒刑没有任何威慑力，只要舆论聚焦点一移开，很容易就无期变有期，有期再减刑，最后几年保外就医……孙小果们的例子绝对不是简单个例。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分子身上，这些就更容易好操作了。所以现在舆论群情激奋，根源就是担心这三个畜生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第二个案例：13岁小畜生强奸未遂后杀死10岁女童，因为未满14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小畜生家长甚至都没有道歉，直到受害者家长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小畜生家长终于才道歉。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13岁的小畜生身高175，体重140+：举这两个案例分别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没有死刑，即便无期徒刑都不能很好地去践行正义、惩戒犯罪；第二，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营养好、发育早，比以往更早有了恶性犯罪的身体条件。同时信息发达，接触网络早，三观成型时间也比传统教育更早。每次讨论法律相关问题的时候，总有蠢货嚷嚷“舆论绑架司法”啦，简直就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样灵敏。必须要严肃反驳这种观点：舆论从来没有绑架过司法，司法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脆弱，我国历史上也就实体意义上“砸烂公检法”极短暂的时光里才确实威胁到国家暴力机器；与“舆论绑架司法”恰恰相反的是，舆论反而往往能促进司法进步。“昆山龙哥案”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这就是一起典型的舆论促进司法进步的案例。“昆山龙哥案”发生后，就有非常高清的、无死角的监控录像流出，有极大可能是内部人员有意流出的。果然相关内容引爆了社会舆论，引发了关于“正当防卫”“故意伤害”“黑社会”等话题的大讨论，直接推动了关于“正当防卫”判定的历史性大进步。今年春节档电影《第二十条》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有机会我详细说一说这部片子，它有些情节很真实很还原，有些情节则非常糟糕，老谋子的精明与小心眼体现得淋漓尽致。比较好的、真实的情节，比如雷佳音拿着监控录像，一截一截给要上访的公交车司机杨皓宇看：到这，你是见义勇为；到这，你是正当防卫；到这，你是防卫过当了；到这，你就是互殴了；到这，就是故意伤害了。这简直太真实了，我看这段的时候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但是《第二十条》里不好的段落，就是完全抹杀了“正当防卫”认定中社会舆论的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反而变成了体制内“青天大老爷”雷佳音机械降神、为民做主。这就是彻底扭曲了“昆山龙哥案”的那一段事实。电影里也说了，有哪哪年这个案，有哪哪年那个案，都是按照故意伤害或防卫过当判的，要想给这件“翻案”就是打体制内同僚的脸。按剧情创作的逻辑顺序来，这时候就应该展现出社会舆论的重要性了。但是相关剧情一点都没体现，变成了“青天大老爷”战胜了自己的心魔，一己之力天神下凡扭转不合理的现状，我们可得盼着体制内多几个雷佳音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呢！说起扭曲历史这种事，王家卫拍了一个《繁花》，为“先富起来”的阶级洗地，好歹还能骗一骗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00后；可是“昆山龙哥案”这才几年啊，那时候轰轰烈烈的舆论盛况推动法治实践进步，所有人都能回忆起来，张艺谋就敢这么拍，难怪人家是“国师”呢。这就是我在《文化革命的意义》一文中所说的，为什么运动的开始要“批鬼戏、批清官戏”，因为这否定了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否定了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道路。正如文中引用当时一篇历史文献中所说：“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老谋子真不愧是国师，说他精明睿智也行，说他油头滑脑也行，说他是装糊涂的高手也行，反正他对我们“政治正确”这条线可太清楚了，精准的避开了一切可能引起“麻烦”的内容，上面最喜欢这种又聪明又能干又有政治觉悟的耳目喉舌了。言归正传，在批判了“舆论绑架司法”、并举了“昆山龙哥案”的正面例子后，还是要指出整个事件中有不少谣言在浑水摸鱼，比如头骨——还有传言受害人是被活埋，都是不实信息——就像我周末关于“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关讨论一样：我们爱国不需要靠“政治谣言”和“流量密码”来确认和巩固，我们的立场和理论之所以经得起推敲不外乎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所以文章的最后总结一下本文所罗列的两个事实：第一，无期徒刑都很难实践真实正义，更何况我们现在对少年犯的惩罚只能说不痛不痒；第二，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互联网发达，导致青少年身体、心理成熟期大大提前。这两个事实都指向了最终的结论：关于恶性犯罪获罪的年龄应当提前。对于谋杀、强奸、绑架、纵火、投毒等人神共愤的犯罪，应当忽略其未成年身份，予以比现在更严厉、更公平的严惩，践行真正的正义。相关阅读：北漂八年，我最终还是离开了北京很多人对于90年代的评价，都加了一层失真的“美化滤镜”新年寄语：表达绝望是一种勇气第二本新书正式连载完毕：《资本囚笼》全目录

爱国主义最核心的情感是“爱”，民粹主义最根本的驱动力是“恨”。我在过去的文章中说过很多次了：爱“国”，我们爱的究竟是什么？是一个所谓“中国”的抽象概念吗？不是，是爱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山川河流、是爱这上下五千年的厚重历史、是爱这星光璀璨传承不绝的文化、是爱这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的语言和文字……尤为重要的，是爱组成这个国家的“人”。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没错，正是因为这些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所构成的“集合”，才让这个“集合”那么值得去“爱”。我在大年三十写的这篇文章《“基建狂魔”辉煌的背后，是一代农民工和土木人的汗与泪》里说过：所谓“基建狂魔”确实是值得夸赞的荣耀，但是我们要讲这荣耀赋予到具体的人头上，是那些天天加班、难有保障、几年回不了一次家的土木人和农民工们，才配得上享有这样的赞誉，而不是一个抽象概念的“威武了”“厉害了”。所以我反对用“我兔”“阿中哥哥”这些过度抽象画的概念去替代一个超级复杂的客体。比如下面这个人就非常之典型，他以“那兔”这个经典形象作头像，说明他至少是认同宏观叙事下的大共同体的，但是他又瞧不起具体的人，尤其是瞧不起这个国家的主体——工人阶级，这就非常可笑了。说到底他爱的不是具体的人或事，而是一个能让自己显得很“牛逼”的抽象概念，能让自己产生凭空而来的优越感去鄙视别人。这就是“民粹主义”的秘密——他们除了自己谁也不爱，反而要去“仇恨”去“攻击”，这是根植于人性最深处的恶。为什么他们要用“爱国主义”去标榜自己，因为“爱国”是最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是最普遍最通用最被广泛理解的情感，所以“爱国”在民粹分子的手中成为了狐假虎威的道具，成为了攻击他人的大棒，成为了发泄自己低俗、恶意与无聊的最佳保护伞。比如东京奥运首金健儿杨倩，因为微博里去年晒了耐克鞋，就有杠精质问她为什么晒耐克，还要逼她去买鸿星尔克。比如当年因为救灾的优秀行为，人民热情支持鸿星尔克，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去别的品牌、别的主播的直播间，骂他们为什么要跟鸿星尔克抢流量，甚至许多美食主播都深受其害。许多主播不堪辱骂泪洒直播间。

（引子）本文的封面图是日本共产主义战士、充满争议的极左翼组织“赤军”的领导人重信房子。本文讲日本共产主义阵营的四次分裂，房子一个人就经历了三次，甚至他父亲还以反面形象经历了第一次。所以她是串起整个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关键人物，就先从她和她的家庭讲起。先来简单看一下这四次大分裂：第一次分裂是在918事变前后，日本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一批动摇的、支持军国主义战争的投机分子。后来在法西斯政府残忍打压之下，一部分人投降做了走狗，一部分人选择缄默，还有一部分人选择抗争到底，基本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第二次分裂是在日本文化大革命期间，支持文革运动和反对文革运动两派的分裂。在这其中日共又一次扮演了不光彩的“二五仔”角色，背刺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靠拖后腿甚至出卖战友苟活至今。所以我们说日本左翼的时候，别就知道一个日共，若以“二五仔”程度而论，全世界左翼政党中它能跟德国社民党争一下一二名。至少在日本文革中诞生的新组织如“全共斗”等都比它正统多了。第三次分裂是关于日本文革走向，一部分人认为应当和平夺权，通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罢市相结合，并逐步建立基层政权逐步夺取日本政权；另一部分人认为在强大的反对力量面前，必须要进行武装革命斗争，用武力推翻日本政府。第四次分裂是在日本武装斗争阵营的内部，一部分人认为应当进行游击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在山区建设根据地、训练新红军，最终推翻由天皇、财阀集团、军国主义余孽、美帝走狗掌控的国家政权；而另一派则主张落脚点在城市，进行激进的恐怖袭击、斩首行动，发动针对于重要公司、重要人物、重要场所、重要设施、重要活动的恐袭，否则敌我差距力量过大，走传统的游击战路线断无获胜的可能性。最终反对伤害平民一派与最极端分子分道扬镳。文章的最后，还要再简述一下革命失败之后日本左翼的现状。革命失败了并不意味着革命没有成果、没有意义，我们当今生活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代又一代革命者不懈地冲击旧体制、旧既得利益集团后留下的成果。比如日本的大规模全民政治运动和武装斗争虽然停止了，但是曾经的革命者们又以农村建设者、教育改革家、左翼文艺家、环保主义者的新身份继续影响着世界。还要打一个严谨的补丁是：这四次大分裂并不是按照严格时间顺序划分的，而是通过一个阶段内最主要的大趋势来辨别。比如在50年代，日本左翼就开始搞零星的恐怖袭击活动了，但那个年代还是和平抗争为主流，所以路线层面的“分道扬镳”我们还是要选取关键性事件。首先还是以重信房子母女的个人经历为引子：去年，随着巴以冲突加剧，重信房子的女儿重信命登上了日本电视台节目，引发了广泛热议。因为重信命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成长经历，亲身见证了以色列诸多反人类罪行，所以她那次节目让以色列大大破防了一番。重信房子有两个女儿，名字分别是重信革、重信命，取“革命”之意。因为重信メイ的日文罗马标音是Mei

惊悉漫画大师鸟山明不幸离世，他的《龙珠》《阿拉蕾》等作品是漫画史上不朽的佳作。“黄金时代”的艺术家无论国别，都一个鲜明的特点：浓郁的人文关怀和厚重的思想底蕴。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许多艺术家童年、青年时期都经历过二战或战后的痛苦，对于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二是二战结束后，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个和平繁荣期，为文学艺术的突破提供了经济基础。比如《龙珠》中一个很不起眼的段落，弗利萨说，你们赛亚人不也毁灭了那么多星球，杀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吗？孙悟空回答，所以他们灭亡了。这对于当下日本人来说，简直是如圣人一般的思想境界。日本文艺界所谓的“少壮派”，没有经历过二战和二战后的苦难，甚至在被扭曲的历史中成长，会想当然地认为日本是“两颗原子弹的受害者”。所以我们看当下日本文艺作品中绝对没有这种深沉的反思，现在的漫画里，反派人物抛出那句话，主人公得逼逼赖赖几页纸，要么就是陷入矛盾、纠结与痛苦之中，搞不好还给你来个黑化、黑化再洗白的桥段。但是鸟山明不给你废话，短短一句话——他们犯下的罪行就是他们灭亡的原因——无论是艺术成分还是思想境界，都站在了珠穆朗玛峰之巅。同样还有不朽的作品《哆啦A梦》，反复告诉我们日本战败以及战败的惩罚是罪有应得：这些在现如今已经堕落、右翼化的日本文艺界中已经见不到了。所以我们称那个年代是日本漫画的“黄金年代”，除了《龙珠》和《哆啦A梦》，还有《圣斗士星矢》《美少女战士》《全职猎人》等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这种思想性和人文关怀的高度，在鸟山明作品中比比皆是，比如龟仙人会告诉你，好好吃、好好玩、好好休息，同样是武学的奥义。整个《龙珠》都有一种最朴素的道德感和正义感，而这恰恰是优秀作品不朽的魅力。同样再用《哆啦A梦》举例子，大家可以看一看所有的短篇故事，通常是大雄被欺负，哆啦A梦拿出道具，大雄如果用道具“复仇”之后再干坏事、或者投机取巧，那么他一定会倒霉。而如果胖虎和小夫抢走道具干坏事，那么倒霉的一定是胖虎和小夫。相反，一些出于善意的举动，却会“无心插柳柳成荫”获得好的结局。现在的日本动漫界，普遍的风气则是一种对“主流的反叛”，对“黄金年代的反叛”。可能这些新艺术家们觉得老一辈的创作路线不那么“酷”了，所以要搞邪典，要搞异数，要搞不一样的道路。但是根源在于他们的水平没那么高，自以为很酷，其实就是中二少年的叛逆风格，各种“杀马特”形象的作品。就比如说上文中弗利萨怒斥：你们赛亚人不也杀了那么多人么？要现在搞“反叛”风格创作路线的漫画，那就得画上十五页的闪回：卡卡罗特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想起了被毁灭的星球，想起了在襁褓中被送上宇宙飞船的自己……然后他产生了执念，产生了阴暗面，产生了两种路线的斗争……再然后他的眼神突然变了，这一本漫画也就戛然而止。在下一本中，卡卡罗特经历了痛苦的黑化，险些要与弗利萨携手作恶，要把这种纠结心态画几十页，然后这本连载也水完了。再到下一本中，琪琪冲到了孙悟空面前，于是再闪回十几页青梅竹马时期的美好细节，然后孙悟空又拉回来了……现在这些搞邪典的漫画家们，自以为很酷、很反叛、很艺术，但说到底就是水平不够，功力差太远。给大家看一个龙珠打斗的例子，虽然是漫画，但是寥寥几幅图大家就能重现出一个动画的场景来。鸟山明的动作场景，对于日后漫画、动画、甚至电影分镜的创作，都是影响深远的。没这种水平，就只能搞“邪路数”去冲销量，结果话题度确实是起来了，但是艺术性一塌糊涂，甚至读者们都会感觉受到了愚弄。我这里不用点名是哪些作品，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一描述大家脑海中一定会闪过很多例子，没错说的就是他们。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来看，日本文艺创作的“黄金年代”也是基于其“高速发展的三十年”；同理，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期，各国都涌现出创新的、引领时代的文艺作品。而当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上层建筑”也就体现出来了，比如好莱坞各种炒冷饭，把各种经典IP都拉出来拍续集。要么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政治正确”这种无底线的、甚至有些高级黑的“政治正确”，恰恰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体现，种族矛盾一点就着，不敢有一点冒犯，可不是得哄着么。这种“哄”恰恰又成为了被压迫群体最好的“精神鸦片”：当看到小美人鱼也变成黑皮的时候，从小没有父亲、为贩毒集团打工、每天面临帮派枪战、一生都烂在贫民窟里的黑人，也能骄傲地挺起胸膛。日本和美国如此，中国也好不到哪去。诸如《繁花》这种恶臭的、为先富阶级洗白的、扭曲历史于人民记忆的作品，竟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优秀作品的典范，实在是世道炎凉，人心不古。我们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繁花》，还有封建主义的《娘道》，什么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艺圈啊，战术后仰。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坏东西就是坏东西，不是什么“复古情节”或者“我小时候看的就是好的”。让现在的小朋友们看一看《龙珠》，看一看《哆啦A梦》，他们也会用最朴素的审美观告诉你，这就是比我现在看得这些好。资本主义进入下行的保守周期，人类的上层建筑也随之进入“末法时代”，所以今天一位大师的离去会让我们如此悲伤：一方面感谢于他给我们童年增添了几分精彩，另一方面也感慨于真的后继无人了。再见，鸟山明；再见，《龙珠》；再见，黄金时代。第二本新书正式连载完毕：《资本囚笼》全目录

这又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话题类型，每逢三八妇女节，只要“女神节”“女王节”的歪风还在，我就要把文章再发一遍。看今年各大品牌搞促销滥发的短信，我手机随便截一张图就是这样的画风：“三八妇女节”起源于1857年3月8日的美国纽约纺织女工大罢工，女工们随后成立了第一个纺织女工工会。此后每年的3月8日，从纽约到芝加哥，从英国到俄罗斯，都有此起彼伏的妇女运动来纪念响应、纪念这次罢工。1921年，第二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采纳了妇女代表的建议，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国务院就颁布规定：妇女节（3月8日）属于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妇女放假半天。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妇女工作者也会被授予“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然而随着年代的渐行渐远，“妇女节”这一称谓也逐渐淡化。近年来在互联网电商巨头们的推波助澜之下，诸如“女神节”“女王节”“女生节”等成为大行其道，仿佛“妇女”二字已经被人羞于提起。往年京东是女神节、淘宝是女王节、小红书等平台是女生节；后来反对声音太多，淘宝改成叫“三八节”，京东改成了“她的节”，虽然也避开了“妇女”二字，但也算是一种进步。但是平台虽然改了，品牌和商家依旧沿用着“女神节”“女王节”等荒诞不经的名称，还有各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广告宣传行为。2019年3月8日，主打女性超级英雄题材的《惊奇队长》在中国上映，女主角的祝词也是“女生节快乐”。虽然那次主要是国内宣发自作聪明，但是超级英雄片伪善的政治正确是一贯的，就好比《黑豹》主打黑人超英，结果里面的非洲各种固化印象，只是给弱势群体一种精神鸦片式的满足，并没有着眼于真正的平等与权益。为什么好莱坞的政治正确是伪善的？为什么电商巨头们的女神节、女王节必须批判？为什么说这不是女性真正的平等与权益？因为妇女节的关键在于“劳动”二字。

《百元之恋》最精华的灵魂是它揭露了这个社会血淋淋的真相：底层人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既有互爱互怜也有互相伤害。然而这些非常拔高的内涵在《热辣滚烫》中却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全部通过一个温情脉脉的奋斗故事而掩盖了。按照列宁的观点，底层劳动人民只有“自发性”没有“自觉性”。所以这种“自发性”既可以表现为最朴素的阶级情感，最友善的互帮互助；也可以表现为最残忍的丛林法则，最赤裸裸的霸凌与伤害。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两种说法：老乡真实在、真热情、真倾尽所有帮助人；亦或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两种状态根源就在于“自发性”的两面性。这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世界的复杂性就不能用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去理解。《百元之恋》就非常真实地展示了这种复杂性：底层人互爱互怜、互帮互助，比如女主会主动给流浪大妈过期食品，就算在店长的明令禁止之下也会偷偷给她；而大妈也并没有如很多影视作品展示的“贪得无厌、忘恩负义”，而是拿到了自己能够饱腹的食物就表示“够了”，再多拿就会被发现。再比如拳击馆的教练和老板，也都是好人，虽然老板一副玩世不恭不靠谱的样子，每次出场几乎都是在吃泡面，但他们实打实地帮助女主实现了梦想，属于“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靠谱角色，拳击馆也更像女主的第二个家。而“底层人民的互相伤害”在《百元之恋》中展现得更为深度、更为血淋淋。比如底层男人伤害底层女人——最粗暴的性暴力；比如稍微有点身份的体力劳动者伤害社会的弃民（流浪汉）；比如便利店店长霸凌店员；比如姐妹之间的“互相伤害”……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这样一种社会真实：大家同为底层人，但是稍微有一点权力的那一方，就会毫不犹豫地、无情地把权力施加于比他更弱势的一方。电影中的女主被性侵的戏份就是最残忍的体现：先是拳击教练在吃饭时对着猥琐大叔的肚子来了一拳，而他的突然袭击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猥琐，而是一直误认为猥琐大叔是女主的男朋友，是情敌；而在拳击教练面前不堪一击的猥琐大叔，则又用同样的拳击把女主击倒。这两个连续的情节就是展示了丛林法则下的食物链：同为底层，身体强壮的男人可以霸凌瘦弱的男人；瘦弱的男人转而去伤害女人。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情节，电影用大量笔墨描写了便利店经理拒绝把过期食品丢给流浪汉，想尽办法又是藏起来又是锁起来——就是丢掉也不能给你。这种情节如果了解解放初期文艺作品的朋友就会非常有熟悉感，在许多作品中地主的恶仆往往比地主老爷更凶残，带路的汉奸往往比日本鬼子更邪恶，这就是“皈依者狂热”现象，在阶级中是非常普遍的。便利店经理还振振有词，表示这是“规定”，这就是标准的“工贼”嘴脸。黄老爷说白花花的银子送给了穷人是造孽，因为那真是黄老爷的银子；而店长一定要把卖不出去的食物丢掉也不给穷人，实在是替黄老爷想得太多、太贴心了。关于这种心态，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过这种心态，比如食堂大妈给我们打饭的时候一定要手抖一抖弄掉两块肉，比如游戏策划故意要专门设置恶心玩家的非必要元素，都是这种“工贼心态”在作祟：《多年以后，当游戏策划暗改数值时，会想起食堂大妈打饭手抖的那个下午》。然而很遗憾的是，这种心态的人比比皆是，即便我们有时候也容易不自觉带入有权有势上位者的视角，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阶级身份。就比如电影里过期食品不给流浪汉的问题，幸亏《百元之恋》拍得好，能给我们很多温情的流浪汉视角，把他们当成一个活生生的、有道德感的可以带入的对象。这就是文艺作品所能体现出的态度，要是按照内娱嫌贫爱富的一贯风格，那我们会看到一群无理取闹、倚老卖老、咄咄逼人、你穷你有理的流浪汉形象，观众也很容易受到创作者视角的影响，从而带入不一样的情感：这些刁民真该死啊，人家按规矩来凭什么惯着你？关于“底层互相伤害”的话题，再多两句嘴，还有很多电影中没展示的“互相伤害”：白领（脑力劳动者）伤害体力劳动者，白领为资本家敲了敲算盘，以为自己就属于上流社会了，心甘情愿当起狗腿子，瞧不起农民、工人、外卖员、快递员，认为他们就应该无微不至为自己服务，稍有不顺心遂投诉，并且不配得到一句“谢谢”。当然，写到这里也必须要提一句“底层人民互相伤害”更深层次的内核逻辑：本来大家都是底层人，但是头顶的天花板被封死了，看不到、摸不着上流社会的“繁花”与“热辣滚烫”，于是只能为了一些残羹冷炙而互相伤害。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幕又一幕赤裸裸的丛林法则：男人伤害更弱的女人，店员伤害更弱的流浪汉，经理伤害自己的员工。言归正传，继续谈电影。我最喜欢《百元之恋》的情节是：女主在路过拳馆多次后，终于下定决心要练拳，是被性侵之后想要让自己变强；而女主第一次对人挥拳，是对那个欺负流浪人士的势利眼的经理，这也是整部低沉纠结的电影中最解气的段落。当女主终于第一次挥拳之后，电影也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弃民”大妈拿着刀抢劫了便利店。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妈终于“觉醒”了，这其实是最朴素的阶级意识萌发的现象，要反抗强加于自己的种种不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便不甘于这种生活，想要反抗的流浪大妈，反抗所能触及的对象，也仅仅是这个廉价的“百元店”。日本天皇、财阀世家、吃人的制度是不公平的根源，但是大妈拿刀捅不到；高端商场、银行金店，比便利店有钱得多，但是大妈没能力抢——所以只能“挥刀向强者，但也不能那么强”。还需要注意到的是，虽然这个经理不是东西，但是百元店的存在就是为穷人服务的，专门销售廉价商品，也会接受穷人的慈善募捐。这样一种底层生态的破碎，更加重电影厚重的现实主义色彩。百元便利店这就是《百元之恋》这个“百元”（折合人民币5元）的内涵所在：既代表了女主所打工的“百元便利店”，也代表了电影所展示的“底层群像”：我们都如这廉价商品一般。在走上拳击场的前一刻，女主说自己“也就值这百元”，这就是点题了。然而很遗憾的是，《热辣滚烫》彻底剥离了这些人文关怀、深邃思考的内核，变成了一个光鲜亮丽的运动励志片。当然并没有说励志片不好的意思，我们的生活有时候太丧了，需要这种“鸡血”来派遣一下消极心情，所以这里并没有说“阳光明朗”的鸡血有多不好的意思。只不过，《热辣滚烫》是《百元之恋》的翻拍片，买了人家的版权，用了人家的剧本，结果把原作的核心与灵魂全部抛弃掉，放弃了原作俯瞰众生的高度与沉郁厚重深度，只保留了拳击这一形式，重点变成了为明星减肥的噱头服务，实在是买椟还珠的行为。我在《王家卫的背叛》这篇文章中说过：电影的社会责任之一就是要“向下看”“去看历史的背面”“看见不被看见之人”——记录普通人民的生活疾苦、记录那些通常不会“被看见”的内容。你王家卫拍一个向先富阶级献媚的《繁花》出来，从影视艺术的维度评价就是为人所不齿的。《百元之恋》中安藤樱练拳仅仅是一种“象征表现”，表现对不公的生活、黑暗的现状“愤怒地挥舞着拳头”与“认真的战斗”，这也是一系列优秀拳击题材作品比如《洛奇》《百万美金宝贝》的故事内核。拳击运动，因为其特殊的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最适合作为此种题材作品的符号载体。但如果一部打着“拳击运动类型片”的旗号，只保留了拳击运动的形式，却丝毫不见“向黑暗现状挥拳”的内核，也不能说不行，但为啥非要选拳击这个类型片呢？我们电影行业又不缺乏优秀的编剧，完全可以为贾玲女士瞩目的减肥成果量身定制一部作品，何必要买如此有深度、有思考、揭露了社会血淋淋真相的《百元之恋》的版权呢！归根结底，我并不是质疑贾玲女士在减肥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也是一个胖子，深知减肥是一件多么考验意志力的事情，我深深佩服贾玲女士的减肥成果，并决定以此为激励让自己也多多加强锻炼。这几天确实很有效果，每当我忍不住打开冰箱门拿零食的时候，脑海中总是能浮现出贾玲瘦下去的样子。但是，这跟电影好不好看没有关系。贾玲减肥取得了如此瞩目的成果，最适合的赛道应该是成为“偶像”，让她减肥的事例去激励一一个又一个像我这样的“落后者”们。但是贾玲选择了电影赛道，要在春节档上映且以减肥为营销噱头，巴不得一天上十次热搜，还不想原创剧本，购买了日本佳作《百元之恋》的版权，出演了戛纳影后安藤樱的角色……如此一来，评价体系就不是一个“励志减肥偶像”了，至少要与原作《百元之恋》对齐，而恰恰《热辣滚烫》又把原作最为瞩目的深度与思想性给“改没了”，所以引来如此争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我是非常小心写下这些的，因为关于电影的争议因为片方成功的营销导向，已经演变为了两性矛盾话题，说《热辣滚烫》不好看就是见不得女性好，很肮脏的营销手段，但从商业角度讲也确实是成功的。当我打开豆瓣，看到排名第一的热评时，我都吓死了——我生怕自己也被归于“被要命”的范畴，所以我一定要说清楚：我说《热辣滚烫》不如《百元之恋》，并不是针对女性；就像我说张艺谋的《满江红》是大烂片，不是针对岳飞，更不是要给秦桧洗地；就像我说陈凯歌拍的抗美援朝题材作品一塌糊涂，也不是针对志愿军先烈。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很容易拎清楚的问题，只不过当今两性矛盾势同水火，就很容易被这种营销手段带了节奏。那么关于女性题材的作品，我认为《百元之恋》做出的探讨更深，是更典范的女性主义作品；而《热辣滚烫》只不过是把好莱坞大团圆式的励志题材换了个皮，内核是商业性的，并没有涉及两性矛盾。但还要再深入探讨两点问题：第一是强暴戏份的设置；第二是《百元之恋》中关于“渣男”复合的问题。为什么说《百元之恋》是真正的女性主义题材作品？最根本的就是开头所说，电影深刻展示了底层的伤害链：有工作的人伤害弃民；经理伤害店员；男人伤害女人。所以让人看着特别难受的强暴戏份的设置，是这种底层丛林法则最极致的体现。要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毛泽东主席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权力的描述：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关于跟渣男复合这个问题，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好的电影就是可以有不同角度去探讨，我只说一个我个人的一家之言：我认为渣男这个形象不是一个“男朋友”，而是女主的镜像身份。我们可以看到，渣男和女主都是那种社恐的人，都很难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像性别转换、主被动转换的另一个自己。女主下决心练拳的那一天，恰恰是男主退役最后一战、放弃拳击的那一天。女主的生活是先颓废，然后以练拳为节点，逐渐振奋起来；渣男的生活是以放弃拳击为节点，逐渐颓废起来，最后连丢两份工作。而他们恰恰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以此为对称轴，生活轨迹和人生路线分道扬镳。这种镜像设置，是文艺作品中的惯用手段，因为从审美的角度来讲，对称就是美的嘛。我举一个其他的例子，姜文的《邪不压正》中两个重要女性角色的设置：许晴饰演的唐小姐，剑桥毕业，受过国外高等教育，但她的思维还是“封建的”——一心想的就是依附男人，还要做正房，要生一堆儿子，终极梦想是要做“王后”。即便她已经有实力买了马尔代夫的小岛，但是如果不找一个男人一起“私奔”，她连自己的价值找不到依附点，最终从城楼上一跃而下也是情理之中。而周韵饰演的小裁缝巧红，从小受封建三从四德的教育、裹小脚，但是当丈夫对她说“别报仇了”，她送给了丈夫一个“滚”字，并开了裁缝铺独立走上了复仇之路。这两个形象就是一对镜像设置。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文艺创作手法，对于《百元之恋》这样获得了众多奖项认可的优秀文艺作品，肯定是有技巧与内涵在其中的。我对于电影结尾的解读就是：这是女主对于“倒着活”的另一个镜像自己的接受，以及对生活的妥协、与自己的和解——我们只能半推半就接受这个操蛋的生活，我们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不完美的自己。可以印证结尾“对生活妥协，与自己和解”的一个证据是，那首随情节同时响起的歌曲：因为市场上商业化的作品、好莱坞大团圆式结局作品、狗血言情片的作品太多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被驯化了，都开始梗着脖子为每一部电影要求“大团圆”式的结局了，以至于没有虚构一个美好的精神鸦片、不能满足观众脆弱的小心灵就会被骂……这是好莱坞电影模式的成功，但却是艺术和生活的失败。就如我在新年寄语《新年寄语：表达绝望是一种勇气》中所说：之前听戴锦华老师一次线上讲座，有句话我很喜欢——“与其给出虚假的希望，能表达绝望，也是一种勇气。”什么是给出虚假的希望？比如《阿甘正传》、比如《当幸福来敲门》等一系列“美国梦”主题的，弥漫着温情脉脉和甜蜜，以及无法掩盖的腐朽的成功学气息。它们就是给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给所有人一种假象：别管现在多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你，正在荧幕前抹眼泪的朋友，一定会是那个像主角一样的天选之子。而诸如像《寄生虫》这部电影，就是表达了一种绝望——一种无法更改现状的绝望。阶级分明的社会牢不可破：有些人注定要住大别墅，有些人注定要住贫民窟的半地下室，有些人注定要住地下室变成“鬼”。而当住半地下室人民做出努力试图改变自己的阶级时，结局是不得不住进了地下室——只有跌落、只有阶级滑落一条路留给你了，从“半人”变成了“鬼”。区别于好莱坞主流电影大团圆式的结局，《寄生虫》的结尾是儿子想要努力挣钱，买下这栋豪宅，这样就可以让自己跌落进地下室的父亲重新变成人。但是我们看电影的观众都知道，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信这一个懦弱、犹豫、没有学历、脑部受伤、流离失所的青年，在一个保安都有500位大学生竞争的时代中，能靠打工赚钱买下那个大house，还真不如信秦始皇还活着呢。所以这就是导演的一个嘲弄，一个通过扒掉主人公最后的尊严，从而毁灭掉所有人最后希望的巨大的嘲弄——解决方法？你们不是要解决方法吗？给我你们了啊：打工赚钱把这豪宅买下来咯！笑啊！不是解决了么，怎么笑不出来了？《寄生虫》反希望、反心灵鸡汤、反成功学、反传统大团圆的结尾让这部作品更上了一个台阶，同时也更真实地反映了对现实社会的绝望：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就算有那么一点办法也不是属于普通人的办法。那些撒谎说“有办法的”“一定会好起来的”，暗示你是主人公是天选之子的，信誓旦旦承诺未来会好起来的，基本都是想骗你钱的。《百元之恋》的结尾也是如此，不是对渣男复合，而是对自己和解、对生活妥协、对残酷真相的揭示：凑和过吧，还能离咋滴？相关阅读：大浪淘沙九周年，最火文章top20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

有很多读者朋友都在问，上个月那篇讲成都“牵手门”事件的文章怎么删了？说来很惭愧，上个月那篇文章是广告，删了就删了吧。不过鉴于大家很关心这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涉及到国企领导干部的相关问题，具有很高的讨论价值，所以我就认真再写一写这个话题。很多在国企工作的读者经常会问我这些问题，比如：在国企加班不给加班费算不算剥削？有些国企内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很严重，有些领导压榨我们比资本家还狠，这种事情如何看待？我在大国企工作，但是感觉都是为领导服务，我在工作中感受不到为全民奉献的荣誉感怎么办？这些问题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值得好好分析。首先我要强调一个我在以往文章中反复提及的观点：我们当前的普惠式医疗和教育，还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国企最大的贡献就是让绝大多数人口都享受到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人，共享工业化、现代化的成果，他们也配得上通水通电通网，他们也应该享有交通便捷的生活。很多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服务设施，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都是收不回成本的——因为人口稀少、收入微薄，所以如果服从市场规律的企业是不可能进行这样商业活动的，那就必须要依靠国有企业了：私企不愿修的路，中建去修；私企不愿搭的电塔，国家电网去建；私企不愿送的快递，邮政送到每个村子里……上述内容我在之前写的文章中夸奖过很多了，老读者肯定都知道我遇见过一个藏区老婆婆，年轻的时候要翻两座山走三个小时去打水，现在家里都用上自来水了。本文重点不是讨论这问题，就先一笔带过。那么这样伟大的建设成就，是否就意味着国企员工不给加班费、996是合理的呢？是否就因为其工作的荣耀程度，就可以适当降低待遇呢？这就回到了本文标题——成都“牵手门”中，为什么民意汹涌直指这位国企领导？而且事后处理的定性，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词语——“权色交易”。假如说，换作一个私企资本家的八卦轶事，比如王思聪流水线换网红女友，王石跟田朴珺“私奔”，甚至于海天盛筵这种有违法嫌疑的擦边球，大家都是当一个花边新闻一笑而过，顶多吐槽一下上流社会的酒池肉林、腐朽堕落。但是，“牵手门”的男主，是国企的领导，这就不一样了。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财富；国企领导的权力，是全国人民让渡的权力，代表全国人民去治理企业、行使财富的权力。结果你却用来搞“权色交易”，这个性质是不同的。那么这就需要更深想一步了：按理说我也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东”啊，那么除了这样的腐败经理人，我们股东如何践行自己“全民所有”所赋予的权力呢？“牵手门”的女主既是员工，也是股东啊，为什么她要献祭自己去依附于领导呢，她为什么不能是企业的主人公呢？这个问题早在建国之初，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就注意到了，并基于此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简而言之，毛主席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要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掌握相应的权力，否则集体所有制就有滑向官僚所有制的危险。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袖普拉昌达认为，毛泽东主席对于官僚资本主义或者官僚所有制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一项重大理论发展，是为新时代、新形势、新斗争提供的重要理论基础。普拉昌达认为，毛主席在经济上提出“官僚所有制”的概念，在政治上提出“警惕修正主义”的口号，二者是一体两面的。或者可以理解为，官僚所有制正是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从毛泽东主席在六十年代对苏联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出来，毛主席认为苏联人民已经越来越不能享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从经济特质上体现为公有制向官僚所有制的转变，从政治特质上体现为“修正主义”。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政治、经济领域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出来。虽然苏联的国企名义上确确实实属于“全民所有”，同时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的“使用权”在那些官僚领导手上，普通苏联人民越来越难以享有“全民所有制”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历史场景：苏联人民为了购买面包要排起长长的队伍，但苏联领导们可以喝茅台、吃牛排、住大别墅、开进口小轿车。虽然财富的名义归属到苏联解体的那一刻起都是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但是使用这些财富的权力成为了关键。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伟大领袖以其卓越的远见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政治民主之后，去取得经济民主，掌握在经济生产和财富分配中的权力，才能让公有制真正落到实处。于是，在五十多年前的那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鞍钢宪法》作为无产积极争取“经济民主”的典范经验，在全国推广。《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其核心思想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指出：要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这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一次伟大构建，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管理首次被理论性地提升到最核心的位置。《鞍钢宪法》被一些西方学者称赞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划时代尝试，并认为在未来的管理学实践中，这种模式是最理想化的参考目标。所以不要总是人云亦云“公有制大锅饭”“国企没有效率”，得看什么时候。在《鞍钢宪法》时期，恰恰是工人积极性最高的时期：生产任务民主安排，分配利润集体讨论，工人们对于生产决策和分配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我是个八级技工，这条生产线就是我说了算，别说厂长了市长来了都不好使，专业的决策就是得专业的人来做；年终奖怎么发，绩效怎么打，开大会民主讨论来，不是你领导一言堂能决定的。大家都是打工人，多少有一些社会经验，你们告诉我这种体制可能存在“没有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吗？国企中“不积极”“大锅饭”现象，恰恰出现在八十年代，我们抛弃了《鞍钢宪法》精神，转而实行“厂长责任制”——从生产分配的民主决策，变成了一把手“一言堂”。根据1980年8月下达的会议精神，⼞⼞⼞同志亲自指示：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厂长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在“厂长责任制”之下，怎么生产怎么发工资都是厂长说了算，人事任免权力全归厂长，工厂的财务和出纳分别是厂长小姑子和小舅子，看门的狗都是厂长村里的野狗，那还干个屁哦？所以我们要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公有制才变成“大锅饭”的，恰恰就是从我们放弃了鞍钢宪法、经济民主之后。其实资本主义生产是最没有积极性的，因为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被少数人无偿占有了。不然拿着鞭子监工的形象是怎么来的？不然“全景敞视”这个词是怎么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为什么需要监工台、格子间这种全景敞视监控，就是因为生产没有积极性啊。所谓“磨洋工”这个“洋”字是怎么来的？因为中国第一批工厂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结果，那时候工人都是给洋人打工，所以在工作中的消极怠工被称为“磨洋工”现象。现在的年轻人们开始摸鱼、躺平、带薪拉屎，也是一个道理。只需要稍加点拨，他们就等理解从“鞍钢宪法”到“厂长责任制”后，那些丧失劳动积极性的无产阶级前辈了。所以这就回到了本文主题：国企就应该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但是无产阶级不能通过阶级斗争去掌握经济生产的权力，那就会滑向官僚所有制，这就是老人家晚年最担心的事情。但如果无产阶级主动放弃了阶级斗争，接受了资本家都是大善人、领导都是顾全大局的设定，那只能说“二茬苦、二茬罪”的道路是自己的选择。无产阶级除了自己解放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救世主可以指望。◆

1968年，由中国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高潮传播到了法国，革命老区法国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拿起武器、构筑街垒、学生工人市民大串联，希望重现巴黎公社的荣光，史称“五月风暴”。而五月份正值一年一度戛纳电影节举办，在电影节现场，知名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又译为楚浮）跳上主席台大声疾呼：“我们的人民正在受苦，而你们却大言不惭地坐在这里夸夸其谈！”随后特吕弗发出呼吁：拿起你们的摄影机，走上街头，去拍摄人民，去拍摄革命，去拍摄历史！他的呼吁获得了在场电影人的热切响应，戛纳电影节评委纷纷辞职，参展影片纷纷申请撤展……让·吕克·戈达尔、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阿伦·雷乃、米洛斯·福尔曼、克劳德·勒鲁什等等这些在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宗师们，也都纷纷表达了对特吕弗的支持。未到戛纳现场出席电影界的查理·卓别林、斯坦利·库布里克、罗伯托·罗塞里尼、奥森·威尔斯和路易斯·布努埃尔也联名发信，表达了对现场电影人们的支持。卓别林大师特别声明，如果有电影人因为抵制这次电影节而受到法国当局的迫害，那么他将永久收回自己被戛纳电影节收藏的电影底片拷贝。最终，这一届戛纳电影节被迫取消。戈达尔对此评价说：虽然电影人放弃了奖项，但是我们赢得了历史！在其回忆录中，戈达尔骄傲地宣称：“我革过戛纳的‘命’！”这就是电影这门艺术的一大道统：电影不仅仅是“主角光环”的故事，不仅仅是炫目的特效，不仅仅是俊男靓女的明星，更有社会的责任，时代的见证，艺术的荣耀，历史的光荣与其身。特吕弗的呼吁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电影的社会责任之一就是要“向下看”“去看历史的背面”“看见不被看见之人”——记录普通人民的生活疾苦、记录那些通常不会“被看见”的内容；第二，电影是历史的见证者，我们国家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电影人有义务如实记录所以这对应了王家卫拍摄《繁花》的两重背叛：第一，背叛了影视作品“向下看”的初衷，只用唯美的画面粉饰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从来不关注同一时代正在受苦的劳动人民。第二，背叛了影视作品“如实记录历史”的初衷，把一代“先富起来”阶级的罪恶，用温情脉脉的艺术表达掩盖，把纸醉金迷变成了光影之美，把声色犬马变成了风度翩翩，把剥削和欺骗用道德与能力粉饰，最终为观众献上了一份雕花的臭狗屎。毛尖老师有一段评论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影视剧就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按地位，财产分配颜值，按颜值分配道德和未来。上个世纪，左翼电影千辛万苦把清白的良心还给了底层，一百年不到，我们的影视剧又把心机和穷人，天真和富人进行了链接。穷人更容易败坏吗？也许，但一定是富人先堕落的。但我们的国产剧只讲半截故事，而且，最讲出身论————大钱胜小钱，有钱胜没钱，正出压庶出，正室压侧室，好不容易有个庶女当主人公，但此剧又名《庶女攻略》，意思更保守，讲的是庶女翻身成正妻的故事。伤痕文学时代的逻辑贯彻至今：什么意思呢，如果富人中有一个坏人，肯定不是最富的那个。官人中有坏的，也肯定不是最大的那个。而纨绔子弟，只要足够尊贵，都能改浪归正。真不知道这是网络时代的势利，装备越精良活得越久，版本越高越有活路，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已经想象力殆尽。”现在大家知道“左翼电影千辛万苦把清白的良心还给了底层”讲的是什么历史进程了吧，开头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之一。电影艺术，并不仅仅有好莱坞电影，相反商业电影更像亦步亦趋于艺术电影身后的晚辈。只不过近三十年来好莱坞文化横扫全球，我们成长的年代中所能接触到的都是非常成熟的好莱坞电影或好莱坞电影模式，所以我们默认电影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只是狭隘的、被扭曲的视角。这种视角意味着好莱坞的成功，但某种程度上却是电影的失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讲，物种多样性越丰富，生态环境就越成功。曾经电影界有欧洲电影、苏联电影、亚洲电影（也可细分为日本、中国、伊朗电影三大流派）百花齐放，现在是美国好莱坞模式一统江湖，毕竟能“挣钱嘛，不寒碜”。但是王家卫不一样。我们把香港和台湾电影作为整体来看，李安、王晶、吴宇森明确都是好莱坞路线，深受商业化电影模式影响；杨德昌、王家卫、侯孝贤，则可以看做欧洲艺术电影流派，更准确的说是受欧洲艺术电影影响，能够自成一派，在电影史上有重要历史地位。在欧洲权威电影杂志《视与听》的评选中，《花样年华》是百大经典电影第五，王家卫则是名列百大导演之中的华语导演第一，而入榜的另外两名华语导演就是杨德昌和侯孝贤。如果是美国权威媒体的评选，华语电影导演第一第二通常是李安和张艺谋，从这个榜单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和欧洲电影不同的倾向性。所以，这就是王家卫的背叛！背叛电影艺术的初衷！背叛了祖师爷们理想！《繁花》要是郭敬明之流拍的，我还不会那么生气。我气，是因为他是王家卫，他是审美的教员，他是光影的魔术师，他是镜头美学的探路者，他是缪斯送给华语电影的珍宝。但是，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我之前说过很多，《繁花》中所展示的“先富起来的阶层”是有天然“原罪”的。简单说来，“先富起来”的人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官倒军倒”阶段；第二，侵吞国企、国有资源阶段；第三，对外贸易中吃血汗工厂、廉价劳动力的红利；第四，土地财政与房地产；第五，金融，尤其是买办金融（为华尔街打工）；第六，互联网新富阶级。在这六个阶段中，也就互联网巨头的钱相对、稍微干净一些，这也是他们敢频频抛头露面发表“996福报论”“我不爱钱论”“奋斗才是人生底色论”等反动言论的底气。再之前的那些“先富们”，有几个有底气站到阳光底下的？当然，这种“干净”也是相对的，互联网巨头的财富中，也包含着大量剥削成分、买办成分、垄断成分、金融欺骗成分。就以美团为例，往死里压榨外卖员，想尽一切办法欺压小商家，对消费者极尽所能割韭菜，堪称“一鱼三吃”的典范。《繁花》把先富阶级的财富积累道德化、优美化、正义化、个人奋斗化、能力归因化、商战智慧化，是对真实历史的遮掩、罪恶与剥削的粉饰、人民记忆扭曲。要不是因为他是王家卫，我还真不至于这么气。不然跪舔先富、对标“小时代”价值观的影视作品在当今时代可谓比比皆是，甚至是主流、是潮流，但是你王家卫拍出这种献媚的作品……就好像武侠小说里一位大侠苦练数十年武功，终于成为了数一数二的绝世高手，结果自宫当太监去做皇帝的大内侍卫了。然后在皇帝和贵妃把酒言欢的宴席上，舞出了一套“九天玄女繁花剑”，获得了皇帝贵妃还有周围一众大小太监们的啧啧称奇。文学、电影、新闻等载体，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要“向下看”“看见不可见之人”，因为这是一代又一代先贤硕哲们赋予这些作品的意义。为什么呢？你当然也可以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先富起来的人们，但是他们本身就是“能被看见”的，甚至被看见得过多了。他们本来就获得了财富（尤其是剥削所得），还要获得关注度和美化，还要获得因为财富而来的天然正确性。比如在网上，但凡批评一下如马云、王思聪之类的富人阶级，马上就会有孝子贤孙跳出来：人家一天挣的钱比你挣一辈子的都多，你凭什么说他们不对？这就是因财富获取的天然的“正义性”。更进一步地，他们不但要敛财，还要“又当又立”要道德美化和荣誉感。比如“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本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荣誉，现在都快成资本家标配了——许家印也是，王振华也是，宗庆后也是，柳传志也是。可以看出，上位者们“既要又要”，劳动者们钱没有的，未来没有的，生活质量没有的，就连兢兢业业干活得来的“劳动模范”都要被抢了去。所以文学、艺术、新闻对于“不可见者”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上位者们已经获得的够多了——这也是它们之所以为此的“先验性定义”。鲁迅先生说过，文学创作先要“向下看”再要“向上看”——向下看是要看见那些“不被看见的人们”，然后当你看到了这些人，发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看到了他们的道德与荣耀，找到了他们值得被尊重被敬佩的地方，此时你就是在仰视他们了。这就是鲁迅先生著名的观点——“（对普通劳动人民）须仰视才得见”：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件小事》，鲁迅）比如鲁迅先生写《祝福》，把视角放在了“弃民”祥林嫂身上。作为一个“不可见者”，她的死丝毫没有破坏鲁镇新年幸福祥和的气氛——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这就是差距：鲁迅先生把最悲悯最共情的视角给了祥林嫂；而王家卫这是那个举着摄像机拍鲁镇祝福大典的那个人，先把鲁四老爷用最美最绚烂的光影包裹起来，然后把镜头一个接一个对准赵世子、华光大神、李娘娘，再非常小心地“把镜头太高一寸”，生怕拍到了地上死去的祥林嫂，老爷们心善，可见不得这些。我们即便不拿鲁迅先生出来比——王家卫也不配，单找一个风格很相近的作家张爱玲来看。王家卫总是被很多人称作电影版的“张爱玲”，因为他们的风格同样细腻、敏感、朦胧、还带有点略微的颓废与虚无。但是，张爱玲就要比王家卫高几档，因为她早期作品如实记录了她所经历的上海滩上流社会的生活。张爱玲笔下的资本家、地主、官员、知识分子，大多都是腐朽、堕落、糜烂、迷茫、纠结、抑郁……体现了一个阴暗、死气沉沉、无药可救、注定要灭亡的上流社会。当然，张爱玲也没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否则就不会晚年接受CIA的雇佣写了那么多抹黑新中国土改的文章。张爱玲仅仅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视角，只做到了四个字“如实记录”——如实记录上海滩上流社会的腐朽糜烂，她的作品就有了更高的价值。反观《繁花》，压根谈不上“如实记录”而是“刻意粉饰”——把先富起来的阶层拍得高贵、优雅、道德、风度翩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根、发根儿子、小江西等普通人形象，则是自私自利、刻薄、狡诈、野蛮、不懂感恩、活该贫穷等等此类的表达，说《繁花》是一部恶毒的作品一点都没有错。简而言之，对底层人民的忽视甚至污名化，对权贵和富人们的美化，就是一种反动和背叛。因为文学和艺术在最初由先贤们的塑造中，就已经包含了这样的内涵。为了更深入批判《繁花》，我来讲一个历史的背面、那些“不可见之人”的故事，也是《繁花》背后血淋淋的故事。中国的“断指、断肢”救治外科手术是世界第一，而这个第一背后则是血淋淋的野蛮生产、违规生产、血汗工厂发展史。我们来看两段当年的新闻报道，一篇是《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手外科的黄金期从

昨天写文章骂了骂“赵世子”这事，本来这事发生很久了，我是当个笑话看的，压根就没认真。这件事情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网红cos，在封建主义自留地上蹭了流量，属于互相伤害了，关我屁事？本身这个世界封建余孽沉渣泛起就很普遍了，什么乡贤、村霸、宗族势力、女德班……本身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网红蹭流量也很普遍了，就那个出轨女教师一堆人直播模仿，笑贫不笑娼。所以我的阈值已经很高了，见怪不怪了。但是为什么昨天我急了，因为昨天下午官媒对此事发表了一番暧昧不清的评论，这就不对了。你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唯物主义政党的官方媒体，在这种事情上含糊不清，是要打板子的。既然官媒说不清楚，那我就来说清楚。我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一下：不要拿什么所谓的“传统文化”“尊重信仰”的大帽子来压人，我这里说明白一点——不信神、不拜佛，就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在《文化革命的内涵》这篇文章里讲了韩愈的故事，这里再复述一遍：唐儒们重提儒家思想、重提圣人先师们的教诲，是在佛教思想广泛传入中华大地这一关键节点上。南北朝时期，佛教不但成为了普通人民的精神寄托，更进入庙堂诞生了几位“信佛皇帝”。毫无疑问，佛教教导信众安于现状、今生行善、寄托来世的理念，很好的消磨了底层人民抵抗意志，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但是，僧尼不事生产、不交税，还进行意识形态入侵，俨然成为了封建王朝的一块毒瘤。于是统治阶级对于佛教思想是非常摇摆的，平时对于佛教的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过于坐大的时候就进行“灭佛运动”。而彼时还处于积极形态、尚有作为的文官士大夫集团，成为了反对宗教意识形态入侵的先锋队，韩愈此时重提“圣人先师”的道统，就是为中华民族自两晋南北朝乱世之后重拾“文化自信”，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韩愈最有名的一篇文章之一就是《谏迎佛骨表》，这篇文章写得气势恢宏：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当从皇帝到贵族，从高官到百姓，都对着从印度传来的所谓的“佛祖舍利”顶礼膜拜时，只有韩愈大声疾呼——这是脏东西啊（朽秽之物），快丢掉！信奉佛教的唐宪宗一怒之下要处死韩愈，后来经由大臣们劝说，唐宪宗毕竟也是一个明君，从死刑改为流放潮州，于是就留下了那篇现在还写入我们中学课本的经典诗作：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咋就没有人说，韩愈怎么不尊重唐德宗的信仰呢？直接管人家顶礼膜拜的东西叫“朽秽之物”，这属于指着鼻子骂街了。这恰恰就是韩文公的可贵之处：在关键问题上不和稀泥、不装糊涂、不怕得罪人。同理，我也要对那些把求神拜佛等封建迷信行为包裹成“传统文化”说，你们对着“脏东西”烧香磕头，只能算是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而“子不语怪力乱神”才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才是我们的榜样。最关键的是，这次“赵世子”这个神祇就非常暧昧，在2023年之前查不到他的任何相关资料。有些人说他是南宋行医世家，有些人说他是赵公明的儿子，反正都是现编的人设。可以看一下昨天文章的回复：最逗的是很多人为了证明“赵世子”是“旧神”，拿出了百度百科当证据，说这个神祇从南宋就开始流传了。但是你看那百度百科下面编辑的年份，全TM是2024年的。也就是说2024年有一群人说，这个东西是南宋就开始了，有说服力吗？这个动漫网红脸的“赵世子”是近两年来新设计出的神祇，形象、身世背景全是新的，是当地为了发展繁荣民俗旅游、民俗文化设计的原创IP。“赵世子”的形象本质就是一个福建虚拟版丁真。这个cos相当于在丁真线下活动的时候，跳上台大喊雪豹闭嘴，属于扰乱秩序。然而有些人非要说丁真是大仁波切，拿丁真玩梗要遭报应，在这样下去丁真大神就不会保佑理塘旅游业了……这就属于搞笑了。然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势。最近几年先是丁真大火，然后是淄博哈尔滨，各地文旅部门压力很大，想破头都想不出有啥可以刺激旅游文化消费的内容。传统文化、特色民俗，固然是好事情，然而有些尺度没把持准确，难免滑向封建迷信。各地地方不仅仅推出了“赵世子”这一个虚拟新IP，还有一堆类似的动漫网红脸“女神仙”形象。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出周边、卖手办、搞应援了？这不是危言耸听，给大家看看网上关于“赵世子”的炒作，是不是跟流量明星一模一样？咱也不知道，将来女神仙形象的IP、手办、周边真流行起来，要是有宅男对着动漫脸女神yy，这不得算大不敬呢？想想看，以后下面这旗子上的名字，从易烊千玺、王俊凯换成了赵世子、钱菩萨、孙娘娘、李金刚……是不是想想就很刺激？我们都说粉圈是“邪教组织”，网暴控评堵你嘴，动辄就是“我家割割多努力呢”，这以后除了神仙流量粉圈，控评起来更吓人了——“反思一下你自己虔诚不虔诚，不要质疑我家神仙哥哥灵不灵”。看这次事件网络评论，具体方向不外乎：拿了别人香火替人家挡灾哦……活人受香短命哦……凡人扮神要遭报应哦……凡人挡了神的香火，神以后就不愿再来了，当地人真可怜……当然，宗教跟粉圈，本身都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有很多相似之处。宗教收香火钱，粉圈众筹割韭菜，本质都是一样的。目前来看各地新造神仙，尚且在文旅部门炒民俗旅游热度的可控范围内，加入之后资本入场了，那可就彻底热闹了。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给赵世子香火钱的“咬一买三”版本。我有一个很不好的预感：封建迷信+资本流量明星相结合的无敌版本快来了。未来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但是我还是为“传统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还是要再强调一遍：不信神、不拜佛，就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里就包含了一种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精神。看看我们的神话和传说故事：盘古开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后羿射日……每一个都是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相比于西方神话人匍匐于神的怒火、畏缩于自然灾害面前，中国神话传说故事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了，这也体现着我们与众不同的民族精神。网上有一个梗：华夏男儿和亚拉伯罕废物。虽然大家都有些开玩笑的部分在其中，但是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自古以来我们就是重实践、重结果、重人本，这是一个在恶劣自然环境中顽强成长起来的民族特有的精气神。中华文明有一个与西方诸文明区分的显著特征：我们没有宗教文化。有影响力的佛教是印度传入的，也很快经历了“三武灭佛”这样的打击，最终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相融合，剥离了其宗教性，变成了单纯的信仰和士大夫修身养性的参考。本土的道教也是非常“特立独行”的——爱信信不信滚，不要打扰我飞升。当然，没有宗教不代表我们古人是无神论者，这差的有点远。李商隐有诗云“不问苍生问鬼神”，隐含的意思是“苍生”大于“鬼神”，一切以老百姓真实需求为先。而西方主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这三教根出同源，统称为“亚伯拉罕一神教”，当然这个名词仅供我们使用方便，学术上还是有争议的）中，神是高高在上、仲裁一切的，人是需要向神赎罪的存在。

不知道这事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在一个地方的“游神”活动中，一个coser扮演了神像走在队伍前列，举动非常之迷惑。然而更搞笑的是大家的评论，具体方向不外乎：拿了别人香火替人家挡灾哦……活人受香短命哦……凡人扮神要遭报应哦……凡人挡了神的香火，神以后就不愿再来了，当地人真可怜……更更搞笑的是官方媒体的评论——要付出代价。一个蠢货cos扮成神像接受大家的膜拜——都知道这是傻逼；那一个纸糊的、泥塑的神像，就值得大家的膜拜和香火吗？人民网评论“不是什么瓷都可以碰的，碰了就要付出代价”——对于这事的反思太浅薄了，太表面化了，不像一个唯物主义国家媒体能说出来的。那我就说出来吧：庙里的菩萨也不值得拜！站起来，不许跪！21世纪了，没什么东西值得你们拜！神佛菩萨上帝安拉都是假的，都是宗教、封建迷信钳制人思想的工具，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必须要破除这些人造神像身上的假神性。这种所谓的“民俗”“传统文化”，应该当成艺术、美学去欣赏，应该当成历史去珍视，而不是用这种虚无缥缈的神性去让它们摸不得碰不得。批判这种愚蠢的cos，不是从他扮演神像蹭流量的角度，而是从“尊重神”的角度，实在是南辕北辙贻笑大方。照我说这个cos最大的问题是扰乱了公共秩序，在一个明显没有安排他的场合为了流量强行蹭了进去，就好像咱们家在大院里办个婚礼，有个都不是双方亲朋好友的人上台又唱又跳抢戏——你TM谁啊？但是舆论的批评如果集中在“凡人不可扮神像”“凡人不可受香火”，这就贻笑大方了同志们。我倒是觉得凡人就应该扮神像，就应该破除这些迷信，我们人肉扮演的神像，不比泥塑的菩萨、木雕的佛祖、画里的上帝、不知道什么样子的安拉更“高级”吗？醒醒吧朋友们，咱们是一个唯物主义国家，21世纪了没人值得你们跪，我倒觉得这种cos主要傻逼在行为，不是cos了神像，凡人就应该扮神像，今天你扮一个耶稣，明天他扮一个穆罕穆德，我现在就在这里扮一个秦始皇，请大家v我5远，封你做护国大将军。我在上周的文章《文化革命的内涵》中说过，我们要深刻理解当年那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内涵：核心问题是我们怎么切割传统文化（中的腐朽部分），怎么迎回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简而言之，我们不要以为塑造我们现代生活的意识形态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1911到1976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得来的，这其中既有对五千年历史与文化决绝般地切割，也有以一个新的自信新的理念重新迎回传统文化的尝试。我们现在能够以一个自信、淡定、从容不迫的姿态迎回“传统文化”，根源就在于几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做了最全面、最彻底、最现代化、最革命性的“清算”，彻底甩下了历史的包袱。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把老祖宗的东西再重新捡起来，因为所有的负担、所有的污浊、所有的糟粕、所有的反现代内容都已经被以最革命性的姿态“切割”干净了。可以作为鲜明对比的是：如果我们放弃了革命性的决绝，放弃了思想解放运动下的“取其精华”，那么就是封建余孽沉渣泛起。近年来诸如弟子规、女德班、农村宗族化等现象大家也都看到了。年轻人越来越迷信，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社会问题。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过很多次了：工作压力太大、精神没有寄托、业余生活全是精神鸦片、上升通道被封死、原子化的生活缺乏社群链接……凡此种种，还是烧香拜佛最简单。这个问题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反思，去年看到了一篇满篇屁话的“雄文”《年轻人不上课不上进只上香》——“奋斗才是年轻人底色”。虽然“上香”这种事情确实很蠢，但是这是奋斗不奋斗、上进不上进的问题吗？谁说“上香”的年轻人就不上课、不上进了？这跟“孔乙己文学”的根源是一样的——奋斗有没有呢，是否只会形成烈度更强的内卷呢，所以大家才会用“一身长衫”来自嘲。本质上讲，这些参加宗教活动、禅修班的都市白领们需求的只是安慰剂类的心灵鸡汤，就像我以前文章里所说的，当代劳动者很难从工作中找到价值实现和精神归属，只能“病急乱投医”式的从别处饥不择食。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逃避，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厌倦，而当今的革命叙事又完全缺失，于是实质上属于封建时代意识形态的宗教文化就趁虚而入，填补了这个空缺。但不管怎么说，求神拜佛封建迷信这种事就是很蠢，是一个接受过唯物主义基本教育人所必须批判的——现在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们工作日被资本剥削榨取肉体剩余价值，休息时间还要被宗教或资本主义精神鸦片剥削精神榨取剩余的剩余价值，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所以这种cosplay式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未必有害处。按照西马的理论来说，解构主义也有革命性的成分——所有人都不去工作，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所有人都发调侃资本家的表情包，那“996是福报”这种屁话就骗不到更多的人。还是那句话，这种愚蠢的蹭流量网红烦是很烦，但是上纲上线到封建迷信的层次，那还是省省算了。◆

1968年3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报告中“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后加了一句批示——“（宣传工作）不要强加于人。”两天后，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新闻稿“XX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句后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同年3月29日，毛主席指示：“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同年4月6日，在毛主席亲笔修改的一份新闻稿中，删掉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同年9月，在庆祝国庆十九周年相关标语和口号时，毛主席特意删掉了一些标语，这些标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相关部门“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1969年，毛主席亲笔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把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同年，有一个类似的修改，把“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68年前后毛泽东主席对于宣传工作密集批示，甚至还在如此“细节”的字眼上指导工作，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第一，正如《文化革命的意义》《文化革命的内涵》这两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次是一次新思想与旧思想激烈碰撞的思想解放的运动，新思想的确立、传播、深入人心，离不开对旧思想的“矫枉过正”，所以必然会在宣传过程中出现“用力过猛”的现象。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旧思想、旧文化根深蒂固，不“用力”难以矫枉，出现副作用也是难免的现象。第二，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在运动中出现了大量的投机分子，喊一些看似“完全正确”的口号，但目的是为了为自己获取政治资源，结果反而起到了“低级红、高级黑”的效果，你还不好意思说他什么，因为人家“正确”的口号喊得比谁多响亮，你敢反对他就给你扣上一个反对“正确口号”的大帽子。这其实也是反动派们“反装忠”的惯用伎俩，我扯你的大旗，反而破坏你的理念，你能把我怎样？所以老人家要亲自指导宣传工作，别人不好说的话，他老人家好说——你扛我的旗，还不许我说你了？比如“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气得不行，三番五次吐槽这个问题。比如在1966年12月1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报送的一份公告中，主席亲笔圈阅删除了文中的“四个伟大”。1967年2月初，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吐槽：“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同年7月，毛主席在国内视察，对同行的杨成武上将说：“我现在很不喜欢这‘四个伟大’，讨嫌！”1968年元旦贺词中，毛主席又不厌其烦地删掉了“四个伟大”。然后负责递稿子的汪东兴劝了两句，说主席您老要不别全删了，不然提的人也不好看哦。主席想了想，说：“我以前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首先，嘴是长在别人身上的，当所有人都发现“扯”这一面红旗有用，可以狐假虎威，可以打击异己的时候，主人公本身的意见已经并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其次，投机分子还是太多了。不管是真心支持的，还是想浑水摸鱼获取个人利益的，还是“反装忠”故意想搞破坏的，表现的形式都是一个样子，让人怎么区分呢？说历史可能太抽象，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胡锡进。胡某喜欢吹嘘自己“最接近军方的中国媒体人”，真的假的谁知道呢？不过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军方真的想要这么一个天天引起争议的“大喇叭”宣传自己吗？真的想要一个这种外行，今天指挥一下“要拦截”，明天呼吁一下“演戏威慑”，后天跳脚“坚决反制”吗？古代近代现代任何国家任何军队都不会吧？最搞笑的是，胡锡进吹牛的时候喜欢拿军队狐假虎威，但是笑果文化侮辱军人的时候，又呼吁大家宽容，真是丑陋不堪。像胡锡进这样的投机分子就非常典型：对体制内领导，就吹嘘自己多么多么“亲民”“懂舆情”“懂互联网”，有多少多少万粉丝，一条微博点赞多少多少。反正“上面人”也不懂微博的机制，绝对不会知道评论里骂他的点赞数，也会计算到他那条微博的总点赞数里。对普通网友，胡锡进之流又会装出一副“有上面人”“有上面消息”的样子，说一些故作高深、模棱两可、装腔作势的话来，唬一唬缺乏社会经验或过于天真的民众——“他肯定真认识啥啥领导，不然不会这么说”“他肯定真有啥内幕消息”。这，就是投机分子的真实面目。他们既不信这个，也不信那个，“信”的只有自己的利益。所以胡锡进被大家称为“墙头草”“胡骑墙”，天天左右横跳，不知道他的价值观是什么。这说明网友们还是太善良了，还是喜欢用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评价胡锡进，但其实只要把视角主观化了一切都很清晰明了——胡锡进的价值观就是完全为了自身利益服务，但是又装出一副为国为民忧天下的样子，最终只能成为大家的笑料。只想着自己利益的宣传工作，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强加于人”。这又回到了我们本文的主题：为什么毛主席很看重这种“强加于人”的话术，因为这是投机分子的鲜明特征——就是要靠更红、更正确、更光荣、更伟大、更高人一头的话来压你，你确实没办法质疑这种更光荣更正确。但那些这么说的人真信这个吗？不一定，他们有可能是投机分子，也有可能是被其他投机分子“架”到这个地方了，但不管怎么说，批评“强加于人”的话术就是根本。比如胡锡进对于“鼠头鸭脖”的经典“左右互搏”，怎么说都是高级正确的，怎么说都是大帽子——毛主席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特别注重修改一些宣传语的细节、反对“强加于人”的宣传方式，一个很现实的迫切问题就是不能让投机分子们“利用”；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强加于人”的宣传方式，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基础。这是很容易想通的事情：如果你站在“事实”和“道理”这一边，那么很容易就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获得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为什么要用大口号去“强加于人”呢？毛主席一辈子的行文处事风格，都是如此的，比如下面这段经典的话，娓娓道来生动形象，是文牍工作的样板：“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但是，我们的媒体人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事实，丧失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能力，那么就只能用这种“强加于人”的宣传方式了。举一个例子：2022年底一位记者感染新冠发烧38.1°，并于感染的第二日顺利住进了方舱医院，还是条件优越的双人间——至少比我们认知中的“大通铺方舱”强得不是一点半点。更有争议的是，该记者在采访中透露：另一个床位是为她同事预留的。这个“预留”二字就非常暧昧——在医疗资源如此紧缺的前提之下，医院都已经形成事实性的医疗挤兑了，方舱床位难道还可以“萝卜坑”式的预留吗？当年说封控中普遍存在了层层加码、一刀切的懒政，而“强加于人”的宣传方式就是宣传口的“层层加码”和“一刀切”，宣传工作的“懒政”——反正我用的是国社央媒的金字招牌发出来，也不会具体到我个人，那我就说各种低级红、高级黑的话咯，口号喊得越响亮越好，领导那边好过关，我这边也省事。然而这种“懒政”之下，金字招牌的公信力却在一次又一次被削弱。胡锡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天天自己打自己脸，最后变成了一个小丑，现在网络上已经没有人买他的账了，你自己都不信的话，还拿什么去说服别人呢？归根结底，毛泽东思想是一座宝库，我们宣传工作最应该学一学毛主席是怎么写文章、怎么说服人的。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是这样劝农民拒绝“封建迷信”的——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说实在的，春节不放假，搞疲劳战术，群众过不好年，心里不痛快，干活也使不上劲。——《人民日报》，《让农民过个“安定年”》去年，关于“除夕不放假”的假期安排一出来，又一次霸占了微博热搜：我们的假期太少了——尤其是春节假期太少了，是我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话题。今天还是要讲一讲。1999年，国家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三天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形成7天长假，从当年国庆起开始执行，至今我们都在沿袭这个“调休+黄金周”的放假制度。我们看1999年人均GDP，是0.72万元，按照当时与美元的汇率是不到一千美元；2022年我们的人均GDP是8.57万元，按照汇率算刚好一万美元出头。也就是说，我们在人均一千美刀的时候春节放三天假，等到了人均一万美刀，春节还是三天假——很明显，假期少了。国家早就定了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很明显，随着经济发展，假期要变多、福利要变多，这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非常合理的诉求。主要春节看似七八天的小长假，包含了双休日和调休，满打满算其实休了三天。而且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需要忙的事情太多：前期需要购置年货、打扫卫生、贴春联、炖猪肉、包饺子；后期需要守岁、拜年、祭祖、串亲戚……这些任务并不比工作轻松，所以很多人过个年感觉比工作还累，七天时间根本不能好好休息。然后再一想到回去还要补上调休，就更疲惫了，“黄金周”所设想的休息、娱乐、刺激消费的作用根本无法达成。就拿这次除夕不放假来说，官方宣传的说法是：“9天，史上最长春节假期”，结果仔细一看，说的是——“如果配合带薪休假可以放假9天”。我们现在的用人单位什么尿性心里没点逼数吗？正常双休日都巴不得劳动者多多加班赶工呢，还指望他们“带薪休假”？这也太脱离现实、脱离群众了吧！就这么说吧，全国这么多国企、私企，有几家是老老实实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给加班费的？相反很多外企在这方面却很“模范”。国家法律规定的事情，他们都这样草率，难道一个呼吁就能落实除夕带薪休假么？很难得啦，这也是大家“破防”的关键：法律明文规定，企业还不自觉；现在明确规定不放假，然后指望周扒皮做慈善，明显不太现实啊。为啥不多放除夕一天假呢？真就这么抠门，就差这一天吗？还有一个必须要重视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假期质量是很低的，便捷的即时通讯设备，可以随时把我们拉回工作之中——看似放假，实则换个地方加班。于是假期的休息、恢复、娱乐、促进消费的功能就基本丧失了。曾经“上下班时间”就是标准的生活与工作界线的区分。而现在有了智能手机，有了笔记本电脑，有了发达便捷全面覆盖的网络，有了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以至于老板的一条信息，甲方的一句留言，就能让你即便十一二点躺在家里柔软而舒适的床上，也得迅速切换到工作状态。马克思讲资本家剥削工人靠延长劳动时间和压低工人工资，但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工人下班了就是真下班了，回家里就能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工头要让我赶工还能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不？

（前言）每一个春节，未婚未育的年轻人们都要经历从父母、亲戚、到新闻、春晚节目的轮番“催婚”。鼓励婚育当然是好事，但是必须要明白低生育率问题的根结何在，要有切实落地的支持措施，而不是家长着急、春晚出几个尬聊的小品，年轻人就愿意结婚生孩子了。我一贯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论：人是社会的一份子，个人问题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具体投射，因此任何一个形成社会现象的问题——比如生育率降低——永远都要追究其背后最根本的社会问题，从个体身上是无从获得答案的。（一）生育率年年新低

我到死都是一个赤化分子——宫崎骏俗话说得好：“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小猪佩奇。”屠龙术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大年初一也要讲。今天就为大家讲解一部杰出的左翼影视作品，宫崎骏的《红猪》。“红”猪，代表着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革命者，据宫崎骏和加藤登纪子共著的回忆录《偶尔聊聊过去的》一文中提及，“红猪”这个词来自于二战前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对于共产党人的污蔑，于是宫崎骏便以这个形象作为了革命者的象征。经典台词：与其变成法西斯分子，我宁愿当只猪。《红猪》创作于1990年前后，于1992年正式公映，正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的时刻，宫崎骏的老乡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永久战胜了社会主义、历史终结了——一时风头无两。而宫崎骏则用这一部《红猪》，用最瑰丽的色彩为自己的理想涂上了颜色，用最优美的音符为那个火红的时代谱曲，用最温柔的抚拭去珍藏那一段历史，同时也用一个童话般温暖的故事告诉大家：历史并未终结，未来育有希望。当年宫崎骏是一个“革命小将”，在日本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举着毛主席语录上街闹革命的那种，加入了知名左翼组织“全共斗”——“全学共斗会议”的简称，还出任了出任东映动画公司工会总书记。宫崎骏有一句名言就是：“我到死都是赤化分子。”《红猪》中重要的女性角色吉娜的配音，是上文中提到的跟宫崎骏合著回忆录的加藤登纪子。加藤登纪子是日本知名音乐家、歌唱家、国民级偶像，中岛美雪的乐坛引路人，同样也是知名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剧中她用最优美动人的声音演唱了革命歌曲《樱桃时节》，就算不知道这首法语歌的背景，也会被吉娜如天籁般的歌声所打动。《樱桃时节》是巴黎公社时代的歌曲，歌词出自于公社领导人、著名诗人让·克莱芒的同名诗篇。在巴黎公社运动中，克莱芒结识了一位勇敢的女性志愿者——护士路易斯。那是在战斗的最后一天，在枫丹白露最后的路障下，克莱芒遇到了正在抢救伤员的路易斯。克莱芒劝她赶快回家——因为她不是正式的公社成员或战士，只是一位志愿者，但是路易斯却无所畏惧表示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就在这一天，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前，最后的公社战士们打光了最后一发子弹。克莱芒受伤后化妆逃出了巴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护士路易斯的消息，她究竟是牺牲在了战场上，亦或是如诗人一样侥幸逃脱，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秘密。为了纪念路易斯，克莱芒创作了《樱桃时节》这首诗，并在题记中写下“献给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在枫丹白露街垒勇敢战斗的女护士路易丝公民”。法国是革命与浪漫的国度，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留下了大量的故事、诗歌、绘画、歌曲，永远激励着后来的革命者。其中最有名的，是由同样受伤后化妆离开巴黎欧仁·鲍狄埃所创作的国际歌。而《樱桃时节》则选择了一种凄婉哀伤的风格，用爱情来隐喻革命，用少女的美好来隐喻巴黎公社，用“樱桃时节”的短暂，双关了稍纵即逝的爱情和仅有七十一天生命的巴黎公社。爱情的樱桃

今年冬天哈尔滨旅游大火，我们这些没用的媒体恨不得一天炒作三遍“南方小土豆”，但是也有个别干正事的媒体，比如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雕师傅待遇的媒体：然而很可惜，目前我只看到一家带有蓝v认证的媒体发布了有且仅有一条相关信息，而且落脚点还是——体谅冰雕工人师傅的苦衷，退票不好。我认为这个跑偏了，就算不退票这个钱也落不到工人师傅手中啊，关注点为什么不是：工人的保障为何不做足？为何他们辛辛苦苦不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加班加点可有加班费吗？我搜索哈尔滨冰雕工人待遇的相关新闻，今年唯一一条有关联性的，是知名网红b太在哈尔滨的视频，工人们每天三点钟开始工作，晚上六七点钟才下班；他问了工人一嘴一个月多少工资，普通工人一天100元，冰雕师傅一天350——考虑到他们的工作量，还有真是极端寒冷环境下的室外工作，这价钱真不算多。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例子，值得大讲特讲——冰雪大世界给众多市民和游客带来了欢乐，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到背后的英雄。就比如说，我们走在干净整洁的大街上，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环卫工人们凌晨三点就开始打扫呢？有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都是有人在默默付出的。从物质激励层面讲，他们的工资非常低、社保基本没有、补贴更不可能；从精神激励层面讲，他们也不会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赞美与感激，甚至往往还会被“精神上等人”带有色眼镜歧视。就拿今年大火的哈尔滨举例子，因为冰雪季的特殊性，建设工人们工期短、任务重，为了更多人的欢乐，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基本的待遇要保证，至少加班费、极端天气补助要给足吧？我说出这话来，有基层建设施工经验的朋友肯定会忍不住笑——加班费？补助？气候津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过先不要嘲笑我，我明确知道这些就是没有，所以我才拿出来说：从来如此，也不一定就对，以前没有，以后真应该又起来。其实“基建狂魔”的辉煌成就，是建立在勤劳肯干脏活累活不挑剔的农民工、价格低廉且基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壮劳力、三年五年不回家的土木人基础之上的。各种工程压工期赶工时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加班没有加班费，劳动基本保障难以满足。我们在赞美“基建狂魔”的同时，不要忘记背后这些真正的英雄们，也不要让无产阶级永远都成为了默默“被奉献”的那一批人，基本的待遇要保证啊！首先，我们要承认“基建狂魔”是辉煌的成就，基建狂魔的背后，是要让所有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人，共享工业化、现代化的成果，他们也配得上通水通电通网，他们也应该享有交通便捷的生活。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仅仅一个“基建狂魔”的美誉是不够的，还应该更进一步——就是要找到，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建设者、劳动者、伟大而光荣的无产阶级同志们。最重要的两点，就是把精神荣誉归于这些真正的英雄、把应得的物质待遇为光荣的建设者们落实好。我一直反对把一个国家、民族或大集体用一个简单的、拟人化的形象去概括，因为这无助于我们去理解真实的世界、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比如一说“基建狂魔”，就是“我兔威武”“阿中哥哥厉害了”，就用一个简单的形象覆盖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国家和民族之中，也是分阶级的啊。大家看见气势恢宏的铁路、大桥、公路、隧道队会觉得“厉害了”“威武了”，但背后的建设者们有多辛苦、有多少付出，鲜有见人提起，仿佛他们只能作为一个拟人化的抽象概念被赋予一句“厉害了”——那么加班费之类“过于细节”的问题就自然而然被掩盖了。最近很火的游戏《幻兽帕鲁》，下图中的这个标语，就是标准的施工工地的标语，是土木工程人在游戏中对自己的调侃——所以他们的工作强度大家可以感知了吧，压根就不是什么996之类的问题，而是项目不竣工，那就24X365都是工作时间。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之后就去了著名的中建某局——正儿八经的央企哦。然后打他工作起，大概连续五六年过年同学聚会就没见过他影子，不是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开路，就是在那个深山老林里打地基。后来他父亲运作了一下关系，终于给他找了个稳定坐办公室的工作，同学聚会终于能见到他了，但是他明显比我们都显老，二十多岁就一幅三十大几的沧桑相貌，这就是五六年高原深山风吹日晒为他留下的痕迹。而且要知道哦，他还是有关系的，外派五六年就稳坐办公室了，那些没关系的呢？还有要知道哦，他还是正牌央企有编制的员工呢，那些劳务派遣、外包项目的农民工呢？他给我讲，工作虽然辛苦，但毕竟是央企待遇，出差比坐办公室挣得多很多。还有上高原有高原补助，大夏天有高温补助，冬天有取暖补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相比较与他一起施工的农民工，他是有央企高标准五险一金的，劳务派遣的民工不会有公司为他们交；他住能住两人宿舍，同民工就是多人上下铺甚至大通铺；甚至每天的伙食标准都不一样，吃饭的时候央企管事的在一波，农民工在一波，伙食待遇能差不少。我同学讲就这点最过意不去，他说挣得多或挣得少，这可以按市场效果、按技能稀缺程度、甚至按学历来衡量，但是总是吃的比人家好，这就有点过于把“不平等”放在明面上了。而相比于待遇问题，吃住条件已经算次要中的次要了。在一些中央挂号的重大项目，还算比较正规，体力工人的待遇基本能够保证；但是一些地方杂七杂八的基建中，乱象就太多了。最典型的就是层层转包、层层剥削、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被压倒了血汗线之下。有的地方官员腐败到明目张胆，虽然这个项目给了你中建X局，但是他们会制定部分承包方/劳务派遣方，毫无疑问这就是对地方官员有利益输送的。既然有利益输送，肯定就要在项目里赚回来。最大头的原料采购和建设施工，都有央企把关，不容你地头蛇上下其手，那最容易找补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农民工的工资啊。反正工资能压低就压低，补贴能克扣就克扣，最王八蛋也最普遍的，就是对伙食费下手。比如说这个外包公司给中建报价，农民工伙食费按15元一天标准来（这在他外派那年头算是平均标准，不要以为有多高），结果我同学过去一看，就是白菜土豆炖肉末，然后馒头管够，按着标准一天顶多5块钱，那么剩下的钱被谁赚了呢？我同学跟他们聊天，问他们伙食待遇，广大农民工同志们通常来讲不会有意见，因为绝大多数工地都是这标准，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包工头给央企怎么报账伙食费的。他们还会跟我同学说，你们都是大学生、知识分子，要动脑子的，吃得好一点也是应该的。说得我同学难受得不行，背地里偷偷抹眼泪。甚至还有欠薪的问题。我同学讲他工作开始，已经少太多了，再往前十年那真是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他就是刚工作那年遇到过一次农民工讨薪，是中间承包商捐款跑路了，农民工们不知道这些门门道道，他们看见你工地上那么大“中建X局”的牌子，以为就是给你“中建X局”，各方努力都尝试过后，实在走投无路了，就去总部要个说法。稍微有点社会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在首善之区发生了这种事会怎样处理：公安机关迅速反应，第一时间肃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