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繁花”，却是我们最“漫长的季节”
去年骂《繁花》骂了三篇，但是没有骂够；讲解《漫长的季节》也讲了三篇，但是还没有讲透。今天正好把这两部作品联系起来看——
《繁花》和《漫长的季节》这两部作品具有强烈的因果性：正是“先富阶级”通过官商勾结、国有资产私有化等方式对国民财富疯狂的掠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造成了广大无产阶级“漫长的季节”。
三千万下岗工人本质上就是在为这种疯狂的掠夺买单，“先富起来”的历史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具有一切资本原始积累“血淋淋”的共性，这是冷冰冰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再多歌颂“企业家精神”“改革闯将”的文艺作品也无法掩盖背后的“吃人”的事实。
财富既可以创造，也可以转移。“先富阶级”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两大转移：第一，通过“国企私有化”的方式，把共和国上一代人积累的财富转移到私人的口袋里；第二，通过“剩余价值剥削”的方式，以血汗工厂为媒介，把共和国这一代人创造的财富转移到私人的口袋里。
在第一种方式中，被转移的财富不仅仅有工人们的积累，更有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积累。因为新中国就是通过“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模式，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平地起高楼”建立起辉煌的工业基础的。然而正当准备“上山下乡”“四三计划”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啪”一下断档了。这一段具体的历史详见《大浪淘沙十周年，最火文章大合集》中第三部分罗列的文章列表。
第二种方式则更为隐蔽，关键词：血汗工厂、农民工、留守儿童、《千人断指叹》、富士康二十三连跳……
这才是人民记忆所塑造的真实的历史。别的不说，八九十年代才过去多久啊，经历过的人都在呢，“先富起来的人”究竟是怎么富起来的，我们难道看不见吗？反观《繁花》，把先富阶级的财富积累道德化、优美化、正义化、个人奋斗化、能力归因化、商战智慧化，是对真实历史的遮掩、罪恶与剥削的粉饰、人民记忆扭曲。不但恶毒，更是公然把人民当傻子。
相比而言，《漫长的季节》和《年会不能停》，则给我们撕开了一丢丢历史的口子，让我们看到人民的积累是怎样败光的、先富起来的阶级是如何掠夺的。
关于《年会不能停》我详细分析过：它不是一部讲2023年互联网企业大裁员的电影，它是一部讲1998年大下岗的电影。
电影开头第一幕就是1998年年会，众所周知98年就是大下岗的年份，这其实就是电影主创在开头给大家提了个醒。
电影天台那场戏外包小姑娘说：“那些把公司搞垮的人，还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你甘心吗”，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那些把国企搞垮的人，一转身就私有化大富大贵，然后你下岗了，你甘心吗”。
如果在2023的语境下，公司搞垮了关打工人屁事？我为什么不甘心？我甚至还喜闻乐见幸灾乐祸呢，不就是换个工作么？一刻都来不及为前公司悲伤，赶到战场的是下一份工作的offer。所以电影里一切看着别扭的内容，都要带入到1998的语境下就合理了。
电影里最关键的一条主线，也就是徐总所谓的“一盘大棋”，如果站在2023的视角下，你会发现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实践上都非常扯淡，一个副总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疯狂微操就为了“路线分歧”，关你屁事啊？公司是董事长人家的。
但是在1998的语境下，一切都明了了：徐总就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蛀虫，通过各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掏空国企/集体企业，就是跟徐总一模一样的操作，最后光明正大地说——效益不好了啊，所以我们要下岗、我们要私有化，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民营企业家”，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样完成了——这样看动机和逻辑是不是就完全捋顺了？
再次强调：徐总掏空标准配件厂的手段，就是90年代蛀虫们惯用的普遍手段，电影是在给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们，科普一下那些人的手段。只是电影里没有明说，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当年太多集体企业，就是被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掏空的，下岗工人只是这些蛀虫的牺牲品。
《漫长的季节》一条暗线，是讲厂长如何与所谓的“港商”勾结，掏空桦钢的。
范师傅这一句“杂碎”，是替三千万下岗工人骂的，这是一句迟到了三十年的痛骂。
《漫长的季节》也有非常对应王迅（庄正直）的角色，就是邢三儿，他们都是特权阶级选中的狗腿子、黑手套，是工贼，是掏空公有制企业的帮凶。
非常巧合的，另一部下岗工人题材作品《暴雪将至》中，也有类似邢三儿的角色，他们里应外合掏空了国企，因为段奕宏饰演的主角是劳模、先进，为人正直，所以一直瞒着他做。
这三部下岗工人题材的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设置了“厂长通过非法手段掏空国企”的情节，说明什么？甚至连邢三儿和庄正直这种角色都能高度一致一一对应上？说明这就是一代“先富”的真相，这叫交叉印证。
而这些人，从来没有得到惩罚，他们摇身一变从“国企厂长”成为了“私企老板”，更进一步变成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劳模、优秀民营企业家……更有文艺界的乏走狗拍摄精致而美妙的作品，把他们发家致富的历程归功于“努力奋斗”。
在“先富”们的繁花之下，无产阶级们迎来了他们最漫长的季节。
沈默的这个弟弟傅卫军，成为了街头的小混混，沈默怪罪于大爷不收养他。大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沈默的父母都是国企工人啊，在厂子出了生产事故属于工伤，然而他们的儿女，一个被变态亲戚收养，一个被迫流落街头。
这个情节的设置其实是有强烈的隐喻性的，工人们是共和国的儿女，而这一对儿女的下场……一个死在了监狱里，一个变成了连环杀手，
那么，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死的早”吗？
很符合现实的是：国企改制之后，工人们的福利没了，厂办幼儿园和敬老院关了，厂办小学和医院被市里接管或者卖给私人，福利分房之类的更别提了……
所以说把这些福利都砍了，财务报表能不好看吗？有乏走狗总喜欢用这些举例子说明国企效率低如何如何，这不废话么，不看看改制之后工人们的福利待遇是咋样的，把福利全砍了利润能不高吗？我上我也行！
喜欢人云亦云说当年国企利润率低的人，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自己：你是打工人吗？你对自己现在的福利待遇满意吗？你是希望老板年底又换一辆劳斯莱斯，还是希望员工待遇切实提升一点？能不能对几十年前的无产阶级同志们建立一点阶级共情呢？
所以虽然时间对不太上，但是沈默和傅卫军这对姐弟具有强烈的象征性、隐喻性：东北出小姐、出黑社会的固化印象是怎么来的？大下岗后，工人们没了生计，为了活下去，男人就去做打手，女人就去卖身。
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为了失足妇女、黑社会！
外祖母报名参加了红色空军，加入了三个苏军女子航空团之一，她开的是轰炸机，德国鬼子都怕她们，称她们为“暗夜女巫”。我外祖母每天都会趁德国鬼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他们头上扔炸弹。
……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把外祖母的勋章卖了卖了，都卖掉了，列宁勋章，红旗勋章，还有属于她的——苏联英雄。
我对不起我的外祖母——她是斯大林格勒上空的雄鹰，而我只是一个妓女。
——娜佳（化名），在乌克兰西南部的多利纳。摘自《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女性》，柳云生
《漫长的季节》中厂长最后被纪委带走了，这实属魔幻现实主义情节，我强烈怀疑是为了最终过审而必须设置的。
在真实的历史中，厂长非但不会受到惩罚，反而还会因为“大刀阔斧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而获取“改革闯将”的美誉；相反救活国企的能人、心软下岗数量没达到指标的善人，则会因为“政治不正确”遭受批评。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讲过西西河有位上古大神忙总的故事，据传他是某省负责国企工作的相关干部。当年某省贱卖国有资源，请来了国际知名投行估值。忙总一个人一盒粉笔一张黑板，中门对狙国际投行几十人精英团队，算了几天几夜，算出来被卖国企的估值缩水上百倍，挽救了大量国有资产。结果惹到了某位大大大领导不满，认为违背了其卖掉国企的总体政治路线方针，所以忙总的仕途生涯也就打上了个休止符。
所以那时候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有多夸张，经营困难的厂子改制就改制吧，有些明明营收都很健康的厂子，在某位厂长手里忽然就经营困难了，然后被厂长小舅子超低价格收购，小舅子当董事长，厂长摇身一变成为总经理，然后经营困难的厂子忽然就活了，经营瞬间就健康了，小舅子和厂子立马身价暴涨，你说神奇不神奇？
所以又回到了本文的话题：《繁花》和《漫长的季节》具有高度的因果性，正是“繁花”中精英权力高度膨胀的历史，最终导致了“漫长季节”的出现。
从影视作品向真实历史更深想一步：按理说我也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东”啊，那么出了像徐总、厂长这样的腐败经理人，我们股东如何践行自己“全民所有”所赋予的权力呢？比如同为国企中“牵手门”的女主既是员工，也是股东啊，为什么她要献祭自己去依附于领导呢，她为什么不能是企业的主人公呢？
这个问题早在建国之初，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就注意到了，并基于此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
简而言之，毛主席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要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掌握相应的权力，否则集体所有制就有滑向官僚所有制的危险。
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袖普拉昌达认为，毛泽东主席对于官僚资本主义或者官僚所有制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一项重大理论发展，是为新时代、新形势、新斗争提供的重要理论基础。普拉昌达认为，毛主席在经济上提出“官僚所有制”的概念，在政治上提出“警惕修正主义”的口号，二者是一体两面的。或者可以理解为，官僚所有制正是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
从毛泽东主席在六十年代对苏联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出来，毛主席认为苏联人民已经越来越不能享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从经济特质上体现为公有制向官僚所有制的转变，从政治特质上体现为“修正主义”。
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政治、经济领域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出来。虽然苏联的国企名义上确确实实属于“全民所有”，同时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的“使用权”在那些官僚领导手上，普通苏联人民越来越难以享有“全民所有制”所带来的经济红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历史场景：苏联人民为了购买面包要排起长长的队伍，但苏联领导们可以喝茅台、吃牛排、住大别墅、开进口小轿车。虽然财富的名义归属到苏联解体的那一刻起都是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但是使用这些财富的权力成为了关键。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伟大领袖以其卓越的远见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政治民主之后，去取得经济民主，掌握在经济生产和财富分配中的权力，才能让公有制真正落到实处。于是，在五十多年前的那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鞍钢宪法》作为无产积极争取“经济民主”的典范经验，在全国推广。
《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其核心思想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
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指出：要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
这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一次伟大构建，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管理首次被理论性地提升到最核心的位置。《鞍钢宪法》被一些西方学者称赞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划时代尝试，并认为在未来的管理学实践中，这种模式是最理想化的参考目标。
所以不要总是人云亦云“公有制大锅饭”“国企没有效率”，得看什么时候。在《鞍钢宪法》时期，恰恰是工人积极性最高的时期：生产任务民主安排，分配利润集体讨论，工人们对于生产决策和分配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我是个八级技工，这条生产线就是我说了算，别说厂长，市长来了都不好使，专业的决策就是得专业的人来做；年终奖怎么发，绩效怎么打，开大会民主讨论来，不是你领导一言堂能决定的。
大家都是打工人，多少有一些社会经验，你们告诉我这种体制可能存在“没有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吗？
国企中“不积极”“大锅饭”现象，恰恰出现在八十年代，我们抛弃了《鞍钢宪法》精神，转而实行“厂长责任制”——从生产分配的民主决策，变成了一把手“一言堂”。
根据1980年8月下达的最高指示：“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厂长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
在“厂长责任制”之下，怎么生产怎么发工资都是厂长说了算，人事任免权力全归厂长，工厂的财务和出纳分别是厂长小姑子和小舅子，看门的狗都是厂长村里的野狗，那还干个屁哦？
所以我们要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公有制才变成“大锅饭”的，恰恰就是从我们放弃了鞍钢宪法、经济民主之后。
其实资本主义生产是最没有积极性的，因为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被少数人无偿占有了。不然拿着鞭子监工的形象是怎么来的？不然“全景敞视”这个词是怎么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为什么需要监工台、格子间这种全景敞视监控，就是因为生产没有积极性啊。
所谓“磨洋工”这个“洋”字是怎么来的？因为中国第一批工厂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结果，那时候工人都是给洋人打工，所以在工作中的消极怠工被称为“磨洋工”现象。
现在的年轻人们开始摸鱼、躺平、带薪拉屎，也是一个道理。只需要稍加点拨，他们就等理解从“鞍钢宪法”到“厂长责任制”后，那些丧失劳动积极性的无产阶级前辈了。
所以这就回到了本文主题：国企就应该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但是无产阶级不能通过阶级斗争去掌握经济生产的权力，那就会滑向官僚所有制，这就是老人家晚年最担心的事情。
但如果无产阶级主动放弃了阶级斗争，接受了资本家都是大善人、领导都是顾全大局的设定，那只能说“二茬苦、二茬罪”的道路是自己的选择。无产阶级除了自己解放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救世主可以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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