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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去“上山下乡”,你愿意吗?

赵皓阳 大浪淘沙
2024-09-06

在上一篇文章《“他们迫害我!他们让我跟农民和工人一起劳动!”》,我简单讲解过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两步走”战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但是,等工业初步发展之后,要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伟大领袖设计的“城市回馈农村”战略主要分为两步走,第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升农村建设的软件实力;第二是“四三计划”,大量建设如化肥工厂、拖拉机生产线等工业基础,让农业工业化、农村机械化。

这可以看作是老一个版本的“先富带动后富”,区别在于老版本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切实可行的明确计划与时间表的,真真正正实践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上一篇文章主要是从宏观政治、经济政策,以及鲜明的阶级特征去分析,今天这篇文章主要从个体视角入手,宏观的困境存在,个体的困境同样也是重要问题。

在一系列“伤痕文学”中,总是强调去的地方多么艰苦、多么贫瘠、多么难以接受……但这些描述中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这些地方“自古以来”都是有人住的,他们也都是新中国的人民啊,咋有人能住你就不能住呢?

“伤痕文学”说“知识青年”们受到了迫害——因为他们被“发配”到了农村,跟农民一起劳动。凭什么啊?农民就活该干一辈子农活吗?

但是,话虽如此,让我扪心自问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我愿意放弃现在便利快捷的城市生活,去偏远乡村支持当地建设吗?愿意放弃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去参与重体力农业生产吗?

我很诚实地回答:就以现在的环境来说,如果时间要是一两年,我会果断同意,当成人生中一个重要成长经历了;如果要是三五年之久,我就得好好纠结纠结,捋一捋我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规划了,就有点不乐意了;要是十年八年的话,我想到我要在贫困地区待倒快四十岁,那我们定不愿意。

我很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我没有那么高尚,在当前的环境下,我还没有做好把一生奉献给“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上。我想了想我自己在“动态清零”期间,居家封控个几天都心浮气躁坐立不安,我不太认为我能高尚到为贫困地区建设奉献个十年八年上。

当然,我有一点好,就是不“又当又立”,也不为自己的自私狡辩,我不会如那些“伤痕文学”哀嚎“我这手本来是应该弹钢琴的,但是现在却用来挤牛奶”,不会认为我在城市坐办公室的生活是理所应当,不会去戳阶级兄弟的脊梁骨认为“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亦或是如下图的诡辩。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一点是:要考量我现在受得“苦”,究竟是为受苦而受苦,还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了抹平三大差别而受苦。

“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是共产主义的重要理想之一。

假如真有伟大领袖指出了道路,并带领我们去参与这个伟大进程,别说去贫困地区待个十年八年了,重上井冈山我也愿意。

简而言之,要是“为吃苦而吃苦”或者“你在的时候当地有所改变,一旦你离开就跌落如初”,那是真不愿意;如果有一个明晰道路的宏大历史进程,那不会有一点犹豫的。

然而能带领人民的伟大领袖可能几百年才出一个,难道没有伟大领袖的指引我们就“躺平”吗?没有明确的道路我们就放弃寻找了吗?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就要假装无视问题吗?当然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在这个时代自洽。本文就想展开探讨这个问题。

很多朋友被现实的物质生产异化劳动、消费主义生活摧残太多,忽略了人性对于“意义”“价值”的永恒追求,如果真能去参与一个影响历史的大进程中,其获得的满足感、自我认同感、价值归属感,是远超于挣多少钱的。

比如我看过最多的一个可笑的说法:让你当资本家,你不愿意吗?你骂资本家还不是因为你眼红,你挣不到那么多钱。

这话实在是以己度人把比人想庸俗了,当资本家花天酒地固然很“爽”,但是把资本家挂在路灯上同样也很“爽”啊,为创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资本家的世界而努力,那简直“爽”到极点了,用多少钱也买不来。

我用这个“爽”字有点俗了,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其实正确严谨一点的说法叫做“意义和价值的归属感”。

事实上,正如上一篇文章中用数据所展示的真相,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过程中有大量的知识青年留在了农村,为农村建设发光发热,尤其是投身基层教育事业,改变了一代农村孩子的人生。这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意义和价值的归属感”。随便截两条我上篇文章下的评论,大家可以从微观视角更多了解:

但是,在“伤痕文学”的嘤嘤作态之下,这些真正伟大的知识青年们的声音、事迹都被掩盖了,仿佛“上山下乡”就是为了跟生活条件好的年轻人过去不似的。让这种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掩盖了真正默默奉献的千万知青,好像知青就是偷鸡摸狗骗老乡家女儿感情似的,这是对好人最大的不公平。

这是那个时候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相关作品,可以看出来跟“伤痕文学”完全是两种画风,所以说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至关重要。

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年轻人,绝对不是怕吃苦、怕受累,而是“为谁吃苦”“为何受累”“吃的苦有没有价值和意义”。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老板明年再换辆法拉利,亦或是在行政案牍和官僚主义中无线内耗?

当年共青团发布过一条微博,主要思想是年轻人为国奉献,并未“躺平”。

 


这个糊涂装的很高明,直接提升到了为国为民的层次,然而很遗憾的是,评论区又喜闻乐见地翻车了,可见年轻人虽然身体上被动“躺平”,但是思想上还是拒绝官微一切和稀泥的装糊涂行为。

 


说白了还是人民对于官方账号、权威媒体的定位不同,官媒不为民做主,不去关注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于本质,反而在这里和稀泥,就算躺平也得生气。


什么不是装糊涂?就是必须要正视当今社会贫富分化与阶级固化的问题。年轻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之后上升通道狭窄,社会资源和资源的分配依旧把持在少数人手里,努力、奋斗都是被嘲弄的结果,那还不如“躺平”呢。


不正视这问题,反而用“道德大义”去绑架年轻人,这就是“装糊涂”行为。


我在《用马克思主义战胜抑郁症》一文中详细讲解过:为啥“劳动”是痛苦的呢?因为是“异化”的劳动,劳动本质的价值、意义和成就感被剥夺了,年轻人们体会不到大到改变世界、小到自我提升的正反馈——又被老板压榨,又看老板换法拉利,从来都体会不到“劳动是人类的本质”这种原理的内涵。所以有上述错误的固化印象也是情有可原。

后现代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意义的缺失”,理性不能构筑起“意义”,所以现代性危机最根本的核心是“理性危机”。

人是需要“意义”的生物。从哲学上讲——尤其是存在主义这些“入世”的哲学——是否有意义、意义是否是制造的,并不是太大根本性的问题,问题在于人如何寻找自己相信的“意义”,或者说“意义”如何去规定人。

从哲学层面来讲的“意义”过于抽象,我们现实社会还是被非常实体化的“意义”的所构建。符合人类约定俗成、公序良俗的“意义”比如:学习知识、锻炼身体、职场发展;还有为他人、为集体的“意义”: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等等。

意义缺失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从后现代的维度来看:前现代人们靠神话、宗教来维系“意义”,现代靠理性主义去维系“意义”,而后现代则是意义缺失的时代,后现代社会的原子化趋势打碎了这些“意义”,意义被多元化了,而多元化却意味着很难找到意义。

从资本主义的维度来看,人类最完美的意义、最佳的价值实践——劳动,被异化了。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被资本剥削,另一方面,劳动所产生的的成就感、满足感、自我认同感,也被一起剥夺了。

前现代的宗教倒是可以构筑起意义,于是后现代中产生了很多“类宗教”的社会现象——比如疯狂追星的粉圈,比如沉迷于消费主义无法自拔——即商品拜物教。

资本时代,万事万物皆被“异化”为了商品,我们每个人都是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商品”;而明星是文化商品的一种,再具体细分一些,流量明星是劣质假冒伪劣商品——他们没有唱功、没有演技、没有艺德艺品,只能靠资本维系下的“邪教式洗脑”才能割到韭菜。

在工业时代,消费是生产的实现部分,是依附于生产,生产赋予了商品怎样的品质、功能、效果,那么消费就是这些的实现。但是,在后工业时代,消费不再是生产的依附、不再以生产实现为目的,而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意义——即消费本身的意义。这一种意义成为了消费的目的,用鲍德里亚的话讲是:“消费主义时代的消费不再是针对实体的消费,而是针对于意义系统的消费”。

这个问题过于宏大,这是一个不一定有答案但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探索的问题。至少有一条道路是先辈们探索过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在实践革命、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过程中,“意义”找到了最合适的归属——消灭“剥削”,打破“异化”,让“人”真正称之为“人”。

我们也没必要悲观或迷茫,我在《理性主义的溃败,是全人类注定的未来么?》这篇文章中讲了几位先哲的故事,这里再给大家复述一遍:

 

居伊·德波,伟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五月风暴时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我们这个世界是“有消费主义构筑的景观社会”。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社交网络,就连电视还没有普遍走进每个家庭之中,景观所存在媒介的仅仅是大城市、购物中心、广告牌、广播报纸等。


假如知道现在社交网络什么样,德波自己恐怕也会吓到。最后德波隐居山林,表示要拒绝受到当代资本主义乌烟瘴气的社会对他的污染,并仿照“共产国际”成立了“景观国际”,要对这个消费主义世界构造的符号与景观宣战。


但在1994年,德波承认了景观国际的失败,认为景观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全球媒介的年代更加无孔不入、更加难以摧毁。在留下自己最后一部艺术作品《居伊·德波,他的艺术与时间》之后,于同年11月在他法国乡村的隐居地自杀。

 

大卫·哈维,当今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左翼学界执牛耳者,有一次他来中国演讲,有位记者就提问,说您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为什么来中国坐的是头等舱,用的是苹果笔记本电脑,您是不是也成为了您笔下的“消费主义的奴隶”呢?


大卫·哈维就说,我确实坐的是头等舱,那是因为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身体已经很难支撑长途飞行了;而苹果电脑,你说得对,确实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塑造的产品,但是它真的好用啊,我这个ipad能让我很快获得即时讯息,对我的研究工作是有益处的。你说让我坐经济舱、不用苹果产品,对我来说并不现实,我们都不能超脱于这个时代。

 


还有另一位左翼大佬齐泽克,这位仁兄做的更绝,每次演讲拿十几万美金出场费,娶了个比自己小十几多岁的嫩模。他说,现在就是资本主义时代,既然资本主义能把工人的工资通过剩余价值的剥削压到最低,那么凭什么我不能通过我演讲的稀缺性把价格提到最高呢,不挣资本家的钱挣谁的钱啊。所以说我们都是时代中的一份子,每个人都不能超脱于这个时代,这就是属于人类和社会的局限性。
 
谭嗣同在狱中曾经赋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两句是说给梁启超他们听的:你们怂一下吧,跑出去不丢人;第三句说他自己,我的决绝是我自己的选择;最后一句点题,无论是我的“去”,还是你们的“留”,都是如昆仑山光明磊落,都是为了更好的理想和愿景,只不过选择的路径不同。

大卫·哈维选择与生活和解,八十岁高龄依然奔走在世界宣讲马克思主义、为弱势群体发声;居伊·德波拒绝与世界妥协,在发现此生难以预见理想的实现后选择自杀——他们都是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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