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光刻机项目下马，2020年中国手机被芯片扼住了喉咙

（一）“芯”

近日，一篇新闻报道在社交媒体刷屏《余承东悲情宣布：麒麟高端芯片将成绝版！台积电不代工，华为怎么办？》。这篇文章虽然说有点标题党的意思，但其中描写的华为大困境是真实的：

8月7日，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年峰会上表示，今年秋天将发布新一代旗舰机Mate 40，将搭载华为自己的麒麟芯片。但是，余承东也坦言：“由于第二轮制裁，芯片在9月15号之后，生产就截止了，可能是麒麟高端芯片的最后一代，绝版。现在国内的半导体工艺上还没有赶上。”

那么台积电为什么不能代工华为呢？还是因为美国的禁令：“今年5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最新禁令，任何企业供货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给华为，必须先取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该禁令公布后有120天的缓冲期，也就是将于9月15日生效。今年7月17日，台积电透露，受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禁令的影响，台积电自5月15日起就未再接受过任何来自华为的订单，而且如果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不变，公司将在9月14日之后停止对华为的供货。”

余承东在大会上表示：“（华为）只是做了芯片的设计，没搞芯片的制造”，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生产芯片呢？因为现在“现在国内的半导体工艺上还没有赶上”。而这根基，在于我们光刻机技术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

光刻机（Mask Aligner)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装备。它采用类似照片冲印的技术，把掩膜版上的精细图形通过光线的曝光印制到硅片上。截至目前，我国光刻机能制造的芯片是14纳米，但是无法满足如华为手机等高端芯片的应用，因此只能从荷兰ASML公司进口。但是西方资本主国家的先进技术对中国层层设防，尤其是美国发动贸易战后，想要进口最新的光刻机更是困难重重。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我们自主研发落了后。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就开始布局研发光刻机，彼时荷兰光刻机生产巨头ASML尚未成立。1965年中国科学院研制出65型接触式光刻机。1970年代，中国科学院开始研制计算机辅助光刻掩模工艺。1972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编写了行业生产指导《光刻掩模版的制造》。1980年清华大学研制成功第四代分，光刻精度达到3微米，接近国际主流水平……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包括运10、直8、远程轰炸机、大型导弹驱逐舰、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数字焊接系统等一系列军用、民用高精尖技术项目下马，光刻机项目也在其中。彼时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在光刻机的科研上已经在光刻机项目上有了20多年的技术积累，是有可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然而没有了国家经费的支持，一切都成了空谈。1994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破产改制，变成了一家副食品加工厂。那时候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并不是一句空话。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我们当年虽然能生产光刻机（现在也能生产），但是在技术上跟西方有代差，并不是一些网文中所谓的70年代“中国光刻机技术世界第二”。不过就算我们是后发国家，缺乏必要的技术积累，也不代表盲目下马项目就是正确的。毕竟笨鸟都要先飞，我们想要弯道超车就更不可能半途而废。结果我们光刻机项目二十多年的技术积累化为乌有，一步落后步步跟不上，到现在又得从头捡起。当年包括武汉电元三厂在内的诸多科研人员，想必会产生“臣等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的悲凉。

（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

在很多高新技术领域，因为我们国家底子弱、根基薄，确实要花费大力气才能弥补这个差距。80年代的思路就是我们先不花这个大力气了，先“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一段时间让大家富起来。这也不能完全说错，我们毕竟不能脱离时代背景看问题。但是，一刀切的下马所有高新技术肯定是错了，这就等于在未来的竞争中完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把一切可能的优势拱手让人，只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永远“良心发现”。

这从根本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从南湖船上十几个人到最后赢得天下，过程不是一帆风顺，是经历过几次巨大的挫折的。而这几次巨大挫折都与机会主义有关。

大家可以看一看1945年版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本决议书，更是一部反思录，其中非常非常详尽的论述了我们犯过那些机会主义错误。我这里简述一下：

开始时右倾机会主义。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试图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另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或者急于求成，夸大革命主观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大家看到了吧，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自己想躺赢；左倾机会主义就是不顾客观现实，觉得我就是龙傲天主角，想干就能干赢。从更高的层面来说，机会主义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它脱离了客观现实，不尊重客观规律，也自然不会有唯物主义的生命力、战斗力。机会主义不是真正的“正道”。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这一特点在我们一些行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譬如汽车产业，四十多年贯彻“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指望“用市场换技术”，结果市场都给人家了，核心技术也还在人家手里，国内车企发展举步维艰。所谓的合资企业全都变成了买办企业，第一汽车消费大国的市场几乎全部被国外汽车品牌占领，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再譬如当年联想的选择。当年柳传志以“贸工技”路线战胜倪光南院士的“技工贸”路线，决定了联想未来的发展规划：把贸易放在第一，加工放在第二，技术放在第三。这一战略短时间内确实能见到收益，但从长远来看缺乏核心竞争力，只能靠让利和妥协来获取市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联想背上了“美帝良心”的骂名。相比华为自主研发取得的成就，联想公司恐怕在未来几十年内都要为“贸工技”路线买单。

（三）人间正道是沧桑

什么不是机会主义呢？譬如现在鲜为人知的“四三计划”。是在中苏交恶后，为了让我们跟上世界技术进步的节奏，用我国宝贵的外汇，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四三方案先后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老版人教历史课本评价四三方案意义时用了这样一句话：“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们四三方案核心是购买西方整条生产线——要么把技术给我们，我们也舍得花钱，要么就算了。当然这也确实遇到了不少阻力，因为人家不愿意把技术卖给我们。所以说我们跟西方经济交流进程缓慢，根源在于我们想五五开，他们想二八开。我们想站着把钱挣了，他们还觉得我们还得从前一样跪着。如果我们早觉得二八开可以，那早就开放了，皆大欢喜。

到后来贯彻“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路线后，四三方案“五五开”（一定要买到核心技术）的思想自然就被搁置了。那时候我们宝贵的外汇不买生产线了，都给老干部买高级小轿车了。当然，老干部们在嗡嗡嗡十年期间备受冲击，受了不少“委屈”，买一些高级小轿车改善一下生活也是合情合理的嘛！毕竟人家勤劳致富，我们人民不要嫉妒。

毛泽东主席也批评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方针。毛主席说：“造船再贵，货币并没有外流，无非是钱从左衣袋装进了右衣袋，肉烂在了锅里。买船再便宜，得付外国人钱，货币外流了，算总帐就亏了”。

但是有一说一，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视角来看，而不是以伟人穿越历史的远见，那么肯定是什么便宜选什么、什么有效率选什么。所以说在一定的环境下“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是有合理性的，咱先把这事办成了再说。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问题，有机会的时候它就成了，没机会的时候它就出事了。

毛主席说“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沧桑”二字就是客观规律，是凌驾于一切的科学法则。而所谓的“人间正道”就是要“正”，老老实实遵守客观规律，容不得半点机会主义。他老人家在诗中是这样写的，一生也是这样实践的。

（四）历史的存款与负债

这同样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问题。现在我们租来了东西，发展了经济，现在是爽了；但是从长远来看就是缺乏了核心竞争力，早晚会遇到门槛。就像本文题目说的：1980年我们下马了光刻机，2020年中国手机被芯片扼住了喉咙。这就好比用信用卡或花呗购物，现在是享受到了，但是这个钱是早晚要还的。

所以说有一些举措是“历史的负债”，现在贷了款，将来是要还的。比如说环境保护问题，现在发展了经济，但是空气、水源、土壤都被污染了，这是要儿孙未来还的债务；再比如不注重发展核心技术，下马高精尖项目，现在可能有更多的资本来刺激经济，但是未来在竞争中会处于弱势。本质上是贷了未来的款，现在来花，确实产生了效果，但是早晚是要还的。

而像毛主席这一辈老革命们，他们的境界就比较高，他们不贷未来的钱，反而勒紧裤腰带给儿孙存款。比如原子弹，省吃俭用也要造出来。当时中央有人说现在国家不富裕，原子弹就不要搞了。陈毅元帅明确反对，说当了裤子也要造出原子弹；林三虎说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周总理、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也都力主造出原子弹。最后毛主席一锤定音，我们自主研发出了原子弹和氢弹，从此几亿中华儿女不再生活在大国的核阴影、核讹诈之下。

去年的央视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的：“一夜之间，苏联政府撕毁了数十个协定和数百份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中国的国民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耗资巨大的国防尖端科技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意见针锋相对。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

我们官方著史讲究春秋笔法，著而不述。现在两弹一星搞成功了，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都是支持一方的言论。但是字里行间会留下线索，比如“意见针锋相对”这六个字，就可想而知当时争论之激烈。那么谁在反对呢？人家已经列出来了谁支持、谁支持、谁谁也支持，你把这些人刨了出去不就是么。读史小技巧。

再比如当年的农村农田水利建设，也是利在千秋。我老家就有个小水库，毛主席时代修的，现在大雨蓄水、旱时浇地依然用得上。80年代之后能够集中力量发展东南沿海经济，也是因为农村有这些最基本的保障打底，才能让全国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就相当于把当时的“存款”取出来了。

同理，建国后的扫除文盲、义务教育、农村教师、赤脚医生……这些造就了新中国大量的人口红利，让我们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人工比较优势，这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种的树，是他们让文明之光播撒进华夏大地最偏远的农村与边疆，把几亿鲜活的生命纳入进工业化快车的轨道。三线建设也是同理，当年花大力气在西部地区建设的重工业设施，现在依然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儿孙收益不尽。

毛主席他们那一代老革命，太伟大了，思想境界真的不一样，他们是这一辈能解决的，就一定会解决；这一辈很难解决的，也勒紧裤腰带拼了命的解决。绝不贷后代的一点款，甚至还要存下不少资产来，让我们在至今都能受益不尽。无论是抗美援朝，打出半个世纪的和平；还是两弹一星，让中国成为拥核大国，绝不留下一点历史的负债。这些儿孙们都看在眼里：谁给我们存了钱，谁贷了款让我们还，那他们口碑肯定越来越不一样。

再回到发展先进技术的问题，这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存款行为”，我们现在肯定是费了很多钱、出了很多力，有人会看到我们弯道超车付出的成本太高了，还是想走“买不如租”的路线；但是现在高归高，是在为后代“存款”，总体来说还是划算的。看看解体后的苏联，曾经的科学技术大国，现在只能靠卖资源过活，经济萧条、仰人鼻息。正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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