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一生坚定抗清，英年早逝；钱谦益“同事上战场等于我上战场”，名利双收。
今日，惊悉吴尊友先生病逝，不胜悲痛。谁真正对人民好，人民永远会记在心里。
疫情三年，他的一头青丝变成了白发，身体也操劳过度，对于这种级别的专家来说，仅仅60岁确实算得上“英年早逝”。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谨记吴尊友先生奉献。
我为什么会想到民族英雄李定国？因为农民义军西军李定国、顺军李来亨，是明末清初反对满清侵略和民族压迫最坚定的两股力量。
李来亨领导的夔东十三家反清斗争，一直坚持到康熙三年，在极其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之下被击败。抗争到最后一兵一卒后，李来亨举家自焚，以死殉国、殉天下，无愧为李过的养子、李自成的侄孙。
而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军一部，对清军造成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杀伤，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后来由于叛徒孙可望的投降，大西军分裂，形势急转直下。而李定国在贵州组织抗清，失利；在广西组织抗清，失利；在云南组织抗清，失利……
最后李定国领导大西军最后的抗清力量，辗转进入缅甸，因为艰苦的斗争环境和缅甸恶劣的气候，不幸感染重病，最后在康熙元年病逝，年仅42岁。
然而李定国和李来亨的英雄历史，却非常鲜为人知。一方面跟他们农民军出身有关，毕竟他们的父辈李自成、张献忠现在都很少提及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环境中，以清朝为主角“辫子戏”占据了主流。
坚定抗清到最后一刻的李定国、李来亨、郑成功，也就是郑成功因为收复台湾会被人常常提起，而郑成功痛击满清的厦门战役、镇江战役，也一样鲜为人知。
所以李定国和李来亨，既“阶级不正确”，又“民族不正确”，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相比之下，一些大叛徒的八卦——吴三桂和陈圆圆、钱谦益和柳如是，反而被人所津津乐道。关于吴三桂的问题，我在《阳光开朗李自成》一文中详细分析过了。今天就必须要再来讲一讲“我同事抗清，就等于我抗清了”的钱谦益。
揭露“江南大儒”的虚伪面目，让英雄归于英雄，叛徒归于叛徒，把曾经颠倒的历史和舆论正过来，就是我创作本文的目的。
我们对于历史的评价，总容易陷入“左右横跳”式的“二极管”思维：最早东林党都是“正人君子”，这也是最“正统”的“文脉传承”；后来大家发现这群人只是嘴上说说道德，贪污腐败祸国殃民这些事一样没少干，还不给国家缴税，于是一杆子打到，魏忠贤这种死人渣成为了公忠体国的象征；再后来因为阉党实在太烂了，那些龌龊事根本洗不白，东林党又重新获得了吹捧……
对于东林党魁、士人领袖、江南大儒钱谦益的评价，也是如此。开始公知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对这些投降派和带路党是非常宽容的，再加上钱谦益确实文化水平很高，那时候他的评价可以说是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并列的——并称为明末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之一。
然而互联网发达之后，钱谦益这个人因为屁股太不干净了，所以“水太凉”“头太痒”这些并未经过严谨考证的事迹，以“病毒段子”的方式广为传播，成为了讽刺士大夫双标、心口不一、软骨头的绝佳案例。
但是，钱谦益当然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他能成为东林党魁、士林领袖，其个人肯定是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魅力的。汪精卫身上都能找到一些闪光点呢，更何况钱谦益的投降行为距离我们太远，我们很难对那个时候的带路党带入自己的仇恨。
再加上钱谦益确实有不少口头上、书面上的“抗清行为”，所以舆论又一次“物极必反”，钱谦益写的那几封信就被吹捧为“忍辱负重”“大明卧底”“东林007”。
毫无疑问，历史是复杂的多面体，以上任何一种立场都是不客观、不全面的。而伟大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抓住主要矛盾。
钱谦益最恶劣的影响，还不是水太凉、头太痒这种故事，而是他作为士林领袖、东林党魁、江南人望——带头开南京城门投降了。不仅仅带头投降，还带头为满清的招降文书署名，作为士林领袖、东林党魁、江南人望，这无异于为主动为满清政权认证了合法性。
所以钱谦益的带头投降和招降行为，在士大夫和文化人群体中的震动，可类比于吴三桂献出了山海关——这里钱谦益献出的，是“忠孝礼义”在士人心中的“关口”，很难衡量其带来的恶劣影响有多严重。
所以“水太凉”“头太痒”就算出自于当时人们的笔记、文集，也可以看成是对钱谦益投降行为的不满与编排，就像很多关于羞辱洪承畴的“段子”一样出自于当时的笔记、文集，并不能一律斥之为“野史”。
满清攻占南京之后，向南明统治的其他区域都发布了官方文书，一方面招降各地，另一方面是要证明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而带头签署这文书的，是钱谦益和赵之龙，赵之龙是勋贵——“以忻城伯镇南京”，主管南京的军事防务，他跟钱谦益可以说是一文一武两个投降的代表了。考虑到赵之龙的文化水平，这份招降的文书大概率也是出自钱谦益的手笔。
所以说这种官方的、公开的、签名的投降文书，其恶劣影响可比“水太凉”“头太痒”的段子恶劣多了。或许普通老百姓不能理解其恶劣程度，“水太凉”这种通俗易懂的故事才会流传这么广。
关键是东林党喜欢吹自己，什么正人君子、道德文章、声声入耳事事关心，到头来以士人领袖的身份带头投降，签着你名字的投降文书传遍了大半个中国，这算什么事？被东林党和复社黑出翔的“大昏君”弘光帝，被俘之后的表现是这样的：
“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言毕，呜咽流涕……清以弓弦勒令自尽，崩年四十。”
弘光帝虽然废物且窝囊，但是到死没给清朝帮一点忙。那个时候南明虽然皇帝没了，但至少还有着大江以南半壁江山，钱谦益以士人领袖的身份广发劝降文书，影响过于恶劣，实在配不上东林党和复社之流自我标榜的名声。
所以说不要洗钱谦益，就算怕死不殉国，他也有很多选择。当时东林和复社成员，非暴力不合作的人也很多，削发为僧隐居山林的人也很多，用脚投票去找反清根据地的人也很多，但是钱谦益他偏偏选择带头开城门，跪在文官第一排，还写了劝降文书，还当了清朝的官。我们看看这篇文书的措辞有多恶心：
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
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翻译一下：带清跟辽金元不一样，他是为我们大明报仇雪恨了，泥腿子农民军才是“中国不共戴天之贼”，大清高出千古！大明没有天命了，你们还想反抗的赶紧投降吧，还能保全中国亿万生灵！
大家都知道大汉奸汪精卫，他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一篇署名的电报，被称之为“艳电”，简直跟钱谦益的劝降文书一模一样：
钱谦益说带清入关是为了找 “闯贼”报大明的仇，汪精卫说日本人来是要消灭“红色共党”；钱谦益说为了亿万生灵赶紧投降吧，汪精卫说为了中国人不再流血赶紧放弃抵抗吧；钱谦益招降的时候中国还剩半壁江山，汪精卫投敌的时候中国也还剩着半壁江山……《艳电》原文：
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所以钱谦益的行为跟汪精卫有何不同！他凭什么有好名声，他不配！水太凉、头太痒这种故事仅仅是传播度高，远远不能让人民理解钱谦益投降之恶劣，远远不能表达那篇投降文书之恶毒，远远不够让对钱谦益的评价回归到客观水平。
再说钱谦益写的那些有反清内容的信，近几年就因为这些笔头上的东西，钱谦益都被吹成“大明卧底007”了。但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事实：当时大明朝依然有大片国土，全国抗清运动烽烟遍地，抗清部队最近的时候离钱谦益不过百余里，真的是两条腿就能跑到。
——然而钱谦益一没有肉体投奔大明，二没有公开表达抗清立场，三没有亲自组织抗清运动。钱谦益的状态，真就应了本文题目那句话——我同事抗清，就等于我抗清了，我对他们以（不能公开的）口头上的支持。
当然，真要说他写那些信没有用，那也是故意黑了，当时各地抗清运动信息交流不通畅，钱谦益以其士人领袖的身份，还是给各地抗清运动互通了不少信息的。然而问题在于，你跑到抗清根据地，一样能写信啊。你非要深入敌后那么危险的地方写信吗？现在有些人吹什么“冒着杀头的风险”写信，那为什么不“冒着杀头的风险”参加抗清运动呢？
鲁监国和张煌言就在浙江舟山，孙可望、李定国打到过湖南和广东，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的反清运动声势浩大，郑成功最近的时候打到过南京城下，占领镇江都好几个月了……你钱谦益这么思念大明，为什么不用脚投票亲自参加抗清运动呢？说到底还是后者的风险更大，东林领袖还是惜命，他不配后世的好名声。
钱谦益写信的动机，也未必如“大明卧底007”吹得那么伟光正。由以下四点具体分析：
第一，钱谦益的抗清行为，很大部分是对分赃不均的失望。钱谦益在投降的时候是礼部尚书，结果清廷只给了他个礼部侍郎的官，他就称病回家，但也一直卷入各种各样的风波。
就像吴三桂最后反清，还是因为三藩被裁撤。钱谦益当礼部侍郎的时候不写信，编修《明史》的时候不写信，辞官回家后疯狂给南明政要写信表忠心，可以说明部分问题。
更广义来说，钱谦益作为江南大儒、士人领袖，对于大清对“文化人”的态度，是不满意的。按照宋明两代历史来看，皇帝是谁无所谓，士大夫文官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钱谦益投降的时候，肯定盘算着满清是异族，最后还不是靠我们“江南大儒”来维系统治，所以麻溜地投降了。
当时有人写诗讽刺他：“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其实就道破了背后的“秘密”——县长是谁不要紧，反正我一定要当县长夫人。当时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仗义死节”结果麻溜投降的士大夫们，其实都是这种心态。
结果满清太野蛮了，人家不按套路出牌，杀江南大儒如杀鸡——从此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东南沿海的税收不上来啦！所以钱谦益开始写信，也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题中之意。
第二，这种事情就是改朝换代非常常见的两头下注。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当年傅作义投降了之后还天天往台湾写信，话里话外阴阳怪气说什么“思念故国”。结果等到了抗美援朝我们打出国威之后，傅作义彻底服气了，找主席坦白，说他忽然想起来，在绥远老家的某某地方埋了两万吨军火，真是年纪大了记性太差了不好意思啊……主席说，哦。
再举一个更恰当的例子，陈公博周佛海大家知道吧，汪精卫身边第二号和第三号大汉奸。在日本侵略者摇摇欲坠的时候，他们都给国民党政要写过信——就是写钱谦益那种信——我身在曹营心在汉，都怪汪精卫欺骗了我，我现在跟你们说日本人弱的一批，如果国府反攻一定能取得大胜利，胜利了之后别忘了拉兄弟一把啊……
这在当时有一个专业名词交“输诚”，周佛海最早跟戴笠互通了秘密电台，蒋介石通过戴笠叮嘱周佛海，要在日本投降后负责“保全”东南富庶之区，别落入新四军手里……周佛海母亲去世时，戴笠甚至还披麻戴孝替周守灵。陈公博一样很积极，他的联络人是徐天深，也是提供了不少情报，表了不少忠心。
那么问题来了，钱谦益的所作所为跟陈公博周佛海有很大的区别吗？为什么周陈二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死汉奸，要杀之而后快，但对钱谦益的标准就不同了呢？
第三，写信是一个成本最低、最安全的事。就像我前文所说，你要真心抗清，这都不是太平洋加不加盖的事，走几步就是根据地，你为啥不用脚投票呢？别说你一个什么文人有危险，张公煌言是不是文人？张煌言先后组织参与了三次长江战役，第三次中相当于是被郑成功坑了，孤军深入内陆被清军全歼。
然而就面临这种死局，张煌言先躲进鄱阳湖深处“焚舟登陆”，然后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遇到清军剿杀，彻底与亲兵随从失散。所幸“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
此时张煌言患上了疟疾，但依然拖着病体走到了休宁，在这里“幸得舟”从水陆抵达严州，而后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伟哉张公煌言，深入敌后转战两千余里，九死一生但仍矢志不渝，最终终于到达了抗清根据地，再次组织义军。
张煌言也不是多条胳膊多条腿，他钱谦益凭什么写几封信就能得到好名声？难道靠的是跟洪承畴吴三桂“比烂”吗？
第四，钱谦益也很明白，他是江南大儒、东林党魁、士人领袖，他写的一切成文字的东西，都是会当做重要材料流传于后世的。所以写信这种0成本低风险的事情，为啥不多写几封呢？后世一定会有缺脑筋的傻货吹嘘自己为“公忠体国大明卧底007”的。
这就跟蒋介石热衷于写日记是一个道理，看蒋介石日记那种语气，压根就不是写给自己看的，他跟钱谦益都是精明到家的人。
文章最后再说说钱谦益最有名的两个故事，“水太凉”“头太痒”供大家一乐。其实这两件事出自于私人笔记，可靠性见仁见智，但读完本文的朋友不难意识到——这已经不重要了——跟钱谦益真正干的那些龌龊事比起来，这两件顶多是传播范围广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一些——
“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
“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钱谦益号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人矣！”
还必须要指明的是，江南大儒和钱谦益们，受过多少大明的恩典，做了多高的官，最后纷纷投降屁都不放一个。而抗清最坚定的，却是张献忠的义子李定国，李自成的侄孙李来亨，海盗之子郑成功。大明朝最后的结局竟然是“海盗守国门，流寇死社稷”，令人唏嘘不已。
结果呢，钱谦益冒着大雨给八旗老爷开城门，劝降文书传遍半个中国，晚年窝家里写了几封信就被吹捧为“大明007”；
李定国西南抗清十余年，最后转战缅甸也不投降，为抗清流干了最后一滴血，因为一些战略战术失误就被人黑“贼性不改”“军阀思维”。事情不该是这样的。
简而言之，我们总是容易被既得利益阶级话语权下的视角所带偏，所以忘记了自己的屁股应该坐在哪里。
对钱谦益们太宽容，对李定国们太苛刻，是需要反思的首要问题。
新时代的“钱谦益”们依然很多，要正本清源，消灭这些“江南大儒”存在的土壤，至少不要在舆论场上继续恶心人，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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