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的意义

在《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人》中，主要以自上而下的视角，从“门户私计”的问题引出运动的必然性；在《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中，主要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要看到群众中也有坏人，群众也必须经历血与火的锻炼和一定时间的沉淀，才能进化、才能具备成为国家主人的能力。

本文则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更加意识形态的层面分析领袖的理念：必须要经历思想上的荡涤、文化上的新生、意识形态的革命，人民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才真正有能力、有技术去掌控这个国家机器，才能真正冲破历史周期律让民族和国家永远流动着新鲜的血液。这就是领袖为什么如此看重“文化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产主义阵营和传统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在正面战场上击溃了法西斯阵营，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在之前的革命者面临的是生死存亡如饥荒、屠杀之类的问题；在二战之后统治阶级彻底变得“温情脉脉”了，用高福利、股份制拉拢到了一批无产阶级中的精英，并通过消费主义潜移默化地割韭菜。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打出来的新局面，然而温情脉脉的、懂得让渡利益的剥削阶级也确实消解了相当多的革命基础。面对新阶段的新问题，东方和西方的革命导师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话概括——

要想全面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要在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文化革命。

西方的文化革命思想滥觞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随后由法兰克福学派全面而深入的文化批判发扬光大。篇幅所限，还是用最简单的话概括：资本主义让人成为了千篇一律的人，成为了好控制的人，我们要迎回人的主体性，就必须破除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用解构、建构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武器，让每一个人变成独立的人、自由的人、全面的人。

比如说，一个奢侈品包质量很差，设计也满是槽点，但加了一个logo、一个牌子，就是卖你大几万——这就是“看不见的剥削”。所以西马的先贤们，呼唤艺术在生活中的回归，艺术是最独立最个性的东西，当无产者们的审美提升了、文化素养提升了、意识上了一个台阶，就不再会被愚蠢而丑陋的奢侈品割韭菜了。

这些内容我在《资本囚笼》系列文章中阐述过很多了。所以本文的重点不是讲西方的文化革命，而是把目光聚焦到东方，看一看东方的导师是怎样开启“文化革命”的时代，并同时“逆向意识形态输出”，以东风压过西风，在全世界掀起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高峰——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个高峰。

下面这张照片是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大哲学家萨特和他的革命伴侣波伏娃，一起走上街头散发报纸，支持学生和工人运动。可以看到，报纸上清晰地印着毛泽东主席的头像，这也是当时东西方两个最伟大的头脑一次“隔空联动”。

本文分为六部分：

一、革命是要“革”人心

二、反鬼戏、反清官戏

三、“文人”是什么群体

四、“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

五、工人理论组的荣光

六、文化革命的成就

（一）革命是要“革”人心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上面这段话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记述，美国人都看得很明白了——“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一针见血，不需要我多说了。

统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统治分两步走，一是肉体奴役：严刑峻法，胆敢造反诛九族、凌迟处死；二是精神奴役，就是塑造士人阶级天然的“神性”。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者存在天然的精神奴役，即超越暴力和财富的解释权和定义权——君权神授、我的话语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自古以来的“驯奴术”，都是要让奴隶产生对奴隶主的天然恐惧，从内心深处相信自己和奴隶主是两种生物，所以杀人是手段，诛心是根本。

我国封建时代，通过儒教思想成百上千年的灌输与构建，底层人民对于封建士大夫具有天然有畏惧感，士人天然是有特权的，这个特权不需要解释，就像范进中举前他老丈人对他冷热暴力毫不含糊，中举之后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打不得”。

就是上山造反的土匪，对于读书人也有着出乎意料的恭敬与莫名的崇拜，许多古代小说中我们都会见到山大王一定要找个秀才来当“狗头军师”这一情节，殊不知这些书呆子们的斗争经验远没有土匪们丰富。但这就是天然的崇拜，穷死的士人也是士人，是普通人不敢仰视的。

下面这段内容我分析过很多次了，为了加深理解本文大家再读一遍——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威廉·辛顿在重庆谈判后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就，深受触动，创作了以土改为背景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其中就详细记载了关于封建士大夫对于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方法：

等到土地多得自已经营不过来了，就把它租出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得到土地被看做是德行端正的好报应。根据这种观点，张庄的一大部分财富为几户人家所据有——实为武力掠夺——竟成了道德高尚的证明。无地少地的穷人若对此不服气（地主没有道德往往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总是怪自己的命不好。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他们这样开导佃户——是因为他们吉星高照；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出娘胎就生不逢辰。

这可以通过测“八字”推算出来。还有一种更加迷感人心的名堂是看风水。这种迷信认为基地有某种灵气。据说，富人发财是因为他们的祖宗墓址选在山、水、风都很吉利的地方。穷人受苦则是因为祖宗葬错了地方。既然有钱人靠着风水先生的指点，总有办法找到一处理想的基址，而穷人却只能随便找个倒霉的土坑当做葬身之所，那么这种命运便是永世注定的了。

张庄的地主有意识地宣传这类思想。他们积极支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在那个只为少数人开办的村学里，儒家的《四书》《五经》被列为主要的学习课程，过年唱戏，宣扬的是“善恶报应”；“孔圣道”大力提倡祭祖，并且请神婆来扶乩；“北老社”则宣扬佛家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到了近代，那个在保卫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残余方面积累了几世纪经验的天主教教会，又成了反对社会变革的顽固堡垒。

《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又是发钱又是发枪，结果一个人都没动员起来，只有十几只鹅；但砍掉黄四郎的替身之后，瞬间人民战争的滚滚波涛就淹没了碉楼。

黄四郎的替身就是精神奴役的符号，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秘诀就是通过精神奴役可以轻松的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而打破了精神奴役，统治阶级的暴力其实不堪一击。

（二）反鬼戏、反清官戏

如何打破统治阶级的精神枷锁，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比如当年我们经历了伟大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才让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剥离了封建糟粕的包袱。现在沉渣泛起的封建老僵尸们，打着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幌子攻击“破四旧”运动，其实就是这项运动艰巨的一个侧面体现——总是充满了倒退与反复。当今乡贤文化、士绅文化还有诸如《弟子规》《二十四孝图》等糟粕的在流行，不能不让我们再从那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中吸取经验。

“文化革命”的开端，其实有很多细小的源头，其中一个就是“批鬼戏、批清官戏”运动，非常具有代表性。

旧社会劳动人民非常苦、非常难熬，必须要有些精神上的念想才能活下去。那么彼时劳动人民最重要的“念想”和“寄托”是什么呢？

一是“鬼神”；二是“青天大老爷”。

比如《窦娥冤》就非常典型，开始先用超自然力量渲染气氛。窦娥不是说：“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吗？那天地就给你证明看我还是公正的嘛——给你血溅白练、三年大旱，不能怀疑“天地”的公正性。然后结局就是当官的父亲为他沉冤昭雪，“鬼神+大清官”齐活了。

在运动的早期，有两项重要的批判，一是批越剧《李慧娘》（鬼神戏），二是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清官戏）。

《李慧娘》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大奸臣贾似道强抢民女李慧娘，然后因为一点小事就把慧娘杀了。然后阴间的判官看李慧娘可怜，送了她一把阴阳宝扇然后还阳，李慧娘到了阳间之后用判官送的宝物救出了自己的恩人，然后当众怒斥贾似道，贾似道承认错误。

是不是跟张艺谋那个很蛋疼的《满江红》很像？一个是秦桧，一个是贾似道，一个虚构了青年爱国军官，一个虚构了地府判官，最蛋疼的点还是因为不能修改历史，只是让秦桧背一下满江红/怒斥一下贾似道就完事了。所以说老谋子是真的不行，脑子里全是旧社会那一套，2022年搞个电影跟封建戏剧一个模子套出来的，观众满意就见鬼了。

言归正传，现实里无法伸张的正义，那就在文艺作品中去伸张；而文艺作品又不能太过离谱、太过扭曲现实，于是就加入了“鬼神”的力量，跟宗教的精神鸦片效果一样——冥冥之中还有人为我们主持正义嘞！

这种套路非常普遍，前几年有一个很火的韩剧叫《德纳鲁酒店》，最大的看点是IU的换装秀，但内核还是“鬼神戏”这一套：生前受得冤屈死后可以报仇，生前留下的遗憾死后可以满足。

比如IU最帅最飒的这一场戏，就是帮一个含冤而死的警察伸张正义，一枪把贪污腐败勾结黑社会的市长弄疯、最终变成恶鬼死无葬身之地。其实跟《李慧娘》《满江红》的作品内核如出一辙。

韩国这个社会也很封建嘛，老百姓也需要很多精神寄托。当然全世界也都这样，宗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东西也不能全是错，因为老百姓也需要精神慰藉，现实生活太苦了，但终究是要活下去的，情绪价值也是价值啊！

但是，就如我在分析“精神鸦片”那篇文章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批判“精神鸦片”，是因为无产阶级沉迷于虚拟世界的虚假，会耽误了改造现实社会。因为那个时候革命者们正在把旧世界打的稀巴烂，正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时刻，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改造世界的伟大进程中去，在这种大前提之下，不批判你这种“精神鸦片”批判谁呢？

但是有的时候，改造社会遇到了困境，年轻人在原子化大潮中孤独且迷茫，工作又加剧了焦虑和驱离感，这时候找一点精神寄托也未尝是坏事，所以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管怎么说，能改造现实世界是最好的。

“鬼神”的伸张正义，容易让劳动人民的视线受到干扰，忽略了社会真正的不公平，忽略了真正覆雨翻云手的既得利益集团们。比“鬼神戏”更隐蔽、危害更大的，是“清官戏”——一定会有“青天大老爷”们替你们伸张正义的！

《人民的名义》本质就是“清官戏”嘛——大小钦差大臣拿着尚方宝剑来“反腐”，真正的“人民”在剧中是让人忍不住快进的“黄毛”形象。你们都说“黄毛”一家剧情注水，但我请问这部戏里，除了“黄毛”一家，还有几个真正的“人民”呢？

所以这部戏在运动那个年代是注定要被批的：反腐不靠人民，靠更大的官，这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年代是真正的靠人民自下而上去“反腐”的，绝对有这个底气去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雍正王朝》这部戏非常难得，中有一位优秀的大清官、大学者——李绂。雍正帝也十分倾佩李绂的学识、人品，把他从一个门客一路提拔到直隶总督的位置，可谓是皇恩浩荡。

在科场舞弊案中，他冲破重重阻力挺身而出匡扶正义，是一个典型的上报君恩下惠黎民的“青天大老爷”形象。然而对雍正帝的“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政策，他是什么反应呢？反对。激烈的反对。带头激烈的反对。

好一个“读书人”好一个“诤臣”，多么大义凛然多么铁骨铮铮。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具有阶级性。而李绂的道德观毫无疑问是封建士大夫的道德观，是站在自身阶级利益立场出发的——

什么？让我们斯文人跟那群泥腿子一样纳粮当差？这让读书人颜面扫地啊，这让我们圣人门生何以为人啊，这是不道德的啊，这是要批判一番的啊。什么读书人，说到底就是四个字——特权阶级！看明白了吧，知道为什么雍正这么难了吧，因为他反的不是腐，而是要削了特权阶级的特权！

这部剧拍得好啊，李绂这个形象设计得好啊。前面用大量篇幅描述李绂怎样正直、怎样公正无私、怎样大义凛然，就是为了来后面这个反转，让他与雍正的矛盾势同水火不可调和，最后罢官回家。

贪官能怎样，清官又如何。清官，说到底，也是特权阶级。

引用一段当时批判“海瑞罢官”的历史文献：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做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做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
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作者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是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向海瑞叩头高呼“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很明显，作者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

反鬼神戏、反清官戏，就像我新年寄语里呼吁大家警惕“成功学电影中的毒鸡汤”是一个道理。戴锦华老师一次线上讲座，有句话我很喜欢：与其给出虚假的希望，能表达绝望，也是一种勇气。

什么是给出虚假的希望？比如《阿甘正传》、比如《当幸福来敲门》等一系列“美国梦”主题的，弥漫着温情脉脉和甜蜜，以及无法掩盖的腐朽的成功学气息。

它们就是给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给所有人一种假象：别管现在多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你，正在荧幕前抹眼泪的朋友，一定会是那个像主角一样的天选之子。

而诸如像《寄生虫》这部电影，就是表达了一种绝望——一种无法更改现状的绝望。阶级分明的社会牢不可破：有些人注定要住大别墅，有些人注定要住贫民窟的半地下室，有些人注定要住地下室变成“鬼”。

而当住半地下室人民做出努力试图改变自己的阶级时，结局是不得不住进了地下室——只有跌落、只有阶级滑落一条路留给你了，从“半人”变成了“鬼”。

区别于好莱坞主流电影大团圆式的结局，《寄生虫》的结尾是儿子想要努力挣钱，买下这栋豪宅，这样就可以让自己跌落进地下室的父亲重新变成人。

但是我们看电影的观众都知道，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信这一个懦弱、犹豫、没有学历、脑部受伤、流离失所的青年，在一个保安都有500位大学生竞争的时代中，能靠打工赚钱买下那个大house，还真不如信秦始皇还活着呢。

所以这就是导演的一个嘲弄，一个通过扒掉主人公最后的尊严，从而毁灭掉所有人最后希望的巨大的嘲弄——

解决方法？你们不是要解决方法吗？给我你们了啊：打工赚钱把这豪宅买下来咯！笑啊！不是解决了么，怎么笑不出来了？

《寄生虫》反希望、反心灵鸡汤、反成功学、反传统大团圆的结尾让这部作品更上了一个台阶。

宗教、成功学、“大团圆”式的影视作品，本质上都是给无产阶级的“精神鸦片”，从精神上麻痹他们、消磨他们的斗争精神、给他们虚假的幻象，属于“诛心”的另一种类型。

所以说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要戳破这些虚假的幻象，有了这一步才有下面这一步——抛弃幻想，准备斗争。

（三）“文人”是什么群体？

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其门生罗时实等问：“国粹将亡，为之奈何？”

梁启超反问：“何以国粹将亡？”

门生答道：“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

梁启超听后勃然拍案说：“从古就是这么少！”

现在很多朋友读了点书、认了点字，就容易对自我定位产生偏差，开始对“文人士大夫”群体产生共情，实则谬之千里。正如第一部分所述：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都是特权阶级，首先是经济上的特权——科举的对象就是庶族地主阶级，庶族的地主也是地主，没有一定程度的脱离生产，怎么读书考科举？普通农民家的孩子，八九岁基本就下地干活了，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损失一个壮劳力去读书意味着什么，恐怕现在城市长大的读者需要问一问家里的长辈了。

其次是政治特权——考科举可以做官，考上秀才可以见官免跪，考上举人可以不纳粮、不服徭役。最后是文化特权，这一点前文中已经写过很多了。

所以，摸摸自己感受一下，我们也配叫“文人”吗？我们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新民主主义革命，让全国从文盲率90%+变成了识字率90%+、然而这也让人产生了不少错觉，瞎鸡儿共情起来了，这就非常遗憾了。

来看一段当代哲学教科书的内容：

“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哲学的热潮，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学哲学，种田里有哲学，炼钢里也有哲学，什么都与哲学挂上了钩，哪怕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也能夸夸其谈地大讲哲学。今天反思起来，这种哲学的热潮恰恰是哲学的耻辱，如果把哲学变成一种“学了就要用”“立竿见影”式的东西，学了哲学就可以多产出粮食，多炼出钢铁，这难道不是对哲学的一种亵渎吗？

……哲学的狂热甚至比哲学的冷漠更加表现了哲学的悲哀，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大谈哲学，那么这一定是一个疯狂的社会。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阳春白雪的学问，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对哲学感兴趣。——赵林《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这本《西方哲学史讲演录》评价很高，我不否认赵林教授的专业素养，但是这段话让我非常不舒服。首先最让人不舒服的就是露骨的精英主义优越感，仿佛哲学只是少数精英束之高阁的学问，“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就不配谈哲学了？就要用“亵渎”二字了？

恰恰相反，人类的哲学来源于对世界的认识，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来自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改造世界的实践”有一种更简单的说法，叫做“劳动”。所以“产出粮食、练出钢铁”非但不是对哲学的“亵渎”，恰恰是哲学的来源。

“没有普天下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者的劳动，穿啥？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赵本山

其次，“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阳春白雪的学问”——这语气跟魏晋时期空谈的士大夫们一样。以我浅薄的了解来说，至少现代以来的哲学家们都不会这样表达了。马克思讲哲学最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自然不会把它“束之高阁”，萨特力图让自己的理论变成“最人道主义”人人都应该接受掌握的内容，狄尔泰、胡塞尔喜欢在咖啡馆跟普通人聊天获取灵感，霍克海姆、哈贝马斯希望哲学成为普通人找回自身主体性的工具，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等人则希望人人都能掌握解构的武器。可能除了尼采之外，没有一个哲学家会赤裸裸地表达“哲学就是高高在上，某些特定的人就不会学哲学”这一观点。

马克思就曾经全面分析过这一问题，一反面承认了哲学确实是高度凝练、概括、抽象性的内容：“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

另一方面也指出，哲学的根基是在于人民，人民自然也没有理由不配学习哲学，这就是标准的唯物史观：“哲学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

鲁迅先生也批评过这些高高在上的臭文人：“民间物，文人取为已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吧，《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文艺书简》，《鲁迅文集》第二十四卷）

鲁迅先生称这些封建士大夫“据我看来，实不过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豪光”。鲁迅尤其看不惯这些“国学大师”们对传统文化故弄玄虚——他认为如歌、诗、词、曲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财富，而这些大师们却把他们“越做越难懂”、“越做越古”，故意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特权。

最后，即便在那次运动中，学哲学的目的也不是“多产出粮食，多炼出钢铁”，这是对运动目的的某种矮化。那一次全民学习哲学的目的，根源在于毛主席那一句话：“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归根结底是要打破旧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霸权。

当时的一个响亮的口号是——“让哲学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下图是一系列相关的宣传画。

因为哲学不是高高在上的，哲学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而且应该掌握的，只有人民群众纷纷识了字、有了知识、懂了哲学、掌握了科学技术、学会了治理国家，才能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局面。

而有些知识分子把哲学等知识束之高阁，并且玄学化、虚幻化，故意弄得晦涩难懂，让人望而却步，同时也发自内心瞧不起、认为普通人根本学不会高深的理论知识——这些还是封建士大夫的劣根性。

这个问题就是上文中埃德加·斯诺所说的——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刚刚来中国的美国人就看出来了，我不信中国这些文人不清楚这些：“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所以运动时期还有另一个响亮的口号：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中解放出来。

伟大领袖早就为我们指引了前进的道路了，上面两句响亮的口号都是源自于领袖的指示：使哲学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为了响应领袖学习哲学的号召，全国范围内各大工厂都普遍成立了“工人理论组”。工人理论组的讨论是知识性、学术性、普世性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践行毛主席“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念——人人都要做先锋队、人人都要学屠龙术。

我接触过日本左翼一些翻译我们的革命文献，除了翻译研究领袖的文章，还有各地的革委会发布的文件，各大工厂的工人理论组的讨论成果。革委会因为更多地方性的内容，所以日本人挑挑拣拣翻一翻，相比而言他们特别喜欢工人理论组的讨论，因为这在日本人心目中是非常浪漫的事情。

而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识字是一种特权，仅仅皇族、大名、武士、僧侣、地主们可以读书写字学知识。再一看中国工人老大哥，已经从黑格尔研究到海德格尔了，斯国一马斯奈，中二之魂马上就燃烧起来了。

“六亿神州尽舜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领袖给我们的恩赐，而是我们要通过学习、进步、斗争去获得的。纵使历史有曲折、有倒退，这个终极目标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进的动力。

（四）“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