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传播是观念的交通：查尔斯·库利被忽视的运输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传播是观念的交通：查尔斯·库利被忽视的运输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 | 黄骏

内容提要

查尔斯·库利的“镜中自我”与“初级群体”等概念对人际传播以及芝加哥学派的发展有着基础性的作用，但他早期的“运输理论”却被主流传播学界忽视。库利在《运输理论》中凸显的传播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媒介信息传播前的水陆交通运行规律；从物质-精神和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将传播划分为四种机制；以宗教和学校为代表的精神传播运输组织的诞生。“运输理论”中的“物质工具”概念成为了媒介环境学派中“媒介”的雏形；四种传播机制中对于时间性的强调启发了英尼斯的传播时间偏向的提出。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库利的“运输理论”仍能给现阶段的传播学研究带来启示。

关键词

库利  运输理论

媒介  物质工具

正文

“传播是思想的交通”的观点已经受到目前传播学界的关注，它反映了传播学早期“传播”与“交通”之间复杂勾连的关系。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交通运输早已将信息的传递纳入其中，其目的是将货物、人与信息的地理属性从起始地传送到目的地，从而在此过程中为其赋予附加值而在社会学领域最早且最系统地讨论交通运输的学者之一是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他在1894年发表的博士论文《运输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portation）中将交通运输划分为物理运输与精神交流，同时提出了“传播作为观念运输组织”的观点。不过，作为美国传播学启蒙的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源头，库利被广泛引用和讨论的是“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以及“镜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仅影响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其人际传播如何建构社会思想也推动了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提出以及帕克（Robert Park）对“群体”的定义和阐释。本文无意继续探讨库利有关人的社会化过程问题，也不会讨论他后期关于传播在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而是揭示传播概念产生以前，包含着人、物品以及信息流动的交通运输对当时的美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从现有文献来看，库利早期的“运输理论”并没有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比如罗杰斯（Everett Rogers）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他在芝加哥学派这一章节只谈论了库利的人际传播思想。国内学者大多在讨论库利思想时略过“运输理论”。近几年，有学者在研究中虽提及了库利的“运输理论”，但大多引用二手文献而没有对《运输理论》的原文进行考究。本文对库利的传播思想进行批判性梳理，并由此讨论库利的“运输理论”为何没有得到美国主流传播学界的重视。中国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引进西方传播学，陆续引介了哥伦比亚经验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及媒介环境学派等传播思想，而作为芝加哥学派思想启蒙者的库利并没有得到国内传播学者的广泛关注，其早期的“运输理论”思想更是鲜有人问津。本文将要讨论的“运输理论”中的“传播”不同于经验学派的大众传播，而是广播和电视流行前广义层面的思想、观点和知识的运输。鉴于此，本文首先从库利在189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运输理论》的原文出发，借助其理论内涵来梳理19世纪末期交通与传播间是怎样的勾连关系。然后，讨论库利在“运输理论”中提到的哪些观点被后世的传播学者忽略。最后，论述“运输理论”对传播学的后续影响以及对如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启示。

一、 查尔斯·库利研究的热点与盲区

（一）   关于库利研究的热点

美国传播学界普遍肯定库利在人际传播理论建构中的地位，甚至直接把库利归为芝加哥学派的谱系中。例如，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特别提到了其三本主要著作：《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1902年）涉及儿童个体社会化的问题，其中包括他的“镜中自我”的概念；《社会组织》（1909年）论证了社会是由大众媒体连接在一起的，在这部著作中，库利解释了“初级群体”的概念；《社会过程》（1918年）讨论了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

“镜中自我”指的是，在人际传播中每一个个体都是借助他人的反映或反馈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评价。它对人际传播和人内传播理论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库利关于自我的概念十分重要。它影响接受的内容、怎样解释接受的内容和如何反应……对我们如何传播产生的影响最大。”库利描述我们根据自己在他人面前的样子来感知自己，而社会就是在这样无数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建构成一个整体。这种关于“自我”的认知被米德精炼地借用来阐述他的“符号互动论”，他指出：与我们的自我概念有关的并不是别人实际上如何评价我们，而是我们想象中他们如何评价我们。我们通常感到赞扬别人比批评别人更自在，更倾向于恭维而不是嘲讽他人。因此，我们可能高估了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进而膨胀了我们的自我意象。

同样是聚焦人际传播，库利将家庭、邻居和游乐园玩伴看作是“初级群体”，它具有面对面交往和相互合作的特征，对于个体的社会化以及理想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库利之所以热衷于人与人之间的初级交流，是因为他是一位“生性腼腆的传播思想家”。库利从小温和且内向，口吃以及过分羞涩的双重影响使他更喜欢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库利将其称之为“最初的”或“首属的”，不仅是因为它在塑造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还因为具有共同认同感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同学教师等“初级群体”最早进入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以“初级群体”为重要内容的人际传播影响了后来美国传播学的“两级传播”以及“创新的扩散”理论的提出：两级传播的“意见领袖”借助人际传播来改变信息的传播流向和传播效果；创新的扩散则实质上建立在人传人的病毒式扩散中。

传播学界对库利在人际传播领域的贡献评价颇高。切特罗姆(Daniel Czitrom）在提及19世纪90年代对现代传播展开论述的三位重要美国理论家时，将库利置于首位，并称他是“第一个为解释传播媒介如何改变行为和文化做出了成功尝试的人”。库利是美国早期社会学家中唯一对传播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因此将库利看作是传播学奠基人有充足的理由。他的“镜中自我”理论、“初级群体”概念不仅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传播学研究也从中获益。

（二）   关于库利研究的盲区

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库利对当时美国大众传播的盛行缺乏观察与洞见。例如，波普诺(David Popenoe)批评库利对社会现实的想象过于简单，没有对初级群体之外的那些迅速出现的社会力量(如大众传媒)对自我的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罗杰斯不但认为库利对个性社会化的理解无法通过量化的统计测量来予以检验，还批评其传播研究只局限在家庭的范围之内，对报业商业主义、黄色新闻等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甚至因为缺乏实地调查和实验，库利被后世经验主义学者嘲笑为“安乐椅上的社会学家”。而前文对库利评价甚高的切特罗姆，对其批评却也更为深刻：

库利沉醉于现代传播的前景之中，而对美国的传播媒介在他的时代或在此之前如何发展的严峻事实视而不见。他对于传播的发明和技术上的改进是如何被转变为一套复杂的系统这一过程从未研究。他从不把他对商业主义混乱思想的厌恶与报纸和广播的经济结构联系起来。他从不愿考虑新传播媒介集中经营的倾向或这些倾向如何影响本地以社区为基础的文化活动。库利从来没有解决他对现代传播中所包含的啼笑皆非的矛盾，即“机械化的条件”可被证明是一个正在“有机的社会”的未来基石。

不过，这种只关注库利人际传播思想而忽视其大众传播启蒙的观点失之偏颇。有关库利基于交通运输的物质交往以及更广泛的精神交流社会过程，成为了其他学者开展库利思想研究的盲区。库利早在《运输理论》中就将报刊和电报归类为精神空间的传播机制，并专门用一个章节来论证具有观念目标组织的运输关系，将各种传播与传输的物质性手段囊括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手抄本、报纸、书籍、电报和电话等。交通运输研究是库利学术生涯的出发点，但他的运输理论并不是聚焦工程技术层面，而是关注交通运输的社会影响，即交通运输如何跨越时空障碍，这也为其后来探讨更广义层面的传播打下基础。

库利的运输理论对于早期的传播学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根据西蒙森（Peter Simonson）在《重塑大众传播的历史》（Refiguring Mass Communication: A History）中的论点，库利在《运输理论》中已经开始把传播视作历史发展的中心。1894年库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美国传播研究就诞生于这一年。库利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个传播学至今仍然未能正视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念总是与交通运输交织在一起。

（三）   库利传播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库利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最早要追溯到民国时期的社会学界。民国时期传播思想的引进，来源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一些新闻学的研究者。他们当时把communication译为“交通”，既含有信息交流的意思，也含有物质流通的意思。张有桐在《社会之动态的考察》一文中关于传播的说法来源于库利的传播思想。而云端女士最早系统性引介了库利的传播（交通运输）思想，她介绍道：交通（communication）是人类关系存在与发展的机构，凡能战胜空间与时间者，都包括在内。交通的种类，如面部的表情、态度与手势、声调、字眼、写作、印刷、铁道、电报、电话等，一切合拢起来，做成一个有机的全体，与人类思想的集体相符合。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还有学者谈到了库利的思想对于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吴文藻在为《派克社会学论文集》的导言中提及库利的运输理论对罗伯特·帕克学说的先导作用。另一位民国学者赵承信则认为，库利从研究交通运输开始，借助运输时间与运费距离讨论建立了区位距离理论的基础，继而探讨人类社会的交往行为，并作为其社会学说的中心主题，对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赵。

20世纪30年代算是传播学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引入，而随着1978年郑北渭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译介两篇传播学的论文，标志着美国传播学第二次引进中国。相比于第一次主要引进芝加哥学派的思想，第二次引进时，美国的传播学界已被强调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与管理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所占据。因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国内有关芝加哥学派以及库利传播思想的研究并不算多，这其中也主要是集中在库利的自我与初级群体如何影响人际传播理论的构建。其中，黄旦将库利的思想总结为“两条河流”：一条是遗传或者动物传递，另一条是交流或者社会传递。在历史进程中，个体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社会和遗传这两条渠道，从人类共同体中汲取生命的养料。刘海龙则从更宏观的社会命题指出了库利传播思想的不足：他并没有从经济生产、权力分配的角度深入地探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库利及其“运输理论”没有受到当时美国传播学界与后来中国传播学界重视的原因。一方面，传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时，其研究重点集中在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建构传播学科时，恰好选择的是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拉斯韦尔、勒温、霍夫曼和拉扎斯菲尔德）。彼得斯（John Peters）曾说，“四大奠基人”地位的奠定，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进行了新型方法的复杂的、定量的、有资助的研究。因此，与芝加哥学派联系紧密的库利并没有得到当时主流传播学界的重视。另一方面，1978年以后国内引入的传播学主要是施拉姆建制的基于受众行为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他所出版的美国传播学奠基之作《传播学概论》没有给芝加哥学派以及后来流行的批判学派留下什么空间。施拉姆所强调的虚拟空间信息传播观念与库利在“运输理论”中兼顾实体与虚拟传播的思想并不完全契合。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库利的“运输理论”在国内学界处于“失踪”的状态。但近几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部分学者又开始转向到“物质性”的研究中，库利的交通运输思想才慢慢被重新拾起。

二、社会有机论与运输理论的提出

法国学者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将传播学兴起归结为19世纪末盛行于西方思想界的社会有机论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与流通模式。而地理学家阿伯勒（Ronald Abler）也有相同的论断：“从历史来看，对传播重要性的认识与社会有机论密不可分。”所谓“社会有机论”（social organism），就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各个要素就像身体的不同器官一样既各司其职、又统一协调，共同维持社会的健康运转和持续发展，在这一系统中，传播的意义就相当于人体的血管和神经，执行着配送、调节和控制的功能。

库利早期的学术生涯受到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有机论”的影响。杜威（John Dewey）当时作为密歇根大学年轻的哲学教师，对作为学生的库利影响很大。杜威向他灌输了把社会作为有机体的深刻观点，运用达尔文遗传学的方法研究服从自然规律的社会，这一观点体现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按照杜威的观点，社会整体的存在高于社会的个人利益。他强调传播的功能是使个人自由和社会规则相协调，这一点促成了库利对传播学的悉心研究，以此纳入社会学分析的关键范畴。

斯宾塞从对生物有机体的描述中得到启发，他的进化论社会学试图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功能相同的器官、器官系统及其所发挥的功能等。但是，库利发现斯宾塞对于个体和社会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解释是不恰当的。斯宾塞尽管认为“一种持久的社会生活有自己的组织和历史”，但他忽略了“由个体所延伸的情感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作用”。库利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中，发现了个体自由与社会有机之间存在一条鸿沟，而他希望通过研究人类如何被组织起来借以填补这些鸿沟。与斯宾塞注重个体性与孤立性的“社会有机体”相比，库利则认为“有机体”是社会过程相互影响的复合体，其中每个形式或过程都在与其他形式或过程的互动中生存和成长。

不过，库利对于交通运输的关注还是受到斯宾塞“社会有机论”中有关交通论述的启发。在运输理论提出前，库利利用统计学知识调查了美国的交通运输问题，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降低交通事故。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撰写了一篇论文《铁路交通的社会影响》（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treet Railways），他借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概念，将城市交通系统看作社会的器官，承担着自己的功能，但是他认为城市交通系统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运输货物和人口，它还能提供更为广泛的公共服务。

在斯宾塞三大社会“器官系统”（生产系统、分配系统和调节系统）中，交通和传播是分配系统和调节系统运行的基础。道路、运河、铁路构成流通系统执行营养配送的功能；邮政、电报和报纸等构成信息传播系统负责协调和控制。在电报与铁路齐头并进的发展中，社会有机论者认为，传播与运输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的神经与动脉之间的关系：他们把从人与物的物理性位移中分离出来的传播控制机制与社会神经系统联系在一起。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思路，库利以交通/传播带来的社会关系而开展“运输理论”的论述，这也为其晚年《社会过程》的出版打下了基础。

库利将社会有机体的运行总结为两个过程：生物遗传和精神交流。对于生命有机体的整体运动来说，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作用方式。在生物过程中，基因这种特殊的细胞是生命的物质载体，它被分裂出来专门传导不同的遗传类型；而对于精神交流而言，其通过语言这个载体，包括在最广泛的词语的意义上的书写、印刷以及能传播思想的每一种方式而进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考察作为一个整体有机组成部分的这两个过程并且解释它们之间是如何互相联系的”。在库利眼中，传播不仅是“自我”形成的基础，他还建构社会并使社会有机体之间的互动得以实现。这些思想财富也成为芝加哥学派思想的核心部分。

三、查尔斯·库利的运输理论内涵

库利在扬弃地吸收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后，提出了自己的“运输理论”。在其博士论文《运输理论》中，库利将运输视为事物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各种形式的运动。从这一观点来看，运输是以最小的成本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事物的运动。速度和成本永远不会阻止最复杂的运输发展以最简单的效率标准作为检验手段。交通从强调社会发展自身转向了被社会发展所决定。它是作为经济、政治和军事组织的工具，并且要随着他们的需求的变化而改变工具的属性。从传播学视角审视，库利的“运输理论”突出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水陆交通的社会关系

库利在《运输理论》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论述了陆地与水上交通的社会关系。陆地交通一般运输快捷且高价值的物品，而水上交通则运载相对便宜但体积更大的货物。在陆地方面，陆上交通运输受一些客观自然障碍物的影响。如果我们从克服自然障碍中所利用的自然力量的角度看待陆路运输，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发展中的某些步骤实现了自然次序的更替。例如，在美洲大陆被欧洲人占领时，欧洲人将美洲大陆的人力普遍用于陆地运输之中。无知的当地人被作为驮畜来运送各种物品，这是因为美洲大陆没有其他动物物种能承担运输的任务。库利还以墨西哥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的案例，说明了联结墨西哥各省和首都的步行道路及随后修建的木桥与石桥在殖民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与美国建国初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观点异曲同工：“健全的道路与运河能缩短距离，便利商业与个人的交往，而更密切的利益团体把国家最边远的区域联结在一起。”

陆地运输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是从对动物运载的使用开始的，它描述了介于人工搬运和轮子运输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一般而言，使用动物来运输物品意味着以效率为衡量单位的运输在速度、成本以及对自然障碍的掌控方面实现了巨大的进步。现在被广泛利用的自然力量是某些能承载物品的动物，例如骆驼、马、驴、牛、大象、驯鹿等，这些动物曾是东半球人类的奴隶。它们代表了自然或生物的能量特性，特别是克服了移动的自然障碍。因此，骆驼在陆路运输的原始发展中占据了所有最显眼和最光荣的位置，它适应了部分地球表面最初开展贸易的需求。

库利将陆上运输的发展总结为四个阶段：早期文明诞生时作为运输工具的骆驼阶段；运用牲畜来牵引轮子的机械交通发展阶段；完善道路系统助推机动车发展的阶段；汽油等化学技术引领的现代交通阶段。在某个时间段内，速度、成本和地表自身的不规则性所引起的陆地运输发展，让此前的巨大成就变得微不足道。曾经主导着陆地移动的那些自然障碍和动力，都因为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降为次要的影响因素。

水上运输方面，尽管水不存在任何永久性的表面不均，但它提供了自然多样性，从而导致了其他种类的障碍或便利。凯瑞(James Carey)曾以埃及的尼罗河为例描述了水上运输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长长的尼罗河从南到北，其洪流消散在河口三角洲无数的河道之中。这就给建立人工渠道和堤防提供了广阔的背景。这些工程拓宽了河谷，在洪水高位时拦截洪水，以利灌溉。漫长的河流，广阔的三角洲，对单一运输线的依赖，以及与此相关的游牧经济发展，所有这些因素，都削弱了严密的政府和稳定的政治组织。

在确定水上运输发展阶段时，库利同样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内河运输时期；第二，沿海航行；第三，在海上乘帆船；第四，现代蒸汽推进。毫无疑问，筏子和木舟等顺水流向而移动的装置是最早的水上运输工具。随着对自然条件的熟练掌握，为了到公共海域自由航行需要更大、更好的船只来抵抗猛烈的海洋风暴，并且这些船只能够承载足够多的食物与水。但更困难的要求是一方面需要借助某种动力使帆船在没有港口的航线上抵御逆风；另一方面，在太阳被遮挡的时候能利用某种方式在正确的航线上航行。

（二）   传播的四种机制

库利的《运输理论》不只是讨论物品与人力的交通运输，还涉及了思想观念的运输。正如他对自己博士论文的评价：在运用社会有机体概念解释交通时，我不得不考虑精神机制的层面，我需要把所有的语言、所有的传输和记录手段都囊括其中，它们的功能其实类似于交通运输，甚至它们与社会过程的关系更为密切。

运输的整体特征在任何特定时间和过程中都有详细描述，它的发展历史完全取决于它与物质、社会力量和自然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物和人的移动的需求，是任何种类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机构运行的基础。向社会提供食物和其他物质商品的经济组织，与教堂、学校以及科研机构等精神交往组织相比同等重要，虽然这些传输观念的精神组织也需要物质性工具作为载体。

18世纪后期的经济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工业集中化和专业化，运河的开凿以及铁路的铺设提供了更好的运输手段。因此，以上这些手段和机制可以概括为广义的“传播”（Communication）；它既是观念的传播也是物质商品的传递；它既是从一个时间传输到另一个时间，也是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它还是社会整合的线索，将社会团结成一个整体。在这些线索中，作为从此地到彼地的物理传播方式的交通，是其中最为强大和显眼的线索之一。根据这一理念，库利以时间-空间和物质-精神两个维度将传播或者称之为社会组织运行划分成四种机制：

1、物质空间传播（place communication of material mechanism），如交通运输；

2、物质时间传播（time communication of material mechanism），如物品的存储；

3、精神空间传播（place communication of psychical mechanism），如手势、演讲、书写、印刷、电报和邮件等；

4、精神时间传播（time communication of psychical mechanism），作为记录与保存手段的书写与印刷，其内容如惯习、模仿以及作为社会稳定剂的遗传。

从这些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运输的实际出发，它不可能是社会图景的唯一维度，对其效率的检验同样也是复杂多变的。唯一完美的评价标准是，在某种比例上是否可以促进实质性的社会发展类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条件日益复杂，这一标准将意味着越来越层出不穷的事物。

（三）   传播是观念的交通

为了更深入地回答前文所提到的精神组织的问题，库利在《运输理论》的第八章中讨论具有思想观念目标的组织与交通运输的关系。除了狭义上的强制性国家或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工业或经济组织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类型的组织，其特征是基于传递思想观念的目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宗教组织通常将社会的所有理想目标纳入其宗旨之中。无论是慈善事业、通识教育、学术研究还是类似的事务，都作为宗教的一部分而存在。后来，思想观念组织以复杂的方式分化，而慈善、教育、艺术、科学则或多或少地获得了一种社会机制。学校、学院和大学、各种慈善机构，推动社会改革的社会机制以及学术团体等，都是思想观念组织后来发展的例证。

在早期普遍存在战争的状态中，宗教组织是唯一能确保敌对部落或者国家之间暂时和平的力量。宗教一直出于自己的目的坚持遵守应当在何时何地停止敌对行动的神圣使命.。宗教组织成为伴随着敌对行动停止的汇聚地，以及远方朝圣者向往的礼拜场所。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它们遍及世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交换商品或思想的地点。而到了中世纪，僧侣和神职人员借助道路与桥梁的建设和改善，成为了发动慈善活动的直接对象。因此，该时期除军队以外最突出的人员移动是朝圣者运动，或者冒充朝圣者以提高安全性的人员流动。

举例而言，欧洲的早期交流既不是军事也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宗教性质的。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教会文件是由旅行中的神职人员分发，世俗事务的信件被委托给朝圣者，而大学、修道院等则在没有常规运输任务的情况下仍充当特殊的使者。库利提到了几种充当思想交流的物质工具：各式的信号和警报、特殊的信件、电报以及派遣服务。简单来讲，这些物质工具涵盖了许多具有传播和保存思想的物理手段：信号、手势、口头语言、各种类型的信件和手抄本、报纸与书本、电报与电话。

库利描述了当时社会机构从物质运输向精神交往转变的趋势。每一个机构，特别是所有机构中最瞩目的国家，都属于强制性状态。而这种状态倾向于向心理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发展。立法机关、统计局、法院和上级行政管理人员具有观察、沟通、决策和讨论的功能，而陆军、海军和警察则具有物理性和直接的强制功能。此外，还有某些具有显著和特殊精神目标的机构，如科学、教育、文学和艺术。

那么，交通运输与观念或心理组织的关系是怎样的？一方面，它与物理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整体来说这些思想运输与直接的物质性交通运输还是相去甚远。事实上，在早期发展阶段，物理交通与思想交流都会使用相同的工具，并且功能性上都是相类似的。不过，它们的功能虽然相似，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机械技术的进步越来越趋向于将两者分开，甚至就其物理手段而言也是如此。例如，当时的书籍、报纸、信件和其他思想工具的运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与轻便商品运输相同的方式进行。但是在电报和电话中也存在一种特殊的通信机制，该机制完全免除了物质传递，使通信瞬间完成。

库利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物质运输与观念运输的分化趋势。他认为，尽管当时的交通运输与传播多数还是使用相同的车辆运输来实现，它们在克服空间方面有着相同的目标，并且以多种方式发挥作用。但是，它们之间相互分离的趋势对于社会发展还是有利的。高效的运输手段极大地修正并扩展了交通运输与传播的边界，使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而不仅仅是本地范围内发展。但库利也担忧，将运输与传播简单进行类比是肤浅的，因为这种类比并没有为两个主题的交集部分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

四、运输理论对传播学建制的影响

前文已经提到库利有关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社会关系论述成为了传播的思想启蒙，也加速了美国早期传播学的诞生。不过，库利对于后续传播学的贡献远不止局限于芝加哥学派以及哥伦比亚管理学派的传播控制论。我们还能从传播学研究的其他维度看到“运输理论”思想的影子，这些后续的观点或多或少继承了库利理论中未被察觉的部分。“运输理论”中所提到的物质工具（material instrument）是媒介理论研究中“媒介”（medium）的雏形；传播的四种机制将传播分成了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直接影响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的提出。

（一）“交通”与“传播”关系中的广义媒介

库利的“运输理论”着重分析了交通与传播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以当时新出现的电报为例，阐述了传播与交通运输逐渐分化的趋势。在电报产生以前，人类远距离的信息传输是通过交通工具运送信件、报纸和书籍来实现的。因此，当时的思想交通与物理交通是相互交织的。彼德斯在讨论“交流”一词时，认为其原来是表达任何种类的物质迁移或传输，现在它表达的意思是跨越时空的准物质连接。由于有了电，尽管有距离或表现形式的障碍，交流还是能够发生。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混合的含义也广泛存在于学术界的讨论之中。

库利对交通运输的关注也影响了许多传播学者聚焦电报诞生以前那些作为“旧媒介”传输的交通工具。凯瑞在其研究中借由杰斐逊的道路运输的例子，阐明了美国建国初期交通运输设施如何使权力集中于国家，“新的沟通渠道将在州与州之间开通，分隔的界限消失了，它们的利益将得到统一，它们的联盟在新的牢不可破的纽带中得到巩固”。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则聚焦在19世纪的铁路发展，这种发展促使新的管理模式、新的消费习惯，以及最终新的人们存在方式的出现，这不仅是因为铁路淡化了距离对人际互动的影响，还因为铁路能通过新的协调方式减少了距离的影响。

交通运输不仅扩大了美国的传播权力的集中，也奠定了纽约传播中心的地位。一开始，纽约通过航运通道与欧洲保持联系，然后再通过经由纽约的线路，将信息传递至美国各个城市。固然，由运河和铁路开通的文化交流线路已经被电报、通讯社、杂志、电影、电话、广播以及喷气式飞机所改变。但是，纽约在传播和文化流通中的中心地位、纽约到华盛顿通道的重要性，以及由东到西都市与内陆的连接依然存在。传播的“传递观”或“运输观”是把传递远处讯息视为一种控制的目的，传播是为了劝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传播与19世纪的“交通”一词有共通之处，即都是与人们渴望利用传播和运输，以扩大对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广大人口的影响、控制与权力有关。

我国一般将传播学研究的开端确定为1978年。不过，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20世纪初期国内社会学和新闻学对于传播的关注与研究。当时，国内将西方的“communication”一词翻译成“交通”，而传播仅仅只是“扩散”的含义。例如，中国早期新闻学家戈公振就认为，交通为新闻信息的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含义，即货物运输和信息交流。因此，他对当时的报纸是这样定义的：“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

除此之外，在库利的“运输理论”中反复提及了“物质工具”一词，它既是指货品与人员运输中的交通工具，同时也指承载和传递思想观念的传播工具。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谈到传播研究的历史取向时提道：“我们也可以将传播研究同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将铁路视为如电报一样的传播媒介；汽车类似于广播，飞机则像电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中将道路、轮子、自行车、飞机和汽车都划归为“媒介”的范畴，他认为在电报问世以前，“交通运输”（communication）一词广泛与道路、桥梁、海路、江河、运河等结合起来使用。媒介所关注的是一切形式的货物运输和信息传输，“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因此，麦克卢汉所引领的媒介环境学关注了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泛化“媒介”，或者称为虚实结合的“媒介”。这些都可以从库利“运输理论”中的物质工具找到理论雏形。

（二）传播的时间偏向

在“运输理论”中，库利以时间维度将传播分为物质时间传播和精神时间传播。对于传播时间性的强调，也反映在他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中，库利将传播定义为：“人类发展社会关系的机制，包括人脑的符号，以及所有在时间上记录它们和在空间上传输它们的手段。”因此在库利眼中，传播不仅是从此地到彼地的瞬时或即时的传递过程，它还是历时维度下的记录、保存与传承，这与英尼斯（Harold Innis）的传播时空偏向不谋而合。

英尼斯认为，传播媒介对于知识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传播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要特别评估传播在文化背景中的影响。就时间偏向媒介而言，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他将口头语言、羊皮纸、黏土、石头等划分为时间偏向型媒介。相较而言，那些轻巧而便于运输的适应空间上横向传播的被划分空间偏向型媒介。英尼斯还从西方文明的角度来评价时空媒介的作用：稳定的社会需要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我们不仅关心对广袤空间的控制能力，而且关心对长久时间的控制能力。我们对文明的评价，要看它发生影响地域的大小和时间长短。

这种按时空属性来分类媒介的方式也影响了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媒介学观念。德布雷将传播看作是一个长时间中的时刻和一个广大整体当中的碎片，习惯上我们把这个整体称之为传承（或传递）。传承强调时间的维度，意味着是在不同的空间-时间-领域当中的信息运动，是基于参与者的能动性和环境要素的结果。相比于传播是在同一时空范围内传递信息，传承则是在不同时空范围内进行信息活动。传承是属于历史范畴，它是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一方面，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来，形成网络（也就是社会）；另一方面，将以前的和现在的连接起来，形成延续性（文化延续性）〔。

库利将时间性的精神传播归纳为被记录存储的文字，这些文字蕴含着习惯、模仿和遗传的内容。正如德布雷所言, 人类传承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所生活的、所信仰的和所想的不会同我们一起死去。传承帮助人们留存记忆，而这些记忆是文明延续、代代相传的基础。彼德斯曾这样肯定记忆的作用，记忆仿佛从人体的囚笼中胜利逃亡，突然从感知上挑战它的文字媒介中胜利逃亡。记忆再也不和死亡的个体捆绑在一起；失去的时间可以重新捕获；除了文字之外，另有东西对历史记录作出贡献。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运用城市建筑来阐述彼德斯口中的“另有东西”，城市中的经久建筑物并不是“变态”的，它们有时具有“推进的”作用。这些建筑物把“过去”带入“现在”，从而使人们“现在”仍然能够体验到“过去”。

与此类似，英尼斯在论述时间偏向型媒介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建筑、雕塑以及绘画等视觉艺术的保存中，“时间的重要性之经久不衰，表现在建筑和雕塑使用的物质材料之中，这些物质材料的性质经久不衰，石料的性质尤其如此”。他还以古希腊、印度、波斯和埃及的雕像艺术为例，阐述了时间媒介如何反映并延续这些地区的古文明。德布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借由建筑物来表达对过去的存储和记忆，人类通过自己所存储的东西来更新换代。这些纪念性物质通过“代与代之间的对话”重新编制了事物间的所属关系，使事物形成群体，产生某个地方而使其得以延续。

五、库利“运输理论”的当代启示

通过对上文库利“运输理论”思想及其对后世传播学建制影响的发现，库利对于“传播”的关注，经历了从“物理传播”到“观念传播”的转换，它来源于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报纸、电报等“新”媒介的涌现对于社会时空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塑。在库利看来，传播具有物理传播和精神传播的双重属性。而电报的诞生，使符号首次与物理运输的局限性脱钩，成为了之后信息传播或大众传播研究线索的潜在基础。如今，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个世界允许哪些人“居住”在哪些空间（虚拟或实体），只有解决这些有关传播的虚拟和实体维度的清晰表达，我们才能避免以媒体为中心而导致的研究窄化。

当初被主流传播学界忽视的库利思想及其运输理论，随着当下媒介的不断更迭又找到了重新阐释的视角。传播学的发展从最早注重物质传播转向到人类观念的传播，这一转变随着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播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深化。而移动互联网加速了这种时间和空间传播的聚变，成为了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笔下的“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不过，近几年随着日常生活高度虚拟化，人们又开始期待从虚拟信息传播向实体物质传播的回归。其实，无论是从基础设施还是从社会制度上来看，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从未脱离过空间和物质现实，只不过我们常常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已。在传播研究倾向于仅关注信息流动性而忽视人和商品流动性的情况下，莫利（David Morley）认为要探索在传播和运输研究领域之间存在进行更紧密整合的潜力。基于此，库利的运输理论对我们当下的研究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传播物质性维度中的交通。如今，移动互联网传播占据主导地位，非物质信息逐渐代替物质信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倾向虚拟信息的传播方式，从而忽略了有形的物质实体在传播中的作用。“我们身处其间的社会与文化一如既往为林林总总的有形物质所形构，却不同过往地为种种并无实体却一样具备物质性质的事物所重构。”借由传播物质性的维度，可以将交通看成一种作为运输设施与中介物的媒介，探究交通如何建构人的时空意识，并形塑其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有学者借由传播信道的维度，分别探究道路传播、纸路传播和电路传播所带来的人类时空辩证关系及其所衍生的媒介技术演进过程。除了交通线路外，也有研究关注现代交通工具与人们日常生活间的关系。例如，一系列关于高铁、地铁以及桥梁等交通运输设施的研究，通过分析“交通”与“传播”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探求这一类基础性媒介如何改变城市的意义以及城市的公共生活方式。

其次，交通研究的移动性（mobilities）转向。近些年的交通地理学研究主张为交通取向的研究与移动性路径下的交通研究搭建桥梁。所有移动性都需要某种形式的运输，无论是人力驱动（步行，骑自行车），动物驱动还是由蒸汽、石油或电力驱动。所有形式的运输也对它们所经过的环境提出了要求：争夺道路空间、需要管理以及避免大多数非人力运输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对于交通地理学者来说，需要尝试更多的由全球生产和消费系统带来的社会与空间转变而产生的研究议题，这些议题包括超移动、可持续性以及对速度的渴望等。例如，行走、跑步、跳舞、驾驶以及飞行等涉身化(embodiment)的体验和实际的社会实践，与不同尺度、不同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包含着诸多科技和物质条件的相互影响。此外，迅速变化的移动也以恐怖主义的形式对社会带来新的威胁。比如，需要关注交通运输如何影响急速变化的安全局势，诸如越境叛乱运动以及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输等。

最后，移动互联网与基础设施的关系。虽然移动互联网越来越强调信息传输的符号、技术与制度维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客观存在的实体空间不重要。一方面，移动互联网与地理位置紧密相连。越来越多的趋势是网络会更加明确地利用基于地理位置的连接以及参与者的实际身份而不是虚假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位置敏感度高的位置媒介(locative media)现在被广泛视为社交媒体未来获利能力的核心。同样在商业世界中，电子邮件的主要功能并不是要使远距离的人联系起来，而是要加强已经在地理上同一空间范围内相邻的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的兴盛也导致了互联网架构的基础设施在传播研究中的弱势。例如，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运作时好比旧时的希腊式民主，若拥有接入通道，即可成为具备平等地位的公民；然而，若不具备接入通道，就会愈来愈受排除。此外，互联网的接入通道也并非真正平等，最快速的网络连接及上网设备倾向集中于富裕国家。

六、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传播学的建制根植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受众行为研究，而库利的“运输理论”以及他的传播思想并没有聚焦于当时刚刚盛行的报纸媒介，而是关注于人类自我本身以及传播在更宏观的社会组织和过程中的地位。库利的“镜中自我”与“初级群体”等概念对人际传播乃至芝加哥学派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基础性的作用。不过，这并不能掩盖我们去关注他在“运输理论”中所探讨的物质交流和精神交往等更宏观的社会过程。库利借由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述，弥补了社会过程中个体自由和社会有机之间的鸿沟。纵观库利的博士论文《运输理论》，其中有关传播学的思想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从技术发展的时间维度出发，论述了媒介信息传播前的水陆交通运行规律；第二，库利首次从物质-精神以及时间-空间两个层面将传播划分为四种机制，并通过具体案例阐释了四种机制的各自特征；第三，库利还开创性地将宗教、学校、文学和艺术等机构纳入从事精神传播的观念交通组织，从而打通了交通与传播之间的边界，为后来大众传播媒介中信息传播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同时，根据对运输理论中的传播思想解读，可以发现其对后续传播学建制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人际传播层面。库利反复在“运输理论”中提及的物质工具概念，成为了后来媒介环境学派中“媒介”的雏形；在库利的传播四种机制中对传播的时空维度划分，启发了英尼斯在时空层面“传播的偏向”的提出。移动互联网重塑了虚拟空间场景，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交往逐渐从物理空间向赛博空间转移。但库利的运输理论启示我们要回溯到传播最早的形式——物理交通。只有处理好传播的虚拟与实体的关系，才能客观上避免我们过度关注以媒体信息传播为中心的传播研究。基于传播物质性的考察，我们可以将地铁、高铁以及飞机等新交通工具看作媒介技术，探究其对于当下人们日常生活与公共交往的影响。借鉴“新移动”范式的学者认为，交通研究正在朝着令人兴奋的新方向发展。人们不断强调运用新的理论去研究超移动世界、流动空间或非空间世界中的移动。例如，克雷斯维尔（Tim Cresswell）督促研究移动性的学者关注在“新移动范式”之前已经存在的有关移动性的所有工作，交通地理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讨论虚拟互联网与其所承载的实体空间内的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之间相互耦合的关系。

其实，运输可以被称作是电力时代以前的传播，麦克卢汉曾这样评价运输的地位：若要问电力时代的性质，我们可以首先研究运输作为传播概念的兴起，而后再研究这个概念从运输的意义如何向以电力为媒介的信息迁移；也许，这是描绘电力时代性质最恰当的方式。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促使人与货物运输的速度提升以及容量扩大，然而这种物理技术终究跟不上更为快速的视听符号的传播。“我们的身体会疲劳，承受力有限，然而我们的形象一旦记录下来，就可以通过媒介而流通，没有什么确定的限制，且能够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荒原。”最终，电报的诞生及广泛应用导致了传播与交通的分野，这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学和地理学的未来走向。一方面，交通的退出使传播学脱离物理空间而走向了以文本和内容为中心的套路；另一方面，对信息与意义的回避也使地理学研究走向极端物质主义的自然科学道路。库利的“运输理论”启示我们，无论是将人从此处运达到彼处而实现面对面沟通，还是借助媒介符号实现跨时空的沟通，传播的真正目的还是如何实现双方心灵相通。诚如彼德斯所言：“交流的问题不仅是用电报线跨越荒原传送信息的问题，不仅是用无线电凭借以太传送信息的问题，而且是如何与坐在你身旁的人接触的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3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王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