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属性转移、边界消弭与关系重构：当代乡村媒介空间的转型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属性转移、边界消弭与关系重构：

当代乡村媒介空间的转型

作者 | 关琮严

内容提要

该研究在梳理媒介空间内涵并形成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一个西北乡村媒介空间的历史变迁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乡村媒介空间经历了以属性转移、边界消弭和关系重构为特征的解构。这种解构让乡村媒介空间逐渐与乡土结构以及文化传统相疏离，造成关系危机和认同障碍。基于上述变化，在新历史语境下，传统对乡村媒介空间转型到底意味着什么；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的内在动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媒介空间转型中的乡村共同体如何演变以及乡村媒介空间转型向何处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发现，乡村经济社会与乡村媒介空间的密切关联和互动，使乡村媒介空间呈现出“再地方化”趋势，它主要体现为以乡土性为传播的精神基础，以乡村为传播的物质基础和“媒介”，以村民为媒介实践主体，以内向公共性为媒介空间转型的取向。

关键词

乡村传播 媒介空间 转型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是乡村传播研究的焦点话题。受发展传播学影响，早期此类研究的重点是大众媒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或效果，比如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关于电视对印度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方晓红关于大众传媒与农村的研究、益西拉姆关于中国西北地区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的研究等，由此逐渐形成了“以媒介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尽管后来的研究受到社会-人类学的影响，从对宏观乡村发展的关注部分转向对微观乡村日常生活的深描，但仍未摆脱“以媒介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孙信茹和杨星星将该研究范式关注的问题归纳为三类，即：“一是关注媒介影响下的乡村社会发展与传播的问题……二是关注现代传媒对乡村社会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三是关注现代传媒与传统乡村日常生活的互动。”可见，上述三类研究问题将媒介的重要性充分显化，而“人”却成为隐匿和模糊的概念，这也恰恰成为“以媒介为中心”研究范式备受诟病之处。卜卫认为：“在传播学界，媒介中心或技术中心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主流。但行动传播研究要采用批判的视角，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李红艳等认为，要“描述出在乡村传播系统中的作为‘人’本身的地位、价值观念和价值趋向的变迁”。沙垚对乡村传播研究梳理后发现：“在发展主义的话语中，看不到作为农民作为农村文化主人的主体性。”并且，反观民族志传播研究，需要“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文化取向”。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提出了“去媒体中心化”。胡翼青研究发现：“由于信息社会的来临，传播学被要求更多地关注人的主体性……传播学正在进行范式更替，人本主义范式已经浮出水面。”上述认识影响并渗透到了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该范式凸显了人在媒介与社会的复杂互动中所展现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比如李红艳从身份认知和想象的角度对农民工与市民传播关系的思考；孙信茹“对云南普米族乡村一群年轻人的微信使用和微信群活动——自我表达和互动表现的民族志考察”；沙垚“以关中地区皮影戏的历史传播实践（1949-2013年）为例，探讨知识分子与乡村传播的关系，及其变迁”。

在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中，上述两种范式对“媒介”和“人”的肯定都具有合理性。但在复杂的社会语境和媒介化社会中如何揭示出媒介与人在乡村社会中的结构化特质，探寻媒介、人与乡村社会的深层互动？孙信茹、杨星星认为：“作为探寻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传媒的深层互动，并关注传媒对村落带来的社会整体性影响的研究来说，社会空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经过后来的实践与思考，孙信茹在《田野作业的拓展与反思——媒介人类学的视角》中，从方法论的角度明确提出：“媒介人类学的田野，应不仅关注空间，也应转向‘关系’;媒介和传播，应不仅理解为技术和中介，也应将其看作是情境和网络。”这为乡村传播研究指出了一种新的可能。

上述方法论指向在一些媒介与社会变迁研究中已有所体现，比如郭建斌“使用了‘时空政治’这样一个分析概念，围绕道路交通的变化，对独龙江地区最近一百年来政治归属、疆界变化、文化融合以及区域内部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等方面问题进行探讨”。陈新民、王旭升探讨了电视普及与“饭市”衰落的关系。孙信茹与苏和平从空间的叙事视角分析研究了兰坪大羊普米族村寨的个案，探讨了现代传媒对“村寨个人、血缘、公共和仪式四类空间的介入和影响，凸显现代传媒成为一个传统村寨中空间建构和生产的重要力量和因素”。牛耀红结合一个西部农村移动互联网实践案例对“媒介再造乡土团结”的探讨。上述研究对空间的考察内含着对关系的考量，但仍需进一步形成明确的解释性概念和阐释框架，这恰恰成为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在这里，可尝试将“媒介空间”作为解释性概念和阐释框架，以容纳媒介结构化特质和关系本质，而且，作为媒介与乡村社会互动的场域，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可具象为乡村媒介空间的发展演变。因此，传统乡村媒介空间如何解构，新历史语境下乡村媒介空间又如何转型，将成为本研究探讨的重点。

滋泥水隶属甘肃省靖远县东湾镇，距镇政府12公里，与平川区毗邻，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年平均气温8.3°C，无霜期165天，年平均降水量229毫米，现有耕地2343亩，主要种植大枣、玉米、蔬菜、水稻。全村辖4个村民小组，共有 423 户，1989人。劳务、种植业、养殖业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以上。有记录的滋泥水历史可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间，当时靖远遭遇兵乱，赤地千里，少有人烟，滋泥水未能幸免。后来，榆中青城的马、赵、关、徐四个家族迁移至此，繁衍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滋泥水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体化时代。上世纪80年代初，靖远火电厂毗邻滋泥水兴建并运营，凭借电厂之力，全村经济快速发展，除务农之外，务工逐渐成为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随着周边道路交通网的不断完善，刘白高速、国道109线、中卫至兰州高速铁路从村中心穿过，滋泥水的区位优势愈发凸显。近年来，火电厂逐渐没落，滋泥水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靖远银三角中小工业园北区在地落成的契机，开始摸索转型发展，力图另辟蹊径，从外援型发展转向自立型发展，营收渠道逐渐多元化，目前，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3000多元。与大西北的许多村庄一样，滋泥水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变迁，是体现变迁共性规律的鲜活样本。本文通过对滋泥水的田野调查和历史考察，探究当代乡村媒介空间的历史转型及空间生产特征。笔者于2012年4月至11月间在滋泥水村及周边进行了访谈和参与式观察，2013年3月返回该村补充调查，近年来对该村发展持续关注。其间，访谈村内常住居民、本村在外务工人员以及乡镇工作人员等21人，获取了有关该村历史与社会生活变革的丰富材料。

二、对“媒介空间”的界定

对“媒介空间”的理解受益于空间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主要从两条理论进路展开。一是从文化研究和符号学的理论进路延伸了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如：“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e）的第三空间、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空间多元场域论以及F.R.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的‘认知测绘’观等，都是在符号学理论或方法论启迪下的理论成果。”约翰·哈特雷（John Hartley）从该理论进路最早明确提出“媒介空间”概念，他将“媒介空间”视为“符号空间”，认为媒介空间中充满了符号运作和象征性实践，媒介权力表征为符号权力，媒介空间的功能性意义在于构建文化认同。国内一些学者也接受了媒介空间的符号和意义建构论，比如韩素梅将媒介空间视为媒介话语建构的文化认同空间。王方认为媒介空间“是一个由媒介重构的拟像空间，或是一个通过蒙太奇语言和剪辑构成的视听影像的空间”。

二是从哲学-社会学的理论进路完成了空间形态由实体到关系的历史转向，如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空间、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心灵与互动的空间、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社会空间、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流动空间等。基于该理论进路，对媒介空间的理解也开启了关系维度。比如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从情境视角将媒介空间理解为改变社会生活的“情境布局”，这种“情境布局”内在地实现了关系生产，集中体现为“在预先形成的社会经验诸形式之间构建了新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约翰·B.汤普森（John B.Thompson）对媒介空间的理解蕴含在对媒介的认识中，他认为新的媒介开辟了新的社会互动及互动新场所，重新建构了部分社会关系以及体制和机构。尼 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将媒介空间的理解重点由意义转向权力关系，并与“仪式”相结合，认为：“‘媒介空间’这个术语不仅帮助我们认识什么可以被称作‘媒介仪式’的本地语境，还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本地语境在更大的社会规模上进行思考，大到可以涵盖个人在任何时间点上的仪式行为。”

通过从不同理论进路对媒介空间理解的梳理，可以发现两个不同维度，一个是表征建构的维度，另一个是关系建构的维度。但仅从其中一个维度理解媒介空间有失偏颇。媒介空间是表征系统和关系网络共同建构的结果，二者不可分割。因此，可尝试将媒介空间定义为在一定社会范围内，由人们共同参与媒介活动所形成的公共传播情境以及在该情境中聚合的公共传播网络，其功能主要是信息分享、社会交往、情感维系和文化认同。由此，媒介空间分析主要回答三个问题，即传播边界、媒介机制以及传播关系结构。

三、找寻乡村媒介空间的传统

媒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呈现出复杂化、结构化的社会样貌和文化景观。媒介空间作为容纳这种复杂化、结构化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重新观照乡村社会现代转型的切入点，同时也是对乡村社会现代转型的另一种理论视角和阐释框架。

费孝通认为中国乡村的本质是“乡土性”，陆益龙将转型期中国乡村的基本性质概括为“后乡土性”，并视其为“乡土性”的延续和发展。尽管如此，乡村“在结构上并无实质性变迁”，仍然具有群体性，是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所谓天然状态的“共同体”。因此，可将乡村媒介空间视作通过乡村社群以信息分享、社会交往、情感维系、文化认同为主要内容的媒介活动所形成的公共传播情境和公共传播网络，比如庙会、社戏、饭市、舞市等。乡村媒介空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动态连续的历史过程，考察转型的历史之变，先要回归乡村媒介空间的传统，以此为逻辑起点。

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因素是媒介空间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传统乡村社会受宗族自治政治以及自然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形态相对稳定，加之媒介技术革新缓慢，诸如灵媒、礼物、牛皮灯影、秦腔戏等传统媒介与地方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媒介空间，其功能重在对地方性知识传播、地方文化传承与地方经验分享。以下将对传统乡村媒介空间进行具体描述。

（一）以“信息共享”为核心的社区传播情境

滕尼斯将“社区”视为传统乡村的组织方式。他认为社区的本质在于关系，“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而社会是与此相对的概念，“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社区”概念在后来发展中，其意涵发生变化，地域性因素被强调和凸显。比如R.E.帕克（Robert E.Park）概括出社区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有按区域组织起来的人口；二是这些人口不同程度地与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是生活在社区中的每个人都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互动关系中。”乔治·希拉里（George A.Jr.Hillery）概括出社区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地理区域、共同关系和社会互动”。受此影响，“自从社区概念被引进中国之后，人们对社区的理解便含有地域性的因素”。互动作为维系社区的重要行为，也被置于地域框架内进行探讨，比如H.F.考夫曼（Harold F Kaufman）在探讨社区概念时对地域性互动的坚持，威利斯·萨顿（Wilkinson）从互动行为的当地性、互动角色的当地性确认以及人们参与活动引发的当地性互动协调三个方面对社区性的讨论。地域性互动的直接结果是既定地域内的“信息共享”。有学者将“信息共享”作为传统乡村社区的一个基本特质，认为：“在前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之下，民众生活的流动性不大，人们被限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或者某个村落里……在这个群体之中的一切信息都是共有的。”新中国成立前的滋泥水属传统乡村社区，远离县城，交通不便，社会生活相对封闭，一村一庙一神的民间信仰格局、宗族化的自治体系等都界定了“信息共享”与互动的社区边界和传播情境。而以“信息共享”为核心的社区传播情境也反过来强化着媒介空间的地方性或社区性。一是地方化传播情境的重复再现。比如滋泥水独有的秦腔戏班会在每年春节期间受村庙安排进行秦腔表演；村庙每年四月初八固定举办庙会；还有彰显村里文化底蕴和实力的独有的私塾教育等等。这些传播情境成为乡村媒介空间社区性和地方性的重要标识。据徐某回忆：

早先滋泥水被叫作“文化窝窝”，主要是因为村里有自己的戏班子，逢年过节都为大家演出，外头人很眼热。戏班由村里爱戏的积极分子组成，行头、道具都是自己动手制作，演的戏是大家熟悉的《武家婆（坡）剜苦菜》和《辕门斩子》。每次演出村民观看热情高涨，场面热闹。村里的戏班只给本村唱戏，没有出过滋泥水。直到人民公社的时候，戏班才第一回走出滋泥水，到东湾公社演出。

二是村庄媒介文化对社区或地方观念的强化。讲“古经”是滋泥水代际文化传承教育的重要方式，其内容多为村外陌生世界的鬼怪故事，例如：

“毛野人抢媳妇”说的是很久以前村里有一位新婚小媳妇回娘家，途中路过深山时，被浑身长满黑毛的野人抢去当了媳妇。见小媳妇一直没回来，家人四处打听寻找都没有结果。过了好几年，她才找到机会偷偷逃回村里。从此，她待在家中，再不敢独自出村。

类似的故事有鲜明的社区观念预设和叙事框架，即村内村外彼此隔绝，界限清楚，村外象征陌生、危险，村内则安全、可靠。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认为的，正是这些“自明的分析性命题似乎有着巫术仪式规程似的作用。由于不断被强行嵌入接受者的大脑，它们产生了把意义封闭在规则所给出的条件范围内的效果”。基于这种频繁且重复的“信息共享”，媒介空间成为社区性或地方性生产的重要场域。

（二）媒介实践与乡村生活有机融合成为媒介空间建构的主要动力

传统乡土社会通过血缘、地缘、民间信仰、宗法礼俗、情感归属、文化习惯等“形塑了乡村成员的认知图式和行为习惯，有效调节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他们能够顺其自然地互动，有条不紊地行事和生活”。媒介实践作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同构并在上述逻辑下展开。一方面，媒介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得以阐释。这可以通过费孝通对“文字下乡”境遇的描述被说明：“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另一方面，乡村媒介实践维系着乡村日常生活，完成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内向强化。比如“礼物”作为自有人类以来的情感与关系媒介，马歇尔·莫斯（Marcel Mauss）以“礼物之灵”来加以描述，他认为“礼物”是人天性和力量的一部分。并且，这种与人性相关联的媒介内在地体现着人们的相互依赖关系，成为建构和维系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机制。“随礼”作为“人情”往来的媒介实践，清晰地勾勒出乡村社会伦理体系和关系网络。

滋泥水婚事随礼是三到六尺的花布；丧事随礼是馒头，一般关系送八个，叫“水礼”，亲戚通常送十个，叫“献礼”，然后回送两个表示答谢；满月礼送“马蹄子”，远亲送六个，近亲送八个并盖红布。盖房子“上梁”、暖房等大事小情都要“随礼”，几个鸡蛋、几个枣、几个油饼都能成礼。谁家有事，村里人都会随礼，出力，帮撑着把事情过好。要是谁家不走人情，会被大家在背后骂“活死人”。

“随礼”是“礼”的社会流动，它既是一种重要的日常媒介实践，也是发挥社会互惠互助和道德约束的重要文化机制。滋泥水人用“人情世故”的朴素道德标准和规范来约束“随礼”活动，参与“随礼”是村民社会交往的道德底线，而不参与“随礼”会被村民视为人情交往中的异类，被斥责为不通“人情世故”的“活死人”。正是诸如“随礼”等传统的、频繁往复的媒介实践不断将村民稳定在向内的社会交往结构中，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媒介空间。

（三）以时空对称的地域一致性为特征的传播关系结构

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对社会关系的考察是探讨现代性的一个关键命题，也是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的结构性内涵。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时空对称主要指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活动而言，时间和空间通过具体位置联结，时间标识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具体位置相连，而且与这种行动的实质相连。并且他将传统社会关系结构的本质理解为时空对称的地域一致性，即空间上的地域性关联和时间上的历史性关联在既定的地理边界内是连续和统一的。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中对以个体化为特征的现代性论述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个体从传统生活过程中的脱离与现代媒介密切相关，比如电视以标准化和孤立化的传播模式“使人们从传统的塑造和划定的交流、经验和生活环境中解脱出来”。并且，现代媒介开启的“脱离”造成了人们“空间和时间上的双面生活。我们在同一时刻既在这里又在其他某处……当我们在这里独自吃完饭的时候，我们同样是黎巴嫩内战恐怖景象的参与观察者”。通过正反比照，可以明确在传统乡村社会，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的时空界限相一致的情况下，形成的传播关系具有时空对称的地域一致性特征。现代媒介突破了地域的时空界限，是打破传统乡村社会传播关系结构的重要机制。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媒介实践遵循时空对称的地域一致性，形成了稳定的传播关系，延续着传统的社会秩序，比如“字辈诗”的传承与实践就是典型例证。

清朝同治年间，榆中青城的马家、赵家迁移到这里。两家祖先共同商定了“字辈诗”，以前的辈分一直没乱过，家谱都记得很整齐。两姓按辈分称呼交往，尤其是两姓通婚不能乱辈分。所以，即便是两姓通婚多了，都成了亲戚，辈分没乱过。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字辈诗”规定了滋泥水两大姓的宗族秩序，乃至社会交往规则。一方面，“字辈诗”规则的传承实践，承载着宗族生活的社会记忆，延续着宗族秩序传统，也反映着滋泥水社会交往的历史性关联和图景；另一方面，“字辈诗”作为地方性社会关系生产的重要密码，既标识出社会关系的地域性，闻其名便知其是不是滋泥水人，便知其大致的地缘和血缘关系背景，也成为当地人非常重要的社会交往指南，比如根据姓名确定互动双方如何称谓，确定是平辈的传播关系还是不同辈分间的传播关系并展开符合礼法的交流。“字辈诗”体现了时间的历史性关联和空间的地域性关联的连续和统一，成为塑造滋泥水地方传播关系的重要媒介。

四、传统乡村媒介空间的消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媒介系统的基层延伸、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三者相配合开启了乡村社会变革的时代序幕。结合滋泥水媒介空间几个维度的历史变化，可大致将新中国成立确定为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自此，传统乡村媒介空间逐渐消解，具体考察如下：

（一）“去地方化”：乡村媒介空间重新划界

乡村媒介空间的“去地方化”主要指乡村传播情境与传播关系的生产逐渐超越了社区边界，失去了地方特性，以往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难以为新的传播情境和传播关系提供有力的辅助与合理解释。新中国成立后，滋泥水的封闭被打破，伴随国家管理体系向基层延伸，出于基层乡村政治宣传和社会教育需要，国家在乡村布局基层媒介系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广播。1958年左右，县里为滋泥水安装了有线广播，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下达通知、政治宣传和组织动员。1969年以后，广播的日常经费纳入国家财政，公社广播站的日常经费也纳入了地方财政，农村广播作为村庄的制度化媒介被确定下来，后来广播又以有线小喇叭、半导体收音机的形态延伸到乡村家庭，进一步拉近了国家与乡村的距离。此外，县里还建立了农村放映队，通过电影下乡巡演开辟了对村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让村民了解外部世界的又一渠道。于是，听广播、看电影等现代媒介活动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逐渐融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构建出突破地方界限的媒介空间，形成了国家与乡村的强关联。与此同时，滋泥水在“破旧立新”的观念指引下，传统乡村媒介空间被改造，“去地方化”的传播情境和传播关系被塑造。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是，村庙在反封建迷信运动中的政治性衰落、村校由私塾转公办后社会教育和宣传功能拓展和强化、村戏班重建后的文化改造和外出公演等。

改革开放后，一方面，集体化时代发挥重要作用的基层乡村媒介体系因年久失修、缺乏管理而逐渐瘫痪，以行政力量组织的媒介空间逐渐式微。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转型，家庭作为独立的市场单元在越发频繁的市场活动中，被逐步纳入市场交往体系。该交往体系要求“和市场相关行为需要超越传统亲属纽带和村落边界的关系”，其结果是“‘市场力量’嵌入局部性的互动过程中”，成为乡村媒介空间“去地方化”的重要动力。上述情况可以通过乡村媒介空间的两条发展线索得到说明。一条线索是市场力量推动的现代媒介空间演进。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乡区隔的打破和家庭经济条件不断好转，村民开始追随和效仿城里人的媒介生活，电视以及VCD、DVD、卫星接收天线等时髦的现代媒介陆续进入村民家庭，村民逐渐习惯了流行音乐和港台电影并被裹挟进现代媒介营造的娱乐浪潮中。后来的手机、互联网等媒介在统一市场框架内的推广和普及也让滋泥水的媒介空间保持了与外界的同频共振，并将其纳入全球体系，村民的媒介生活也因此更具有了开放性和同质化特征。另一条线索是市场力量对传统媒介空间的改造。上世纪90年代以后，村庙重建并不断扩张，也逐步展开了市场化运作，在传统的随心布施和香火钱之外发展出名目繁多、明码标价的各类项目，村庙的服务对象也拓展到外乡人。滋泥水的庙会也不再单纯是团聚全村人的文化集会，而成为同其他村庙争夺村外信众的重要契机。而且，村民对民间信仰活动的功利心与日俱增，本村村庙也不再是村民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唯一场所，村际交错的局面逐渐形成。在后来的村庙发展中，村庙组织者因利益冲突走向分裂，在各方民间资本的支持下另立山头，修建新村庙并与原村庙形成对峙，村民信众被分流。

市场化、网络化和全球化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开放连通的媒介空间，滋泥水也被卷入其中，村民超地域性的信息需求、交往需求和文化需求日益凸显，尤其是年轻村民开始竞逐超地域性的文化和生活体验，因此，借助网络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对接“去地方化”的信息结构和交往体系成为村民的迫切愿望。比如上级政策通知的传达成为不同层级微信群组间的信息分发；通过加入不同微信群成为获取务工资讯、生意信息的主要渠道；农产品的外销方式也由到周边城镇售卖变为借助电商、微信朋友圈行销全国；农家乐也开始网上宣传和预订。地方空间被纳入网络并以新的逻辑组合，再反作用于地方空间。

（二）嵌入性融合：乡村媒介特质差异性转化

媒介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机制伴随现代媒介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和发展逐渐由内生转向嵌入性融合。传统乡村媒介内生于乡土社会并与乡土社会有机关联，体现为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同构，媒介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融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管理体系向基层乡村延伸，现代媒介作为辅助国家管理的外部力量被嵌入乡村社会，并且在滋泥水社会转型中，为滋泥水人开辟了新的传播场景和生活维度，从此，现代媒介逐渐走进村民的生活日常。这种嵌入性融合也成为了现代媒介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主要机制。而传统乡村媒介则伴随滋泥水原有社会结构的逐步瓦解而转化为隐性力量存续，并渐渐失去了在乡村媒介空间再生产中的基本动能。

1956年左右，滋泥水借水电处泵房途经本地架设电线之机，经与水电处协商为村民通了电。电对于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意义重大，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言，电光虽然是不负载任何信息的媒介，但却与广播、电视一样，对人际组合及其行为方式实施塑造与控制。而且还影响了人们构建自己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式。

刚通上电的时候，人都有个新鲜劲，尤其是娃娃等不到晚上。到了晚上，电灯照得家里到处明晃晃的，和白天一样。以前用的煤油灯收起来了，只有在停电的时候才拿出来。一家人不像以前围着煤油灯拉家常或是听“古经”，都是边忙手里的活边说话，娃娃也激动地满地跑。时间一长，好像都就习惯了，不新鲜了。

在电灯初入滋泥水家庭生活的一段时间里，村民对电灯以及由它开启的“去中心化”的夜间生活模式颇感新鲜，但随时间迁移，这种传播场景和传播关系被逐渐内化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来的有线广播等现代媒介进入乡村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1958年县里给各大队安装有线广播。滋泥水的有线广播安装在村校门前的木头杆子上。第一次收听广播时大家非常吃惊，都惊叹人是怎么钻进匣子里说话的。起初是出于好奇，大家非常积极，每天都会按时向村校门前集中，收听广播。慢慢地，大家不再追究匣子里头为啥会说话的事情了，听广播成习惯了。

现代媒介作为乡土之外的异质力量不断进入乡村，融入乡村，改变乡村。从早期的电灯、有线广播到后来的电视、手机、互联网等，都不断打破滋泥水原有日常生活情境和传播关系网络，通过嵌入乡村社会生活，重新组织村民的日常交往，逐渐消除与以往的巨大反差并形成了滋泥水村民的媒介化生存，即：“作为一种‘工具性存在’，媒介越来越成为人在生产、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一个中介物，甚至有时候成为目的本身，即人们逐渐形成的对媒介的某些非目的新的精神依赖。”早年滋泥水人对卫星接收器的偏爱、对家庭影院的热衷以及如今对手机上网的痴迷都是最好的例证。现代媒介不断以这种嵌入性融合的方式将自身内化为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并实现其在乡村社会的新陈代谢。但并非所有外来媒介都能实现嵌入性融合，它的前提是应和乡村社会需求，符合乡村社会实际。卫星接收器与有线电视在滋泥水的博弈可以说明这一点。

“锅”的价钱不高，能收到上百套电视节目，国内国外的都有，还不要钱。大家都私下里购买安装。那个时候，县广播电视局号召农村安装有线电视，但庄里人不理这茬。主要原因是有线电视安装费贵，每年还要交近百元的收视费，收到节目还少，大家觉得很不划算。后来，县广电局禁止村民私下里装“锅”，如果发现没收罚款。就是这样，大家也不安装有线电视，县上来人查的时候就把“锅”藏起来，查完了又搬出来，县上不可能天天来查。

（三）时空“脱域”：乡村媒介空间中的传播关系重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乡村嵌入了现代媒介主导的基层媒介系统，实现了与乡村的传播连接，形成超地域性的传播网络。该媒介网络打破了传统乡村媒介空间“时空对称”的地域一致性，开启了“脱域”的历史进程。一方面，现代媒介实践作为国家管理乡村的制度安排，村民的媒介参与行为被视为对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对管理制度的遵守。另一方面，“国家时间”与“国家空间”成为村民的积极想象并深刻影响着乡村生活的面向。上世纪70年代，滋泥水开始安装“小喇叭”，国家媒介网络进一步延伸到每户家庭，国家与乡村的信息连接进一步强化。“作为一个力图整合全社会资源而推进现代化的政权来说，不仅要从制度上开通乡村社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渠道与途径，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思想意识上激发乡村社会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积极性。”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建的火电厂征用了滋泥水部分土地，火电厂与滋泥水达成煤场卸煤的长期用工协议作为补偿，于是滋泥水人便成为当地最早的一批打工者。随着电厂后期不断扩建，其生活区功能完善、设施齐全，在与新建的平川区连成一体后，与城市并无二致。在电厂的打工生活让滋泥水人对城市生活有了深切认知和体验，再加上媒体编织的城市生活想象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对城市的向往。经过多年的个人奋斗和积累，一些人在城里买了楼房，开始了城市生活。这种新的生活面向让村民游走于城乡之间，“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而且，“由于受到大众媒体和他们自己在城市工作经历中所接受的信息和影像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村民已经有了强烈的个体权利意识”。正是这些具有自主意识的游走村民及其媒介实践成为乡村媒介空间突破地域界限，实现对外连接拓展的重要力量。再加上现代媒介互联互通、网罗内外功能的不断强化，市场组织力量不断下沉，共同构建出“脱域”的媒介空间。通过该媒介空间，村外信息资源得以分享，关系资源得以整合，传播网络得以延伸，乡村的“外循环”传播系统逐渐形成。比如2012年的钓鱼岛事件激起国人愤怒，滋泥水村民天天看新闻，关注最新动态，手机相互转发，还将听到或收到的最新消息在棋牌室、村口的商店以及村部等公共场合线下交流，表达愤慨。村里的私家车上挂起了中国国旗，并在车体显眼的位置贴上了“钓鱼岛是中国的”标语。在“脱域”的媒介空间中，村民与外界信息共享、情感共鸣，被激发出强烈的国家观念。再比如村民出外办事难的情况较普遍。为此，村里各家族通过定期举办家族聚会，让在外工作的家族成员与村内家族成员密切情感联系，整合家族成员的外部社会关系资源，为家族成员从事村外社会活动提供清晰的社会关系地图和有效的社会关系援助。

“脱域”的传播关系重构不单是乡村打破时空地域限制的对外连接，还是外部传播力量的向内延伸。村里自筹经费修建了环村公路并硬化了村里的大道，大路两旁不规整的地方都砌上了护坡。改造后村里道路两旁的护坡和墙体被乡政府和商家视为宝贵的媒介资源。2013年的调查中，在与驻村乡干部小刘沿环村公路参观时发现两侧护坡和住宅墙体被染成了蓝色，他立刻打电话询问村支书，但村支书不清楚此事。他认为移动公司在事先没有给村里打招呼的情况下“抢地盘”，不合程序。早先村里就已经将公路沿线的护坡以及墙体协调好供乡里做宣传，因此，小刘强烈要求村里履行约定。村支书表示认可，尽快查实纠错。据村支书介绍，商家的运作方式与乡政府不一样，他们直接与村民联系租赁墙体。因此，常有村里与村民商量好无偿使用墙体而后又被商家策反，将墙体租给商家的情况发生。从上述例子可以发现，脱离了时空地域性的乡村媒介空间受多重力量影响，呈现出开放竞争的复杂态势。

五、当代乡村媒介空间转型与重构的可能性

费孝通曾“赋予乡土性质三个主要维度：一是社会主体的非流动性，二是社会空间的地方性，三是社会关系的熟悉性”。若以上述维度衡量，城镇化进程中，滋泥水的乡土性弱化，但并未消解，属半乡土社会，理由如下：一是村民的流动性有限。尽管很多滋泥水村民外出务工并在城里买了房，但并未隔绝乡土联系，在乡下有地有房有亲戚，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其根基仍在乡村。二是虽然其社会空间超越了地方性，呈现出城乡融合的特征，但基于地方性的乡村社会结构依旧存续，比如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仍然是指引村民社会交往的重要依据。三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关系尽管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但在乡村集体经济内聚、乡土关联以及微信等新媒介技术影响作用下，熟人关系被重新整合。正是在持续变化的半乡土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相互角力，城市与乡村相互融合，这些都影响着乡村媒介空间的变化取向。首先，现代媒介在乡村的嵌入和发展使深植于乡土的传统媒介被不断边缘化，二者在乡村媒介空间中出现结构失衡，从而导致网络文化、都市文化、消费文化大肆传播，对乡土文化形成冲击。其次，现代媒介不断突破和建构着村民的时空观念，让乡村传播关系突破地理社区的边界，在广阔的时空中组合、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熟人社会关系形成冲击，削弱了乡村认同。第三，处于传统乡村社会的滋泥水，村民们积极参加秦腔、皮影戏等公共文化活动，由此建构的媒介空间维系着乡土文化传承和乡村认同。从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在乡村建立和发展现代媒介系统，通过制度保障现代媒介主导的公共媒介活动，构建新的媒介空间，实现了国家与乡村的密切联系并维护着乡村的集体性。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和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村民的媒介自主权不断发展，乡村公共媒介活动日渐式微并逐渐缩小为“小圈子”活动乃至个人活动，参与媒介活动变成了个人事务，媒介空间呈现出圈层化和临时散聚的特点。尤其是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普及以后，该特点愈发显著。虽然发生了上述变化，但乡村媒介空间重构依然是可能的，原因如下。

一是传统对乡村媒介空间转型到底意味着什么?滋泥水媒介空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或传统在现代媒介空间构建中不发挥作用。相反，在滋泥水媒介空间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社群观念等乡土性传统恰恰成为勾连村内和村外传播关系的基础，定居在城里的村民通过微信群等形式保持与村里的联系，村里有庙会等活动也会邀请外地村民回乡参加。而且，滋泥水媒介空间开放性带来的社会交往危机也会由这种乡土性编织的传播关系网加以应对。比如通过定期的家族聚会，密切在外工作的家族成员与村内家族成员间的联系，梳理整合家族成员的社会关系资源，为家族成员从事村外活动提供关系地图和关系援助。就此，一些学者也主张重新发现乡村和地方，温铁军认为乡村孕育的群体文化和价值理性能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赵月枝提出“乡村作为方法”，将解决农村乃至全球问题的面向由外部拉回乡村内部。这说明传统之于乡村的意义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且，乡村传统在脱离了地方物质基础后仍可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应对现代性危机，并在全球与地方、城市与乡村角力的媒介空间中成为构建乡村传播主体性和传播关系的精神基础，比如乡村青年以反映乡土生活为题材的直播和短视频流行网络就是重要例证。

二是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的内在动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前文所言，媒介实践与乡村生活有机融合成为传统乡村媒介空间建构的主要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上世纪70年代末，现代媒介通过制度性嵌入，进入乡村并成为组织动员村民，改造乡村文化，维护乡村集体性的重要手段，媒介空间建构的主要动力是国家推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集体化时代建立的基层现代媒介网络逐渐瘫痪，在乡村家庭经济发展、市场渗透、媒介技术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村民的媒介自主性形成并发展，媒介的制度性嵌入受阻，比如村民对县广电局有线电视安装的排斥。尤其是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媒介实践成为村民私人事务，带有明显的隐私性。这说明个体需求成为了乡村媒介空间建构的根本动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村民个体需求凸显的同时，因个人社会交往的外部障碍引发回归乡村、回归传统的内部传播关系整合与强化也成为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的重要动力。此外，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将村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展现出强大的内聚力，这也成为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的推动力。于是，乡村媒介空间转型便成为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是媒介空间转型中，乡村共同体如何演变?媒介空间有凝聚共识、形成认同的社会功能，结合滋泥水媒介空间发展历程，可将共同体的演变大致区分为文化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三个阶段。传统乡村媒介空间中，以宗族自治和地方文化主导的媒介实践塑造了文化共同体。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上世纪70年代末，以政治宣传和社会主义文化推广为主旨的媒介实践塑造了制度共同体。上世纪80年代以后，滋泥水凭借电厂实现了家庭经济的快速起步，在经历了与电厂近四十年的同步发展后，电厂逐渐没落，而滋泥水则利用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发展起了乡村集体经济，开办物流园和商砼有限公司并实现村民分红。尽管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乡村媒介实践呈现出政府、市场、技术、传统等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但遵循着从家庭经济到集体经济的逻辑主线，为塑造乡村经济共同体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塑造经济共同体彰显了滋泥水集体经济的内聚力，也说明当下开放的乡村媒介空间“再地方化”趋势，比如外出务工村民减少，都选择在村里发展；除了已有的村集体企业，村里着手规划住宅楼项目、美丽乡村建设；围绕村内不同事务组建了微信群组，最大范围地凝聚村民，整合资源，共谋发展。可以预见，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乡村媒介空间的“再地方化”会孕育出新的乡村文化共同体。

四是乡村媒介空间转型向何处去?滋泥水媒介空间从封闭走向开放并与外部媒介空间相连互动并深受其影响。外部媒介空间蕴含的解构力量让乡村媒介空间属性转移、边界消弭、关系重构，冲击着乡村认同。基于当前开放的媒介环境，如何重塑乡村认同，形成应对解构力量的内部包容转化能力便成为乡村媒介空间转型的重要方向。从当前滋泥水媒介空间的发展情况来看，在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指引下，滋泥水媒介空间的圈层化和临时散聚将会因共谋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共同目标而逐渐转向内聚并发展出内向公共性。这种内向公共性正是乡村的内部包容转化能力，它以塑造乡村共同体为目标，以乡土性为传播的精神基础，以乡村为传播的物质基础和“媒介”，以村民为主体，利用多样化工具和手段传播乡村的文化、生态、经济、生活等丰富意涵，构建鲜活的乡土传播情境并在该情境中形成公共传播关系。

六、结语

滋泥水媒介空间的转型，一方面表明乡村并非处于被动和受支配地位，开放的媒介空间中，乡村的存在和意义是作为重塑传播情境，建构传播关系的精神资源，乡村的存在和意义也应该通过乡村媒介空间转型得到强调，从而形成对全球化、城市中心主义的积极应对。另一方面表明“再地方化”是乡村媒介空间与乡村经济社会积极互动的结果，这对新历史语境下塑造乡村共同体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动转型是乡村媒介空间发展的出路，它彰显了农民的媒介主体性和文化自觉，未来，乡村媒介空间转型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可能是今后乡村媒介空间研究需思考和探讨的主要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4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王心路 余俊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