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 | 共识兼顾与集体取向：中国主流媒体建设性新闻实践——关于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分析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共识兼顾与集体取向：

中国主流媒体建设性新闻实践

——关于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分析

作者 | 刘婵君 沈玥晨

内容提要

建设性新闻研究在世界多国蓬勃发展，然而，立足不同实践的对比研究及系统规律总结还鲜少涉及。对比中外建设性新闻实践，论文认为中国特色建设性新闻的创新风格在于：区别于商业逻辑主导下以吸引受众为目的的西方方案新闻，中国方案故事的提出需要兼顾国家逻辑与人民逻辑，实现社会协调；与西方建设性新闻主要关注经济后果框架不同，中国建设性新闻更注重政策解读与典型报道的宏大叙事格局；与关注照片等静态可视化手法的西方建设性新闻形成对比，中国建设性新闻更青睐创新技术协同传播与短视频等动态可视化方式运用；与个体取向的西方建设性新闻情感实践不同，中国建设性新闻传递出家国情怀与个人奉献的“集体大爱”情感氛围。

关键词

建设性新闻 重大突发事件 正面报道 社会协调

正文

在过去十年中，有关建设性新闻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于美国、欧洲、中国等地兴起，对“冲突驱动和负面偏见”报道的反思和对情感驱动型新闻形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当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球蔓延引发民众普遍焦虑恐慌后，肩负稳定情绪、鼓舞士气重任的各国官方媒体，都愈发重视起建设性新闻在媒体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独特价值。

目前为止，有关建设性新闻的研究，理论上主要集中于对其概念内涵、基本特征、历史沿革和社会功能的宏观概述，实践上则倾向于聚焦诸如方案新闻这样的某类建设性新闻分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具体价值探讨。然而，在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的全球危机事件中，媒体究竟倾向于采用哪类建设性新闻分支来进行报道？这些分支在报道过程中是否存在区别与联系？不同报道方式又会引发受众怎样的情感反应？已有研究鲜有回答。基于上述疑问，本研究以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新闻报道与用户评论为样本，探讨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我国主流媒体对建设性新闻各分支的采用情况与效果。在此基础上，对比国外相关研究，探讨中国建设性新闻的独特发展价值。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建设性新闻理念溯源

面对犯罪、事故和灾难等突发事件时，以舆论监督为标榜的传统新闻业多以冲突与消极作为报道内容与基调。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揭露外部威胁、防止权力滥用的正向功能，却在更长时间内引发了习得性无助、创伤后应激障碍、政治冷漠等诸多社会情感难题，导致公众同情疲劳。在此背景之下，建设性新闻理念于西方新闻实践中应运而生。作为一种对负面新闻主导地位造成挑战的新兴新闻形式，建设性新闻在保持监督、警示等新闻核心功能基础上，将积极心理学策略应用于新闻选择与制作过程中，同时加入解决方案、未来行动导向等元素，旨在制作出更能给予人们激励、希望进而采取应对行动的积极新闻。研究显示，在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建设性新闻内容会优先考虑受害者声音，提供建议和安慰，也更能唤起民众积极情感和主动参与意愿，“如果新闻更具建设性，将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

虽然，建设性新闻起源于对负面报道的反思，然而并非所有的负面报道都可以改为建设性新闻，二者皆有其存在价值。首先，建设性新闻与负面报道并非非此即彼关系，选择哪类报道方式的衡量标准不应只是故事所包含或代表的暴力、死亡、冲突、失败或灾难的程度，而应是基于这些故事有可能塑造或改变国家或世界的程度。其次，建设性新闻是对新闻界长期以来过度关注负面性的一种反应，但并非否定负面新闻的价值，建设性新闻本身也可以是关于冲突与问题的，只要其报道方式能赋予受众权力并告知其解决方案。再次，建设性新闻的使用，还要考虑“冲突的阶段性”或“冲突的历时性”。在冲突极端激烈阶段，公众情绪处于非理性状态，此时无论是积极情感的加入还是解决方案的提议，都可能徒增社会成员的不信任甚至敌对心态。因此，建设性新闻与负面报道应当实现配合，依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报道方式。

（二）建设性新闻的中国发展

中国明确以“建设性新闻”命名的理论与实践近几年才展开，但迅速形成了理论与实践密切互动的良好局面。建设性新闻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相关努力，从2013年开始梳理建设性新闻相关概念，到2016年“互联网治理与建设性新闻研究”项目设立，再到2019年《实践中的建设性新闻：欧美案例》等一批成果相继问世，有力推动了中国建设性新闻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该所与苏州广播电视台、宁波市鄞州区金融媒体中心的试点合作等，则可以看作是建设性新闻中国化实践的典型代表。

中国语境下发展的建设性新闻区别于西方的一大特点，就在于根植在本土新闻理念中的“建设性”元素由来已久且一直被倡导，并非像西方建设性新闻的诞生，需要实现从负面报道为主到接受正面积极报道的思维转型。“虽然中国早期的新闻实践并没有专门提出类似‘建设性新闻’的概念，但这种强调正向价值和社会进步立场的报道在中国新闻业的理念和实践中从来没有缺席。”在“以正面报道为主”原则指导下，中国新闻理念在长期发展中逐步诞生出诸如民生新闻、公共新闻、暖新闻等“正能量”报道实践，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特色建设性新闻的有力探索。当然，我们并不能就此将建设性新闻与暖新闻、民生新闻等划等号，因为暖新闻本质上属于价值观层面的典型人物报道，没有上升到提供解决方案的社会经验层面，而民生新闻也更多着眼于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而非灾难、战争、贫困等宏大话题。虽然，建设性新闻理论来源于西方国家，但其内核精神是“去西方化”的，其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边界，为不同语境实践提供了有效指导。因此，立足中国本土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应当致力于实现价值共识和本土语境两个层面的理念重塑。

（三）建设性新闻的四类分支

依据“是否将积极心理学策略应用到新闻故事中”这条标准，吉登斯特德（Gyldensted）和麦金泰尔（McIntyre）2017年确立出建设性新闻的四个分支，即：方案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预期新闻（prospective journalism）、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和恢复性叙事（restorative narrative），为建设性新闻的分类操作准则提供了依据。方案新闻被定义为“专注于报道基于解决方案的故事，鼓励读者和观众参与积极变革的新闻”，它“超越仅仅报道社会问题和通过观察问题回应提供更全面报道”，强调“全面探索解决方案的原因和工作方式”。预期新闻立足于心理学的“展望”概念，以未来思维为导向对事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性报道。这种具有前瞻性的报道形式能够关注潜在风险，增加人们阅读报道后行动的可能性。和平新闻坚持新闻工作者应该激发社会对冲突受害者困境的集体良知，从而促进和平的建立和维持，在弥合社会裂痕、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恢复性叙事关注创伤事件后民众的恢复和治愈，有助于民众积极振作、平复伤痛，传递温暖和希望。

按照吉登斯特德和麦金泰尔的观点，上述四类分支并不互相排斥，一条报道可以同时属于多个建设性新闻类型。通过对不同心理学技术的使用，四种新闻类型都能为公共舆论氛围的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然而到目前为止，针对四类新闻实践运用的平行视角研究和系统性阐述还鲜有学者涉及。虽然本质而言，四类新闻均以积极元素作为报道核心，但在实践层面却具有不同应用特征，通过区分与界定其实践范畴，可以帮助记者依据不同问题选择合适类型构建文本，从而针对性提升新闻传播效果。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4个研究问题：

Q1 在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中，四种新闻类型的使用频率分别如何？

Q2 在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中，四种新闻类型在内容呈现上有何差异？

Q3 在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中，四种新闻类型在传播方式上有何差异？

Q4 在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中，四种新闻类型的报道基调有何差异？与此相关的受众情感反应有何不同？

二、研究设计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选取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至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期间，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与用户评论作为分析对象。

选择以《人民日报》为例，是因为虽然“建设性新闻”概念是西方舶来品，但作为我国党媒必须遵循的新闻理念，建设性本就是我国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实践的应有之策。在对此次疫情的报道中，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对“建设性”内容进行了大量尝试与探索，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值得梳理总结。

选择微博作为考察的媒介平台，原因有三：其一，微博平台没有发文数量限制，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能够紧抓热点实时发布信息，更新频繁迅速，仅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每天可达到80-101条不等，具有庞大的新闻基数，这就为筛选出更多建设性新闻提供了可能性；其二，作为主流媒体新闻发布的常态化平台，微博不仅保证新闻样本的数量与多样化（图、文、视频等），还能同时从评论中收集到受众反馈，检验其新闻内容与报道方式对受众的切实影响力；其三，微博用户类型多样，便于研究者收集不同类型受众对新闻报道的情感态度。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分析样本包括新闻样本和用户评论样本两部分。新闻样本的选择是借助数据挖掘软件Instant Data Scraper，抓取样本时间内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所有新闻样本，每条新闻文本被视为一个分析单元，共获取到5957条新闻文本。再依据建设性新闻四分支的构成要素指标（见表1），对得到的新闻样本进行二次清理，排除“孙杨禁赛”、“超级月亮”、“非洲猪瘟”等与“新冠肺炎疫情”关联度不高的议题样本，然后由两位编码员分别对筛选后的新闻进行人工阅读，两位成员筛选的重合率达到98%，因此选择两人重合部分所有新闻样本，共获得有效新闻样本672条。

用户评论样本的选择则借助Python的Requests抓取库和Mysql数据库，抓取和存储已选出的672条微博新闻样本对应的全量评论数据。由于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的用户评论数量普遍较大，研究者难以对全部评论进行人工编码，只能采取抽样方式进行分析。借鉴已有文献抽样方式，为确保不同新闻原文下评论量大致均等，依据评论数量在100条以下、101-500条、501-1000条、1000条以上四种分类，将672条新闻样本分为四组，分别按照100%、25%、20%、10%为比例对微博评论进行等距抽样（以评论发布时间为排队标志），共抽取111234条评论文本。

（三）类目建构

1. 四类建设性新闻分支的指标建立

在四类建设性新闻分支的指标建构问题上，以往研究并没有给出系统参考标准。为避免指标建立的主观随意性，本研究广泛搜索汇总了国内外有关四类建设性新闻分支概念化与操作化的相关论述，使得所罗列的判断标准尽可能详尽清晰可操作。关键词的选择也根据各类型建设性新闻报道的词频统计分析得出，选取排名靠前的高频词，以增加编码的可操作性。

表1 四类建设性新闻分支判断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里斯贝利·赫尔曼（Liesbeth Hermans）和吉登斯特德的观点，凡与建设性新闻特征具有相似性要素的新闻实践，无论相似多少，均可纳入建设性新闻范畴。因此，本研究也延续该思路，将符合建设性新闻要素指标一条及以上的新闻都归属于建设性新闻。

2. 新闻样本与用户评论样本的指标建立

本研究选择甘耐姆（Ghanem）框架理论，将媒体框架分为四个维度：新闻涉及的话题、外在表现、认知属性和情感属性。新闻涉及的话题是对新闻核心内容的取舍，即对某一主题事件的定性“这是一个什么新闻故事”，可赋值概括为每个单篇报道的内容特征；外在表现可下位解构为报道的呈现方式，即新闻报道在网络中依托的传播形态、体裁等；认知属性即被包含在框架中的细节层面，包括新闻来源等方面；情感属性即一篇新闻报道整体的情感基调。这些属性依附于新闻文本共同建构出一篇完整的新闻故事，并传递给受众，影响他们对报道的认知判断和情感反馈。

综上，本研究以定量内容分析法为基础，对所获取的新闻和用户评论样本进行编码分析。编码表主要设计为两部分：对样本新闻内容的编码和对样本新闻后的用户评论的编码。分析框架划分为使用频率、内容呈现（对应新闻涉及的话题和认知属性）、传播方式（对应外在表现）、报道基调与用户情感反应（对应情感属性）四个维度共七个细分指标。其中，前三个维度主要针对新闻样本展开，报道基调与用户情感反应则需要结合新闻样本和用户评论样本对比分析。

（1）对新闻样本的内容编码

本研究对新闻样本的内容编码主要涉及使用频率、内容呈现和传播方式，以下对各指标编码依据逐一解释。

第一，使用频率。这一变量的引入，是为了对比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对不同类型建设性新闻的使用倾向，主要通过各类分支报道的使用数量来衡量。

第二，内容呈现。通过内容议题和信息来源两个指标来测量。内容议题上，研究依据卫健委召开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150场新闻发布会内容，归纳得出13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议题。信息来源上，依据信源渠道的主体身份，信息来源一般分为官方消息来源和民间消息来源两类。在官方信源中以个人身份的发言多代表所属组织，因此在官方信源的指标考察中不区分个人和组织。健康传播视域下备受信任的官方信源为政府各级单位、科研和医疗类机构以及媒介机构三类，民间消息来源则下分为普通民众和非政府组织两类。基于此，本研究将信息来源的指标划分为研究和医疗机构、媒介机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普通民众五类。

第三，传播方式。通过报道体裁和报道形式两个指标来测量。报道体裁上，除消息类、评论类、专题类（人物专访等）和深度调查式报告类四种常见形式外，还增加了微博中使用较多的图片新闻这一新兴报道体裁。报道形式上，常见的报道形式大致可分为纯文本类报道、图片报道、视频报道等三大类。在对样本数据初步整理后发现，一些新兴报道形态在微博中的使用频率也较高，因此在指标中添加了直播、航拍、vlog、延时摄影等报道形式。

（2）对新闻样本与评论样本的情感编码

报道基调与用户评论中的情感反应主要根据报道或用户评论的关键词来判断，为了增加机器情感分析识别的准确性，本研究仅将情感属性分为正向、负向和中立三大类情感倾向，而不讨论细分。基于朴素贝叶斯对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倾向分类，文本语义越接近0情感表现越消极，越接近1表现越积极。再随机抽取1000条评论进行人工情感标注，并与软件结果进行对比，得到了80.6%的准确率，证明情感分类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四）可靠性检验

本研究由两名具备新闻传播背景并经过训练的编码员独立编码，共设置了七个变量，包括使用频率、内容议题、信息来源、报道体裁、报道形态、报道基调与用户情感反应。其中前五个变量采用人工编码，后两个变量采用机器编码，利用朴素贝叶斯对报道与评论文本进行情绪词识别与标注，确定报道与评论的情感倾向分类，以增加编码的可靠性。每个变量下属的指标尽可能做到客观与互斥，最大程度消除编码员的个人差异，并告知编码员类目分配的说明。编码时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①消息来源类别涉及多重身份时，根据其发言内容所在立场进行记录；②对于视频、vlog、截图等数据新闻的消息源，消息来源统一记录为内容提供者身份；③若报道中没有显性线索推断报道属于某个指标时，将其归为其他类；④研究团队历时近两个月对每篇报道进行分工、交叉、综合研读，尽可能使得在同一编码框架内的内容分析取得共识。对于个人判断不明确的，进行集中商榷，从而确定信息类型，以确保研究信度和效度。

按照内容分析法要求，在正式编码前，两位编码员选取10%的样本进行编码训练，抽取67个新闻样本依据霍斯提（Holsti）信度检验公式R=2M/(N1+N2)进行编码信度检验，经对比，各变量的编码一致性平均比例为90%，一致性比例区间为85.3%-100%。此外，研究者同时采用Krippendorff’s Alpha作为信度检验标准，最低信度系数为0.76，因此满足可靠条件。

三、结果与发现

（一）使用频率

由于不同类型建设性新闻可能采用相同或类似的故事叙述技巧，促使某条新闻同时归属于多种类型，因此，在对建设性新闻类型使用频率的考察中，本研究特别统计了样本新闻的类型归属形式，将其分为单一型（仅包含一种类型建设性新闻要素）和复合型（同时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建设性新闻要素）两类。统计结果显示，归属于单一类型的建设性新闻数量为587条，占到样本数量的87.4%；复合型建设性新闻数量则仅有85条，占比12.6%，复合类型建设性新闻数量远低于单一类型。

分析单一型建设性新闻样本数据后发现，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使用不同类型建设性新闻的频率并不均衡。在587条单一类型样本新闻中，方案新闻类型数量最多，占比43.6%；另有32.9%的单一型新闻采用恢复性叙事；相较而言，预期新闻与和平新闻数量则相对较少，分别占比15.7%和7.8%。在85条复合型建设性新闻类型中，以方案新闻搭配其他新闻类型的组合形式最多，尤以方案新闻搭配预期新闻占比最高（63.5%）。由于组合模式的建设性新闻使用频率均不高，因此后文其他内容的分析，主要围绕四种单一类型的对比展开。

（二）内容呈现

如图1所示，从整体来看，信息来源分布较为广泛，来自政府的官方权威信息成为本次报道的第一信源，占比34.1%；普通民众与研究机构专家则分列信源第二和第三位，分别占比17.8%和17.3%。内容议题分布也呈现出多元分化格局，防疫知识科普与研究进展、复工复产是讨论相对较多的两类议题，分别占比21.0%和16.8%，其余讨论则广泛分散于其他多个议题之中，每种议题占比均不高。

对四类分支的具体对比结果显示，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和平新闻的首要信源均为政府机构，分别占比44.7%、53.8%和41.2%，这个结果与整体新闻样本分析结果一致。然而，恢复性叙事却呈现出与其他三类分支的较大差异，普通民众是其所依赖的第一大信源，占比达到52.8%。四类分支在内容议题的选择上各有侧重，几乎各不相同：防疫知识科普和研究进展以41.5%的比重成为方案新闻报道最多的议题；疫情进展与实时数据是预期新闻的最主要议题，占比46.2%；和平新闻的报道重点放在国内外反应与冲突上，占比66.7%；恢复性叙事的报道重点则较前三类而言更为平均，报道最多的前三类议题分别是抗疫先锋个人（占比27.1%）、复工复产（占比23.6%）、疫情进展与实时数据（占比21.7%），三者占比较为接近。

图1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应用

四种建设性新闻分支的内容议题与信息来源对比情况

（三）传播方式

就报道体裁而言，在此次事件报道中，四类建设性新闻分支都采用了包括消息、评论、深度报道、人物专访等在内的多样化体裁，但是，消息是其中使用最多的新闻体裁，在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中占比分别高达77.4%、76.0%、68.6%和83.3%（见图2）。图文海报在方案新闻和恢复性叙事中也占有一定比重，占比分别为14.7%和11.6%；评论则是和平新闻中采用较多的体裁之一，占比21.6%。

就报道形式而言，视频和照片分列所有报道形式排名的第一和第二，各占比32.7%和30.1%；直播形式的新闻数量也逐渐逼近纯文本形式的新闻数量（占比18.3%，位列第三），位列第四，占比15.2%。当然，四类分支对具体报道形式的采用频率仍然略有差异。纯文本是预期新闻中采用最多的报道形式，占比37.5%。相较而言，方案新闻和恢复性叙事所采用的报道形式更加丰富，且更偏重于可视化呈现，除短视频、图片外，还采用了慢直播、vlog、VR、AR、延时摄影等新兴技术。

图2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应用

四种建设性新闻分支的报道体裁与报道形式对比情况

（四）报道基调与评论中的用户情感反应

就新闻报道基调而言，在整体新闻样本中，以正向基调新闻数量最多，占比46.4%；中立基调次之，占比45.4%，负向基调的新闻数量最少，仅占到8.2%的比重。具体到四类分支的对比中，则报道基调分布存在一定差异：方案新闻和预期新闻均以中立基调的新闻数量最多，占比分别为74.2%和77.2%，超过整体平均水平；正向基调新闻数量排名第二，在这两类分支中分别占比20.3%和20.7%。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中则是正向基调新闻数量最多，占比分别为45.7%和95.3%，且正向基调新闻数量在恢复性叙事中占比达到绝对优势。

再来考察新闻后对应的用户情感反应差异。如图3所示，无论是针对整体而言，还是针对每一种分支来看，在中立基调和正向基调的新闻后，对应的用户情感反应都以积极情感占比最高。在整体中，中立基调新闻后的用户评论中的积极情感反应占比46.9%，正向基调后的用户评论中的积极情感反应占比64.0%。具体来说，采用中立基调的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其后对应的用户情感反应中，积极情感分别占比45.3%、45.2%、52.9%和73.5%；采用正向基调的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其后对应的用户情感反应中，积极情感分别占比59.5%、58.2%、51.7%和71.1%。虽然采用负向基调的新闻后，对应的用户评论以消极情感数量最高，整体占比50.8%，但是积极情感也以37.0%的比重位列第二，说明无论是采用了哪种基调的新闻报道，其后对应的用户评论中，积极情感都占到较高比重。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建设性新闻有助于受众的积极情感表达。

图3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应用

四种建设性新闻分支的报道基调与用户情感反应对应情况

四、结论与讨论

在解释统计结果基础上，立足中外建设性新闻的差异化实践，本研究尝试进一步探讨中国建设性新闻的独特风格与创新价值。

（一）协调国家逻辑与人民逻辑的方案实践

剖析本次新闻样本能够发现，我国方案新闻在提出目的与提出方式上，较以往西方同类研究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就提出目的而言，西方方案新闻主要是为了吸引受众注意，而我国方案新闻则需承担更多协调作用，以帮助政府与民众达成共识，推动社会发展。这种提出目的的差异，根源于双方主导新闻理念的大相径庭。西方新闻业历来将环境监控与揭露威胁视为新闻的核心功能，因此，记者通常被训练重视冲突与“坏”事件的新闻价值并在新闻呈现中着力突出那些最令人担忧的信息。这种负面新闻占据主导地位的新闻生态，无形中助长了新闻偏见、放大了社会裂痕，导致受众“新闻回避”现象持续上升与媒体信任度的持续下降。在此背景下，以方案新闻为代表的建设性新闻的诞生，就被寄予了“挽回受众关注度与信任”的厚望。然而即便如此，西方新闻界对正面新闻、倡导新闻等主张积极向上和问题解决的新闻形式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认为正面新闻故事缺乏“广泛的社会意义”。这种认知，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提出方案的作用力度，更多时候，方案的提出主要彰显媒体或新闻工作者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迎合并宽慰受众，以维护媒体的商业价值。至于倡导社会变革、影响公众意见或政治议程等更具社会影响力的功能，则并不受重视。与西方新闻业从负面报道为主向积极建设性新闻的跨越式转型不同，我国新闻事业一贯包含正面报道传统，“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建设性新闻所主张的“新闻媒体要以积极话语和行动促进问题解决，提倡新闻在社会调和中的积极作用”，也正是我国正面报道的题中之义。因此，方案的提出，必须既考虑普通民众需求，更兼顾发展大局，缓解矛盾冲突，凝聚社会共识，服务国家大局，成为中国语境中成长的建设性新闻所自然承担的社会责任。

提出目的的不同，也决定了两种方案新闻提出方式的差异。西方解决方案的提出重视提问技巧，常用循环式提问、反思性提问，以促进受访者思考问题解决的可能性。此外，数据的支持，也是西方方案新闻的严格标准之一，为了能够分析回应的结果，记者必须使用基于数据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报道。相较而言，我国方案新闻的提出，则没有将重点放在采访技巧上，而是着重考虑所处现实因素与社会文化背景。为此，广泛引述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专家的权威声音，将问题回复与措施建议以简明扼要、条理清晰的条目方式进行呈现，是我国方案新闻区别于西方的独特之处。在本次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的方案报道中，以“武汉市委书记称”、“卫健委关于市民关心问题的答复”、“教育部：”等权威机构与专家名称为开篇语的微博标题占据整体方案新闻样本的254%。另外，除却建议、措施等方案新闻应有的内容指向词汇，“注意”（25次）、“开展”（24次）、“关注”（22次）等行为指向词汇与“救治”（14次）、“保护”（14次）、“保障”（13次）等情感相关词汇也频繁出现，蕴含了政府和人民同在的核心价值旗帜，传递出凝聚思想共识、形成抗疫合力的情感内核。

（二）倚重政策解读与典型报道的宏大叙事

纵观西方媒体有关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内容，无论是专门针对中国防疫情况，还是关注其他地区疫情进展，“经济后果”都是其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疫情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影响、中国不同行业复工复产情况、本地经济发展等都是西方媒体关注的主要经济议题。对经济后果的高度关注，与西方媒体体制与宗旨相吻合：由资本家和财团兴办起来的西方媒体，多数秉持私有制商业逻辑，以盈利为首要宗旨，看重事件对个人、群体、机构乃至国家的经济影响也成为其新闻报道的惯性使然。

中国新闻事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建设性新闻其实践基础必是讲大局、讲整体的。因此，新闻报道中必须重视对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政策作出详细解读，尤其是对已经实施并初见成效的政策落实情况作出报道，从而保证信息畅通基础上的情绪疏导与舆论引导。与政策解读议题相匹配，来自政府官方权威信息也成为本次报道的第一大信源，这些信息往往着眼国家和民族整体大局，承担着风险防控与决策引导的重要职责，因而往往倾向于国家视角的宏大叙事。

不能忽视的是，在当前全球新闻机制动脉中传播的流行病解读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有关的霸权潮流限制，权力的天平严重偏向西方认知，主流新闻来源主要代表了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力量。在这一点上，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逐步打破当前全球新闻元叙事的宏观政治结构？为此，主流新闻媒体迫切需要积极寻找新的可实现价值共鸣的替代性叙事。就目前我国建设性新闻所侧重政策解读的宏大叙事而言，虽然起到了稳定大局和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科学理性有余而社会理性不足的问题，容易使专业素养有限的普通民众出现信息理解困难，甚至有可能在认知失调情况下产生恐慌、质疑、愤怒等负面情绪。从这个层面考量，更加注重个体表达与命运抗争的恢复性叙事或许更加有利于实现新闻叙事的广泛跨国传播。将报道聚焦于创伤地区普通人民的抗疫故事，可能使受众生出对当事人的移情关怀，进而产生希望等积极移情反应。

（三）强调技术创新与动态可视化的传播格局

在近年来的中国建设性新闻实践中，突出强调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信息可视化等新技术的充分运用，在传播方式上倾向于多元化与创新性，采用全媒体联动的协同报道模式，以期为受众带来更强的全时性情感体验。本次疫情防控期间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广泛应用到航拍、延时摄影、VR等新媒介技术，报道了火神山施工现场的云监工、前线医护人员战役vlog以及政府的各类疫情应对措施等内容，以个性化方式传递抗疫感人事迹，助力积极正向疫情舆论空间的构建。相对而言，国外建设性新闻传播方式则更为固定与统一，通常在文字描述基础上，配以视觉冲击力较强的照片来展现新闻细节，保证二者相互辅助。

进一步对比可以发现，国外建设性新闻的研究与实践更关注照片这种静态可视化手段的使用，认为照片可以激发受众同理心、影响人们新闻互动、记忆和理解历史事件的方式，从而有助于提升方案故事的情感吸引力和恢复性叙事的报道全面性。中国建设性新闻实践则充分结合本土媒体技术的流行趋势，更加聚焦于短视频、vlog、慢直播等动态可视化效果的探索，其中，尤以短视频的发展最为迅速。前文统计显示，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中，短视频的使用占到了样本新闻传播方式的最高比重。针对建设性新闻报道效果而言，短视频比照片更加全面与精确。举方案新闻为例，对问题和潜在补救措施的报道是方案新闻的主要职责，因此，方案新闻应该强调在叙事中既包含复杂性问题，又阐述解决方案，从而对受众参与发挥影响力，可视化方案新闻亦遵循此原则。通过照片形式来展现方案故事时，必须采用多幅照片，因为单幅照片中的内容框架很难将问题和解决方案同时包括在内，而视频形式则可以改善此问题，在一段视频中同时设计问题框架和方案框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种平衡被认为是可视化方案新闻最理想的状态。当然，在本次疫情报道中，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对短视频等报道形式的使用仍然存在形式单一与煽情过度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舆论引导效果，因此，对动态可视化技术的使用，仍然需要更多的探索与改良。

（四）突出家国情怀与个体奉献的情感实践

虽然中西方建设性新闻的内核都是积极正向的情感框架，但双方的具体情感指向却不尽相同。受私有制和商业化运行逻辑的影响，西方媒体普遍更加强调个体利益，每一个人都先被作为一个个体来看待，其次才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一份子，在呈现过程中整体趋向于“个人利益最大善”的价值选择。故而西方建设性新闻更加倡导“友爱、同情和谅解”等个体取向的积极情感体验，关注公众情绪、心理健康和行为反应等个人层面的真善美。与之相反，扎根中国本土新闻理念基础上的建设性新闻，其积极情感的具体落脚点则指向“集体大爱”，也就是不仅关注公民与社会福祉，更立足党和国家大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家国情怀。在针对武汉封城举措的报道中，《人民日报》等本国主流媒体从全国人民整体安全观视角，赞扬该举措能够帮助减少全国70万人群感染，向武汉人民为全国抗击疫情所做出的贡献致敬。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则秉持个人主义原则，认为“It’s campaign has come at great cost to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personal liberties”。就如有学者所言：“西方建设性新闻不谈同理心，也不谈为结果负责这两部分，比较聚焦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而中国特色的建设性新闻，则更需要“讲compassion（同情）、讲resolution（解困）、讲responsibility（责任）”。

与西方建设性新闻取经积极心理学不同，中国建设性新闻深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影响，在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以及“和”思想的感染下，新闻媒体一贯倡导打造“家国一体”的血缘纽带和情感体验，淡化灾难的悲剧色彩。纵观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有关本次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类似“疫情袭城，#武汉在战斗#！这一次，我们众志成城、举国驰援、全民战疫，打好这一场人民战争”、“从来就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等号召式、导向式标题比比皆是，“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同胞”等成为新闻报道中的高频热词，投射出一种“家国情怀和共同体意识”语境。“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等词又从个体角度，突出了抗疫中的奉献精神，将个人与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情感纽带。而西方媒体更加强调建设性新闻必须坚持新闻监督的核心功能。英国《卫报》在报道有关武汉封城期间的情况时，时常聚焦灾难本身和对自由的限制，致力于对权力的问责与质疑；在疫情平复后，又将报道注意力转向突出平静表面下的创伤和怨恨痕迹。诸如“Reporting in Wuhan：I thought Sars wouldn’t be repeated, this was worse”、“Coronavirus：panic and anger in Wuhan as China orders city into lockdown”等新闻用语，更是隐含西方民族文化中强烈的对抗意识，这说明在西方新闻报道中根深蒂固的“冲突”思维，很难在建设性新闻实践中完全消失殆尽，东西方“和谐”与“冲突”、“集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民族心态与情感取向差异在此凸显。

五、研究不足

本研究试图通过四个维度七个指标来对比不同建设性新闻实践并作出规律总结。由于指标较多，数据分布结果也较为琐碎分化，研究只大致呈现了四类建设性新闻分支间的联系与差异，以简单描述和有限推断为主，仅能勾勒一个粗略泛化的建设性新闻实践概貌。另外，与国外建设性新闻的对比，只能建立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导致结论碎片化。后续研究可选择统一平台与事件，展开更为深入的个案对比，从而在更加宽广的视野下凝视建设性新闻的运行逻辑与发展趋势。

其次，分析软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工操作的主观性，但软件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利用python进行情感分析能够准确识别出情感倾向性明显的用户评论，但对于情感倾向性相对模糊的评论，则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后续研究应考虑引入情感分析神经网络模型来提升情感分析的准确性。

最后，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人民日报一家主流媒体的微博官方账号，只能从一个角度管窥我国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报道实践，所呈现的结果不能完全代表所有主流媒体，更不能推广至其他媒介形式。未来，需要引入更多类型的专业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进一步完善与丰富研究结论，提高研究结果的代表性。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4期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编辑 | 戴睿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