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城，到底可以有多强！

郡县治，天下安。 中国经济的腾飞，靠的不仅是中心城市的拉动，县域经济才是微观层面的基础。 近日，赛迪顾问公布了百强县的名单——《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下称报告）。报告显示，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十分之一的GDP。 如今，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这份名单中再次观察县域，去更清晰地读懂中国经济，具有特殊的意义。 “双循环”视角下县域经济的地位 2018年7月，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约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美贸易摩擦拉开序幕。此后，摩擦愈演愈烈，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摩擦。 曾经县域经济飞速发展，离不开全球化的浪潮，国际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外部变量。 21世纪初，学界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济总结出3个典型：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三大区域模式。日后，他们借力全球化，支撑起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成为领航中国经济的龙头。 河南虞城生产了世界超过50%的钢卷尺，江苏杭集生产了全球60%的酒店用品，湖南邵东生产了全世界70%的打火机，还有“世界鞋都”福建晋江、“轮胎之都”山东广饶、“小商品之都”浙江义乌……在工业细分门类下，一些或许大家并不熟知的县城或小镇已成为世界级的“隐形冠军”。 当然，以上门类有点“低端”，有没有高端一点的？ 有的，例如：2019年，苹果公司在全球一共有59家代工厂，其中52家在中国，同时苹果有47.6%的供应商位于中国。学者把这种格局总结为：“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美国的创新设计，需要在中国才能真正落地产业化，这是一个循环，中国是这个大循环中的纽带。 有两个现象值得思考： 一，大家知道，打火机常年保持在1元钱的价格，淘宝上随处可以买到廉价到极致的日用品，这种极低的成本，在物价、地价、工资不断上涨的现代经济中是难以解释的，必须靠极致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效应才能实现。 二，海外科技巨头设计出的新产品，能够迅速在中国形成“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根据上游的订单需求，在制造流程中快速匹配、重组、优化，具有极强的“弹性”。 背后的答案，用低成本来解释是草率的，或许，答案就在于中国已经形成的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当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 这个体系的微观分布，就在中国的县域。 因此，如果把中国县域与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整合起来看，它就是一个强大的、完整的供应链体系，链接上全球，构成了“双循环”的关键一环。这种链条上的统治力，可以被贸易争端影响，但不会轻易被取代。 “扩内需”视角下县域经济的潜力 中国的发展，世界市场的拉动只是一端，还依托另一端拉动：庞大的内需市场。通过“内循环”才能实现“双循环”的闭环。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 外卖、电商、直播、短视频、在线教育……以强劲的活力拉动着城市经济，移动互联网经济的崛起速度令人咋舌，重构着市场的需求端，并引发了供给端的重构。 近年来，国内消费市场的拉动效应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历史最高65%左右，已经下降到2018年的34%左右。 这么一来，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报告》显示：百强县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5万亿元，占比高达51%，高出2019年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比较来看，全国层面自2013年来，三产比重首次超过二产。到了2019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1％、39.0％和53.9％。经济结构中，服务业为代表的三产份额明显提升。 而且，互联网服务经济是知识密集型，阿里、腾讯、头条、美团等，都聚集在北上深杭等中心城市。 在结构优化的大背景下，百强县的固有优势容易成为一种路径依赖，过去怎么成功，今天怎么干。因此，引导县域经济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匹配性，搭上新经济的快车，是县域经济必须把握的机遇。 县域产业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发达的第三产业一定是基于发达的第二产业，县域拥有坚实的底子。而且，《报告》指出，2019年，百强县人均GDP达到11.09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县域中“沉睡”的消费需求也是可观的。 当前，中国正在打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为战略支点，这为释放县域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链接上新业态，指明了方向。 榜单之外 回到榜单。 这里有一个背景，2007年开始官方不再公布“百强县”榜单，防止引发对GDP的过度竞争。此后，“百强县”榜不再唯一，工信部赛迪顾问、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社科院及中郡所，市场和准官方机构都发布过。 权威排名的退出，就留下了市场空白，更留下了两难：以前进入“百强县”的，如果不参与，会不会引发经济实力衰退的联想？一些原本没列入“百强县”的，要花大代价挤入排名。毕竟，百强县的头衔，对人才吸引、政府平台发债、市场投资等等，是一个隐性的筹码。 再看，前十名中，一半都是来自江苏，苏南的昆山、江阴、张家港、江阴等县市长久“霸榜”。总数上，江苏、浙江、山东超过半壁江山，这源自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无可厚非。但有不少是“一轮游”的县城。因此，仔细看这份榜单，就是一大半长期不变、只是排名略有变化，还有一小半偶尔出现的格局，这大大压缩了参考意义。 不可否认，近年来，排名机构将创新力、经济发展、投资潜力、民生质量、生态环境、政府服务等纳入指标体系，作了不少努力。 其实，更要看到榜单之外的“县域经济”。近年来，“小镇青年”“五环之外”“下沉市场”“四五线城市”时常成为流行笑话发源地，我们需要在“百强”背后重新认识聚光灯照不到的中国县域经济，并补齐基础设施、产业集聚、民生保障等诸多短板。 要看到榜单中，2020年，东部地区占到68席，中部21城，西部和东北地区11席，县域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状态明显存在，要打破地区壁垒，增强区域帮扶和协作。其实，在同一地市内部的不同县区，发展差距也不小，在巩固一县之特色和长板的同时，还要注重带动和协同，生成更强的网络效应。 要看到在国际大循环中，中国的县域经济还普遍没有从“1到100”的复制模式向“从0到1”的原创模式转变，科技含量不足，深加工能力不强，高端制造和精密制造还需提升。在内循环中，要破除投资依赖，激活内需，还要畅通物流链、资金链、人才链诸多环节的“梗阻”。 百强县折射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展示出了我国县域经济的巨大发展潜力。从这个维度上，对“百强县”的研究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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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单镜宇

责任编辑：孟夏

来源：央视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