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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换人生28年案”开庭 原告姚策：治疗已花70万 “我舍不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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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中，提及罹患肝癌的亲生儿子姚策，杜新枝和郭宇宽情绪激动，数次落泪。“我们不要求赔偿多少钱，只想了解28年前的真相。” 2020年2月，江西青年姚策查出癌症，其母亲许敏欲“割肝救子”，检查时却发现姚策并非自己亲生。经查，28年前，淮河医院医生将两个新生儿抱错，姚策与同时出生的男孩郭威因此错换了人生。 姚策的亲生母亲杜新枝，现生活在河南驻马店。当年，许敏与杜新枝是同一个病房的产妇。 9月11日上午9点，姚策及亲生父母诉淮河医院“错换人生28年”侵权责任纠纷案在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开庭。 姚策及其亲生父母郭宇宽、杜新枝要求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每人60万、已产生医疗费74万及判决后继续治疗的医疗费等共计约273万元。
淮河医院的答辩状显示，院方虽然承认错抱行为发生在医院，但并不承认错抱行为是由于医院医护人员的过错造成。
庭审中，“涉事医院是否需要对姚策罹患肝癌负责”成为双方辩论焦点，庭审共持续5个小时，法庭未当庭宣判。
庭审当日，姚策代理律师周兆成在法院外接受采访
院方不承认抱错是医护人员过错造成
开庭当天，还在住院的姚策6点起床，等护士测完体温、查完房，姚策给爸爸妈妈打电话问了一下情况，姚策的亲生父母及养父母都参加了这次庭审，“我祝他们顺利，还让妈妈保重身体，不要太劳累。” 8月20日，姚策从律师处听到案件将开庭的消息时他有些激动，“开庭意味着这个事情可以正式开始处理了”。姚策曾想，无论如何也要前往庭审现场，但没有料到自己的微创治疗手术被安排在了庭审的前一天，“只能放弃。” 没有参与庭审，姚策有些遗憾，但相比前几天，手术后的姚策睡得还不错，“有些疼痛，就打了止疼针，迷迷糊糊睡过去了。”姚策开玩笑说，手术就是为了“把癌细胞饿死”。 记者获得的《民事起诉状》显示，姚策认为自己出生后即在淮河医院被“错抱”，脱离了亲生父母的监护，因而没得到严格的乙肝加强治疗，导致28岁就罹患肝癌晚期。他请求淮河医院赔偿由此造成的治疗费及相应损失共计916947.81元。
而郭希宽、杜新枝和姚策为共同原告的《民事起诉状》还显示，三人请求法院判决淮河医院支付姚策和亲生父母郭希宽、杜新枝三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180万元，寻亲路费1193.5元，支付郭希宽误工费 11946元，以上赔偿共计273万。
开庭前，姚策、杜新枝和郭希宽追加了诉讼请求，希望淮河医院公开道歉。 而淮河医院的答辩状则显示，虽然院方承认错抱行为发生在医院，但并不承认错抱行为是由于医院医护人员的过错造成。
庭审中淮河医院的代理律师首先对姚策一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他指出，1992年，医院施行母婴分离管理制度，也就是说，产妇和婴儿分开护理，并未母婴同室。该案件也是医院建院以来第一例这样的案件，“可以理解为意外。” 姚策方的代理律师周兆成介绍，早在9月9日，鼓楼区法院就曾组织了一场庭前调解。当天的调解从上午9点持续到下午6点，因双方分歧过大，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周兆成介绍，调解中淮河医院表示，对于错抱事件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他们愿意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赔偿，但对于姚策患病是否与抱错事件有直接的关联，淮河医院提出了质疑，他们不认为姚策患病与错抱有直接的关系。 据了解，早在8月14日，淮河医院就曾向鼓楼区法院提交了要求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姚策出生时未注射乙肝疫苗和其2岁半时发现感染乙肝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是多少进行鉴定的申请。
对于这一申请，周兆成表示，“错抱行为与罹患肝癌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能通过鉴定来确认？”周兆成称，目前姚策的病情不断恶化，需要尽快进行治疗，医疗损害鉴定事项复杂，会导致鉴定程序漫长，不利于保障姚策一方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为本案无鉴定的必要，我们也建议法院依法驳回被告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的鉴定申请。”周兆成说。
“错抱”与患病的关系
9月11日的庭审中，姚策一方和淮河医院的分歧巨大，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孩子被抱错本身给双方家庭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以及“涉事医院是否需要对抱错孩子之一姚策的肝癌负责”。 周兆成认为，因淮河医院员工的过错导致两名孩子被抱错，直接致使两个家庭亲子关系受到损害，姚策和亲生父母有权要求涉事医院给予赔偿。 庭审中，淮河医院代理律师承认错抱婴儿事件发生在医院，但姚策方提出的赔偿费用过高，希望法院来裁决，该承担的责任一定会承担。 “院方对于姚策亲生父亲郭希宽的误工费不认可，他们认为郭希宽已经退休，没有误工费一说。”但周兆成认为，郭希宽属于单位返聘人员，每月返聘工资三千余元，四个月一万余元，“没有问题。” 而对姚策罹患癌症的事实，辩护律师周兆成认为，由于姚策生母杜新枝患有乙肝，28年前其在医院生产期间的记录也证实，淮河医院对杜新枝进行了乙肝检测，“这说明他们对杜新枝携带乙肝病毒是知情的。”但医院明知产妇为乙肝患者，却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他认为这一点上，医院存在失职行为，而当时乙肝阻断措施已在许多医院应用。
在周兆成的调查当中，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姚策出生时打了乙肝阻断药，而这也被认为是其罹患肝癌最直接的原因。
相关文件显示，开封市在1988年就出台了为新生儿注射乙肝疫苗、阻断乙肝传染的政策，1992年起全面普及该政策到各个县区。
但淮河医院的代理律师出示了新证据，认为其为省管医院，并不受开封市有关部门的管辖，因此可以不用遵守这样的规定，并表示，当年要求乙肝疫苗注射普及程度并非100％，他们怀疑，姚策系宫内感染，出生时就已经携带了乙肝病毒。
对此，周兆成并不认可，其出示的新生儿检查报告显示，姚策出生时非常健康，特别是对肝部的检测也是正常的，这就意味着，宫内感染的说法不成立。
庭审中，淮河医院认为错抱事件发生在28年前，已经超过了最长20年的追溯时效。周兆成对此予以反驳，他指出，虽然错抱事件发生在28年前，但是直到今年DNA鉴定之后，当事人才知晓侵权事实的发生，按照有关法律，当权利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时效延长，应当从当事人知晓该事件起计算时效期，“在向医院索赔的过程中，医院方也要求我们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就认为医院方认可我们的诉权。”
盼换肝手术 从治疗开始到现在，姚策轻了30斤，原本150斤的体重，如今只有不到120斤。
在此之前，姚策从来没有想到，“错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亿万分之一的概率，很离谱，充满戏剧性。”姚策说，自己的人生观都变了。
随着病情的发展，姚策疼痛的时间越来越多，每当这时候，姚策的情绪会很差，特别是被疼痛折磨得彻夜不眠的时候，焦虑、烦躁、不安就会包围他。“止疼针只能住院的时候打，平时就靠“扛”，“听听音乐、佛经，尽量分散注意力。”姚策说。 开始使用治疗药物时，姚策全身起红疹，之后脸上出痘、出粉刺，药物的副作用在他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如今他脸上出现了黑斑，但已经可以坦然面对。 除了疼痛，姚策自称没有因为心理上的原因失眠过，学医的他很清楚，对于肝病来说，休息好、心情好，是非常重要的，他一般睡得比较早，“晚上我就把手机拿远，尽量听一些轻音乐，喝一杯热牛奶。”
到目前为止，姚策的医疗费花了70余万，他不知道未来还需要重复多少次这样的疗程，“医生只是说，如果手术的话，这些费用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肝脏移植是肝癌比较成熟的治疗方案，但对于姚策来说，还要看病情的进展，目前的难点在于，姚策体内的癌细胞还处于活跃期，此次复查，发现了有骨转移和肺转移的倾向，“所以增加了放疗的次数。”
如果无法做手术，意味着姚策还会依靠药物治疗，产生抗药性之后，再换药。姚策说，他的治疗方案只能根据每一次的复查结果来确定。
按照姚策的说法，从硬性指标来讲，他已经达到了做手术的条件，但肝移植手术是非常大的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术后复发率，经过前一阶段的放疗，姚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白细胞、血小板等各项指标非常低，医生建议他调养恢复一下身体的机能。
也有好消息——从现在的检查结果来看，通过放疗，姚策的肿瘤正在缩小，“当然越小越好，医生认为，还需要通过药物和放疗等治疗达到最佳的状态。”对此，姚策充满了希望，“如果下一次的复查结果还好，就说明这一次的治疗达到预期，也许再来复查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开出手术的治疗方案了。”
“我舍不得走” 现在，姚策和郭威每周会有一到两次的聊天，他称郭威“哥”。姚策和郭威两家孩子差不多大，平时说得最多的就是孩子和他们“共同”的妈妈，“他会关心我最近的治疗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事情发生后，姚策哭过不止一次。特别是被问到：“孩子以后怎么办、父母以后怎么办？”的时候，他总绷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是学医的，看待生命比较客观和理性，但作为一名父亲，想到孩子的未来，就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 姚策还因为网络暴力苦恼过，但后来他想明白了，不去看，不去听，“平常心”。姚策经常鼓励网友和朋友，不要想太多，努力陪伴好家人和孩子，珍惜眼前的生活，“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
姚策的儿子不到3岁，小家伙并不明白生病的含义，但他知道爸爸每天晚上都得吃一个盒子里的东西，只能爸爸吃，别人不能吃。 生病之前，姚策经常在外面出差，回家后，孩子都不愿意理他。生病之后，陪伴孩子的时间多了，也和他亲了很多，每次治疗完回家，孩子都会让爸爸抱，问：“爸爸带我去哪里玩儿？”这让姚策觉得“因祸得福”。 在外治病的日子里，每天和孩子视频的几十分钟，是姚策一天中最轻松、最快乐的时间。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问刚上托班的儿子“今天学了什么？开不开心？有没有受小朋友欺负？”即使只是在视频中看着孩子玩玩具，姚策也觉得很满足，“坚持这么久，孩子给予了我太多的鼓励。”
“我对这个世界虽然有太多的遗憾，但也有很多的留恋，我舍不得走。” 姚策说。
不可否认，“错换”对姚策一家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姚策来说，他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病情，还有孩子的成长，双方父母的赡养以及老婆今后的工作生活，“我的年龄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我还是自己小家庭的经济支柱。我的病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采访中，姚策对淮河医院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表达了不满，“从最初的积极配合，后来矢口否认，到最后开始推诿。” 5月中旬，姚策的父母曾和淮河医院协商了四天，最终没有结果。姚策一方称，在调解中，淮河医院提出可借支医疗费，但要在院方指定的法院起诉，被他们拒绝。
事情发生后，河南大学与开封市卫健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介入调查，但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布。
6月15日姚策过完生日后，郭希宽和杜新枝夫妇一直留在上海照顾姚策，直到此次开庭前才来到开封。他们表示，如果败诉，还会继续上诉。
刚查出肝癌的时候，姚策有过想要放弃的念头，因为他知道这个病意味着什么——没有治愈的可能性。“当天晚上我没睡觉，就站在窗前想怎么办，更多的念头是一死了之。”
“我觉得很痛苦，因为我害怕。”姚策坦言，害怕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这个病治不好，而且治疗的过程很痛苦。第二，“我不希望孩子在背负着巨额债务的家庭中成长。”
确诊肝癌后，不止是姚策，他的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悲伤之中，“虽然他们没有当着我的面哭过，但我知道我爱人和父母总是偷偷的流眼泪”。
最初的悲观情绪释放之后，姚策“缓”了过来，死亡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对于他的家庭来说是无法承受的，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想法的自私，“我是家里的精神支柱”，他告诉自己：“不放弃”。
来源：北青深一度（ID：bqshenyidu）——守望变革中国的纵深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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