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92 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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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集：军机处

200多年前，当紫禁城还沉睡在一片黑暗之中时，乾清宫门外，隆宗门内北墙下的这片低矮的平房内，已是灯火通明，房间内的大臣们或挑灯夜读，或伏案疾书，旁边还有官吏在来回走动，或分发奏折，或来回踱步，一片忙碌的景象之中，却没有人敢高声喧哗，只有在天光放亮时，大臣们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往后宫参见皇帝，他们被皇帝视为左右手，被同僚们视为权威和榜样，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大清王朝的宰相。这些大臣们日常的工作场所，虽显简陋，却是清朝官僚行政体系的核心，更代表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顶峰，在史书中，这里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名字，军机处。

作为曾经的相城十绝之一，苏州缂丝织造技艺，一向有丝中织王的美誉，对于手工艺人王嘉良来说，缂丝织造是能够促使家族延续的技艺，也是家族的历史。苏州王氏缂丝的前三代传人，都是清廷御用匠人，专门为皇帝制造龙袍，同时也为朝廷官员们织造官服上的补子，在清朝九品18级的官制中，原本没有军机大臣的位置，他们都是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选拔的亲信，重臣，少则2、3人，多则8、9人，军机大臣的任命或者罢免，也并不由礼吏部掌管，而是直接由皇帝最后圈定，这样的选拔办法使得军机大臣之间没有等级差别，仅因个人的资历、年龄、入值时间，特别是受皇帝宠信程度的不同，名次才有前后之分，以及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名称，其中资历最深者为首席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或领袖，也被称为揆首或领袖。

从雍正十年开始，领班军机大臣都由执掌内阁的大学士担任，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领班军机大臣先行阅览，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趋前卷起门帘，因而被戏称为挑帘子军机。据清人吴振玉记载，军机大臣为任亲信，不问出身，他们与皇帝的亲近程度从军机处所处的位置便能够充分体现。按照清朝的规定，乾清门前的这片被称为天街的广场，是划分内外两朝的分界，天街以南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主要场所，在这片被称为外朝的区域内，还聚集着内阁、六部等维持政府日常运作的主要衙门，天街以北的内朝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内，是皇帝与他的后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军机处的位置在天街的西北角，由此向北便是后宫之中最接近外朝的养心殿，从雍正皇帝开始，养心殿就称为了大多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根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记载，乾隆每天起床的时间都在卯时，按照现在的时间来算，即凌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用罢早膳他便开始办公，而接受接见的第一批臣子就是军机大臣。

李国荣：从雍正皇帝以后呢，有军国大事啊，皇帝就要找一墙之隔的军机大臣到养心殿面议，应该说是有事则召，无事则免，那么军机大臣呢，耳提面命记住以后，回到这个军机处，再进行起草诏书，弄好以后再送到养心殿交皇帝审阅，预览，钦定。

从军机处到养心殿，步行的距离不足五十米，这样的设定显然是方便皇帝，使他能够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传达谕旨，处理政务。根据雍正时期张廷玉制定的制度，当天的奏折必须在当天处理完毕，这让军机大臣们每天都能与皇帝见面，有时甚至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军机处和养心殿之间，职务的便利，为军机大臣们带来了更多的权力，但在军机处草创之时，这样的权力却十分有限。雍正四年，即1726年，为了彻底解决西北地区的叛乱，雍正开始积极谋划征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为了保密，雍正只同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少数人秘密商议，在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后，开始向西北秘密调集兵马粮饷，因事属机密，办理了几年，内外臣民并不知晓国家将有用兵之举，直到雍正七年，大军将发，因不得不动用民力，秘密筹办之事才浮出水面，而雍正也正式宣布，在户部专门设立临时承办军务的办事机构，军需房。随着战局的变化，前线战事吃紧，军需房的办公地点才被移到现在的位置，机构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

李国荣：军机处刚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并没有衙门的印信，在一起，直到雍正十年的三月初三日，根据皇帝的旨意，大学生们进行商议，才确定正式颁发给军机处一颗大印，印文就是办理军机印信，当时命令由礼部去铸造，是银制的龟钮，那么到了乾隆初年，又重新造了一个军机处的印信，印文改成办理军机事务印记。

我们现在看到的军机处，并不是它原来的样子，在军机处初设时，这里只有几间比较窄的板屋，附近高大的隆宗门，使得这里的光照严重不足，办公条件很差，到了乾隆初年，皇帝借着修缮宫殿的机会，下令将原先的板屋改建为瓦屋，才有了现在的模样，尽管办公条件有所改善，但军机处作为临时办公机构的性质，却并未改变，在很长时间内，军机处一直没有被列入国家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被授予正式的国家最高政务机构的名义。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修订的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中，甚至没有军机处的名字，因为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创立军机处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公元1620年9月，在设立太子的尝试，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后金的创始者努尔哈赤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他在自己的儿子和侄子中，挑选了八名和硕贝勒，在五日一次的集会上，讨论国策、制定军政、奖惩官员，甚至可以罢免皇帝，这被后世称为八王议政的举措，让努尔哈赤带领的草原部落日趋强大，并最终成为足以与明朝相抗争的后金政权，但它也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最先感受到的这种烦恼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626年，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汗位，不过其他几位和硕贝勒拥有几乎与他一样的权利，为了确立自己君权至上，大权独揽的统治格局，皇太极先是通过设立总理一切事务的八大臣，剥夺了诸贝勒直接统兵、理财，断狱的特权，而后命宗室贵族的中王，八旗固山额真和每旗另选出三名议政大臣，共同处理国政，这种新形式，被定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

吴伯娅：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颇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他们议决的内容除了军国要务外，还有制定法规，处理王公大臣等，那么入关之后呢，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有很大的权力，有史料甚至揭露，其决议即成即定，皇帝已无可奈何。

为了进一步削弱皇室宗亲对皇帝权力的影响，1636年3月初六日，皇太极,仿造明朝的制度建立了内三院和六部，分别掌管起草诏书，发布命令和处理日常政务。但这样的改革并没能改变后金政权的民族特征，熟悉儒家典章的文臣们不能参加有关国家事务的会议，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同样也无法阻止议政王大臣们对权力的争夺。清崇德八年，集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在八旗诸王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情况下，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将年仅6岁的福临伏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在清朝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少主重臣的局面。

手握大权的多尔衮和他所掌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被满洲八旗成为中原正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对于年幼的顺治皇帝来说，多尔衮却成为了清廷实际最高决策者，顺治四年十二月，在满汉大臣的请求下，多尔衮被允许不对皇帝行使跪拜大礼，第二年十一月，顺治又晋升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吴伯娅：多尔衮实际上是清朝建立全国统治的一个真正的缔造者，缔造人物，因为那个时候呢，顺治皇帝只有几岁，清朝那个时候是多尔滚指挥那个清军入关，派兵去打那个农民起义，然后下江南去消灭那些南明政权，那个时候都是多尔衮在那指挥的，所以多尔衮对清朝的建立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三十八岁的多尔衮病故于河北滦平，因为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权臣突然去世，却是年仅十四岁的福临亲政的意外机会，他把多尔衮的一系列罪状公之于众，清除了多尔衮的亲信，起用了被多尔衮罢免的大臣。刚刚亲掌皇权的顺治皇帝，急需在制度上打破祖制的束缚，减少决策上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依赖，但在已经日趋完善的议政王会议制度面前，年轻的皇帝并没有太多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已经成熟的明朝专制体制自然成为顺治皇帝不得不学习的榜样。1658年，顺治下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试图将一个马背上建立的国家改组成为一个稳定的文治政府，但仅仅三年后，他就驾崩了，随着年仅八岁的玄烨登上皇帝的宝座，顺治帝的改革尝试也宣告终结。根据顺治遗诏，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位并非宗室亲贵的议政大臣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常建华：顺治皇帝突然去世，新立的康熙是小皇帝，他还没有处理政务的能力，很现实的就需要一些年老的大臣来辅佐他，由于顺治皇帝汉化比较严重，满州的王公大臣对这点很不满意，他们会利用新皇帝即位这样的契机，加强和突出满洲王公大臣的权力。

四位辅政大臣上台伊始，便立刻下令废除内阁，将顺治皇帝做出的汉化改革一一废除，而四大臣中原本排位靠后的熬拜，也逐渐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

陈连营：这四个人都是皇帝指派的，顺治时期出过大力，他是作为一个托命的大臣。他制约这个议政王大臣的权力的，四个人，而且不要一个人，一个人都是专权了，后来鳌拜跋扈，成他一个人的专权了，专权都是危害皇权的，皇帝大了之后他肯定给灭了。

1669年，康熙八年五月，在一举铲除专权跋扈的鳌拜集团之后，被迫中断的改革在年纪15岁的康熙手中得以继续，第二年八月，康熙下令重启内阁，并按照明朝内阁的体制，将制度细化完善，使得清朝内阁真正成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中枢，来自全国各级官员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之前，都要由内阁学士先行审阅，再把他们的批阅建议和处理意见，连同原先的奏请文书一起送交皇帝钦定，这种被称为票拟制度曾经是明朝内阁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内阁大学士们最核心的权力。但鉴于明朝内阁首辅权重的教训，康熙授予大学士的权力极为有限。

陈连营：在这边就是原来文渊阁的旧址，明代的文渊阁，后来要烧掉了，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大概就是这个位置，过去这个值房，过去这个办公人员，有这个档案房，红本库这类的，基本上内阁在明代，在清代的内阁不太重要。

在康熙建立的政治格局中，没有实权的内阁成为名义上的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最高机关，但在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保留了议奏军国重务的特权，为了进一步加强手中的皇权，康熙开始尝试从明朝承袭的政治体制中寻求突破。在乾清宫广场南侧的这排房子，是在故宫之中唯一比军机处更接近大内的场所。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从翰林院内选择了博学善书的年轻汉族官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新的办事机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场所，而负责南书房的官员们每日的工作，便是陪伴皇帝讲今论史，诗文唱和，以及编校图书，尽管康熙曾多次告诫，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们不得干预外朝处理的政务，但是有时也让他们参与特颁诏旨的草拟、书写工作。从南书房向北，穿过这边空旷的广场，便是康熙平时居住和处理政务的乾清宫。

吴伯娅：入选到那个南书房的这些人呢，挑的好多都是一些汉人，文学水平很高，就是一开始就说陪他一起讨论学问，后来就逐渐发展到，让他们参与机密，所以从康熙中期以后，参加中枢决策的就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内阁，还有南书房，大事关大臣，群事关内阁，那么撰拟谕旨则关南书房，这三者，他们各有分工，又互相掣肘，最后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

与皇帝的关系越亲近，手中掌握的权力就会越大，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王朝中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对于皇帝来说，大臣手中权力的增长，就是对帝王手中皇权的削弱，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这幅雍正皇帝亲笔手书的对联中，我们便能感受到他对集权的渴望。

1722年，当45岁的雍正皇帝的宝座时，已是清军入关的第78个年头，历经康熙皇帝61年治理的大清国，已初步呈现出盛世的局面，但20多年实办政务的历练，也让为正值盛年的皇帝十万清醒，康熙末年，政务松弛，积弊丛生，在两次废黜太子之后，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而清朝历史上曾经两次上演的少主重臣的政治格局，更让雍正皇帝对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心有余悸。终于在西北军情刻不容缓之时，能够帮皇帝总览军权的军机处，成为雍正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创设军机处，得以将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雍正皇帝找到了一种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工具。

李国荣：奏折是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才开始用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保密，因为以往啊，大臣向皇帝奏事进言，他所用题本都是层层机构递转，而中间又经过写提要，票签等等环节，所以这样容易泄密，速度呢又慢，奏折是大臣本人亲笔书写，派专人送到皇宫，由内奏事处的太监把这个奏折直接送到皇帝的办公桌御案上，中间没有任何环节，时间快而且很保密。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奏折是内务府包衣出身的李煦于康熙32年上奏的，在八旗制度之中，内务府包衣属于皇帝私人的奴才，而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通信，也可以被视为皇帝的家信。事实上，李煦最初十余年的密折之中，都是关于雨水、收成、物价等当地的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但在密折之上，康熙皇帝还是用朱砂笔做了批语，叮嘱李煦凡事奏贴万不可与人知道。

常建华：康熙皇帝对地方上，对一些汉族大臣还不是很放心，搞奏折制度很重要的一条呢，就是他让他的一些心腹大臣在地方上来监视地方动向，监视地方上士大夫的活动，监视其他的官员。

公元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立刻下令，将有权进呈奏折的官员品级扩大到五品，京内外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幸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是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奏折言事。在故宫之中，军机处是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展馆之一，展出的藏品中，便有雍正皇帝命令宫中的能工巧匠特制的专门放置奏折的匣子，为了保证奏折在传递过程中不被泄露，匣子上的小锁只有两把钥匙，一把分发给得到皇帝特许上折奏事的官员，另一把则由皇帝自己掌管。奏折匣的广泛推行，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及全国各地，而对各级官员来说，利用奏折秘密言事更像是一种皇帝赋予的权力，因为除非经过皇帝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得知奏事者在奏折中所写的内容。如此一来，中央部院与地方官员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事无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密折中直接了解到，同时，同省督抚与司道，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了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这样扁平化的监察体系，在民主体制日益发达的今天，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而在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期的清朝，却成了刷新吏治，惩治贪腐比较有效的工具。但是，由此也造成一种弊端，即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告密，下级官员可以越级举报。

现在存世的奏折稿本中，康熙年间的奏折共有3000余件，而只有十三年时间的雍正朝，却又奏折四万一千件，这样算来，在执政的四千个日日夜夜中 雍正每天要批阅十件奏折，这些奏折上，大多有雍正亲笔书写的批语，少则数字，多则近千字，甚至上万字。经过后人的统计，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间，批奏的文字大约有一千七百万字，这个数字让现代的高产作家们，也望尘莫及。而在奏折之外，雍正时期的题本和奏本还有十九万余件，每日平均批阅题本在四十件以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让雍正基本没有时间离开自己的书案。根据《雍正起居注》记载，每天清晨五时，雍正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阅奏章，忙碌的工作常常要持续到深夜子时，即使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对雍正来说，惟以一人治天下的代价，便是不巡幸，不游猎，日理万机，终年不息。雍正皇帝的勤政，对他的继承者来说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乾隆13年，被正式任命的军机大臣已多达十三人，而协助皇帝处理奏折已经成为军机大臣的主要工作，在乾隆一朝留存的奏折中，最为常见的朱批，只有知道了三个字。

陈连营：他批那个知道了也多，相对来说重要性差一些，是一个知会了，皇上看过了，阅过，已阅，有旨意，另有旨，在这几种，有旨意就是另外还有处理意见。就这样的提示你还有其他的具体意见在后边，或者是另外我已经处理了，你关注另外的旨意吧，清代皇帝一直强调着乾纲独断，不是大权旁落，设军机处本来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保密，皇上的意志容易贯彻，这么设立的一个目的。

位于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是我国仅存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驿站，在交通和通讯并不发达的古代，驿站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为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提供食宿，更换马匹。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传递速度，则根据事情缓急程度，分为日行三百里的马上飞递，或者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以及六百里加紧等。遇有特殊情况，甚至会只换马、不换人。朝廷的命令就是通过设立在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驿站，直接送达地方官员手中的，尽管看上去形势落后，但皇帝与他的庞大帝国之间却保持着有效而紧密的联系。经由驿站传递的大多是根据皇帝的命令，不经内阁之手，由军机大臣迅速秘密办理的廷寄。而皇帝发布的命令，经由军机大臣转交给内阁办理的，则被称为明降谕旨，但无论用何种发布命令的手段，军机处都成为了清朝政治体制中名副其实的中央枢纽。

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内阁，演变为一个日常的行政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彻底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在此形势下，已经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乾隆皇帝，于乾隆58年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务名称，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对于皇帝来说，军机大臣成了他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之中，军机大臣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起草谕旨那样简单，他们需要随时听候皇帝召见，以备咨询，参与高级和重要官员的选拔，与有关部门官员商议大政，甚至是审理重要案件。他们即为行政首长，又有机会参与机密，同时还监管部务，可谓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但除了的地位与名声之外，他们手中已没有了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力。这些经历层层选拔和多年磨炼，最终得以进入权力核心的清王朝精英们，只能作为秘书和智囊协助皇帝管理国家了。

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是北京城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王府花园，其规模之大，格调之高，构筑之精，已远远超过故宫的御花园，所以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更加令游客感兴趣的则是这座花园的第一位主人，大贪官和珅。乾隆40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仪表堂堂的和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7岁的和珅便被皇帝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镶黄旗副都统，内务府大臣。尽管乾隆皇帝规定，非奉特旨，军机大臣既不能看奏折，也无权议论国家大政。但在得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宠信后，官员们便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

李国荣：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十全武功，花费相当惊人的，他个人开销也相当大，和珅在这方面恰恰满足了乾隆的这种需求，这也是讨得乾隆特别宠信、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过大臣弹劾奏参和珅的事情，都被乾隆压下了，应该说乾隆很看重他，很信任，也有些离不开他，所以也庇护着他。

公元1795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将皇位禅让给儿子永岩，自己做起了仍然掌管国家大事的太上皇，而和珅手中的权利也达到顶峰，在担任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同时，和珅还兼管着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颇有挟太上皇，以号令皇帝之势的和珅，让没有实权的嘉庆皇帝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在私下见面时，他甚至允许和珅不行三跪九叩大礼，以至于许多人私下里称和珅为二皇帝。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驾崩，仅十天之后，嘉庆皇帝便宣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下旨抄家，十八日，曾经权倾朝野的和珅被赐自尽。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军机大臣专权，嘉靖皇帝开始了对军机处的大力整顿，严禁内外官员将所做之事通知军机处，严禁朝臣阿谀逢迎军机大臣，亲王不得入值军机处，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不得相兼，为防军机处泄密，嘉庆皇帝还特地命都察院派监察御史一人，在隆宗门内以北首的内务府值房，轮流值班监视。经过这一系列的建章立制，军机处大为改观，在嘉庆23年修的的嘉庆会典中，正式出现了办理军机处的名目，军机处才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中央权力机构。其后道光皇帝于道光30年颁布军机处章程九条，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军机处的权限进一步得到控制，不仅难以与过去的相权相比，甚至雍正、乾隆时期的情形也无法企及，一个完整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框架已日趋完善，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使得封建皇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在清朝权力分配的版图中，这也没有一个职位能够威胁至高无上的皇权。

在没有对手的政治格局里，最容易滋生的便是统治者的盲目自信和固步自封，但在统治者的视野之外，变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在嘉庆、道光和咸丰皇帝执掌清王朝命脉的60年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一跃成为占有世界陆地总面积四分之一庞大帝国，通过一系列战争、购买、兼并等手段，新成立的美国的领土也从大西洋西岸扩展到了太平洋东岸，已经将世界瓜分殆尽的欧洲强国，开始将目光移向亚洲东部最后一片完整的大陆，即将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清统治者们，却没有他们祖辈的眼光和魄力，在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随时调整国家政策的时候，遵循祖制成为清朝当政者应对变革的最基本态度。而在东西方文明的直接冲突中，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又不得不为名为新政，却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政革，这种封闭保守的态度势必将代表皇权专制的军机处推向覆灭的边缘。宣统三年，即1911年4月，随着责任内阁的建立，军机处再度被废除，至此，存在180余年的军机处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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