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聚粉+社企式扩张，“古村之友”能解中国古村之困吗？
最近，有一则奇闻异事登上了中美两国的电视休闲节目，有个美国人从中国安徽买下一座清朝时期的古建筑，逐砖逐瓦地拆下，然后搬回美国原貌“复原”。据说，整个项目耗资超过1亿元。
荫余堂
发达国家对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古建筑比当下渴望快速获得经济收入的国人更加珍视，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
事实上，我们连“人”的本身都不珍视，又怎么会看重那些卖不了多少钱，甚至阻碍我们赚钱的老古董呢？
这30年来，我们将所有的资源全砸在城市里，致使乡野凋敝，传统农村一地鸡毛，许多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古村祠堂，处于垃圾与瓦砾的包围之中，个别成为旅游景点的古村或许好点，但得到妥善保护的，不过九牛一毛。
面对这些问题，喜欢抱怨的人多，考虑解决方案的人几乎没有。好像解决问题，都是别人的事情，都是有钱人和政府部门的事情。
下面，我们想讲一个来自于草莽江湖，而试图去解决宏大问题的故事。他们思考，行动，并设计了解决方案，未必很成熟，未必很有效，也许过不了几年，他们会败给坚硬的现实与躁动不安的自己，但是，他们总会在解决问题的路上径留下痕迹，无论得失，都可启示后人。
9月底，一个名为“中国古村镇大会”的民间集会在山东举行，汤敏作为主事者，手持麦克风，在台上慷慨陈词，就像是美国披头士运动中的民运领袖，他冲着台下的志愿者喊道：“要勇敢地走进民间，保护古村，保护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汤敏是公益组织“古村之友”的发起人，人称“汤村长”，其演说颇具煽动力，“政府失能，市场失灵，社会脆弱”等词汇是其口中的高频词，外号虽叫“村长”，但他更像是一名“传教士”。
对于自己的“传教”能力，汤敏有十分的信心，他常说，听过他讲古村之友的人，没有不成为他们信徒的。
他也的确有自信的资本。
两年前，汤敏只身创办“古村之友”，在全国各地组建志愿者队伍，并从事保护古村的活动，如今，据说他们已在近千个市县建立“根据地”，拥有近10万人的志愿者队伍。
汤敏，四川达州人，生于1985年，北大硕士毕业，曾在政府规划部门工作，后到深圳商业机构担任研发总监。工作之余，他喜欢搞“副业”，曾与一帮城市规划师的朋友发起“可持续城市公益论坛”，到处去给市民做讲座，对现有的规划，多有批评意见。
从他的履历中可以看到，那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2014年，“梅州围龙屋拆除事件”爆发，汤敏彼时一马当先，组团到当地调研、考察，并写了一系列反对文章发到网上，标题做得颇有煽动性：“梅州围龙屋在呼救”。在他与一众社会人士的努力下，当地的客家围龙屋最终得以保存。
此役之后，汤敏觉得自己能做更大的事情。
那年年底，他创办了自己的公益组织，并在半年后辞去原来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公益人。
与许多公益创业者一样，古村之友在创办之初，也面临着粮草短缺的尴尬。据说，最困难的时候，汤敏把深圳的房子卖了（至今仍在租房）。
那时候，汤村长发扬了不等不靠的创业精神，没钱，自己投，没人，自己上。
在围龙屋保护事件中积累的人气助他渡过了难关，不少有志于古村保护的人主动找上门，对此，汤敏总结为：“我们举起了古村保护的大旗，让那些志愿者同盟军找到了组织。”
面对零星聚集的资源，汤敏选择了NGO的发展模式，不谈商业模式，而强调价值主张，不断发展志愿者，并提高“古村之友”的知名度。在有了相当知名度之后，旋即通过品牌授权的方式，把志愿者团队发展为古村之友的“分支机构”，并逐渐形成了总部、省、市、县的四级网络。
众所周知，中国法律不允许NGO发展分支，古村之友的志愿组织均尝试在当地独立注册，按照汤敏的设计，各级古村之友彼此独立（人事和财务），业务上接受总部指导，简单来说，就是“总部输出模式，地方便宜行事”。
这样的业务结构与商业公司相仿，但不同的是，作为一个草根公益组织，古村的“总部”是没有钱的，项目经费全靠大伙一起众筹。
今年，福建东源村驻村干部陈枫找到了汤敏，希望对村里的拓荣书堂进行修复。书堂始建于元朝，最初作为宗族的私塾，如今已破败不堪。在古村之友的协助下，他们在“腾讯乐捐”上发起众筹，三个月里，共筹得近10万元的捐款。
在陈枫看来，古村之友助力固然必不可少，但资源的筹集主要还是靠当地。据说，拓荣书堂的修复工程累计投入近100万元，与古村之友相关的网络筹款只占十分之一，剩余的资金主要由村民和陈枫向各地政府申请以及向当地的乡绅和企业筹集，而且政府财政是大头，占一半以上。
尽管如此，这个案例仍被汤敏视作典型，并在各个论坛上分享。按照他的说法，过去两年，他们有近百个项目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复制，并且大多数已经取得成功。
据古村之友提供的资料显示，在今年99公益日，古村之友一共上线了37个古村相关的筹款项目，筹款总额达323万。其中，有11个项目在三天内达成了筹款目标。
两年，1000“根据地”，10万志愿者队伍，这是古村之友对外公布的“成绩单”。其快速发展的背景是同类组织的缺乏。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截至目前，古村保护类的项目仅有10个，专业的支持型组织，几乎没有。
对于古村之友的发展速度，业界有赞有弹，当然，肯定、鼓励的声音居多。
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所长梁岩表示，在政府和资本用单一化模式来推进城乡建设时，古村之友的出现，非常及时和重要，它有一种群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发动人们去发现村落的价值，也通过不同渠道达到呼吁社会保护古村的效果。
在我们的采访中，也发现了不同的声音，有古村之友的合作方认为，志愿者发展太快，准入门槛太低，队伍比较复杂，“有些人加入古村之友未必只是想保护古村古建筑，他们可能有着其他的目的和诉求。”
民间的行动诚然是源头之水，但在中国的国情下，地方政府与村委会才是古村保护的关键。杨礼深是深圳大鹏非遗文化村负责人，多年来从事古村保护和商业化运营，他说，如果不能获得地方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项目只能撤点。
对待地方政府，汤敏表现得有些激进。“我在政府待过，懂得政府话语体系，但我做事不会迎合他们，我甚至会教育官员，跟他们拍桌子，让他们知道原来还有人这么做事，我可以在资本和权力面前保持独立和批判。”
我们问他，这么聊，合作谈得下来吗？
答曰：“就算谈不下来，教育他们一顿，我也是赚了。我做项目是去送福利的，不图你什么，你不要就拉倒，我到隔壁去。”
目前，汤敏主要和个人合作，协调与当地政府、村委会关系的担子主要落在当地牵头人身上。
事实上，无论多有情怀，对于村委会和村民来说，还是经济收入更实际，古村保护如果只有投入，没有收益，绝对无法持续。现在的古村保护，大多是前期进行修复，后期进行运营，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古村之友管这叫做“古村活化”。
在汤敏的设想里，活化的任务由社会企业来完成。两年来，汤敏和8家社企达成合作，这些社企均是工商注册，计划进行古村民宿、古村旅游、农产品销售等商业化运营。
在和社企合作的过程中，古村之友以品牌入股，“平均每家20%左右”，在社企赚钱后，能够获得分红。合作社企之一、众义古村创客空间负责人李国庆说，他们看中古村之友的发展空间以及古村保护背后的市场前景。
按照汤敏的说法，这些社企原本在各自领域发展得不错，但缺少品牌，“借助古村之友的品牌和渠道，他们很快就能发展起来，再反哺公益，使古村保护与古村活化得以形成闭环”。
汤敏放出豪言，要在未来三五年让“旗下”的一半社企IPO。
汤敏：我发展志愿者，先信任，后管理，出了事再撤牌，我要把好事做得足够大，来抵抗恶事的风险。不让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的做法是，把这锅汤做得足够大，耗子屎出来的时候，把耗子屎拿走，这锅汤还能喝。
汤敏：古村之友是个社群组织，它包括1家基金会，8家社企以及地方组织。基金会整合资源，地方组织执行公益项目，社企商业化运营，总部居中协调，输出战略与思想，链接资源，指导各板块工作。未来，我还想建立个思想库，集中输出古村之友的价值观和思想。
汤敏： 1、奖金，去年古村之友拿了不少奖，前期运营主要靠奖金；2、社企分红；3、基金会资助，现在已经有2家基金会在资助我们，其中一家每年30万，连续五年。古村之友现在是个被追捧的对象，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没钱了，再去找子弹就行，弹药和粮库一直都在。
汤敏：和现有体制的合作。我们的脑袋很容易接受新事物，但政府会觉得，凭啥要和你公益组织合作，我和企业合作搞招商引资不是更好吗？很多时候，我是以做项目为由，去教育官员要思想改革，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就十次，总会圈到一群官员粉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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