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正在改造中国落后的公益行业
自high，保守、群众基础差，账目说不清楚。
经过10余年的发展，中国公益行业虽有长足的进步，但总体而言，槽点甚多，很难让人满意。
当前，狼性十足的互联网公司正在改造中国落后的公益行业。
2016年9月7日到9日，在仅仅3天的时间里，有678万人次，联动1200多家公益组织募集超过6亿元善款，这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其组织的“99公益日”里所交出的成绩单。
这是腾讯连续第二年策划“99公益日”，这家中国最具规模的互联网公司以2亿资金为杠杆，先以“配捐”的形式调动网民的捐赠热情，再把网络人气转化成“招商”能力，动员了上百家企业联合捐赠，作为一家商业公司所策划的慈善活动，无论是出于公益还是私利，腾讯都有足够的激励去鼓动公益组织“连接一切”。
在此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原有的公益生态正在发生细微而急剧的改变。原本在政商庇护下没有竞争，不思进取的慈善组织不得不思考如何去争取公众的“选票”，一些沉迷于割据一方，自娱自乐的公益机构被迫从全行业、大社会的维度进行合纵与连横。
如何打开更多的捐赠渠道、如何争取更多的小额捐赠人、如何以各种机构为“连接器”去连接更多的公众……中国的职业公益人正头痛欲裂地思考这些过往老生常谈，却从未被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
他们焦虑着，也兴奋着，就像是从小农社会里走出，想在工业城市里谋求一席之地的新公民。
黄恒一是泸州“爱心衣屋”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那是一家以搜集废旧衣物，并将之整理包装捐给穷人的公益组织，机构成立两年多了，一直筹不到足够的运作经费。
前段时间，黄恒一收到了2万件旧衣服的捐赠请求，但算了一笔账，数万元清洗费让他望而却步。“我哪来那么多钱？”黄恒一说，“事实上，我们那时的经费缺口接近30万。”
为了缓解资金压力，黄恒一变卖了一些资产，自己给机构捐了10万，可那依然无济于事，他的员工拿着仅仅高于当地最低工资的薪酬，维系机构运转的资金也时常捉襟见肘。
在中国，有很多像黄恒一这样的公益人，他们领导着一个10人以下的草根组织，憧憬着为当地带来一些改变，但是，他们十分缺乏筹款的渠道，以至于在帮助弱势群体之余，自身也成了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但在今年9月，黄恒一看到了希望。
腾讯“99公益日”的“配捐”让黄恒一很兴奋，不仅因为可以“抢”腾讯的钱，更重要的是，他有信心去说服更多的捐赠人。
一家长期支持“爱心衣屋”的企业为此捐出了数倍于以往的善款，黄恒一说：“如果没有腾讯的配捐，这家企业不会一次拿出几十万来支持我们，他们觉得，我捐100块，腾讯也捐出100块，这样挺好的，他们也希望自己的钱能产生更多的效应。”
在“99公益日”里，黄恒一的“爱心衣屋”共筹得160多万，资金缺口基本得到解决。
解了燃眉之急，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假如那家企业与腾讯不再资助“爱心衣屋”，这家依赖企业捐赠的草根公益组织还能不能往前走呢？
据《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个人捐赠约仅仅占善款总额的11%，当前的中国公益依然深度依赖政商。
在有着悠久计划经济历史的中国，公益组织有“官办”与“民办”的分野，拥有公募权的官办公益组织是“计划”的一部分，由政府背景深厚的人士担任法人代表，接受政府的“业务指导”，是各级政府在处理民生事务的得力助手。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政府除了在经济领域引入了“计划外”的私营企业，也对逐步民间公益组织“解禁”，但对于此类NGO，当局并不太放心，在鼓励其发展的同时，也设立了种种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限制，就是“非公募”——未经批准的公开募款被定义为非法。
但这种“双轨制”的慈善制度，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网络社区中高频率的信息交流，公民在网络上的募款变得难以追责了。监管部门的官员感到很为难，一方面，监管网络上无处不在的募款行为在技术上难以实现，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觉得公益组织向愿意支持他们的人群募款，在情理上并没有什么错。
在毗邻港澳的珠三角地区，地方政府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探索，为公益组织的公募资格开了“方便之门”。广州走得最为靠前，2012年5月，《广州市募捐条例》施行，当地的公益组织只需在政府进行简单的备案，即可获得一定的公募权限，甚至有可能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
但是，这些小范围的改良之策无力支撑中国非营利行业的根本变革。目前，民间公益组织依然无法有效获得社会资源，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低工资是这个行业公开的秘密，行业人士经常用“低到难以启齿”来形容。2014年，一家权威机构发布了《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益从业者的平均月薪不足4000元，远低于当地的企业与政府部门。
过去10年间，互联网为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在内的互联网巨头深度介入公益行业，尤其是腾讯，这家成立不足20年，现已坐拥超过6亿用户的互联网公司正在用自己的技术、平台、用户、流量来服务公众。
2015年9月，腾讯推出了“99公益日”，以“1：1”配捐的方式直接“放大”网民对公益组织的捐款，在3天内，动员205万人次，募得善款和腾讯配捐共计2.3亿元，造就了一个现象级的募捐事件，影响深远，不单因其丰沛的现金流，更因其在“双轨制”上搭建了一种新的可能。
作为一家商业公司，腾讯深谙国情，他们无意挑战现行的慈善制度，而是选择在“双轨”之上，搭建新的桥梁，在不触及既得利益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源整合方式。
这图是去年做的，用以分析首个“99公益日”的模式，到今年，这个模式没有大改，只是在“配捐”的版块里引进了更多的企业。
在这个模式里，拥有大流量平台的腾讯，拥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拥有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的公益组织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公益组织将项目提交到腾讯的网络平台，公募基金会以“认领”的方式与民间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如此一来，民间机构就可“借壳上市”。
腾讯一方面负责筹集资金，为大规模的跨界合作提供激励，而另一方面，他们也着意引导公益组织，助其增强自身的“群众基础”。
去年，公益组织“美丽中国”在“99公益日”上募得善款100多万元，市场总监罗真真正准备庆祝一番，随后接到了来自腾讯的电话，工作人员对她说，你们的捐款人数是1.7万，以大额捐赠居多，恐难持续，建议设法“筹更多的人”。
罗真真认为有理，在今年的“99公益日”上，她采取了“众筹”的思路，在筹款额与去年持平的情况下，捐款人数从1.7万，增至17万人。
罗真真说，在腾讯启发下，她尝试将企业作为一个“连接器”去连接公众，她通过动员捐赠企业的用户与员工，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美丽中国”并非个案，在今年的“99公益日”里，个人捐款3.05亿元，占总筹款额的半壁江山，呈现出蓬勃的民间气象。
在理论上，“99公益日”应能导演一个多赢的结果：公益组织获得了更多的捐款，而企业则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流量与更好的社会口碑。公众也很开心，比之以前，他们的选择更多了，以往是“响应号召，被迫捐赠”，现在是“爱我所爱，自行挑选”。
但是，现实总是比理论更复杂，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正处于改革与转型当中的庞大国家，情况要更复杂些。
2016年9月7日，在第二个“99公益”的首日，一篇《去年99公益日筹款八千多万，有六千万去向不明？》文章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文章援引一家民间机构的调查数据称：“仅有73%的项目披露了进展情况；从财务角度看，仅有23%的资金可以看到去处。”
当时正值公益组织全力募捐之际，此文引发了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对骂，赞同者认为，“透明度”太低是中国公益行业的沉疴陋习，“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红会和郭美美（中国公益史上最大的丑闻）。”而反对者则质疑文章数据的可信度，有知名公益人在微信朋友圈表示：“危言耸听，把极端个案想象成普遍现象，一棍子打死一船人”。
在那次的风波中，腾讯给要求采访的媒体发了题为《腾讯公益回复网传不实言论》的短文，指出网传文章的数据并不准确，但同时承认，去年确实有些项目拿了钱却没披露项目进度，但比例不高，占项目总数的4.5%，善款总额的1.6%。腾讯强调，那些没有反馈进展的项目，被禁止其参加今年的“99公益日”。
一名网友对此的评论颇具代表性：“不管文章证据不足也好，或者夸大片面也好，有很多地方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长久以来，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对陌生人习惯性地保持警惕与怀疑。因此，中国的公益组织最大的挑战不是把项目做好，而是努力让捐赠者相信：“我们不会贪污善款。”
为了防止未来更大规模质疑的爆发，腾讯正在团结全国范围内公益与媒体从业者一同研讨解决方案。今年“99公益日”前后，腾讯两次组织大规模的闭门会议，其中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推动中国公益行业透明度的提升。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透露，腾讯已有计划在捐赠平台中增加“项目进展”、“结项报告发布”等模块，意在倒逼参加公益组织向公众披露更多的信息。“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我们希望更多人进来玩，不会提高准入门槛，但是，我们会创造条件，让透明度高的组织得到更多。”
事实上，公益组织亦有难言之隐。一位不愿具名的从业者表示，他们机构受制于成本，无法雇佣足够的人手，而同时，他们也受到“借壳”的公募基金会的掣肘。善款须先经公募机构，才能到达执行团队的手中，“在披露善款用途的时候，很多单据也需要他们提供，但是，他们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尽管问题很多，但努力解决问题的人也不少。
互联网在持续地深入改造着这个行业，腾讯将互联网产业独有的“迭代”思维带到了非营利领域，即在产品首发之时不求完美，只做一个“最小的可用品”，然后推出市场，搜集反馈，进而不断修改，并延伸出各种新功能。
腾讯积极的“迭代”为今年的“99公益日”带来了各项指标的大幅增长，比之去年，捐赠人数增加了230%，筹资的资金增加了166%，惠及的公益组织也翻了一倍之多。
中国互联网行业竞争激烈，以技术与平台介入公益行业，腾讯并非一家独大，其主要的竞争对手，阿里巴巴集团也于今年7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XIN公益”运动，在这两家互联网巨头的带动下，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研究，如何以创新的方式介入公益，以谋求商业与非营利的双赢。
搭载了互联网螺旋桨的中国公益行业，在未来数年里拥有很多可能。
“创新并不是完全凭空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而是‘见众人之所见，想众人之未想’。”
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基金会荣誉理事长陈一丹说，互联网最大挑战和乐趣在于未知，生态不停演变，几年就是一个时代，“接下来还有什么的新的公益样式？我们无法预测。但当前，无论是物质基础、技术条件，还是创新工具，我们都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中国的互联网从业者非常自信，他们觉得既然自己能改变商业，也就一定能改变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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