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化”之辩，深圳怎么玩？房涛：先打破公益的“小圈子”
作者：黎宇琳
前段时间，公益界就“规模化”是不是大势所趋，“小而美”是不是没有搞头的话题吵了一架，跟以往的嘴仗差不多，吵的时候各执一词，吵完之后没啥共识，为什么没有共识呢？很显然，纯粹的理念之争，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共识，当年“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是这样的，现在经济领域很热闹的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也是这样的。
谁对谁错，光说是没用的，关键看谁有本事解决问题。
很多小伙伴也许会说，公益的“规模化”与“小而美”难道不能共存吗？为什么非要去争个所以然呢？
没那么简单。
这其实是“公益市场化”之争的一个延续，挺“规模化”的同学，通常是“市场派”，以企业、基金会从业者为主，觉得“小而美”更有价值的，往往是“理念派”，以学界、NGOer居多。这两派的同学，虽说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对于要走的路子，有蛮大的分歧，这有点像《笑傲江湖》里的“气宗”与“剑宗”，虽说大家都想光大华山派，但很多时候是没法好好聊天的。
我本人是坚定的市场派，不仅在公益这个行当，在所有领域我都站在“市场”的一边，平心而论，我觉得理念派同学的观点不无道理，在逻辑上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我关心的是：
公益慈善行业真正的趋势是什么？
信市场的人是特别讲道理的，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拿事实说话，不空谈意识形态。
所以，我花了些时间去走访，与很多真正在推动这个行业的人聊，看看他们在现实中作怎样的选择，遇到些什么困难。
第一站，我选深圳。在我看来，深圳是中国大陆最具商业气息与创业氛围的城市了，如果公益市场化、规模化那一套东西在深圳都玩不转，那其它地方的前景就不怎么乐观了。
在深圳，我首先找房涛聊。她当了9年的深圳慈善会秘书长，现在不仅主导着深圳社工学院，还是深圳政协的常委，她2012年开始操盘名为“公益星火”的人才培养计划，对深圳公益行业的发展情况，可算是非常熟悉。
而且，房涛一直在尝试将市场的方法引入公益领域，但据我所知，这些年间，她也遇到不少困难。
我问她，有什么突围之策，她说，她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禁锢了公益行业？而她的做法是，首先打破公益的“小圈子”。
房涛
公益资本论：在公益领域搞规模化是一个有争议的事情，据说，你在“公益星火”里曾提过这个思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你是怎么看规模化的？
房涛：我认为公益组织首先要专注，因为专注某个领域而形成规模化，进而强化服务的竞争力。国内公益组织发展了这么多年，但他们依然强调社会性，不是说不对，只是因为他们暂时没有能力做好有效性，所以选择回避。
如果回避了规模化，就会出现个别求助因为高调密集的宣传而获得大量的善款，这对于那些没有获得救助的人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类事件不断在公益圈重演，为什么到现在，这么多的公益组织还是擅长渲染苦情而不强调规模化解决问题呢？这是值得大家反思的。我理解的规模化实际上是商业模式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而不是因为某个看上去很聪明的策划获得大笔捐款而欢呼雀跃，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公益资本论：我们都觉得市场化、规模化是好的，但在推行的时候确实有困难，你用了什么办法？
房涛：星4（公益星火4期）的学员有60%来自金融行业的高管，打破了公益的小圈子。以往的公益培训主要面向公益圈，现在我们希望做出些改变。另外，金融行业的公益项目主要集中在扶贫济困领域，星4希望推动他们利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来支持公益的发展。
星4有个学员来自一家证券公司，学习公益金融后，推动企业改变慈善策略，选择到扶贫地区帮助当地企业发展壮大，甚至上市，用企业核心竞争力去扶贫，他们在传统金融系统内运用了新公益理念和手法，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案例。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机构如何更好地将自己的发展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关联，我觉得具有很好的启蒙和推动作用，能够引导其它商业机构进行尝试，这有利于推动商业领域实施战略慈善事业。我们谈的规模化，应该是结构性地从第三部门到第二部门的跨界规模化。
房涛说的是长城证券，国内最早成立的全国性综合证券公司之一，注册地在深圳，以往，其慈善理念相对传统，主要是对贫困地区和困难人群捐钱捐物。长城证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王晓兰说，她在星4中受到启发，推动公司利用券商的专业技能进行扶贫。目前，长城证券在国内对口帮扶4个贫困县，帮助当地的企业IPO、挂牌新三板、发行债券以及并购重组等。据说，这样的创新做法，未来或许能让证券公司在券商分类评价中获得加分，使其更易获得更高等级。
公益资本论：在商业领域，规模化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将“规模化”的理念直接搬到公益领域，会不会出现水土不服？
房涛：肯定会有水土不服。在公益领域讲规模，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认同。在星4， 有NGO觉得这会伤害到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是做个案救助的，核心价值观在于个性化的关怀，但个案的解决很难标准化。
但有意思的是，现在他们开始考虑更新自己的方法论，设想通过吸纳更多的专业人才，从团队和组织层面进行规模化，虽然个案救助是个性化的，但是可以提升服务（人群）的规模。
我觉得借鉴商业的方法和小而美的价值观是不相矛盾的，强调小而美的NGO，可以学习市场的方法方式，让小而美的理想得到更大范围的复制。公益的使命是改变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从而推动社会的善治，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他可以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这种有限的条件下，需要通过有效的方法去实现更多的改变。
房涛提到的NGO是知名公益法律人杨斌的“天祥关爱服务中心”，这是一家广州的NGO，杨斌本人从一名体制内的检察官，到为被曾经的同行起诉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提供公益服务，也是个很有个性，很有故事的人物。在杨斌看来，由于个案信息比较敏感，如果规模化，可能使受助者受到过度关注，给他们造成困扰。
杨斌的担忧在NGO界非常有代表性，要知道，公益的出现，本来就是为了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往往会对弱势群体提供很难计算成本的，无法标准化的服务，比如，陪伴，单纯的陪伴，这不是一个“产品”。
但在星4的交流中，受到“古村之友”汤敏的启发，目前杨斌正计划在全国范围招募的志愿者，然后向其输出成熟的理念和技术，发动更多志愿者去帮助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将规模做大，将影响力做大。
综上，我们可以说，深圳公益市场化、规模化的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是弯弯曲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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