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黑麦事件”：公益机构的“商业化转型”很危险
作者：黎宇琳
2018年6月，秦玥飞刚从爱佑慈善基金会接过象征“公益领袖”的奖杯与高达100万元的奖金。8月，黑土麦田公益即爆发激烈“宫斗”，前员工连续发文质疑黑麦机构管理混乱，创始人秦玥飞存在诚信问题。
黑麦事件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劳资纠纷，这样的事件在公益领域是很少见的。因为这个领域本应起到缓解社会问题的作用，但在此次事件中，公益机构成为了社会问题的本身。尤为值得深思的是，这发生在公益领域的“明星机构”黑土麦田身上。
秦玥飞与黑土麦田方面对此组织了多轮回应，也有新闻媒体介入调查。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来，黑麦并不存在贪墨善款等突破底线的行为，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比如，内部管理混乱，项目缺乏成效，机构价值观模糊等等；而黑麦动员名校毕业生下乡扶贫的模式也被证明完全经不起推敲，作为一家公益机构，黑土麦田的公信力实际上崩塌了。
黑麦事件折射出了公益领域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少公益机构缺乏建立社群的耐心，却热衷于大干快上，想要利用商业资本实现“跳跃式发展”。这样的做法，短期内可能会取得很好看的业绩，从长期来看却是危如累卵，随时都有可能“出事”，一旦“出事”，不但涉事机构声名扫地，整个行业的公信力也将连带受损。
有一种情况特别值得关注，近年来，不少在草创时清晰定位为“公益组织”、“非营利机构”的社会服务机构（民非）开始了形式多样的“商业化转型”：有的把公益品牌注册到私人公司里；有的利用社会捐赠完成原始积累，开始谋求将公益机构转型为公司；有的保留公益机构的牌子，而在运作项目时搞商业化，试图把公益的“低成本”与商业的“高利润”结合起来。
近年来，“公益市场化”已成了公益领域的主流叙事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公益领域自“分散创新期”迈向“市场构建期”的必经之路。在这个阶段，大多数公益机构都不得不跑快一些，以赢得稀缺的市场资源。一方面，这大幅提升了公益领域的效率，而另一方面，也使得公益机构“出事”的几率大大增加。
黑土麦田事件就是一个公益机构在商业化转型中出现的“事故”。其中最尖锐的矛盾，是员工认为黑麦是一个公益机构，而管理者却认为这是一个企业，前者打算“投身一场伟大理想”，并能获得不错的薪酬与前途，而后者希望低投入高产出，在管理上冷酷无情。
黑麦副总裁谭腾蛟有句话很有代表性，他说：“黑麦是一个企业，从管理者的角度上看，我们一来不可能把所有决策都预先和每个人沟通，二来也不可能把关于这个决策的所有信息都披露给创客（员工）。”
细究黑麦的商业化转型，我们发觉至少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Part.1
员工拿临时工的待遇，
却担合伙人的责任
黑麦与创客的关系既非一般的公司与雇员的关系，也非常见的公益机构与志愿者的关系，其混合了公益与商业的某些元素，形成了一个劳资双方权责明显不对等的用工模式。
就黑麦的“2017乡村创客计划”来说，作为资方的黑麦权限大，责任小，用工成本低；而作为劳方的创客却权限小，责任大，还得自筹资金开展项目。
这样的劳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呢？
《黑麦创客招募 2017 | 投身一场伟大理想，无愧一段美好青春》
我们在黑麦的招聘文案中可以看到，薪资、绩效、试用、转正等词，都是用于正式的员工招聘的，而“绩效津贴”一词更有明显的市场化气息。但是，黑麦与创客签的不是“劳务合同”，而是一份“服务协议”，协议明确指出，创客和黑麦没有任何劳务关系，自然也不需缴纳“五险一金”：
名义上，黑麦与创客是社会服务机构与志愿者之间的关系，但从实际用工情况来看，却又不是这样。创客需要履行一名公司员工的各种义务，包括全职上班，服从安排，接受业务考核等。以2017届创客为例，他们须服从黑麦的安排，分别进驻到近30个不同的村庄中，在此“选村”的过程中，创客只能“表达意向”，但必须“服从分配”；在项目的前期，更有“不得弃村”的硬性要求。
一般而言，公益机构是无权向志愿者提这些要求的。
我们也无法将黑麦与创客的关系视为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据搜狐系媒体《后窗》报道：“除每月3500元基本工资和每季度发放的绩效工资外，黑麦没有提供其他资金支持。为推进项目，彭书涵（创客）不得不预支工资、自己垫钱，这种状况在创客中普遍存在。”、“有位女创客的腊肉卖得最好。她父亲是北大法学院教授，发动了一大票熟人。”
创客和村民在一起吃腊肉（腊肉产品宣传片截图）
众所周知，员工也没有垫资，或者动用亲友圈人脉资源以支持公司项目的义务。
那我们可以把黑麦与创客的关系理解为投资者与创业者的关系吗？也不行。因为创客对自身在农村的创业项目并不享有产权，甚至连分配权都受到很大限制。创客在各乡村以组织合作社的方式开展扶贫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帮村民卖土特产。按照“2017乡村创客计划”的前期规定，创客虽然允许持有股份，但在前两年不得从合作社中分红，而且项目品牌归属于黑麦，而不是创客本人。
也就是说，创客到村，须自行设法解决各种难题，联合村民艰苦创业，必要时垫资、发动亲友。但赚到的利润是归村民的，赢得的名声是归黑麦的。
难怪创客不开心。
Part.2
强行“商业化”与粗暴的裁员
在黑麦的回应中，秦玥飞多次提到黑麦处于艰难的改革期，需要壮士断腕式的“转型聚焦”。 这在黑麦内部一名指导创客的项目专员看来，改革意味着黑麦走上明确的商业化路径。
黑麦自2017下半年开始调整创客驻村的策略：创客的考核基础不再以“村庄”而是以“项目”为单位，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效果考核优胜劣汰。团队成员的薪酬不再由黑麦直接拨付，而从项目资金支出。创客与资金拨付的机构或其它经营主体签订协议，形成自负盈亏的单位。
对于黑麦的“转型聚焦”，副总裁谭腾蛟说，黑麦的想法一以贯之：在农村通过商业化的红利来扶贫。“改革是为了让项目在商业化上更加可行，初衷是不变的”。
从“村庄制”到“项目制”的转变，这可被视为是一家公益机构从对不确定群体的普遍性救助，转向为集中有限资源作有利可图的商业化运作。从表面上看，黑麦依旧在做农村产业扶贫，但事实，这两者的社会意义完全不同。既然是商业化运作，那就在商言商，哪里的条件最好，就在哪里扎根；哪里无利可图，就必须果断放弃。
公益与商业并非不可融合，只是商业逻辑与公益理念终究有所不同。有些时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在“2017乡村创客计划”的后期，黑麦放弃了“不得弃村”的信条，让创客从20多个村子撤出，把资源集中于其中几个见到成效的村庄，并同时开始了“变相裁员”——2018年3月，黑麦下发文件：所有产业扶贫项目均需参加路演，失败将被淘汰。最终，首轮路演中13个项目只有2个通过，淘汰比例高达85%。
2018年5月6日，黑土麦田公益第一轮路演
被淘汰的创客须在限期内与黑麦签署服务终止协议。离职协议里还包括这一条：“创客需保证不以任何理由对黑麦提起仲裁、诉讼、行政处理，且对与黑麦合同关系下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任何信息加以保密。”
黑麦在运营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外人不得而知，或许也确实遭遇了必须“壮士断腕”的困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黑麦的“转型聚焦”，是一次基于商业原则的大裁员，并在内部采取了比较粗暴的协调方式，这实在不是一家公益机构应有的做派。有内部人士指出，正是这样的“淘汰赛”与强制终止服务协议的做法，激怒了一直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名校生，成为了创客反攻秦玥飞的导火索。
黑土麦田在各村树立的标语
Part.3
机构与员工的预期有巨大落差
当下，公益机构的商业化转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公益机构或其领导人将机构的品牌项目资金等转移用于另一个企业，即公益机构转为商业机构，这是一种法人转移；二是从派人做项目帮忙到派人成立企业，公益机构本身的属性不变，但旗下的项目做商业化转型。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黑麦的转型属于“项目的商业化转型”。这样的操作方式并非没有成功的先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孵化小额贷款公司“中和农信”就是一个典范。在中和农信的案例中，控股的公益基金会与商业运作的小贷公司权责清晰，公益机构的管理者与商业项目的参与者都有一个明确的预期。
但在“黑麦事件”中，创客的对机构的预期，与机构对创客的预期都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创客期待黑麦给予充分的支持、提供成熟的模式，以助其实现改变农村的理想；而黑麦显然希望名校出身的创客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在艰苦的农村从0到1把优质的扶贫项目打磨出来。
一名创客对“公益资本论”说，他认为高昂的机会成本与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是创客们怨气的根源。“这一方面来自乡村工作本身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因为黑麦未能兑现此前允诺的待遇条件。”他透露，在黑麦2017届创客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海归留学生，剩下三分之二，也不乏清华、北大等名校生。而最后组织反攻秦玥飞的核心小团队，由海归学生牵头，“他们有机会找到很好的工作，所以在农村并没取得预期效果时，挫败感也特别强。”
事实上，若从公益的角度而言，黑麦创客们在乡村中的扶贫成绩并不算太差。2017届的创客们曾鼓捣了一个“联合腊肉项目”，好几个村的创客联合起来，帮助当地村民包装腊肉，并以微商的方式在朋友圈销售，此项目运作了3个月，营业额超11万元，利润也有4万多元——尽管这很依赖创客们的亲友资源，但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而言，他们的表现是合格的。
但是，这种不可持续的项目既无法满足创客们自身的理想期许，也不能令旨在包装项目让投资人为之掏钱的黑麦方面满意。这种无形的压力，主要来自“扶贫项目商业化”这一高难度动作的本身——商业化本来就很难，还要兼顾扶贫效果就难上加难。以万达集团为例，王健林在贵州丹寨投了近30个亿，目前持续烧钱，将来是否能持续发展仍是未知数。
商业化的黑麦在未验证其模式的有效性之前，使用名校生作创客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秦玥飞及其投资者们没有意识到，名校生虽利于机构打响品牌，但他们未必懂农懂商懂管理，加之本身有着很高的机会成本。如我们所见，这些不利因素最终转化成了黑麦的管理成本，让这家公益组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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