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Me Too事件”
2008～2017年，中国慈善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募捐创新、人才培养、项目设计、组织发展、制度完善等方面，相较而言，对伦理建设的关注与呼吁，总体偏向个别、分散、附带或边缘。
但随着2018年几个丑闻事件的曝光，这种状况有望得到扭转；甚至有人提出，2018年或可界定为“中国公益慈善界的伦理建设年”。从积极面看，这些丑闻的曝光前所未有地刺激了公益慈善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反思意识和伦理担当。
公益资本论梳理“2018中国公益慈善的争议与反思”系列专题文章，本文回顾了“Me Too事件”，主要聚焦下列问题：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对公益慈善界的影响与启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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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 多位知名公益人相继陷入性骚扰丑闻。这些丑闻通过社交媒体，以被骚扰当事人实名或匿名指控的方式曝光和传播开来，并呈现短时间内连环式爆发、运动式发展的态势。丑闻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议。随后，在一些倡导性别平等的草根公益机构、公益人和行业意见领袖的推动下，关注和争议扩大为具有一定行业属性的公共讨论和行动。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慈善伦理、性别文化等方面，行动的内容则主要包括表态与处置、机制建设与联动培训等方面。
2018年7月20日，社交媒体曝光了第一起公益慈善界性骚扰丑闻。当晚，一位自称曾在“广州市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工作过的女性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自述，称曾于“2012年或者2013年左右”的一场培训中遭到某知名议事规则专家的性骚扰。这一指控发出后，被指控的专家和涉及的公益慈善机构都没有第一时间公开回应，事件的传播也主要局限在个别圈子里，谈资性质明显。
2018年公益慈善界性骚扰丑闻的真正发酵、从谈资逐渐转化为公共议题，是从7月23日某知名乙肝患者平权机构的创办人被指控开始的。当天早上，一名该机构的前女实习生发表匿名长文，指控该机构创办人在2015年的一次徒步公益活动中对自己进行了性侵犯，而她如今决定公开举报，是因为新近得知还有更多与她一样的受害者。指控长文发出后即在社交媒体引起比较广泛的传播。数小时后，该创办人在朋友圈“ 承认 （ 指控）文章中的事实”，并称“ 考虑向警方自首”，并不再担任该机构的负责人。然而，在当天下午发给主流媒体的新闻通稿中，他又称与指控者在事发当时是恋人关系， 企图辩护；这一说法在当晚即被事件指控者公开否认，与此同时，2015年参与徒步公益活动的另一位女性也发表了针对该创办人的匿名指控自述。该创办人的朋友圈回应、 面对媒体的说辞和新指控者的出现，直接推动了事件传播的升级，引发了更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和跟进报道，在互联网上甚至出现了“公益人 × × 涉性侵”的专题新闻页面， 北京市警方也表示对事件重视并开展核实工作。
前述公益机构创办人涉性侵丑闻曝光当天午间，又有全国知名公益项目的发起人等几位男性知名公益人在一微信群中就事件的讨论流出，其中关于赞赏前述公益机构创办人 “承担责任”、支持他“勇敢面对，重新开启”等言论引发了舆论场的强烈反弹， 被指责“展示了强烈的兄弟会气味”，是“公益圈中的腐朽和衰败”的表现。当天稍晚，社交媒体开始广传一则新的性骚扰指控，而指控的矛头所直指的正是前述参与讨论的男性知名公益人之一；该指控称，2015年7月在浙江举办的一次论坛活动上，该知名公益人曾性骚扰一位女性活动参与者，“ 同时承诺可让她成为新项目负责人”。同一天晚上，社交媒体又爆出了当天第三则公益慈善界性骚扰指控。 在该指控中，一环保公益人士称某知名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发起人曾性骚扰与性侵其所在机构的女实习生和女员工。
至此，关于公益慈善界性骚扰丑闻讨论正式突破小范围传播，成为舆论场中大范围关注和讨论的热门事件。在接下来的7月24、25、26、27日，又陆续曝光了多起相关丑闻。一时之间，公益慈善界性骚扰指控呈现陆续有来之势。在此期间，性骚扰指控还延伸到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圈、体育界和娱乐界，被举报者包括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历任 《中国新闻周刊》及新华社等媒体要职的知名媒体人、前羽毛球国家队队员等， 并引起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舆论反响。
媒体人覃里雯对“ 微信指数”的搜索观测显示，“ 性骚扰” 一词在7月24日高峰期关注度超过3000万，7月26日的高峰期关注度超过2500万。如此关注度虽然远低于同期 “ 疫苗事件” 顶峰时3亿多的关注度，但已经是中国性骚扰议题十分罕见的关注高潮。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7月，在中国社交媒体、主流媒体上曝光的性骚扰丑闻共 21起， 其中，公益慈善界占了10起。
相对于此前在高校的情况，接连曝光的性骚扰丑闻在公益慈善界得到更加快速、更加积极的关注和回应。首先，普遍认为这与公益慈善行业的特殊性有关，即公益慈善行业本身就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美好为目标，其从业者、支持者和关注者一般怀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其次，社会公信力是公益慈善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对危及这一社会公信力的丑闻及时进行止损、反思和遏制，是公益慈善行业的基本共识；再次，在现代社会，倡导和推动性别平等本就是社会公平正义美好的题中之义，已播种在不少公益慈善行业从业者、支持者和关注者的意识里；此外，公益慈善事业的本质是“ 民间”“ 自愿”“ 自主”， 这使得公益慈善作为一个行业来说权力结构相对松散，个人和机构，尤其是草根公益人和草根公益组织，在其中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和自发性，其发声和行动比较不容易受到大机构和意见领袖的牵制。
对这一轮性骚扰丑闻反应、发声和采取行动最迅速、最积极的正是一批草根公益人和草根公益组织。从第一起丑闻流出起，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就迅速组建起了一些以反性骚扰为主题的讨论小组或行动小组，其中“ 一些以妇女组织为核心、专门为处理性侵害事件而建立的微信群一天滚动上千条信息”。一些熟悉互联网技术的志愿者还自发利用互联网开源软件建立起了“咪兔” 网站（ NGOMETOO），通过网络众包的形式， 不但系统收录、 整理曝光出来的丑闻相关文章、图片、报道、各方回应等， 还为受害者提供媒体支持及法律／心理援助对接等志愿服务。为了应对网络言论审查， 一些志愿者借助区块链技术在一些技术平台上建立社群，并写入与丑闻有关的文章、 图片资料等，使之能够永久储存和无法篡改。这些都彰显了社交媒体赋权下民间社会力量的灵活性和创新性。
与此同时，一些持续深度关注和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的民间公益组织也第一时间行动起来。7月23日，在第二起丑闻曝光后，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就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出了“ 设立行业反性骚扰机制” 的倡议及 《绿芽基金会反性骚扰机制 （ 草案版）》，并宣布“ 将首先启动机构内部的反性骚扰机制”；7月27日，该基金会还发起了一场线上 “ 公益行业反性骚扰机制建立讨论会”，共有超过2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个人或机构代表参与了讨论，并纷纷表达了对性骚扰事件的零容忍态度和行动的承诺与计划。此外，广州性别教育中心也积极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持续推送关于如何识别和预防性骚扰的普及性文章， 在群情汹涌之中， 为人们提供了理性审视和讨论有关事件的重要知识参考。
在线下活动方面，广东、云南、北京等多地都从7月23日起就计划筹备研讨会。其中， 能够查到的最早的线下研讨会是7月29日由云南 6名公益人发起的“ 云南公益人反性侵犯交流会”，其议程包括性健康与性侵犯知识普及、 行业规范及自律和关于如何给受害者提供身心支持的讨论。
8月4日，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广州性别教育中心也组织发起了讨论会， 邀请高校、法律界与公益行业的代表就两机构共同拟定的 《反性骚扰机制草案》 提出建议。
更加具备行业性的一场线下讨论会举办于8月8日。该讨论会由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发起，11家知名公益慈善机构联合主办。在不得不局限在小范围的情况下，仍有超过 40家公益慈善机构的代表现场参与了讨论。讨论会后，这40多家公益慈善机构都签署了经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的《公益慈善界反性骚扰承诺书》。这次讨论会的意义虽然从现场来看参与的公益慈善机构数量仍过少、在类别上也有很多缺失、讨论本身的深入也还不够，但它确实是“ 体现公益慈善行业伦理担当与道义责任的一次集体发声”，“ 体现了公益慈善行业在社会行动浪潮中提出追问、进行不断审视与思考的意志”，并且“ 彰显了对于建设者的立场的选择，共同探讨建设的手段、建设的机制、 建设性的反思”。
这些广泛而正面的发声和行动显示出公益慈善作为一个行业在反性骚扰问题上的基本共识与决心。这种共识和决心不仅体现在行业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清查方面，还体现在压倒性同情遭遇性骚扰者上。肯定遭遇性骚扰者打破舆论与权力桎梏的勇气，为倾诉与指控者提供安全、友好、尊重的环境与支持，成为主流意见和行动前提。性骚扰是一个长期较为严峻却得不到足够重视的问题，而这和相关案例的鲜被揭发有直接关系。例如， 据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起的高校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接近70%的大学生和毕业生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但是这些骚扰和侵害只有不到4%被报告到学校和警方。 一般认为， 导致这种情况的核心原因之一，是在父权文化仍占据主流的社会舆论环境中，性骚扰受害者一方面容易自我归罪，另一方面普遍诉讼难和面临“ 荡妇羞辱”的风险。鼓励受害者说出经历、指控施害者，以释放负面情绪、促使施害者受到道义谴责或法律惩罚， 并起到一定的预防和社会教育作用， 是全球MeToo运动的基本模式。但是， 在中国，2018年7月公益慈善界针对陆续曝光的性骚扰丑闻予以积极回应之前， 倾诉者普遍处于遭受质疑或得不到太多关注的境地。
然而，在这一波性骚扰丑闻的回应中，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声与行动也有饱受诟病之处。被较多指出的主要有如下三点：其一，被指控的涉性骚扰男性公益人的回应哪怕是在承认被指控事实的情况下，仍然公关性明显、反思性不足，避重就轻、趋利避害；其二， 一些素日里在公益慈善行业比较活跃和有影响力的公益人或专家学者，尤其是男性， 因为朋友、 所属机构受相关指控的牵连，片面地以阴谋论来定性丑闻的曝光；其三， 公益慈善行业里公开对丑闻表示关切和呼吁行业在性别友好方面自查与自律的意见领袖， 绝大多数是女性， 例如谢丽华、 杨团、 高小贤、 郭虹、 刘小钢、 陈一梅、 翟雁、金锦萍等， 鲜闻男性的声音。
性骚扰丑闻密集曝光过程中，乃至丑闻逐渐平息之后，有关报道的评论区中，有不少诸如“公益圈真乱”“公益行业比商业领域更加肮脏”“公益行业是不可信的” 等这样的网友留言。不少报道以“地震”形容丑闻带给公益慈善界的负面影响，认为这些丑闻对公益慈善行业的公信力造成了重创；更有论者指出，它们带给公益慈善行业的负面影响可能会甚于当年的 “郭美美事件”。
但是，公益慈善行业公开、正面的主流发声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此事件成为一次行业整体审视、反思、教育与建构的契机。这种审视、反思、教育与建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为公益慈善行业敲响了一记在快速发展中审视与反思自我的警钟。这种审视和反思突出表现在对丑闻发生原因和症结的深层分析与讨论中。这些分析和讨论中比较具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点。
（１） 公益慈善行业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公益慈善从业者也是社会人， 社会上诱发性骚扰的种种意识、机制与现实等因素在公益慈善界同样存在。例如 “江湖习气”“ ‘ 大佬’文化”“ 山头文化”“ 男权意识”“ 酒桌文化”“ 权威崇拜”“ 个人膨胀” “ 组织内部权力监督与制约不足”，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往往被公益慈善的道德光环所遮蔽，以至于未能及时或普遍地引起应有重视和防微杜渐。
（２） 在公益慈善机构数量快速增长、 公众筹款额度明显提高、市场化探讨热情更加高涨的同时，慈善文化、慈善伦理发展滞后。使命和愿景的审视与重申在公益慈善机构内部和公益慈善行业的各种对话中附带化，公益慈善机构内部文化建设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项目设计的功利化考量超越倡导性追求。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公益慈善价值观模糊甚至偏移， 削弱了遏制丑闻发生的内在约束力量。
（３） 中国NGO的发展与赋权女性、推动性别平等密切相关。NGO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从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才逐渐为中国人所知的；此外，早期大力支持和推动了中国NGO发展的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基金会在资助政策中大都把促进妇女主动参与、注重社会性别分析等作为重要准则，并且推动或资助了不少社会性别培训。在此背景下，中国第一乃至第二代NGO的目标追求中或多或少都带有倡导与推动性别平等的因子，而性别平等领域的NGO也曾一度扮演了中国NGO开路先锋的角色。但是，近年来由于政府管控、国际基金会退出、国内基金会兴起而筹资与资助伦理尚不成熟等原因，社会性别议题和相关领域的NGO大都日渐边缘化，没有得到相应的、足够的支持，社会组织也普遍缺乏对员工的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和预防与干预性骚扰的机制。长而久之，社会性别意识在公益慈善界出现了整体性的弱化，为性骚扰现象的滋生和恶化提供了土壤。
第二，对公益慈善行业客观上起到一次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作用。社会性别视角的重申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的普及，对密切关注事件发展的公益慈善从业者来说，不但有助于更加理性、 客观地分析事件中的各方声音， 还是一次基于鲜活场景体验与专业知识汲取的社会性别教育巩固。尤其是在对性骚扰的界定上，“ 具有性含义的不受欢迎的直接的或暗示性的言语或行为均为性骚扰”，这已基本上植入了每一位密切关注事件发展的公益慈善从业者的知识和观念体系之中。对于个人来说，起到了识别性骚扰以在生活和工作中自我保护或自我审视的作用；对于机构和行业来说，对于制定规范、原则及机制以提升整体预防和回应性骚扰的意识和专业能力， 具有基础性共识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在性骚扰丑闻出现后， 一份男性公益人版反性骚扰倡议书出现在了互联网上，并呼吁联署，其主要内容包括：支持性别平等，尊重每一个个体，反对一切物化他人特别是物化女性和任何其他的性别歧视行为；加强自律，管住肢体；纠正周围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的不良观念、不良人物和不良言行；教育身边的男孩和成年男性， 将性别平等这一天赋人权播种进人心；理解、关心并支持遭遇性别暴力的同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支持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经济赋权，让性别平等在经济、文化、科学、 社会、法律等所有领域逐一实现。
第三， 推动了公益慈善行业相应的一些机制建设。其中，最直接的当数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设。在性骚扰丑闻陆续曝光的过程中, 一些牵涉其中的公益慈善机构，纷纷表态会将社会性别议题纳入机构内部培训中， 并把建立内部预防与应对性骚扰机制列作机构的长期工作。此外， 一些有影响力的资助型基金会也开始在促进公益慈善行业社会性别意识提升方面着手作为。其中，南都基金会对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项目进行了立项， 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促进公益机构建立与性别平等和预防性骚扰有关的机制，在机构的管理工作中加入反性骚扰的流程和规范内容；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资助出品了一份可供公益慈善行业免费下载与使用的 《公益机构防治性骚扰机制建设操作指南》。敦和基金会则明确表态会在所资助的旨在帮助公益慈善机构建立筹资能力的实操手册中， 加入防治性骚扰的内容。
在反性骚扰机制之外，这波性骚扰丑闻也一定程度上搅动了公益慈善行业资助机制的建设。这主要表现在性骚扰丑闻曝光后，对于性骚扰丑闻中的被指控者所创办或所在的公益慈善机构， 是否应该立即停止资助的问题的讨论上。在一些公益慈善机构的负责人涉性骚扰的丑闻曝光后， 即有曾资助这些机构的基金会发表公开声明，停止对这些机构的资助，并重申对所资助的公益慈善机构及其负责人的价值观和个人行为操守的重视。 对于这些基金会的表态和处置，公益慈善行业意见不一， 其中不乏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主要包括负面事件发生后进行资助终止，应该也有明确的程序依据，而更加重要的是需要重新审视基金会资助的程序、 资助条件和尽职调查义务， 反思在资助机制中是否有把反性骚扰等伦理因素也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总体而言， 公益慈善行业在一系列性骚扰丑闻曝光后的发声和行动是聚焦而正面的， 显示出了公益慈善行业把伦理建设问题提上今后议程的基本共识与决心。但是，是否真的能够从这波性骚扰丑闻的爆发中切实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反思路径？还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此外，在吸取教训、 总结经验、反思路径之后，如何具体开展有关机制的可持续建设、重建价值？也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注：本文来源于《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9）》热点事件篇，原标题为《性骚扰丑闻引发公益慈善行业性别文化与伦理建设反思》；由“公益资本论” 编写供稿。
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率队启动年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编著工作，致力于对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历史与发展做全方位梳理与总结，持续提供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材料。《中国慈善发展报告》自2016年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多年来始终立足国家改革与发展一线，观察和把握中国慈善事业的成长态势，记录与分析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融互动中的现代慈善变革。经历年积累，现已成为社会各界及海内外人士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历程与年度特征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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