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标题是《“你个混帮会的，怎么敢去高攀名门正派？”》（作者：张佳玮），文中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原来武侠小说里的组织类型，也有自己的潜规则与鄙视链。比如帮、派、教，表面上看都是武林门派的一种称谓，但其实也分三六九等：“帮”往往是底层民众的组织，“啥叫帮呢？大家一起穷帮穷，这叫帮。什么丐帮，什么盐帮槽帮、巨鲸帮，说白了就是黑社会……干的是占山为王，划地收保护费的违法勾当”。“派”就斯文很多了，有点中产阶级意思，“门派呢，一般都扎在某个地方，比如少林派、武当派、青城派、华山派、昆仑派……那是正经的学院！你入门派去学武功，出来就是某某派子弟啦，相当于拿了文凭”。“教”则往往有政治野心，一般有一套教义，甚至有一套形而上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对内强调忠诚，对外则野心勃勃，比如明教、白莲教、日月神教，都是要“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帮就是穷的，派就小资中产，教就有造反的潜质，这是谁规定的？大概没有人这么规定，这是“江湖规矩”，约定俗成的，大家都觉得就是这样才比较合适。不信你可以试着换一下：丐教、华山帮，这一听就有点山寨的感觉，大家觉得不像话。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固然是一种的文化想象，但也有深厚的现实基础。按照冯仑的说法，中国历史上就只有两种组织文化，一种是朝廷，一种是江湖。如果说朝廷颁布的律令是一种明面上的规则，“江湖规矩”就是一套“潜规则”——既然也是一种规则，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地讲出来呢？因为潜规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往往是跟由权力主导的正式制度是有冲突的。你别看少林派、武当派看上去人模人样，是个有身份地位的中产阶级，朝廷一个不高兴，说你是黑社会，你就是黑社会。但奇怪的是，尽管“非正式制度”看起来比较弱势，但它无处不在、经久不衰，有时甚至比正式制度还好使。梁文道在其音频节目《一千零一夜》中就讲到一个故事：在二战时期，一名英国军人被纳粹军队俘虏，其时负责看管战俘纳粹军官收到上级命令，让他把俘虏杀掉。但这位军官没有执行上级的命令，悄悄把那位英国军人保护了起来。后来，那位英国军人回国，临走前留了一张纸条，大概是说哥们你够意思，等打完仗了，你来英国，来我家，我请你吃饭。甚至还留下了自己的地址。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很有趣的冲突。按照正式制度，两国敌对，双方军士都应该严格遵循上级命令，指哪打哪，让你杀谁你杀谁。就算被对方放了，回国之后也要第一时间跟组织汇报，认真审查自己有没有被策反渗透，怎么能心存感激，还邀请敌人来家里吃饭呢？但欧洲传统却有另外一套军人的伦理守则，那是自古罗马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对何谓一个有荣誉感的军人有很多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对方军人要是投降了，不应再加害于他；也包括，大家在战场上固然是各为其主，但如果战争结束了，大家脱下军服，敌对关系就解除，完全可以做好朋友。这有点像现在的职业运动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场下可能是互送祝福、谈笑风生。故事里的英国军人和纳粹军官，其实在按照一套他们共同认可的非正式制度行事。社会学家周雪光指出，非正式制度弥漫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之中，诸如潜规则、“泛家族制”、山头主义、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等现象屡见不鲜，虽然历次政治运动一直在努力消除和抵制这些现象，但一直禁而不绝。周雪光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非正式制度会长盛不衰？周雪光认为，一方面，由于正式制度是自上而下过程的产物，因此，地方的经验积累和创新在获得上级认可前只能以非正式制度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治理的对象千差万别，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很难适用同一个方案，尤其基层社会中情理法的多重逻辑都在发挥作用，这就需要一种“双轨政治”来化解矛盾。按这个说法，非正式制度不仅存在于体制之外，也根植于体制之内。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就讲述了清朝乾隆年间，整个官僚群体在对待一桩“妖术案”时非常有默契地从“集体瞒报”转变为“层层加码”的故事。这显然有悖正式制度的要求。乾隆皇帝就对官员这种瞒报行为十分恼火，他打算借此好好修理一下这批不听话的官僚。但他还没真的出手，风向就变了，得知皇帝震怒的各级官僚马上开始了层层加码的政治表演，各级官员都在侦办妖术案时唯恐不够用力，一时之间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弄出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官员们为何前后如此反常？其实这也是非正式制度在发生作用。孔飞力就在《叫魂》一书极为精彩地描述道：“任何一个君主要想维持对官僚制度稳固、有序和可靠的控制，都已变得十分困难。……到了弘历手里，这些制度建设不是停顿了，就是出现了倒退。这或许并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弘历缺乏他父亲的那种耐力。到弘历的时候，官僚体制已是盘根错节，征服者已不可逆转地进一步汉化，以至于君主对官僚的常规控制已捉襟见肘。”这几段似乎暗示着，面对一个心照不宣、大多数人认同的非正式制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也只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他固然可以大发雷霆，让一大批官员乌纱落地，但也没办法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系统。正式的制度只是表面上的，但真正影响人心、决定事情走向的却是非正式的制度。有人也许会觉得《叫魂》里的情况是帝国治理不善的结果，一个好的制度就该令行禁止，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来说，内在往往有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帝国的超大规模带来了地域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各地的资源、能力、社会情况参差不齐；而另一方面，帝国的权威也必须维护，如果让各地“高度自治”，朝廷就没有什么存在感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呢？乾隆皇帝的做法是：一方面，用统一的正式制度来维系帝国的尊严，并用不定期的“整风”彰显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地方因地制宜，用灵活变通的非正式制度解决实际问题。当然，皇帝就不得不接受一个令他不快的事实：各地对他的服从，很多时候是一种象征性服从。但象征性服从也是服从，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有时候象征性服从就够了。这为非正式制度的长盛不衰提供了一种解释——非正式制度，本来就是制度的一部分，甚至是维系一个制度长期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潜规则与朝廷法律互为表里，借用电影《一代宗师》里的一句台词，只不过“有的人活成了面子，有的人活成了里子”。说了这么多，也许你还是觉得非正式制度，或者说潜规则的面目有点云山雾罩，它背后的真实逻辑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究竟基于什么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呢？我们都知道，正式制度的逻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官方认可，甚至直接就是由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无论规则合不合理，我们不太难理解背后的逻辑。政治学者包刚升认为，制度规则往往是在某种实力结构下博弈出来的，当这套制度规则固定下来后，还会逐渐演化出一套与实力结构、制度规则相适应的观念体系。但观念体系的影响会更为久远，往往是现实的制度规则变了，观念体系依旧顽强地存在。由于宗教、文化、历史演变的影响，每个国家的观念体系各有不同，而中国人的观念体系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最大的就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简单来说，差序格局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把亲疏远近，分得清清楚楚，对于亲近的人，可以付出一切；对于远方的人，尤其是外邦外族人，漠不关心。周雪光提出了差序格局的三个基本特征：自我中心、亲疏有别、身份基础。自我中心，即以自我出发确定与他人的关系，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作为中心去量度；亲疏有别，即社会关系因自我定义之社会距离的变化而不同，存在差异性对待的意义；身份基础，即血缘、宗族、婚姻等内容，具有边界清晰、信号明确、存续持久的稳定性。理解了差序格局，中国的潜规则、非正式制度就很好理解了，那几乎都是差序格局的外化与具体应用。为什么“领导子女”总会得到特殊的照顾？因为在差序格局的伦理体系里，亲疏本来就是有分别的，所有的道德和规则都得看对象与自己的关系，无论是奖励还是惩罚，都是因人而异的，人们实际上并不认同“人人平等”的观念。但“平等”又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于是这种亲疏有别、因人而异的价值取向就潜隐向下，成了一种不必说出口、却大家心知肚明的规则。明明是想给自己亲人安排一个好工作，却说成了“举贤不避亲”，说得好像不是因为某人是我亲戚，而是因为他实在很能干。应该说，差序格局是符合人类天性的。有人类学研究指出，在世界各地不少原始部落里也呈现出差序格局的价值取向，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化中，差序格局很可能曾经普遍存在，但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像中国一样固守差序格局的观念呢？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宗教传播的影响，尤其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的影响。由于大家都信仰一个唯一的神，人在神的面前实现了平等，因而在社会生活上，大家就逐渐接受了“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但众所周知，中国人大多是不信教的。尽管经济不好了，也会有很多人去求神拜佛，但大多求的是现世的好处，而非信仰什么唯一的真神，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会发生改变。由此推之，差序格局将会长期存在，而潜规则、非正式制度也将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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