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璋先生与地理系的发展（上）

我校建校七十周年之际，陕西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平台将定期推出一系列由我校教职工、校友等讲述的师大故事，跟你聊聊那些年师大那些事儿，带你重温师大的发展历程。本期来听甘枝茂老师讲讲地理系的故事。大学期间哪位老师、哪些事情令你印象深刻？分享给我们。

黄国璋教授（1896.6—1966.9），祖籍湖南省湘乡县，1928年10月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习后回国，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一直从事地理教育和研究工作。他是我国创办大学地理系最多、担任系主任时间最长的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也是九三学社成立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地理科学、地理教育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与丁文江、翁文灏被合称为中国“地理三杰”。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52年10月，黄先生由北京调至陕西，先后在西安师院、陕西师大地理系（旅游与环境学院前身）任教授、代理系主任、主任等职。1966年9月6日，在“文革”中造反派的冲击下，他与夫人双双含冤去世。此后，在1978年6月17日学校召开的追悼会、1979年中国地理学会召开的代表大会，都分别对黄先生一生追求真理，致力于地理教育、地理科学及民主科学事业作了充分的肯定，为其恢复了名誉。

我于1957年8月进入西安师院地理系（陕西师大地理系前身）学习，1961年8月毕业后留地理系任教，直到退休。黄国璋教授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事和领导。我耳闻目睹了他作为一代名师的风范，以及他为地理系发展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巨大贡献。

黄先生来陕后，被安排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他把在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办学的理念和经验带到了这里，尤其是1954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正式独立并更名为西安师范学院及1956年始任地理系代主任、主任后，他为地理系发展壮大做了大量工作，为以后地理系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黄先生在任期间，地理系行政人员较少，除他全面负责外，办公室有秘书1人，办事员1至2人，黄先生的办学理念及许多想法除在有关会议上讲述以外，更多的是通过系秘书去贯彻与实施的。

根据形势发展

不断修订教学方案和计划

黄先生很重视各项工作的计划性，他曾多次讲要“亊必言，言必行，行必果”。即办任何亊必须亊先讲清楚，要有计划；有了要求和计划必须见之于行动；最后必须要有结果，要有个交待，不能不了了之。因此他很重视教学计划的制定。1955年冬至1956年春，为准备独立建系后招收首届本科生，依据教育部有关教学大纲和已有方案，他制订了地理系1956级本科教学计划。当时课程设置主要是向前苏联学习，除公共课外，专业课有测量与地图、普通地质学、普通自然地理学（俗称“大普自”）、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各洲自然地理、外国政治经济地理、地理教学法等。为了加强实践和理论联系实际，在一、二、三年级暑假前均安排一个月左右专业实习，四年级安排教育实习。全年大体教学9个月，野外实习1个月，放假2个月。

1958年，在“大跃进”形势下，学校开展“三勤”（勤俭生产、勤俭办学、勤工俭学）、“四大”（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大炼钢铁、大搞科研）运动，在黄先生主持下，地理系调整了教学计划，增加了劳动时间，在校内办起了菌肥生产厂、教具模型厂、种菜组、理发组、钉鞋组等，并组织学生参加。当时种的西红柿（最大者重约1斤）、冬瓜（最大者重40多斤）曾在西安交通大学进行展览。同时他要求把野外教学实习改成生产实习，通过实习完成生产任务。当年八、九月，1957级本科班在唐庆山等老师指导下完成了洋县茅坪河146km的山区引水渠道水准测量；1957级专科班完成了南郑县红寺坝水库地形图测绘；1956级本科班在张崇信、方正等老师指导下，完成了西安市地下水变化勘测及周至县楼观台野生植物调查。

1959年至1960年，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据此地理系又适时调整了教学安排，一方面在教学内容上，精简了四门区域地理课的部分内容，压缩了课时，增加了结合生产实际的有关课程（如农业区划与规划、农业气象、应用地貌、干旱区自然地理等）；另一方面，把劳动正式列入教学计划（约2个月）。为了不过多地减少教学时间，便把寒暑假压缩至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并把部分劳动与野外实习结合起来进行。1959年除在校内勤工俭学、课堂教学外，7至8月份，本科班1956级、1957级、1958级、专科班1958级及相关教师共200多人，由黄先生亲自带队前往陕南城固县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湑水河流域综合考察与规划”的生产实习。实习完成了28万字的全流域规划，及附有地质、地貌、水文、土壤、植被、水土保持及水库坝址、焦岩水库等8个专项查勘、调查报告。这次实习是地理系有史以来组织安排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结合生产需求的实习。

196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高教六十条也随之试行，指出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合理安排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时间。据此，地理系确定本科教学9个月，生产劳动1个月，寒暑假2个月，教学秩序走向正常。同时为了加强“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技巧），把原来的“大普自”改为地球概论、气象与气候学、水文与水文地理学、地貌学、土壤与土壤地理学，植物学基础与植物地理学等课，并按部颁教材或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1963年，考虑到中学地理课时减少，在地理本科1960级（1964年毕业）及1963级教学计划中，增加了外语（俄语）教学时间，把外语作为兼学专业，以便学生毕业后兼教外语。同时利用土壤分析实验室筹建化学地理实验室，拟开设化学地理课，为学生兼教中学化学创造条件。

1964年为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春节谈话”，地理系对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进行了讨论与改革。系上曾派人到临潼、长安等地的农业中学调查，探讨为农业中学培养教师的问题。经过调查讨论，至当年冬天，地理系基本明确了培养合格的中学（含农业中学）地理教师仍是主要目标（学制四年）；除开设地理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外，继续开设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有关课程（如水土保持、农业气象、土壤调查分析等）；贯彻“少而精”、“启发式”的教学，并把“测量与地图”课作为试点，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地理系根据上述认识，修订了教学方案与计划。由于中学地理教师需求量大减，学校有人提出地理系停止招生，人员及设备暂时保留，以后根据形势再作决定，并对现有1963年、1964年入学的本科班实施过渡计划。黄国璋主任认为，可以招收少量学生进行新方案的实践，后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1965年继续招生。

重视教学硬件建设

黄国璋先生认为“课堂实习实验是地理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很重视有关实习实验室的建设：一是充实、扩大原有气象园、绘图室、地质实习实验室；二是新建了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天文等实习实验室；三是明确各实习实验室有专人负责。此外，他还与有关教师制订计划，购置教学仪器、设备、标本、模型和图件等。

由张中会先生负责的气象园（初址在现积学堂东侧的牡丹园，1960年前后迁至天坛南侧）始建于1954年，至1958年已可进行降水、蒸发、风向、风速、气压、气温、地温、湿度等多项观测，基本可满足气象课教学实习。由刚雅芳、杜仲寿老师负责的地质实习实验室，于1956年在原教学四楼三层初步建成，分为地质标本陈列室和专用实验室，至1958年先后购置了德国岩矿标本5套（每套200种）、国内陈列标本200多种，另外有偏光显微镜、切片机、磨片机、岩矿磨片、条痕板、矿物晶体模型、地质构造类型模型及大量野外用罗盘仪、地质榔头、地质背包等，可以满足当时普通地质教学及实习使用。

1957年由出外进修回校的方正、刘兆谦老师，分别负责筹建植物地理、土壤地理实习实验室，两实验室于1959年基本建成，均设在原教学四楼二层。当时土壤地理实验室包括专用实验室，有萤光光度计、酸度计、天平、土壤筛、恒温箱等；土壤标本陈列室有全国主要土壤类型全段土壤剖面标本30多个和自采整段土壤标本10多个。植物实验室有10多台显微镜、20余套解剖用具及大量植物标本。

1960年在原少数天文仪器的基础上，由应振华、张中会老师负责筹建地球概论（天文）实验室，先后购置了多台120mm折反射天文望远镜、63mm单筒望远镜、巨型经纬仪、六分仪、赤道仪、三球仪等，能够进行一般天文观测实习。

1954年开始设置专门绘图地图室，此后在唐守仁等老师负责下，陆续购置了大型缩放仪、专用绘图仪、晒图机，以及供学生实习用的套装绘图仪、卡尺、曲线仪、求积仪、水准仪、经纬仪、大平板仪、绘图桌等，可供学生测量地图课实习及承担大型生产测绘任务。

黄国璋先生很重视资料室的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除购买有关专业书、地形图外，订有《人民日报》、《光明报》、《地理学报》、《地理》等数十种报刊，工作人员二三人，负责剪报、资料编目、借阅等事宜。还任命了老教师韩宪纲副教授兼任资料室负责人。

狠抓师资队伍建设

黄国璋先生根据他多年办学经验，深知要办好大学地理系，教师的水平和数量是至关重要的。在学校领导支持下，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在原引进人才的基础上，继续引进其它大学的毕业生10多名。例如华东师范大学“普自”研修班毕业的魏景新（1957）、成笃谦（1957），华东师范大学的刘守忠（1958）、程锦美、张伯祉、董瑞芳（1960），北京师范大学的唐庆山（1957，研究班）、芦英英、张景林（1960），河南大学的杨起超（1958），西北大学的罗枢运（1956），吴丽屏、李作华（1960）等。

其次，选拔本系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从1956年至1961年本系毕业留校25人，其中不少人成为以后地理系教学科研的重要力量以及有关方面的管理人员。此外，选拔优秀的中学地理教师如梁鹤鸣、张玉珩先生等担任地理教学法等课的教学工作，充实了师资队伍。

第三，加强对年轻教师的培养。20世纪50年代地理系基本上都是年轻教师，且多为本科、专科学历，作为高校教师，专业基础和教学科研能力相对薄弱。因此提高现有教师业务水平迫在眉睫。据此，黄国璋先生要求年轻教师“边教边学”，在认真编写讲义、备课、讲课的实践中，扩大和加深专业基础。他曾多次讲“当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应该有一桶水”。曾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具备“自然地理基础”和一定的专业外语水平，要过普通自然地理“关”。为此20世纪60年代初，系里曾实行“导师制”，即给年轻助教确定有经验的中老年教师为指导教师，制订工作学习计划，边工作边进修学习；同时举办地理专业外语学习班。黄先生不仅亲自帮助自己的助教制订进修计划，而且还给年轻教师上专业英语课。当时专业俄语则由公共外语教研室的孙荣先老师讲授。

与此同时，根据教学安排，黄先生有计划地选派部分教师出外集中进修学习。例如曾先后选派方正、张崇信、张远广、郭恒文、杜甫亭、刘胤汉、王子义等赴中国科学院、北京师大、华东师大、中山大学等名所名校进修。

由于黄先生在国内地理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威望，受国家教育部委托，地理系于1959年前后，接收了上海师院、杭州师院、西北师院、武汉师院、安徽师院、延边大学、天水师专等院校的多名进修人员，为之培养经济地理专业教师。

黄先生早年曾多次组织参加过云南、西康、四川、汉中等地的地理考察，深知选派教师参加国家或省、部组织的地理科学考察是提高教师科研能力、丰富实践经验的重要途径，他先后选派刚雅芳参加陕西商洛找矿（1958）、杜甫亭参加“国家大地图编制”（1959）、齐矗华等参加中国科学院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1959、1960）、刘胤汉（1959）与罗枢运（1960）参加中国科学院毛乌素沙漠考察、魏景新等参加中国科学院祁连山冰川考察（1960）、杜仲寿等参加秦岭古冰川遗迹考察（1960）、刘兆谦参加甘肃河西走廊土壤调查（1960）等。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地理系教职工队伍由1956年的30余人，发展到1962年初的65人。此后由于国家遇到经济困难，地理系为贯彻“紧缩编制，精简人员”政策，至1966年“文革”前仅保留了30名教职员工。然而，这些被精简后的骨干成为日后地理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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