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璋先生与地理系的发展（下）

我校建校七十周年之际，陕西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平台将定期推出一系列由我校教职工、校友等讲述的师大故事，跟你聊聊那些年师大那些事儿，带你重温师大的发展历程。本期来听甘枝茂老师讲讲地理系的故事。大学期间哪位老师、哪些事情令你印象深刻？分享给我们。

要求任课教师编写教材

20世纪50年代，全国师范院校地理专业所设课程，基本上没有统一教学大纲和正式教材，所讲内容主要由任课教师确定。黄国璋先生认为各课所讲内容，应有所遵循，不能心中无数，任意讲授。因此，他在讲授中国经济地理、经济地理导论、地理教学法等课时，都写有讲授提纲和卡片，其中不少内容还是用英文写的。他主持地理系工作后，要求各课教师编写讲义，而且必须在上课前发给学生，初期迫使一些没有教材的教师边写讲义，边发讲义，边讲课，课结束后才装订成册。这不仅强化了教师的备课，避免了任意性，而且有利于学生课后复习，提高教学质量。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地理系所开设的主要专业课，例如普通地质学、测量与地图、普通自然地理学、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各洲自然地理、世界经济地理等，都有了自编教材（油印或铅印讲义）。有些教材与其它院校还进行了交流。

1960年后，一些院校地理系自编教材陆续出版发行，本校地理系也开始采用相关教材。随后教育部颁布了部分课程教学大纲，在无统编教材的情况下，地理系要求这些课程必须依据教学大纲，在教学中对所用教材内容进行增补或删减，并写出说明。严格按照部颁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1961年，黄国璋教授借在上海参加全国经济地理学术讨论会之机，向有关院校教师提出了协作编写中国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教材的建议，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此后在拟订教材编写大纲的基础上，陕西师大地理系承担了《中国经济地理》中的西北区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中的法国、德国（含东、西德）的编写任务。1963年，由黄国璋教授主持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了全国八大师范院校协作编写《中国经济地理》教材讨论会，有17个院校地理系有关教师参加会议。此后各师范院校地理系普遍采用了该教材。

倡导编写“陕西省分区地理志”

带动全系科学研究

1959年冬，在黄国璋主任的倡导下，地理系确定把编写“陕西省分区地理志”作为全系的重要科研任务，并且先由编写“汉中专区地理志”开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探索、掌握陕西地理环境规律和自然资源，以便为陕西省工农业发展提供地理基础资料，为更有效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服务。而且编写地理志涉及学科较多，可以发挥地理系不同专业教师的特长，促进教师进行科学研究。时任学校副校长的郭琦很支持这项工作，为此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在会上他指出，要多作调查研究，地理志内容要结合生产实际，反映客观规律，文字要雅俗共赏，形式要文图并茂。

黄国璋主任亲自主持拟定了“陕西省汉中专区地理志编写提纲”。并多次征求汉中专区有关部门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等20多个大学地理系、研究单位的意见。1963年春完成初稿，除在汉中征求意见外，8月又在西安召开会议征求意见，邀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华中师大地理系、华南师大地理系、西南师大地理系、北京师大地理系、吉林师大地理系、西北农学院农化系、西北大学地理系与生物系、西北地质局、中科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陕西省气象局等20多个单位参加讨论。会后对初稿进行了修改。黄国璋教授主审了经济地理各章，该书于1966年由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

1967年地理系“造反派”学生在批判郭琦副校长的会上，让郭琦谈对编写地理志的看法，当时郭琦回答“编写地理志这个方向是对的，我看以后还要继续编”。这立即引起主持人的不满。几年后，在陕西省科委和学校领导大力支持下，经过地理系广大教师的不断努力，终于在1987年完成并全部出版了陕西省10个地市的分区地理志，这在全国是第一例。分区地理志为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研究陕西有关问题的单位和学者，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地理学方面的科学资料。中央电视台也曾报道过“西安市地理志”。编写陕西省分区地理志，提高了我校地理系在全国的声誉，促进了教师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为地理系教学科研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严以律己，身体力行

黄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期间，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作为年过六旬的系领导，他坚持坐班制，上班总是提前到，先打扫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再到系办公室、各教研室走走看看。他作风民主，主持召开全系会议传达、讨论有关问题，总要让大家多发言，而且经常点名，征求教师意见。一些重大的决策，例如教学计划修订、野外实习组织安排、教师外出进修等，他很重视征求系党组织负责人的意见。他与任何人谈话时，态度、表情总是谦逊、和蔼，从不摆“架子”，因此师生尊称他“黄老”。

他上课时对自己和学生都严格要求，他曾说：“课堂是个严肃的地方，要有纪律，不能随随便便，要有礼仪风范的修养。”因此他上课时总是衣帽整齐，举止大方有度。不许学生穿背心上课，不许喧哗，有问题可以举手。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没有《经济地理导论》教材，他便写了比较详细的讲授提纲和卡片。要求学生必须作笔记，而且还进行检查。他写的板书整齐有序，讲课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善于结合实际，进行对比分析，逻辑性很强，深受学生欢迎。1959年秋他给我们班（57级本科班）讲授经济地理导论课时，采用半定量分析法评价各类交通运输工具的优缺点，并以西北地区为例，认为应多发展公路、铁路运输。他曾举例在美国某条大河上，修建铁路大桥时未考虑水运的发展，使后期建造的大型客轮无法通过，以此说明发展交通运输业通盘考虑、统一规划的重要性。他所采用的半定量评价分析法，以及统一规划的重要性，至今已50多年了，我仍然记忆深刻。

黄老十分重视锻炼身体，他每天清早要在自家院子做体操，步行上下班，还要做一些轻体力劳动。1959年全校召开体育锻炼誓师大会，63岁的黄老在大会上发言，以亲身经历讲述自己重视身体锻炼的情况，并当台做广播体操演示，希望学生能形成重视锻炼身体的习惯。

1959年夏秋之交，年过六旬的黄先生，亲自带领全系师生赴陕南城固县进行“湑水河流域综合考察与规划”的生产教学实习，为地方生产服务。在出发前，他安排有关教师给同学讲实习内容和调查方法，还特请韩宪纲老师专门讲“野外地理素描方法”。到城固县后，先进行了三天的“练兵”（教学实习），以达到各课实习的目的；然后分上、中、下游三队进行考察。实习的一个多月期间，黄先生与下游队师生同吃同住，一起步行考察，收集资料。这次野外实习考察结束后，在由阳平关回西安的火车上发生了两件与黄老有关的事。一是有几个同学在火车上，用罗盘仪测绘了宝成铁路青石崖至观音山站之间火车爬越秦岭的“8”字形路线图，被乘警发现后，有两名同学被带走，在场的其他同学非常紧张，当即告知了在另一车箱的黄老。他立即与指导员前去找列车长，说明是学生出于学习和好奇，想用罗盘仪看看能否测绘出火车爬山路线，并无其他用意。列车长同意毁去草图了事。另一事是黄老在列车上的盥洗室里，忘了带上因洗漱取下的手表，再去寻找时，手表已不见了。然而，黄老诙谐地说：“那个表是从美国带回来的，这一下和美帝国主义彻底没关系了。”

1960年夏天，黄老冒着酷暑，又带地理系57级本科班前往陕南宁强县大安驿进行经济地理实习，经过一个多月，完成了大安驿公社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黄老很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早在1956年他不仅自己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而且在讲授“地理教学法”时，联系地理科学实际让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认识和分析地理亊物的变化。在政治学习讨论会上，经常能听到他联系自己实际的发言，他总是认为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而且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应该重视思想改造。他重视参加群众性活动。1960年春，在消灭“四害”运动中，黄老与本系师生一起到西安市郊区农村打麻雀、捕鼠、灭蝇、挖蛹。1966年春，年已70岁的黄老，主动申请到泾阳县参加农村社教运动，他说：“我是搞经济地理的，解放前搞过农村调查，我国是农业大国，对农村和贫下中农不了解，就难以教好经济地理。同时，我们老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实际，接近工农，才有利于思想改造。”在半年的社教中，他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回校后还写了自己的感受，并准备再次递交入党申请书，表达他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决心。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爆发了，黄先生再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

黄老对我的两次谈话

我自1957年8月考入西安师院地理系至1966年9月，与黄老见面的次数不计其数，其中有两次黄老约我谈话，印象之深至今难忘。

1961年8月下旬，我们班面临毕业分配，同学们急切盼望的毕业分配方案终于公布了。同学们都有了去处，可是我和赵国光两人被列在“等待分配”栏内，我的心情有些忐忑不安。一周之后，接到地理系办公室通知，让我到黄老家去一趟。我随即赶到黄老家，进门后在客厅见到了黄老，见我有些拘谨，他便说“坐下坐下”，让我坐在他书桌对面的椅子上，然后他也坐下。他对我说：系上经过研究，让你留在地理系工作，你有意见吗？我家在农村，能在大城市工作，真是喜出望外，我立即回答没有意见。然后他对我说：听说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很好，政治上要红，业务上要专，要又红又专。当一名好教师不容易，要有过硬的本领，要有专长，要熟练掌握所教课程的内容，还要有恰当的教学方法。你才毕业，知识有限，要不断扩大知识面，除自然地理外，其它相关专业知识也学一些。还要多参加地理专业实践，像野外实习、考察、调查等，你参加过“南水北调”科学考察，收获一定不少吧！我说：在考察中见到了沈玉昌、罗来兴、王乃樑、刘培桐等先生，在滇西北看到了许多奇特的地貌和自然景观，学了许多知识。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表示没有。黄老最后说，没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到系办公室去办理留校手续。

1965年6月，由于地理系执行新的教学计划及人事安排的变动，系主任助理张崇信先生通知我担任“水土保持课”的教学任务，并说给我联系个单位先去学习，问我有无意见。当时我想，系里许多教师已经精简走了，我能继续留在这里总比调出去好一些，于是便答应了，表示没有意见。7月初，地理系办公室通知我，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实验站同意我前去进修学习，并说去以前见见黄老，看他还有什么要给你说。于是我去了黄老办公室，说明情况，看他有什么叮咛。黄老说，你去了以后在学习中多收集资料，回来后要编写讲义，明年春天开始上课。你的进修学习与别人不同，别人是去大学、研究所，你是去陕北绥德，那里水土保持搞得好，又有实验站，资料也多，可以学到很多实践知识和技能。黄老还询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并表示很乐意去陕北，除学习水土保持外，还想看看那里的黄土地貌。

黄老对我的两次谈话，体现了他对年轻教师成长的关心，这使我政治上要进步，但业务绝不能放松的决心和行动更加坚决，专业知识面不断扩大。去陕北绥德学习所取得的收获，也成为我多年来从事水土保持与黄土地貌教学、科研的良好开端。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著名教授、原党组织负责人邬翊光先生曾撰文说：“我多次去西安，看望黄国璋老师，他领着我参观陕西师大地理系，看到那些井井有条的实验室，很有成就的科研、教学成果，我再一次感到我们北京师大失去了一位非常有组织领导能力的系主任，也使北京师大地理系在中国地理学界，特别是人文地理领域的地位有所下降。”在黄国璋教授去世45周年之际，作为他的学生，我深深怀念他，感谢他对我的谆谆教诲；作为见证地理系从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发展到今天的旅游与环境学院，我以及许多同事，除了自豪，更要感谢黄国璋主任早期为这一发展所做的重要的奠基作用；作为一名地理教育者，要学习他热爱地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严以律己，为人师表的高尚师德。

注：本文在完成过程中，易日煜、方正、宋德明、应振华、杜甫亭、杨凯元、张远广、董瑞芳、郭恒文、李承林、郭端正、武裕任等老师，提供了文字或口述资料，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