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夜读 | 我的大学时代

我有过两次高考的经历。

这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乡村中学毕业学生中，不算什么稀奇事儿。补习多年，应考数次，被戏称为“七仙女”、“猪八戒”的大有人在。为什么这样？离开土地，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这差不多是每一个农村青年心底的想法。而高考，几乎是实现这个梦想的唯一途径。小时候常听老人一句话，俩旋儿过鸡蛋，毕竟坐西安。是说哪个孩子命好，头顶上有两个发旋儿，将来能到省城里谋事。这不是迷信，这是梦想化成的戏语。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无疑给农村青年带来了实现梦想的福音。其实那会的我，刚上初中，对于高考的事还懵懂未知。知道的是，有那么一阵，每当父亲从省城回来，就有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上门找他辅导功课。尤其是临近高考的时候。我们家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工农家庭。父亲是我们村里不多的上过大学的人，六十年代中期毕业后留城工作。母亲是农民，带着三个孩子，在家种地。但是母亲不想让孩子们步自己的后尘，希望他们有出息，有好的命运。所以，她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家里的活计，宁肯自己多干，也要保证充裕的时间让我们读书、学习。父亲也一样。每次从城里回来，包包里掏出的必是新买的书籍和学习资料。越近考试，对我的学习情况越上心。记得有一次，为了给我讲解关于大齿轮与小齿轮的物理问题，父亲用手转动自行车的链盘，三两次地演示、说明，一是因为紧张，二是因为我对科学缺乏兴趣，硬是没有弄懂问题的所以然。最后是父亲动气，我丧气，大家不欢而散。

时间如逝水，转眼之间，我的高考到了。一九八二年，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结果，失败了。说实在的，这是预料中的事儿。对于这次考试，我不但缺乏信心，而且少有激情。记得考前分班时，我就想要报考文科的事儿征求父亲的意见，被毫无争辩地否决了。班主任老师也不赞同我的想法。这也难怪。八十年代，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那是一个崇信科学的时代！

但是坏事也能变好事。头一次高考的失利，却顺利地促成了我第二年报考文科。当我把借来的数十册历史、地理书往桌上一堆，这么多？母亲担心地问。我笑而未语，似是成竹在胸。

其实我老早就发觉自己对文艺的兴趣。小时候无师自通，迷恋画画。曾经把一瓶一瓶的蓝墨水拿来画竹子、画熊猫、画八路军战士的蓝军装。父亲发现后，对我绘画才能不置可否，只是告戒我不要浪费墨水。上学后，我的兴趣转移到读书上。记得一本图文并茂的三国故事、一册发黄了的父亲的国文课本是我那时最爱的读物。一次作文，我把冰心的几句诗引在开头，被老师大加赞扬。此后的十数年间，我几乎成为班级里的“范文”写手。自然也成为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转到文科班的一年间，我的学习情绪高涨，心情也好。完全没有坐在补习班里的挫败与焦躁情绪。一次，学校里一位老师在省报上发了篇文章，引起轰动。大意是说，一天早上，他偶然发现一棵嫩芽从一堆乱石底下弯曲着、伸长出来，受了启发，认为物理亦通人情，人要向草学习。文章不断地被广播，四处宣读，用来鼓励学生。我当时心想，什么时候也能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

先得考上大学。我在心里说。

终于考上了。我在心里说。

记得那是一个漫长的暑期的下午，我从地里回来，有人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喜笑颜开，招待信使。我看着信封上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一排红色的字体，心里咯噔一下。说不出的感觉。

这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六个年，一九八三年，我上了大学。

那年秋天，我从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来到省城西安，到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报到。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学校所在的长延堡一带还很冷清、很萧条。隔着马路，师大西门就朝着农民的菜地。相对繁华的是小寨、钟楼一带，要买稍微贵重点的东西或是得闲逛逛街，就花一半毛钱，坐3路公交车，朝北去。但是很多同学，宁愿走路，或者搭乘农民的马车，也要把车资省下来。毕竟大家的经济都紧张。那时候，乘坐马车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朴实的农民也很乐意替大学生捎脚。

20世纪80年代学校校门

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更无从体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时下走红的超男、超女在那些粉丝、钢丝眼里的份量，能否比得上当年的大学生在国人、家人心里的份量？我看不一定。原因是，人们对于知识分子，除了羡慕，还有敬重。自然这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氛围有关。

大学生们一进校，第一件事先把校牌戴在胸前。出了校门，个个抬头挺胸。鲜亮的牌子在阳光下一闪，呵，那个自得啊，别提了！那时候无论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商店里的售货员，一见大学生，眼睛就亮，笑容就往脸上挂（不要以为售货员没什么，柜台里的货品不是她家的，你得隔着半人高的台子，央求！）。这些是虚荣，还有实惠呢。

恢复高考制度的最初几年，大学生都享受着国家的“统包”政策，即不收学费，统包分配。进了大学，如同进了保险箱，四年出来，肯定人人有工作。至于师范学校的学生，就更是待遇有加了。除了学费、住宿费免交外，伙食费都是国家补贴的。我的记忆没错的话，男生一个月，饭票30斤，菜票25元；女生，饭票28斤，菜票30元。基本上不花家里一分钱，省点的，还有节余。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封家书里写给母亲的就是吃饭的事——天天像过年，米饭、大肉和包子，顿顿有。那时西安市内的高校，属陕西师大的伙食好。一毛五分钱的土豆烧肉，四毛钱的清真小炒，刚出炉的新鲜面包，能当点心送礼。真正的质优价廉！一到周末，附近高校的学生就来这边找老乡、会同学，打定主意吃食堂。临了，嘴一擦，屁股一拍，送上一句，不愧是陕西吃饭大学啊！

当然优遇的不止是食宿，最重要的还在于校园文化思想氛围。八十年代初，学生关心国家的前途，关注民族的命运；老师关心学生的成长，关注学生的将来。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充满了宽容、理解、真诚与默契。

教我们写作课的刘明琪老师对学生更是热情有加。跟学生围坐一起谈天、吃饭，带学生外出参观、野游。有师生的情分，没长幼的隔膜。那时高校老师的工资不高，但我们时常得到刘老师的资助，搞调查、办刊物；刘老师也常带喜欢写作的同学，去报社、杂志社，推荐发表他们的作品。我的第一篇处女作，就是经刘老师推荐印在1987年5月19日的《西安晚报》上。到手的一点点稿费被几个同学狠狠地敲了竹杠。

说实在的，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是有福的。芳华之年，正赶上国家政治清明、文化经济日渐复苏的好时代。大学生的地位与身份是尊宠的、优越的，学习的风气很浓。那时候，教室和宿舍二十四小时不熄灯。大家彼此暗地里攀比，看谁起得早，看谁睡得晚。师大图书馆的自习室是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时常人满为患，只有抢占，方能得到一席之地。学习上，老师的要求毫不含糊。至今还深有印象的是，七月如火天，跟同舍的同学坐在图书馆旁的雪松下紧张备考；外国文学考试，全班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放翻补考。实话实说，其时男女同学在一起，大都是暗地里拼着学习来吸引对方，少有直来直去的。等到醒悟过来，才发现明花已有主，堪折未曾折，悔之晚矣。前阵子，几个大学同学聚在一起，说起陈年往事，依然是感叹、唏嘘，自然也少不了感动与感激。

如今我们这批八十年代初期入校、中后期毕业的大学生，业已人到中年，大多成为各自工作与行业里的骨干力量。如果说，在这批人身上还依然葆有一份社会责任与良知的话，那么不能不说与他们当年接受教育的环境有关。诗曰：“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我理解其中的意思，既不是施恩求报，也不是知恩必报；而是物质与精神上的互通有无，维系并构建一种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我想这种关系，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也应在国与民之间的君子之交。

在那个被称作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我们这些“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最爱唱的歌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回顾走过的路，想想曾经的、青春年华的豪迈与自信，也足以令人欣然与感奋！

（文章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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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吕刚（系我校校友）

编辑/ 黄婷 刘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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