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书房 | 张懋镕先生和他的书房

80年代时，历史文化学院的张懋镕老师，一个月46块钱的工资，他硬着头皮买了台湾严一萍的《金文总集》，花了700多。那时候有些书买不起就抄，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张老师用了一个假期的时间给抄完了。由此可以看到他对古文字研究的热爱。本期我们一起走进张老师的书房。

文 / 支丽蓉

记者/王子旋

摄影/马静晗

▎书房主人

张老师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张懋镕，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先秦史学会理事。师从我国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长期从事古文字、青铜器、商周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曾在《历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了9部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反响，一些文章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全文转载或观点摘编，先后获陕西省教委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以及陕西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两次。鉴于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1993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荣誉证书，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曾赴美国、日本、奥地利以及台湾、香港作学术访问和演讲。

▎先生的书房

张老师有两个书房，一个在师大，另一个在西大，书房里都是些大部头的书。这些书都是慢慢积累起来的。80年代时，张老师一个月46块钱的工资，硬着头皮买了台湾严一萍的《金文总集》，花了700多。那时候有些书买不起就抄，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张老师用了一个假期的时间给抄完了。在书房，不光读书，平时也写写字，搞一些篆刻。张老师的父亲也喜欢篆刻，学古文字相对容易是因为刻章，自己本科时就已经很了解小篆了。张老师说，对于文字的风格，要有自己的认识，别人说龙飞凤舞，那什么是龙飞凤舞？怎么体会？说到底这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自己多感受。

书房里有幅陈瑶生先生的画，画的是水墨竹，人们都说墨分五色，通过用墨的浓淡就展现出了正反两面，并且它的层面感也是很强的。张老师说：“这是几十年前画的，那时候的人们不管是研究也好做事也好，都能沉下心来，现在人们太浮躁了。”

张老师向记者展示自己收藏的一些篆刻石料

▎求学经历

张老师说：“五六十年代书籍匮乏，最早接触的是小人书和连环画。我们那一代很多人都喜欢文学，看文学作品比较多，我自己也写东西，1964年写了一篇小说《足球场内外》，发表在上海的《少年文艺》杂志上，手写的字变成铅字，对自己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因为文革批判文艺战线，作家成为一个危险的职业，我也放弃了中文系，选择了相对稳妥的考古专业。文革开始，我二十出头，那时高考制度被废除，被迫插队下乡到汉中城固，那时坐一晚上车才能到。第一年我们吃商品粮，第二年就开始挣工分换粮食了。城固三月份的早晨很冷，我每天起个大早，就为了多挣两个工分。从68年到72年，我在那干了4年。后来去化肥厂，又呆了6年，整个十年我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正是对下乡插队的岁月里不能读书所造成的知识缺乏深感惋惜，所以才更加珍惜和坚定后来读书深造的机会和勇气。记得那时候偶然间找到一本世界史方面的书，我完完整整抄了一遍，高考制度恢复后，立志要考上大学。那时候年龄大了，觉得自己知识的投入还不足够，所以深思熟虑决定考研，自己对古文字感兴趣，所以决定学古文字。那时候整个西北地区研究古文字的人很少，由于文革研究古文字的人青黄不接。1981年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 》，当时编辑也都不熟悉这个领域，最后也没发表。后来给张岂之老师看了之后，他把文章寄给李学勤先生，李先生的回信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后来我就成为李学勤先生的学生，一直从事古文字方面的研究。”

▎寄语

张老师对于古文字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做学问要有重点，不能放的太宽，要从中心突破，遇到问题再拓展知识，做研究时目录很重要，可以方便查找资料。其次要有预见性和判断力，比如推断一座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等信息，这里的推断不是瞎猜，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推断。再次要有观察力，同样是看东西，不能好像了解了，其实似是而非。最后兴趣很重要，没有兴趣的话学起来会很难受，不仅自己难受，老师也于心不忍去强制你。平时多做记录也很重要，李先生记忆力特别好，但他还在时不时做记录，自己现在也是一样。学习古文字要多动手，多写多画。以前学习时，将唐诗用古文字写出来，这样容易记。现在字典很多，可以多去对照。

张老师说：“希望同学们明确目标，对于自己选择的路能坚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