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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在明律师:拆迁方常用的那些“招儿”

2017-03-23 杨在明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导读:在维权过程中,一定要懂得遵守原则、远离底线,无论对方采用如何看似卑劣的手段,都不要被刺激得失去理智。

本文摘自杨在明律师著作《我是这样代理拆迁案的——民告官的行政诉讼》


2011年3月末的一天,河东省开易市齐南县大店镇。


此时,已经是深夜时分。静谧的黑暗包裹着整个小镇,而镇上的居民,大都已经进入沉沉的梦乡。


谁也没有注意到,一辆神秘的面包车,此时已缓缓驶入镇上那条大街。这辆车左拐右转,不一会儿,就转到了梁家大屋的门前。


梁家的狗是最先警觉起来的,刺耳的叫声很快划破了安静的夜空。紧跟着,纷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的传来。有人砸门,有人商议什么、还有人粗鲁地吼叫着什么。


梦中惊醒的邻居们从床上爬起来,偷偷透过窗帘向外看去,只看到十余道手电筒在空中乱晃,梁家老二、梁家老大媳妇等人,全都被拖到屋外的空地,行凶者们拿着大木棍没头没脑地乱打着。甚至连梁家的两条狗也被撵出来,活活打得口吐白沫、四肢抽搐。


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让梁家人哭作一团。梁家老大媳妇张小翠躺在地上捶胸顿足,嚎嚎大哭。但即使如此,梁家人依然没有一个出手反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恶性事件?为什么被害者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保持理性和镇定?这是因为,被害者一家早就因为拆迁纠纷,对类似事件做了应有的心理准备。


相比梁家,我也见过维权者中少数不理性的人,他们在面对显著的不公、巨大的压力时,没有保持清醒头脑。最让人感到痛心的是他们最终选择错误的方式去保护自己。结果,有的人付出了生命代价,也有人从维权者变成犯罪者,最终受到法律的惩罚。


梁家人又是如何进行心理准备的?一切,要从之前的拆迁纠纷说起。


2010年2月,河东省老店古镇庄园项目开始启动。项目规划占地面积1200亩,一场浩大的拆迁行动迅速开始。


梁家四兄弟所居租屋,是他们的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购买的,前后共建了四间房屋,总面积在400平方米左右,父亲去世后,梁家四兄弟分别居住其中一间。随着拆迁开始,梁家提出的合理补偿方案被当地政府接连反对,双方的谈判迅速走入僵局。


就在2011年初,梁家老四就联系过我,表示非常认可我们的理念和经验,邀请我去实地了解情况。在他们那里,我不仅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还敦敦告诫他们,这样的拆迁纠纷很容易发生一些过激事件,希望他们能提前做好准备,防止陷入被动。


拆迁公司得知有律师介入以后,态度似乎放软了下来,他们开始表示打算继续进行谈判。没想到,这样的态度只是一招缓兵之计。接下来,我的预言居然不幸地一一验证:


先是莫名其妙地出现一帮“社会人”,深夜在大屋外怪叫骚扰;


然后是莫名其妙地停水、停电、停气;


再接下来,拆迁方代表在协商中态度蛮横,气得老实的梁家老大突发重病,暴卒而亡......


这些事情,让兄弟四家深受打击。由于我之前给打了“预防针”,所以他们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悲愤,调整好情绪,准备迎接之后的维权。


好在拆迁项目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推进,谈判也就此搁置下来。整整过了一年,拆迁方又一次使出种种手段:


2012年3月23日,村干部直接通知说,为了不影响拆迁施工,先要将梁家大宅门前的树木砍掉。没等梁家人明白过来,镇政府、派出所、市容、村干部等一行人就开着车呼啸而至,然后风卷残云般将梁家门口多年的银杏树、榕树、核桃树砍伐殆尽。


几天之后,更大的风波随之出现,前面的一幕沉重拉开,面对赤裸裸的暴力逼迁,梁家人陷入了无边的绝望中。


拆迁维权,注定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说漫长,是因为我们面对着的是行政机构有权、拆迁单位有力,而利益相关方有钱。但仅如此还不足以说明其艰难,事实上,拆迁过程中最危险的,还是拆迁户在面对暴力时,自身很容易产生的非理性行为。


有鉴于此,我对当事人给出的建议是:熟悉拆迁方使用的那些招数,并据此学会保护自己。


梁家人是理智的,他们没有选择冲突和报复,而是选择了咨询律师。就在他们被殴打的第二天,我接到了梁老四的电话,在电话中,我让他们立即去公安局报案、做笔录。随后,我马上赶到他们那里,对事情进行了逐项记录。在连日的暴行面前,这个大家庭终于确定了维权方向,决定用法律来挽回尊严和权益。


理性维权的第一步,是保留证据,采证的工作迅速开展。


我带着梁家四位受伤的家人立即住院,在拍片之后,又及时联系了当地的法医鉴定科,做好法医鉴定。鉴定结果表明,梁家老二、老二媳妇、儿子和梁家老大媳妇,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有了证据,我们就能进一步维权,前行的目标更加明确。第二天,我们就和梁老四找到齐南县公安局刑侦科立案。在立案过程中,我们详尽地叙述了遭遇到的暴力行为始末,从案发前村干部的言行,到树木的损失,再到案发时不明身份的人员暴力威胁梁家人签订协议,再到案发后还有不明身份的人在梁家附近东张西望......


正是因为保持着理性,当我们将上述过程中和鉴定证据一一向公安局列举之后,县公安机关也不得不予以正规,表示会立案。


只有单方面行动,当然不足以进行维权。除了向公安局报案外,我们还积极进行了“迂回作战”。我们向河东省委、河东省政府、开易市委、开易市人民政府、齐南县委、齐南县人民政府和纪委发出《情况反映函》,在函件中,我们反映了梁氏一家人的不幸遭遇,并表示一定会围绕该起事件问责申诉到底。


这封反映函措辞不卑不亢,理性但不乏激情,真实但不掩严肃。在这封正式的反映函中,各级政府读出了被害人坚决维权的决心和毅力,也让他们不得不理性审视。


很快,开易市政府办公室打来电话,表示慰问,说是愿意对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损失进行协调。希望梁家兄弟不要继续再向上面申诉,尽量将事情控制在小范围内解决。


显然,政府作为行政机构,除了代表公共利益之外,也有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越来越严格的问责机制、越来越发达的新闻媒体,让政府必须要以同样冷静的态度去面对理性的维权者。这也说明,在拆迁户越是“占理”的情况下,越是要走正确的游戏规则去维护权益,而不能授人以柄,给自己“挖坑”。


梁家老四接到这个电话,感觉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马上来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不要被进展冲昏头脑,理性的态度绝对不要丢。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凭借一腔热血谈拆迁补偿,而是要抓住对方的刑事犯罪行为追究。


果然,政府原本以为梁家会顺坡下驴地谈拆迁补偿。没想到,梁家异口同声地说,只有先补偿暴力事件,才能谈到下一步。这让政府和拆迁方都感到无从发力。无奈之下,政府回应说,根据人身损害的补偿标准,对所有受伤人员给予报销全部住院费用,并每家赔偿1万元,而前期梁老大去世带来的损失,也可以和拆迁一起谈补偿标准。


谈判顺利结束。在法律面前,拆迁方使用的暴力招数被全然化解。


虽然如此,公安机关那边却始终没有什么动静。为了给县公安机关施加压力,我们不断向公安部、河东省公安厅、开易市公安局发函,将内容详细描述。同时,也让这样的压力传递到镇政府那里,让他们具备更大的谈判诚意。


在此期间,镇政府多次派人上面,表示想早点结束谈判。但梁家人不为所动,按照我事先嘱咐的,不管对方做出怎样的试探,都只一句话:“有事谈,我的律师必须要在场”。


任何耐心都不应该被白费,也不会被白费。梁家人平静的守候,终于赢得了时间,换来了事情的转机。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通过多种渠道,发现大店古镇庄园二期征地拆迁的程序违反,没有任何批文和公示。无疑,这成为我们重返谈判桌的筹码。


当维权者不是感性用事,而是手握重筹,以严谨的态度面对那些妄图采用种种潜规则的对手,他们将是最难以被击垮的。


2012年6月,镇政府在上级机关的压力下,终于无法再硬撑下去。他们主动登门造访,就曾经的暴力逼迁行为赔礼道歉。


很快,双方协商的结果浮出水面,梁家四兄弟的愿望实现了:


每家批一块宅基地作为补偿,房屋补偿额达到了每家20万元,而梁家老大的补偿达到30万元;


受伤人员除了报销医药费之后,也获得了相应的人身损失赔偿。


签订协议的那一天,梁家兄弟久久阴沉的面孔上,终于呈现出一抹喜悦的笑容。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个质朴的普通农村大家庭,承受了太多不公平,经历了太多情感的冲击,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以理性的态度,迎来了法律女神的平和微笑。


回顾这次案例,我感受到的是当事人情绪从一开始的愤怒不安、盲目冲动,到后来的冷静守法、恪守底线。正是有这样的变化,他们的维权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如果当事人不是有着在悲痛面前的自持,有着在冲击之下的坚毅,如果他们习惯于随便行动、盲目维权。那么,即使维权成功,也会付出更多的代价、经历更多的时间。


如果不是始终相信法律是最好的武器,那么,当事人以一介小民的力量,也不可能让各级政府机关感受到肩负的压力。


事实告诫我们,在维权过程中,一定要懂得遵守原则、远离底线,无论对方采用如何看似卑劣的手段,都不要被刺激得失去理智。而本案这样鲜明的例子,更是给人们以启发——只有经历了狂暴的风雨依然能够站立如初的草木,才会越发具有生命力、越发茁壮地向上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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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是由专业的拆迁律师团队创办的法律服务机构。团队坚持“只为被拆迁人维权”的理念,致力于维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帮助被拆迁人获取更多合理补偿。


截至目前,在明的拆迁维权业务已经覆盖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累计代理案件超过3000起,通过各种渠道为被拆迁人提供法律服务数万次,惠及的拆迁户数以万计,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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