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女留学生，面对法国同学关于台湾西藏民主自由的质疑，三招制敌！

在多年的海外求学过程中，我遇到过不少来自外国人的傲慢与偏见。面对他们对中国的误解，我选择积极主动去争论，因为我想让他们看到一个真实而美丽的中国，因为我知道，保持沉默是固化偏见的同谋。

文 | 党安琪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环球时报”

17岁从家乡来到北京上大学，19岁第一次出国当交换生，再到21岁重返欧洲求学巴黎，我见到了更多的世界，慢慢明白，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宏观进程的复杂性和微观进程的多面性，体悟到不同文化有如生命之杯，唯有依凭理解和尊重之心，才能经此间饮水。

在我看来，误解分两类，无伤大雅与兹事体大。无伤大雅的误解，诸如认为中国人都是小眼睛，数学好，只喜欢学习不喜欢玩，只能喝热水等等，这类误解很好化解，因为对方并非心存偏见，只是没看到事情全貌。

哪种误解算得上兹事体大？自然是那些抱持着深深的傲慢与偏见的看法。一方面这些看法伤害了我们中国人的尊严和感情，另一方面，持这些看法的人也困囿于各自的狭隘心态。傲慢与偏见，相生相成，看似牢不可破，但一颗怀有成熟理智和真诚情感的心，却可以循迹而行，出奇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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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怒不可遏，要巧妙使对方共情，进而愿意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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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课外活动，一个法国同学笑着问我，你们中国为什么要“入侵”西藏？听到这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愤怒，但我忍住没有发作，因为我知道，在一部分西方人的认知里，西藏人民一直承受着中国政府的“压迫”，所以当他问出这个问题时，很可能已经别有用心地期待我发火了。

这个法国人当时只是我的普通同学，并非亲近的朋友。我的愤怒和委屈，不会直接引他共情、反思，相反，只能作为被“洗脑”的明证。于是我转念一想，回答他，我觉得就和你们法国“入侵”叙利亚的理由一样吧。

果然，听完我的话，法国男孩面有愠色，他高声指责道：“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我们国家派军队去叙利亚完全是为了人道主义，我们无私地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的士兵那么辛苦，都是为了去帮助叙利亚人民，请问这怎么能叫‘入侵’，你是不是疯了？”我随即接过他的话：“如果你觉得我疯了，那么刚才你问我关于西藏的问题，我也觉得你疯了，我明白你现在很生气，但请相信，我生气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你。我爱法国的哲学与文学，我读过萨特的著作，喜欢杜拉斯的小说，这片土地的人文情怀，我视若珍宝，我当然知道法国介入叙利亚危机有其高尚目的，可是你呢，你也真正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吗？你知道西藏一直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吗？你知道那里的人民曾在农奴制下经历了怎样不幸的生活？你知道中国为了建设西藏每年有多少援藏干部作出巨大牺牲？你读了几篇西方媒体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就断言中国‘入侵’西藏，我觉得任何结论都需要基于尽可能全面的事实，法国是如此注重思辨的国家，这个道理，你怎么可能不懂？”

法国男孩一开始无比锐利的目光柔和下来，他看着我，我至今记着他一字一句说话的郑重神情，他对我说：“真的很抱歉，有些事情也许是我弄错了，我之后会找资料去了解。”后来我再遇到他时，他主动和我说：“我发现西藏问题远比我想的要复杂，我觉得我以后不能再说中国‘入侵’西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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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含有强烈个人信念的看法不要断然否定，承认部分合理性，以退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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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一起做小组作业的美国女生曾直白地对我说，她认识许多台湾朋友，他们都觉得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中国却压迫台湾，不让台湾“独立”，他们为此非常痛苦。她目光试探性地望向我时，我笑了一下，说：“你的那些台湾朋友里年轻人居多吧，其实我能理解他们的想法。”美国女生吃了一惊：“你真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没有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中国人。”

这时我收敛起笑容，叹口气，回答道：“这些和我们同龄的台湾年轻人，从小接受的都是去中国化的教育，他们对中国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加上岛内‘台独’势力的长期宣传，年轻人这么想，是在情理之中。但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悲剧，因为事实上，两岸就是一家人，我们的语言、文化和民俗习惯，这一切有形无形的纽带，真正有心去了解的人都不会说台湾需要‘独立’，这个命题本就不应该存在。”

我接着说：“在大陆，我们教科书对台湾的称呼是宝岛，我的朋友们说起台湾也都是充满深情的，这些年来，政府更是不断推出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利的各项政策，我们的心是向着台湾的，可是一些台湾年轻人不领情，他们有他们的痛苦，但大陆更多的善良民众，却是因为他们的痛苦而感到双重痛苦。我个人而言，尤其痛恨那些‘台独’政客，他们残忍地操控人心，很可耻。”

美国女生听完我说的话，吃惊地半张着嘴：“这样啊，原来你们才是真正痛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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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直接进行宏大叙事，找出最有效的个人生活体验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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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法国，我的一个德国朋友马特问过我，中国没有民主和自由，那么你来到欧洲一定觉得特别幸福吧？起先我的回答是：“在这两个地方，我都觉得很幸福。你用西方垄断定义的民主和自由来看中国，当然以为中国没有这两样，可中国的国情和欧美不一样，我们是有民主和自由的，以适合我们的方式。”马特耸肩说：“你这些话不就是中国官方舆论机器的那套论调吗？可民主和自由是普世价值，说什么国情不同根本是自欺欺人。”我当时无计可施，于是对他说：“我现在不知道如何更好地说明我的立场，但让我们记着这个话题，我一定会有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我发现，在持相反观点者的眼中，宏大叙事意味着苍白无力。要说服他们，只有用最直接的个人生活故事才可能有效。2016年，法国各地开始反《劳工法》抗议，一度演变成暴乱，后来波及学校。反对《劳工法》的学生们占领了学校主楼，并拒绝与校方协调，许多课程被迫取消，包括马特和我在内，大批赶来上课的师生，面对挡在主楼门前的垃圾箱，失望而归。

当时马特向我抱怨，真不知这些学生怎么想的，一定要用这样愚蠢的方式来抗议吗？我回答：“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正是你为之骄傲的民主和自由，民主地抗议，自由地占领。”马特哑口无言。我继续说：“请别误解我，我尊重西方国家的政治选择，但你应该承认你们定义的民主和自由，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说，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是完美的，都需要在实践中被完善。中国的政治选择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太不均衡的受教育水平，真要实行你们那样的民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会被浪费在政治博弈上，对于一个仍然贫困的中国，这一切是不能承受之重。”

接着，我对马特讲了我理解的民主：“只要能够有效听取民众的想法，这就是民主。在中国，我们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尽可能使得集体智慧用于集体决策，在我看来，这就是适合中国的民主。至于自由，贫困是最大的不自由，我们的贫困率由1981年的85%下降到2012年的10%，我认为，这是中国人获得的很珍贵的自由，没有这种经济自由，我都不可能来到巴黎上学。当然，我明白中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毕竟刚开始，用定心思发展了30多年而已，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欧洲，是不是该多一些积极态度来看待我们？在中国，我们谈论欧洲的风景如画，谈论欧洲人的文明教养，我们尊重你们选择的道路，也请欧洲尊重我们走的路。”这一次，马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后来，马特在学校选了中文课，对中国的热爱一发而不可收，还计划未来到中国旅游。

傲慢与偏见之症，唯有理智与情感可医。这是一场持久战，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来到战场，有的人抱持根深蒂固的偏见，达到了根本不在乎事实如何的境地。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必多费口舌，更无需难过，毕竟愿意倾听的人始终是大多数。最重要的是，不能因为一些外国人的傲慢与偏见，乱了我们自己的理智与情感。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有据，这是我们做得到的。

（作者党安琪 巴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