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旅法二十多年，让我看到明天的胜利在中国
【文/ 郑若麟】
7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近年来，面对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上升的形势，中国在保障自身稳定发展的前提下，为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提出中国主张、付诸实际行动，彰显出历经70年来发展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
我的人生道路与绝大多数同胞相比略有一些独特之处：从1989年伊始，我就前往西方的一个思想大国：法兰西共和国去求学、生活和工作。我担任上海文汇报常驻巴黎记者长达二十多年。
我至今还非常清晰地记得，我刚到巴黎时，就像巴尔扎克大作《幻灭》中的男主角吕西安站在高地俯瞰着巴黎而言：Maintenant Paris, à nous deux（现在，巴黎，让我们俩来较量一番）。当时我充满着对巴黎、对法兰西、对欧洲、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崇敬和仰慕之情，一心想要参透西方发达之谜，来为自己曾经苦难深重的祖国提供复兴、成长和发展的“秘方”。
我离开中国时，共和国诞生恰好四十年。
今天，在中国国内各类讲座、讲课、甚至包括在电视节目中，我经常回顾当时的情景：1989年时我的月工资是56元人民币；以当时人民币与法郎的汇率1.2比1的比价，我一个月的工资当时恰好可以购买我在法国唯一找到的一件中国生产的商品：巴黎“春天”百货公司的一个上海玩具钢琴：47法郎。而当时法国最低平均工资为——4400法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有工作的法国人的最低收入，也达到相当于人民币5280元的水平！差不多是我工资的94倍。这一事实对我心理上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作为一位有志青年，我当时的唯一想法，就是要学习法国，让中国也成为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让中国人也成为如此富裕的民众……
那么，类似法国这样的国家，是如何发达起来的呢？这对当时的我、对当时我的很多同胞们，都是一个难解之谜！
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谜底一定存在于法国与我们不同之处！
那当然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于是，我便开始全力以赴地研究法国的民主选举体制。我从1988年在国内开始追踪法国总统大选，到1995年在法国实地考察右翼内部的两巨头希拉克和巴拉迪尔之争……随后又在2002年现场采访了传统右翼希拉克与极右翼勒庞之间的总统之争；我并没有停止于此：2007年我再度日复一日地调查、研究、甚至直接与候选人接触，深入采访报道右翼萨科齐是如何战胜左翼罗亚尔的；最后一次实地采访法国总统大选是2012年，我目睹了左翼的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是如何将在任总统、右翼的萨科齐拉下马的……
通过这四次实地考察法国总统大选，我发现了两大特点：一是选民对他们的候选人基本上处于“不了解状态”，他们所获悉的有关总统候选人的一切，都是通过媒体；而我身为媒体人，特别是在2007年和2012年两次大选，我甚至进入了法国媒体去采访、报道总统候选人，我终于发现，选民选的是“媒体介绍的候选人”，而非真实的候选人。也就是说，媒体在大选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是左右胜局的关键因素。但问题是，媒体并非真正独立的，而是属于各大财团（资本）的……
当地时间2012年4月12日，法国巴黎，法国大选前贴在巴黎街头的总统候选人海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的第二大发现，是选民以为选的是不同的政治派别的总统候选人，应该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战略。然而，实际上这些政治家都是“选举政治家”，他们唯一的不同是选举策略的不同……而一旦当选，他们的执政方略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仅仅在一些“装门面”的政策上做几个专门给选民看的姿态而已……
我在法国二十多年，亲身经历了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奥朗德四任总统的统治。他们分属左右翼主流政党、分属于二战过来的老一代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政治家。但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方式和效果却大致相同。法国在他们的治理下每况愈下，二十年来经济基本没有太大的增长；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极其缓慢，如果不是下降的话……我深入地寻求原由，最终的结论是：法国所有政党均非为治理国家而存在，而仅仅是为了选举……其结果必然是一切为了选举。而为了选举，所有有利于总体经济增长而不利于某个社会团体切身利益的政策都是不可能出台的、或出台也不可能长久实施的。于是，选举民主体制下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结果：每况愈下。迄今法国尚未走出这个怪圈。
确实，今天的法国选出了一个不左不右的马克龙总统。但他的执政方式与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奥朗德有本质上的不同吗？我看不出来。
更令我震撼的是，法国名义上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真正存在的三大权力是财团（资本）、政权（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和媒体。而其中财团（资本）一手赞助政治家的选举，从而控制着政治家本身；一手拥有法国几乎所有最主要的媒体（除了一小部分为国家拥有、另外一小部分可称之为“独立媒体”之外，两者不超过5%），从而主导着法国的一切选举结果，是法国国家统治的真正的幕后主人。我在法国期间揭露、报道了大量这方面的事实和丑闻，使我对选举体制本身产生了深刻的疑虑……
就在我真正认识到西方政治体制的实质本质、特别是察觉到隐身幕后的资本、尤其重要的是跨国的金融资本对西方体制的实质性控制的时候，我常驻巴黎记者的任期走到了终点。于是，我离开法国，回到祖国。
当时我看到的祖国，似乎也处于困难之中……
腐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房地产成为压在每一个家庭头上的重负。教育之代价高昂，使得中国的生育率都开始剧降。看病难则成为所有身体不佳的中国人之噩梦……
特别是崇洋媚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外国”是“美好”甚至是“完美无缺”的同义词。所有的人都期盼着出国、或自己的子女出国……从钱包的角度看，中国人似乎比以前富有很多了；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精神奴隶”……或者说是“精神被殖民者”……或直截了当地说，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精神亡国者”……当时我在共青团网络公开课上做了一个节目，呼吁抵御来自西方的“精神殖民”，近一亿的点击量反映了这个话题引起的震撼……
就在我对国家状态极其担忧之际，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反腐斗争”在全国范围迅猛展开；神州大地出现了迅速改观的状态。反腐成为共和国最重要的斗争。我从中看到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与多党制的法国之间的不同。
法国从表面上看，腐败似乎并不严重。然而这绝对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我曾追踪采访了一件大丑闻：法国售台武器案。在案件中，一共有五亿多美元的“回扣”从台湾被“返回”法国。五亿美元，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小国”而言，绝对是一笔非常巨大的款项。但是，法国“独立的”司法当局整整查了十来年，最终在国防部遭遇一堵打不破的厚墙：因国防机密，有关档案不予公布。最终调查法官不得不宣布结案，所有嫌疑人都无罪。法官本人悲愤之下，脱下法袍而从政，希望从政治上来改变法国……可惜，她永远没有当选总统的可能。五亿美元被一小撮法国腐败的当权者收入囊中，而且安然无恙……
但在中国，反腐是实实在在地展开了，而且成果巨大。我相信，所有的贪腐者今天在中国，一定处于战战兢兢的处境，而法国的贪腐者则很有可能继续在弹冠相庆……
我回国仅仅五年多。但在这五年多中，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反腐斗争取得了莫大的进展，而且包括在其他很多领域都在大踏步地进步；在我身边的普通国民的生活水平、无论是从衣、食、住、行哪个方面出发，都在切切实实地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一点，在法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我有着切身的体验……
今天，全球经济都进入了困难时期。这是考验一个国家本质和能力的关键时刻，一个危险、但却伟大的时代。走出这个危险而伟大时代的国家，将是明天的胜利者。
无论是从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或从人均收入等绝对数字上来看，目前法国依然远远超越中国，是发达国家中的一员；而中国则继续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两国之间最大的差别，恰恰在于“明天”。对于中国而言，“明天”绝对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但对于法国而言，“明天”却充满了未知数。因为中国从上到下，所有人都齐心协力地在为一个美好的明天而努力，而奋斗；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今天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其他各个领域，都处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动态式进步之中，我们只要努力，就能够使我们的体制越来越适应今天的世界和时代，我们就能够取得越来越大的进步。但是在法国，人们已经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黄马甲运动”就是一个新的预兆。
确实，尽管我们的国家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我们的未来明显地处于顺风顺水的有利状态，但我们也还是有着种种问题：负担越来越沉重的子女教育、令人忧心忡忡的医疗体制、价格离谱到疯狂的房地产……然而在这五年多的观察中，我看到的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已经逐步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因为我们有一个公开宣布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政党、有一个完全独立的金融、货币体制、有一个总体上非常健康的经济体制（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是美、德、日的总和）、有一个天性勤劳、刻苦、任劳任怨的人民……中国会继续进步，而且谁也无法阻止，这是我绝对坚信无疑的。
对此，我非常乐观！
本来，对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的感言应该就此收尾。但是，我却发现，有一个问题、一个社会的“细节”问题、一个涉及我们每一个人自身个人文明修养的“小问题”……却始终在我的脑海里缠绕不休、且令我痛心疾首；而且，这个问题往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学者），将这个“细节”扩大到体制、文明的高度，将其演绎、解释为“中国体制只能造就野蛮人”……
“一出国、就爱国”，这已经是全民共识。但还有一种现象我们却说得比较少，那就是一出国，就能够非常轻易地发现我们自身存在着很多不文明、不礼貌、缺乏修养、涵养、不懂得最起码的公共行为规则……特别是我们出国后与西方“文明人”相比较，我们就会看到，西方人往往给我们“彬彬有礼”的良好印象，他们行为潇洒倜傥、待人接物温文尔雅……相形之下，我们经常听到的则是对国人不文明行为的种种批评：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不遵守起码的规则、粗鲁野蛮、无理取闹、行为放肆无忌……其实，这些问题我在法国时就长时期地观察，早就形成了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它与文明、与政治体制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要知道，一个有修养的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要通过最严格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欧洲人的“文明”，就是从小遵循一整套严格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日复一日地训练出来的。没有任何“秘诀”！
因此，借共和国七十大庆、中华民族正在日益成长为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全球公民”之际，我呼吁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从我做起”，以最严格的个人行为规则约束自己、教育自己的子女、构建自己周围的社区，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人”；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迈向世界头等强国、大国之际，培育出十四亿文明的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来做到这一点。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将使共和国七十周年成为历史性的一年！
我坚信，共和国七十周年将是历史性的一年！
作者：郑若麟，高级记者，研究员，作家。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法语系。
【本文首发于《欧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