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王安石：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君子之争

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而苏东坡与王安石这对政敌最后竟能走到礼让和谅解，甚至是相互崇敬的地步，实在令人惊讶。

从宰相之位退下的王安石和苏东坡有过一次金陵相会，书上这样记载：“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相逢一个在驴上一个在舟中，两人分别下驴弃舟，双脚落地作揖问安，谈笑风生。

这种人生场景实在稀少，仿佛一瞬间个人恩怨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有人之常情，只有两个回归自然的生命。苏东坡当时还是戴罪之身，在同样郁郁不得志的骑驴宰相面前，如释重负。

他们交换诗文，一同吟唱，话旧谈新，何等畅快。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步出了那个阴浊小世界。

本文节选摘自张炜新书《斑斓志》，供读者从不同视角，更多地了解千古奇才苏东坡。

文 | 张炜

选自《斑斓志》

干练与丰腴

王安石与苏东坡有很大不同，两人在许多方面都是这样界限分明：一个严厉、干练、果决、冷峻；一个丰腴、温和、饱满。但他们两人都是北宋王朝的能吏与文豪，而且都是清廉为政之人。这两个人在各自的方向上都有些极端化，好像上苍有意送给这个时代两个典型人物一样，让他们双双对峙，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不同的概念和符号。不过新党中的王安石毕竟不同于另一些人，他比周边的那些同党要纯粹得多，也要深刻得多。他的作为之大以及出发点之纯正，都是有目共睹的。北宋的这个时期，以及后来，都深深地烙上了王安石的印记。后来旧党把宋代的羸弱和凋敝，甚至最后的覆灭，都从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中寻出端倪，认为是一个久病在身的国体被施用了有毒的猛药，从此才走向虚败和溃散。这样的论断或许不够公允。

在新党一派，有一个人与王安石稍稍接近，其实又是大为不同的人物，这就是后来同样做了宰相的章。这同样是一个下手锐利、坚毅不屈、为大宋王朝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但他远远算不得一个纯谨和洁净的人，他身上的那种刻薄和阴鸷，王安石是没有的。章还不配与苏东坡作为一个对立的人物加以研究，而这样的一个人，似乎只有王安石才可以充当。我们将从他们两人身上找到太多的同与不同，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有些苛刻，在这方面苏东坡是不能苟同的。随着时间的延续，随着那场剧烈的党争渐告平息、王安石告老还野，苏东坡也变得理性多了，对待这位曾经高居相位的人宽容多了。王安石也同样如此。他们之所以在后来能够有一些交往、有一些非常动人的时刻，也完全是因为一个最重要的人性基础：二者皆拥有纯粹的生命品质，也都是极有趣的人。他们都能够多多少少地脱离和超越“私敌”的范畴，彼此之间都有一些钦佩在。这对于曾经作为极其尖锐的一对政敌来说，当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而王与苏最后竟能走到礼让和谅解，甚至是相互崇敬的地步，实在也令人惊讶。

王福元 苏东坡

苏东坡当年对于王安石变法之峻急绝不通融，而且奋力抵抗。王安石就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在旧党密集的火力之下不仅没有破碎，而且顽硬如初，成为整个新党坚实的核心。他具有法治人物最可贵的品质，同时也有这类人物最大的缺憾和特质，即整齐划一与严厉苛责。这一点，甚至在其追随者身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苏东坡的所有弟子都呈现出各自生长的状态，而王安石的弟子却处处遵循师长，成为一种模板性格之下的复制品和牺牲品。苏门弟子中不乏名垂千古的大文人，而王安石的门生中留有文名的似乎只有一个王令。没有比艺术创作更需要自主开放和多元包容了，而这种烂漫生长，与法家的那种生硬和强固是格格不入、难以兼容的。弟子皆要服从老师的单一标准和模式，审美志趣也就变得单调，生活方式及政治立场也会如此。

记载中的王安石有许多怪癖，或者说异趣，一如他的为政风格。他是如此朴素如此清廉，但对日常生活之美没有什么追慕，竟然可以长时间不洗澡，因脏气而多被诟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能写出那么好的诗句，成为一个风格特异、意蕴深邃的文人。无论是为文还是为政，他都算得上一个大有成就的历史奇人。干练与恪守成为他的短板，也成为他的特质，使他走向自己的成功和卓尔不群。

王安石和苏东坡一样深结佛缘，都对佛经佛理深感兴趣。他们都属于思路清晰、求真求实之人，都关心国政，励精图治，恪守儒家治世思想和至高的道德原则，而且都一样正气充盈。后来的朱熹评价王安石，认为他文章和节行都高人一等，尤其是在道德经济这些方面最有作为，只是对他的用人不敢恭维，说：“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楚辞后语》卷六）在这个方面，朱熹之论算是公允的。旧党的代表人物司马光是王安石从政的死敌，他评价王安石也比较公允，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在这里，“不晓事”三个字显得有趣，不晓事理、不通融，像个执拗的孩子。苏东坡的挚友和最重要的弟子黄庭坚评价王安石说：我曾经反复观察过这个人，他真是视富贵如浮云，从来不贪婪钱财酒色，是一世的伟人。能有这番评价，实在是中肯而感人。

苏东坡本人对王安石的最高评价表现在《王安石赠太傅敕》一文中：“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番话铿锵有力，绝无敷衍虚妄之辞。这让我们想起中国现代的两个大文人，通常人们把他们作为两极人物，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两大阵营中的代表人物来对待，就是鲁迅和胡适。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不求甚解，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强行划分出来的两大“阵营”，实在荒谬之至。他们二人尽管常常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文化与思想倾向，那也属于知识人的“和而不同”。当有人恶毒褊狭、不留余地中伤鲁迅的时候，胡适即大为反感。他后来还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对鲁迅给予了至高的评价。古往今来，凡纯洁之人总是执守中庸，实事求是，许多时候能够施以仁慈和公允。这实在是衡量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

比起喜好热闹、顽皮多趣而又极愿享受物质的苏东坡来说，王安石的日常生活是那样朴素。这个人不修边幅，一件官服可以穿十几年，对吃的东西从不挑剔。有人曾发现：他坐在饭桌旁，哪个菜离他近，他就只吃这一个菜。他当年贵为宰相，接待亲戚却未曾大摆筵席，记载中饭桌上只有一小碟肉和几块胡饼，还有一壶酒。被招待者不高兴，喝了几杯酒，把饼掰开，吃掉中间的瓤，剩余的就扔在桌上。王安石二话没说，把扔下的部分拿过来吃掉了。这个细节包含的东西太多了，虽然是一个局部场景，但通观一事，即可以作为他的行为风范去看待了。他去世后留下的遗产极少，其夫人不得不靠亲戚的帮助才得以维系生活。王安石一生不近女色，这与苏东坡也大为不同。苏东坡对异性的美是敏感的、热情的，甚至也不乏贪婪，这是他生活中的重要色彩之一。对于世间的斑斓颜色，苏东坡全都是着迷的、沉浸的，从自然到人生，常处于一种饱览和探究的状态，并作为一种性格特征被固定和确认下来。王安石和妻子吴氏相守一生，妻子出于当时的习俗曾给他买来一妾，当这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的时候，王安石却不无惊讶地问对方是谁？当他知道女子是因欠官债而被迫卖身时，不仅没有收她为妾，还送了一笔钱帮她还清官债，让她离去。他的独生儿子患了精神病，犯病的时候就要打妻子，王安石非常着急，竟说服儿媳和儿子离婚改嫁他人，足可见出理性与仁心。比起苏东坡，王安石在许多方面实在更接近于一个现代人。

王苏之分合知恨

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世上的大才大用之人，可惜由于酷烈的党争，使他们愈行愈远，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一次会合交集。也就是那时，他们有机会做出相互钦佩之表达。那是王安石告老金陵的时候，他遇到苏东坡，竟然劝说对方做自己的邻居，从中可以看出对苏的喜欢和钦敬。此刻，对一个小自己许多的后辈，王安石表现出那么多的慈爱、同情和怜惜。而苏东坡当不会忘记在最危难的“乌台诗案”中，那么多险恶的政敌想置自己于死地，也正是这个辞去宰相之位回到民间的王安石挺身保护，对皇上大声疾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东坡当然会深深地记取，后来对老宰相的一片盛赞大概也与此有关。

在当年，尽管他们作为政敌互相对峙，但静下心来，王安石尚能这样评价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不过他也曾对皇上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才能是很高的，但所掌握的学问不正，遵循的道路也有问题，所以应该罢黜。说过之后可能又有不安，对皇帝补充说：苏东坡这个人不使之历经困窘，是不能让他改悔的，不断了他的一些狂妄念想，以后陛下是没法使用的。对王安石来讲，他这样做既出于施政的必要，即排除一切阻力，同时又似乎说出了一些实情。他们两个人都是一世之大儒，可是王安石锐意改革，已经脱儒为法，成为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被不断肯定的法家人物。所有的法家都是一些坚锐进取、大刀阔斧的开拓式人物，无论初衷如何，最终还是要背离儒家“仁”之要义。比如王安石，竟然昏聩到异常钦佩商鞅之厉行变法，就显出了极端化的倾向，也透露出一个实用主义者强词夺理、未能辩证看待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至大弊端。

王安石

新党人物为了推行新法，不可能充分顾及民众及国家的承受能力。在王安石和他的同党来说，对朝廷连年积弊十分痛心，这正迎合了一心要当中兴之主的宋神宗。王安石自己也做出了表率，他在日常生活中异常简朴，绝少物质享受，这在普遍奢靡的北宋上层官僚那儿是一个特例。这就愈加显示了他的心志坚强和忠贞不渝。苏东坡对王安石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定会感到一些迷惑和费解。如果这两位能臣和文豪能够相互借重并互补，北宋也许是另一番风貌了。这将是朝廷之大幸、民众之大幸。可惜这只是一个假设。苏东坡的政敌中，大概王安石算是真正一心为政的人，其身边的那一伙却不尽然。也就是这样的缘故，苏东坡和王安石最后总还能够相处融洽，基础和前提只能是人的纯粹，是道德和人格接近之故。他们同为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不过是选择的道路大为不同。

苏东坡谈到王安石的文和人，曾经说了一段极有洞悉的话：“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书》 ）他在这里将孔子颂扬了一番，如此圣人尚不能让人人皆遵循同一标准，比如同样是得意弟子，颜回和子路是那样地不同，而圣人却能够容忍这一切，并且让其按照自己的特性去发展。在这里，苏东坡将王安石过人的优点和长处，还有深刻的弊端，都说得非常清楚，且算公允。

他认为王安石所实行的改革，不过是“悍石猛药”，最后一定会贻害无穷，但同时又并不认为王安石的改革一无是处。特别是后来，当他在几个任所经过了诸多实践，深入民众亲手处理无数琐事之后，就更加认同了变法的某些长处。在关于王安石和苏东坡的争执方面，特别是苏东坡对新法的态度，历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苏东坡后来有很多悔悟，另有人认为他毫无悔悟，所有类似的表达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为了皇上高兴才做出的表达，说白了，不过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技巧和方法。但此一说经不得推敲之处，在于苏东坡于旧党得势、司马光身为宰相时的表现。这个时期他似乎可以全力附和与协作，而恰好相反，在复辟旧法之时，他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以亲身经历对旧党执政者尖锐地指出新法“不可尽废”。这就有力地表明，苏东坡之前对新法的一些正面评价，完全是出于真心实意。这其实正是他人生当中最有光彩的一笔，是一个不同于那些庸常机会主义者的关键之点。

再后来，苏东坡成为一个身居高位的执政者，这时王安石已经病逝了。苏东坡在日常宫廷生活中，还有过一些针对昔日政敌王安石的言论，其中有的也非常严厉。只有这个时刻，我们才能够看到他对于当年可怕的遭际仍有恐惧和恨意，情感多少代替了理性。

像苏东坡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偶尔也要被所谓的“人之常情”所蒙蔽和干扰，是非常可惜的。

书生为真勇

记载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从苏东坡贬谪之地的来人，一定要问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语？”可见这位对苏东坡一生造成重创和伤害的宰相，对作为政敌的苏东坡畏惧和忌惮，但对一个拥有无限创造力、才情焕发且敏悟多思的诗人，又好奇和喜爱。有一次某位朋友带来苏东坡的新作《胜相院经藏记》，文章里使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觉今是而昨非”之句，显然是从禅修的角度回视过去，检讨反思招致灾祸的内在原因。文中，苏东坡把自己的执着与强辩归结为四个字“强恨自用”，说：“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说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

王安石看过此文大为赞叹，对苏东坡非常钦佩，但指出该文应改一字：“日胜日负”要改为“日胜日贫”。此语传至苏东坡，诗人即欣然提笔改“负”为“贫”。一字之易让人思索良多：比起“负”字，“贫”之含纳就更加复杂。“贫”是贫瘠、贫困、贫穷，当然这里不是指财富，也不是指处境，而是指生命的中气。它消耗的是生命中具有创造力和坚持力的根本的东西，唯有它支撑着一个生命的远行，冲破千难万险，向着一个目标。

在王安石眼里，在后来苏东坡的觉悟里，这个“贫”字活画出一个人步步趋近的那种尴尬、无助、难以为继的窘迫境地。苏东坡把纵情激辩、不停的言辞相搏视为“口业”，这在佛教经义里是多么重的一个词。在这种非常严重的认识中，苏东坡感到了无比的沉重，所以他才能认王安石为“一字师”。

“贫”是耗的结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宝贵的生长的汁水。哪怕稍有虚荣心和求胜心，这种“耗”都会不断地加剧。失于竞胜，耗掉真气，究竟用多少时间、多少失败堆积起来，才会让一个人大彻大悟地沉默下来。这种沉默会让对方喘息，留给对方一个反省和自觉的空间，也给自我来一个宽松和寻索求证的机缘。这种沉默会使双方视为一种休战的状态，各自免除冲动，理性也将慢慢回归。除了朝堂政争之外，这种“日胜日贫”还贯穿在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求胜之心总会把人引向虚妄，无论对方才华多么盛大，势力多么强悍，都难免被这种竞胜之心耗贫、耗光。“贫”字活画了人生，它应该成为始终的生命警示。

王安石一生历经两次罢相，饱尝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个目光锐利的洞彻之人、一个大彻大悟之人。所以苏东坡曾称他为“野狐精”，这并非世俗意义上的贬语，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灵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细密心思。王安石说苏东坡“日胜日贫”之时，又何尝不是在提醒自己。作为一介书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个好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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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旭

尽管苏东坡命运多舛，坎坷无尽，从高巅滑下深谷，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作为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挠的形象，屹立在历史尘烟之中。他以区区六十余年的生命，创立万卷诗章、三州功业，更有功业之外的累累硕果。

——张 炜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等数十种文字。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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